来源：BBC

王明回忆录提供新史料:是否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 2011/11/21

北京日报 　王明晚年，由他口述，其夫人孟庆树记录整理，写了很多回忆录，其中有《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部，还有一些单篇的回忆。由于我多年研究王明，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将这些回忆录的复印件送给了我一份。这些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史料，与以往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同，可以作为研究中共历史、中国现代史的参考。下面，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关于王明是否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 　　过去，一般只知道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召开）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王明却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还有两个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仍然表明他是常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三人住处接头，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三人。《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也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二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明在这个时期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问题，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此书明确地说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杨奎松考证，王明是1931年2月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为什么在一个月之内王明就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因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现候补常委徐锡根、陈郁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共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二、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 　　过去我们只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是因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环境更加困难。不仅原有的敌特叛徒不断活动，而且由于共青团中央的书记胡均鹤和周光亚（先为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后为文化人）等被捕叛变，公开在街上捉人。他们认识博古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员，使得临时中央政治局人员不能活动。第二，保卫中央机关的特科工作比以前困难得多，效率更差，又加上陈赓同志被捕，特科行动队失去强有力的领导，陈赓的副手钟煜同志亦因许多叛徒认识他，不能活动，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所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上述困难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给共产国际电，问怎么处理？共产国际的同志找王明商量如何处理，但当时未想到什么办法。恰好王明这时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同志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是恩来同志用中国信纸和毛笔誊清的），其中谈到斯大林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发展军队，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就像吴佩孚在四川练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红军的好地方。等将来苏维埃红军更加发展时，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请他考虑：中央苏区有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可算是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了避免破坏，可否让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共产国际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解决，须请示斯大林。结果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肺病病人，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恩来和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于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就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搬到中央苏区去了。 　　三、关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问题 　　关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王明说：在六届五中全会前，博古曾给共产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理由是：王、张不在中央苏区，毛做政府工作。同时提出：选陈云、张闻天做书记。共产国际复电不同意这些意见。博古又来电说：“可以不选陈云、张闻天为正式书记，但请批准他们作候补书记，不然书记处无人工作。”至于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共产国际领导商量。但他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一个书记处名单，即正式书记为：博古、王明、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候补书记为陈云、张闻天。他说他的这个名单是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的。然后，由罗迈同志提议选举博古做总书记。 　　王明说他是在后来才知道由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说：共产国际七大前不久，中共驻国际代表收到一份苏区来的材料里提到在瑞金的某一个支部会上，由罗迈提议：“用支部会名义打贺电给博古总书记”，这才知道博古是总书记。王明和康生把这件事告诉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这位领导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甚为惊讶地说：“博古哪能当党的总书记？做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可以的。做党的一部分领导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做党中央总书记是不行的。因为他不能把中央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但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已无电报联系，所以无法弄清此事。直到1936年邓发等同志来莫斯科，才弄清五中全会时选举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四个候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的情况。 　　上述说法有点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对新的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不可能不和共产国际商量，不向共产国际请示。其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书记处成员中并没有毛泽东，他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书记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其三，既说博古曾给共产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又说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也前后矛盾。但是，王明和博古是同一条路线上的人，又是好朋友，王明不可能对他造谣。因此，到底真相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 　　过去只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不能清楚共产国际是怎么决策的。王明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了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 　　五、关于1938年王稼祥带回的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与他谈话，让他回国后告诉大家，要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口信。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回忆说：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这对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1950年底他们到莫斯科后，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同志对他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先去找季米特洛夫哭着说：‘一定要选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他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即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 　　这个口信的具体情况，在党史上还有一些争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郭德宏（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鸟巢、大裤衩… 官员痛批怪建筑（图） 2011/11/21  北京鸟巢被住建部官员痛批标新立异。（网路图片） 鸟巢、大裤衩… 官员痛批怪建筑 近年来，中国各地摩天大楼林立，不少城市更充斥了崇尚超高、超炫、超现代的西方建筑。以北京为例，传统的四合院和胡同，已被各式标新立异的建筑取代。从北京人笑称「大墓包」的国家大剧院到「邪门歪道」的央视大裤衩，千奇百怪的建筑在皇城北京拔地而起，使北京沦为当代建筑的实验场。 西部网报导，首届人居与资源论坛前天在昆明举行，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徐宗威在会上谈论「建筑文化在人居环境中的表现」，他痛批当前中国的建筑文化存在「四远四近」现象，令人担忧、令人痛心。 徐宗威口中的「四远」，是指当前的建筑文化与自然越来越远、与生活越来越远、与民族越来越远、与传统文化愈来愈远。 他说，国外的房子建在丛林中，而中国现在是在房子中间种几棵树，遇到山丘就填平，遇河填河，遇沟填沟。很多人不知道什麽是空气清新，而一缕阳光照在桌面的感觉，早已经变成奢侈了。 「中国建筑体系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有辉煌的历史和贡献。」徐宗威说，但现在的建筑与中华民族越来越远。他说，中国现在建筑风格越来越少，即使在农村看到的也是一片片「火柴盒」了，城市裡看到的更是形式呆板的「火柴盒」。 「崇尚节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一种美德，但是今天的建筑实践与崇尚节俭越走越远。」徐宗威举例说，现在的建筑牆面装饰从漆灰改瓷砖、瓷砖改玻璃，居住面积越来越大。 据报导，徐宗威还痛批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打造大金牛的奢侈举动，他说，「村子有钱了，用黄金造了一个金牛，这违背传统美德。有钱了，可以拿去帮助西部地区的贫困孩子，帮助老百姓。用些黄金堆在那裡，美吗？」 除了「四远」，徐宗威还批判当前中国建筑文化的「四近」：即建筑文化离官场越来越近、离逐利越来越近、离浮华越来越近、离西化愈来愈近，对西方建筑文化盲目崇拜。诸如：北京鸟巢、广州小蛮腰、央视大裤衩等。 世界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