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南海舞会现场

江青在春耦斋舞场留给人的印象，也是相当深的。她的气质中，好像含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氤氲，能让人很快就有感觉。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多数情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如果她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喜欢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欢跳舞的江青，有时为了尽兴或营造气氛，还会亲自参与舞会的张罗，由她出面邀请总政文工团的乐队来为舞会伴奏。当这些专业的乐队一来，气氛确实不太一样。

最初，江青在舞会上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不像初进中南海时那么活跃了，几位后来在舞场见到江青的长辈，追忆的情形就有了变异：

“走进一个身材瘦长，板着黄面孔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她身穿暗黄色的连衣长裙，外披灰色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脚下穿着高跟鞋，更显得身材的比例失调。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门口，等随从人员帮她脱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后，就坐在刚才朱老总坐过的沙发上。这时，我身边的同志……说那个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书……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错，还能跳各种花样，乐队还专为她演奏‘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的舞曲，只有她身边的少数人陪他跳，她舞姿流畅，乐感强，不愧为电影演员出身。但因她个太高，神态太冷峻，别人很少有人敢请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几个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来伸展不开，我看她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贵，风范高雅。她每次在舞会上亮相，都经过精心打扮，穿着讲究的裙服，在一片蓝色的列宁装的夫人们中间，宛如骄傲的孔雀，向人们显示她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出现在东头的小门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门外的过道里。只见她双手一抬，身后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大衣，现出她一身很合体的黑色的苏式连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员搬过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与舞场上的不一样，是为她准备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时候，一位护士在她背后垫进一个充气枕头。她笔挺地坐在那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时用手指托一下眼镜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时，王光美很有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她只是把脖颈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并不恭维他俩的舞姿。江青出现后，音乐也改变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节奏舒展、流畅。她从不主动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们看到，很长时间没人去找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细声说：‘你们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们仍坐在那里。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跳舞的还是来看的，如果是来看的就出去。’说话生硬，态度也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曾经有过通知，各单位派去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都必须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机关中和她比较熟悉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舞姿是很优美的，跳起探戈风度翩翩，节奏准确，步伐自信，很是潇洒。但是表情过于严肃、冷峻，有点令人望而生畏，难于靠近，也不敢靠近。”

网易博客

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

谢选骏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里，谢选骏已经作出预见：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抵抗世俗化浪潮，甚至连宾拉丹的死士们，在发起自杀攻击之前，也要学习荆轲刺的秦王、神风特攻队们的炸航母，先要去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一番——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天国，因此要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来抵抗怀疑和空虚。
    
    看看历史就知道，伊斯兰世界早在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之前一千年就腐化堕落了，他们又怎么可能逃避基督教世界正在经历的残酷的“现代化过程和后现代化过程的双重扒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读《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些哈里发故事，就一目了然了。
    
    谢选骏早就断言了，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等“反西方过激主义”的翻版，是破产国家在追赶战胜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伊斯兰主义，他们虽然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清教徒假面具，但在面具下面，隐藏的却是极度贪婪的世俗化欲望：这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毛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共祖、梅毒缠身的伟大先知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政治局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社会帝国主义”，在社会上是“唯物主义的肉欲横流”。伊斯兰主义也终究逃不出这一历史的宿命。（刚刚死去的卡扎菲，其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没有两样。）
    
    上述看法被2011年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女学生在国会选举前发裸照、呼吁言论自由”给证实了。
    
    2011年11月18日，一名埃及女大学生埃玛蒂（Aliaa Magda Elmahdy）在博客上张贴自己的裸照以抗议意见表达自由受限，呼吁言论自由。某些埃及自由派人士担心在11月28日国会选举临近的情况下，埃玛蒂张贴裸照的作法，将败坏该派在极端保守人士眼中的形象，因为埃及社会极不认同裸体，即使是艺术品亦然，埃及多数妇女外出时都会包上头巾，甚至很少穿着公开展露手臂和双腿的服装。就像毛主义时代的中国一样。结果这位女学生在博客上张贴自己裸照以抗议意见表达自由受限的行动，却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招致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的共同谴责。埃及自由派原本试图在此次埃及选举中，与基本教义派政党争夺优势地位。
    
    这位埃玛蒂在博客上写道，她仅仅穿着丝袜并且站立拍摄的这些裸照，是为了“尖声反对一个暴力、种族偏见、性别歧视、性骚扰和伪善充斥的社会”。自张贴这些照片以来，她的博客已有一百五十万人次点击观看。要知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伊斯兰教徒。
    
    在我看来，自由派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宾拉宾的命运也不会比格瓦拉、毛泽东这些酒色之徒好多少。
    
    果然，才过了几天，“中东女郎赤裸起义”开始了。
    
    新闻报道说：以色列一群女狼，也被埃及少女的勇气深深打动，摒弃民族的、宗教的分歧，齐齐脱去衣服“裸撑”她。这是因为埃及少女袒胸露阴的裸照震撼全世界，虽然不少回教徒在她的网志上怒骂她是“妓女”、“神经病”，又煽动警察捉人；但她却坦然面对，并在网志写道：“你在用教条辱骂或否定我的言论自由之前，请隐藏所有艺术书、砸烂所有裸体建筑雕塑，然后脱光衣服对镜看看自己，如果你那么蔑视自己的性特徵，那就自焚吧。”她在接受访问时又说：“在一个女人被视为性玩具、每天都被男人骚扰的社会里，我不羞于做女生。”她上载裸照，在回教世界目前似乎是众矢之的，但她冒着生命危险的“裸献”，却征服了其他年轻的中东女郎。
    
    于是二十八岁的以色列女子特普勒（Or Tepler）就很感动了，立即在社交网facebook上号召各界姊妹站出来，“以非暴力和合法的方式，支持一个像我们一样年轻、有雄心、充满梦想又有幽默感的女子。”“姊妹们，让我们齐齐给世界的人一个好理由，去看清楚以色列女性的独特美态。”特普勒在facebook的群组宣言中写道：“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是异性恋者还是女同志，因为在此时此地，这些都不重要……让我们给那些怀疑的人看清楚，国际对话不用倚靠政府。”
    
    这个群组得到很大迴响，很快就有超过一百人表明想要参与，最后四十名女人聚集在特拉维夫（Tel Aviv），来一次赤裸大合照，举牌声言“证明你不怕”，并拉开长长横幅，除了以英文大字写明“向埃玛蒂致敬”外，更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分别写上“大爱无疆界”。但这群以色列女人却没有埃及少女那般的勇气——她们用了一条长达六七米的横额，几乎完全遮掩了前排女郎的身体，后排女郎也用手或头髮掩胸，全都三点不露。
    
    这个区别很是重要！
    
    在“民主的以色列”，女人们反而有所顾忌；在“专制的埃及”，少女却豁了出去——这说明伊斯兰主义的瓦解力度非常之大。
    
    埃玛蒂接到二十多万侮辱留言甚至死亡恐吓，这看起来很可怕，好像伊斯兰主义还很强大。但我们都没有忘记文革，那时候，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也都高呼“毛主席”，极端分子也同样使用暴力去迫害别人。但现在不过短短三四十年，中国的风潮已经从“红色娘子军”变成了“黄色娘子军”。难怪有人指出：“埃及各派都只想捞好处……假如自由派胜出大选，埃玛蒂就成为全国女性的典范了。”
    
    伊斯兰主义的瓦解不是孤立现象。沙特阿拉伯不向女性发驾驶执照。2011年5月，当地一群女性在社交网发起“女性驾车”运动，有人被警察截停后要签誓词承诺不会“再犯”，但三十多岁的贾西塔伊纳（Shaima Jastaina）9月份却因此遭重判鞭刑十下。案件遭国际特赦组织强烈谴责。国王阿卜杜拉后来被迫特赦了她。
    
    三十六岁的托希迪卢（Somayeh Tohidloo），是伊朗著名博客。前年支持反对派领袖穆萨维角逐总统，同年被控羞辱政府罪，被囚进虐政治犯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她出狱后抨击暴虐政府，2011年9月判鞭刑五十下。她说：“快乐吧，若然你想羞辱我，我承认全身都痛苦非常。”
    
    也门人权运动领袖卡曼（Tawakul Karman），主张和平抗争。过去五年的每个周二，她都会到首都萨那的大学示威，要求执政三十二年的独裁总统萨利赫下台，为此多次被捕，但她仍然不肯放弃。这位女记者兼三子之母，2011年10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首位得到这项殊荣的阿拉伯女性。
    
    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
    
    世俗化的浪潮，正如古代的希腊化浪潮一样，正在席卷世界，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够抵御得了。
    
    2011年11月22日，在埃及，反对军人专权的抗争继续升级，全国多个政党及青年团体发起“百万人大游行”，万众上街高喊“滚”，逼迫军方交权；早前由军方任命的文人内阁也已宣布总辞来向军方施压。消息指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正考虑任命反对派人士、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担任新总理以平息民愤。凌晨最新消息指，军方同意让步，组织全国救国政府，并答应明年7月前选举总统。
    
    《纽约时报》称，埃及军方周末起连续三天血腥镇压示威，已造成最少三十六死一千五百重伤，埃及一百四十名外交官昨亦联署谴责军方镇压平民。今年初发起示威推翻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青年联盟”和“4月6日青年运动”等自由派团体，号召群众昨午齐集开罗广场，争取军方还政于民，明年4月前举行总统大选。逾万群众连日留守广场反军方，要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Mohamed Tantawi）下台。
    
    广场以至附近街道沦为战场，有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掷石及燃烧弹，警方则以催泪气体、鸟枪及橡胶子弹镇压。有示威者展示弹壳，控诉当局血腥镇压。匿名医护人员证实，多名示威者被实弹打死。有埃及媒体指出，警察採用的美製催泪弹跟今年初压镇示威者相同，估计最少过期五年，可以损害呼吸系统、心脏及肝脏，甚至致死。
    
    文人内阁发言人称，总理谢拉夫领导的内阁为民众伤亡承担责任，已向军方委员会请辞，正待批淮。军方为当前局势与多个政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总理可行人选，除巴拉迪（Mohammed ElBaradei）外，也可能由全国最大回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前领袖、热门总统候选人福图赫（Abdelmoneim Abul Futuh）领导新内阁。伊斯兰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拒绝支持今次示威，认为示威会妨碍下周的国会选举。因为兄弟会预料自己将成为国会选举最大赢家，所以还没有之争就开始腐败了！这也意味着伊斯兰主义的后座力将十分有限。
    
    埃及军方发誓国会选举将如期举行，为平息民怨，军方颁布新法限制前政府人员角逐，并责成司法部成立委员会调查衝突原因。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伊斯梅利亚，目击者称有四千人示威，三人在镇压中死亡；在亚历山大港约五千示威者包围国安部队总部，据称当局实弹镇压。
    
    国际特赦则谴责埃及军方掌权九个月以来，未能履行改善人权的许诺，其暴力镇压的手段甚至比穆巴拉克政权更为猖獗，“那些挑战或批评军方委员会，如示威者、记者、博客等，被强烈压制。过去几天残暴对付示威者，全是穆巴拉克时期的手法”，除了毒打被扣押者，甚至聘用武装恶棍（类似中国的“工人民兵”）攻击示威者。
    
    但这一切在在说明：伊斯兰主义正在瓦解穷途末路，正在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下，步步瓦解。 [博讯来稿]

“被”消失了四十年 贺子珍如何评价江青倒台？ 2011/11/23

摘自《贺子珍》 作者：陈冠任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江青等于10月6日被抓起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她还没对江青的垮台做什么评论，只是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满头白发，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 屈指算来，她已经闲散了20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非她所愿，而是环境所迫。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时自己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了，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贺子珍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日子，一同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往事。兄妹俩互相激励着，准备为党和国家再贡献力量。然而，贺子珍从福建到上海后，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最后，医生诊断为中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进了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贺子珍又重新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幸，贺子珍万分痛苦，她并不是为自己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而痛苦，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四人帮”打倒了，共和国新生了，人民并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人们。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神态沉静安详。 　 原来，在会议期间，贺子珍的老战友们，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提出建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是曾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又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响性，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天，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到医院来看望贺子珍，报告她这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贺子珍高兴地对市委领导们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热泪盈眶。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上海市委从来没有负责人来看望她，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上海市委也只派了一个小干事来通知了一声。市委领导来看望，这是第一次。 市委招待处派人给她献上了鲜花，表示祝贺。 五颜六色的鲜花插在贺子珍床边五斗橱上的花瓶里，顿时给病房增添了热烈喜悦的气氛，鲜花散发着郁郁清香，贺子珍那白净微带红润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王一平还对她说：“贺大姐，一会儿上级就要派人来为你拍照了，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送走了王一平书记后，护士卢泮云见贺子珍难得那么高兴，便说： “姨妈，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 “好！好！”她高兴极了， 于是小卢扶她坐在轮椅上，沿着医院南楼旁边的水泥小道绕到后花园里转了几圈。贺子珍饶有兴趣地观赏着竞相开放的花儿，心情格外振奋，多少年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看这么美的花儿呢。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中，外界的一切对她没一点吸引力，现在，她太高兴了，于是她招呼大家说： “我们拍几张照片吧！” 贺子珍与大家在花园中照了两张像。在风烛残年的岁月，党和人民给予她这样的荣誉，对于在沉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子珍来说，无疑是一件快慰的事。 这份迟到的殊荣，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贺子珍已经干涸的心田。贺子珍意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让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她服从治疗，积极配合医生的每一项医疗措施。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贺子珍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医生还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都由护士们搀扶着，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在这一期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以后，贺子珍还活着、还在人间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许多人都为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高兴。许多记者对她进行跟踪采访并作了报道，写了不少文章，外国通讯社也迅速转发了此类消息。   李立三文革自杀之谜:尸体与实际身高相差15厘米(图) 2011年11月23日 18:58 文汇读书周报 浏览：15 李立三文革自杀之谜：尸体与实际身高相差15厘米 2011/11/23  文汇读书周报 核心提示：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一件件气壮山河的、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策划者、组织者或参与的领导者，他就是李立三。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的李立三、周恩来的老同学李立三。他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并被迫害“自杀”。但李立三“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之一）。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 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戚：（领着学《最高指示》）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我没有罪。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 自杀成为历史悬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李（立三）：十点来的。莎：（在）哪里吃饭？李：在机关吃的。莎：走了。李：再见。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 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 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趣说“毛泽东名言” 2011/11/23

趣说“毛泽东名言”　　　　　　 ——陈章　　　　　 近读刘德全先生《毛泽东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十句话》，颇觉有趣。鄙人当过红卫兵、下乡知青，曾经“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读过“雄文五卷”，多次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自信对毛主席其文其人认识不浅，故斗胆效仿前文体例，再列毛泽东名言五十，以飨读者。 一、最实事求是的一句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由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我党真懂马列的又不多。因此，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走了太多的弯路，经历太多的折腾，也就不难理解。. 二、最令杂文作者心里热乎的一句话：如果允许选择职业，我愿意写杂文。——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一代伟人都愿意以写杂文为生，我辈杂文作者能不感到荣幸之至？ 三、最长国人志气的一句话：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毛泽东自1921年投身革命，便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打倒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四、堪称人生箴言的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因为有点精神。若仅满足于生存、温饱。唯唯诺诺、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耳！ 五、最体现其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句话：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如此事必躬亲，历史上只有一心“恢复汉室，还于旧都，以报先主之恩”的诸葛亮庶几近之。 六、最潇洒的一句话：这块弹片正好打一把菜刀。——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转移。但毛主席迟迟不急于动身。当时，一发炮弹在前方爆炸，一块弹片落在毛主席附近。他从容捡起弹片，说了上述一句话，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概。 七、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一句话：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挨骂的。——深圳建特区时，有人骂“姓资”。如今，还有没有先进的东西在挨我们骂呢？ 八、可能导致中美建交推迟的一句话：别了，司徒雷登！——美国佬是最讲实际的，1949年，美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留司徒雷登在南京观望中共的态度，希望至少能先在广州建个办事处。但毛泽东决定与苏联友好，坚决与美国一刀两断，使司徒雷登“开不成新店,夹起皮包走路”。 九、最不失农民本色的一句话：我总是要告老还乡的，给我修个棚棚如何？ ——1959年，毛泽东回乡，给省委书记说了这句话。结果省委书记请示东南局书记陶铸，批一亿元建了个滴水洞。（《同舟共济》2002年第二期） 十、 至今最有现实意义的一句话：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毛选五卷《青年团工作的特点》）其实无需注明出处，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惯说的风趣话。 十一、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一句话：中国工业、科技落后，除了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和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毕竟是伟大领袖！不像凡庸之辈将“四大发明”挂在口头。他老人家在写《论十大关系》说这句话时，中国国情的确如此。难怪西方有资深记者曾对冯雪峰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了解中国：蒋介石、毛泽东、鲁迅。 十二、无意中救人一命的一句话：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文革期间，江林反党集团上书毛泽东要求处决王光美，毛作以上批示，使王得以免死。 十三、最神秘的一句话:我死之后，看你怎么办？——文革伊始，江青便利用其特殊身份，飞扬跋扈。树敌甚多，积怨不少。毛泽东临终前对她说这句话，是含怜惜之情，还是表恼怒之意？至今无人说得清。 十四、一句说错了五十年之后才被纠正的话：白求恩同志，加拿大共产党人，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实，白求恩来中国时才46岁，牺牲时也仅48岁。不过，毛此错可以理解，因为，他与白求恩只见过一面，外国人一大把胡子，看起来较为老相。 十五、互相矛盾的两句话：1、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2、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重要的问题到底是教育农民，还是教育知识青年？ 十六、最有文采的一副挽（母）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十七、最简炼的一句话：多思。 十八、最具哲理的一句话:适当的温度能使鸡蛋变成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 十九、最宽容人的一句话：周作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 二十、最无奈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 二十一、最无私的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十二、最量力而行的一句话：不要四面出击。 二十三、最通情达理的一句话：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二十四、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余于近人，独服曾国藩。 二十五、最赌气的一句话：大不了，我重上井冈山打游击！ 二十六、最体察民情的一句话：李庆霖同志，来信收到，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二十七、对人（罗荣桓）评价最高的一句话：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二十八、最绝的一句骂人话：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 二十九、最精彩的一句文艺评论：给三百大洋，我也不读新诗，旧体诗一万年也打不倒。 三十、既无奈，又不失诚恳的一句话：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司令部住一间大的房子也要骂起来；一副担架，两个伤员，宁可大家都抬不成，也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 三十一、最惊世骇俗的一句话：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 三十二、最形象的一句话：桃子该由谁摘？ 三十三、最风趣的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十四、最自信的一句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三十五、最自豪的一句话：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十六、最得意的一句话：帝国主义不是很大么，我们顶了他一下，没啥。 三十七、最逗人的一句话：进京赶考。 三十八、 最幽默的一句话：“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三十九、 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鲁迅要是活到解放后，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 四十、最浪漫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四十一、最现实的一句话：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和战争事业。 四十二、最痛心疾首的一句话：十多万部队，走了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 四十三、最难理解 、至今众说纷纭的一句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四十四、最经典的一句战略术语：宜将剩勇追穷寇。 四十五、最经典的一句战术术语：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四十六、最具科技兴国色彩的一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 四十七、最推心置腹的一句话：算人间知己吾与尔。 四十八、最扣人心弦的一句话: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四十九、若泉下有知，将引以为憾的一句话：我死后火化。 五十、最令我们子孙万代不能忽视的一句话：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