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y holidays!】神秘园5CD合集

王维洛 德国工程博士

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中国国内水纠纷事件很多，平均每年八千余起，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层面，从村和村之间的水纠纷，一直到省与省之间的争水。比较著名的有河南、河北和山西之间的水纠纷，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纠纷，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水纠纷。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中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水纠纷往往依赖上一级行政机关来处理。如果上一级行政机关无法处理，就一级一级往上交，一直到中央政府。

据国家水利部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洪灾、旱灾出现更加频繁，水纠纷事件有增无减。过去水纠纷集中在水量上，最近几年由于污染引起的水纠纷事件增多，水质逐渐成为纠纷的焦点。如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浙江海宁的群体事件，就是由于企业造成水污染引起的。由于担心水纠纷事件导致社会失稳，所以在2005年之后没有发布统计资料。但是中国确实进入了水纠纷的“战国年代”。

红旗渠的水纠纷

红旗渠的水纠纷涉及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持续时间也最长。红旗渠是一个引水工程，源头是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浊漳河，途经河北省，终点是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于1960年2月开工，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设，历时约10年。红旗渠是依靠农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因此也被誉为＂新中国奇迹＂的工程，受到几代领导人特别重视和赞扬。

红旗渠是人工引水渠道，它的建设改变了浊漳河的自然河水流量，因而引发了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就浊漳河水量分配的水纠纷。山西省要在浊漳河上建造水库，控制水源，河北省要求增加水量的分配额，河南省则要扩建红旗渠工程，增加引水量。水纠纷的矛盾激化。红旗渠总干渠于1990年7月6日凌晨4时被炸。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再次被炸，33米长的渠道被炸毁，渠水冲出渠道，袭击了林县盘阳村，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和三峡工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在洞庭湖区大规模围垸造田，造成洞庭湖的蓄洪能力大为减少。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耕还湖。湖南省则认为正因为湖北人当初围垦了云梦泽，才淹成了洞庭湖。如今洞庭湖是沧海变良田，如果将来洪水淹没了江北平原，也只是部分恢复了云梦泽。水利部长钱正英对湖南与湖北省水纠纷的处理意见是，修建三峡水库，取代洞庭湖失去的蓄洪功能。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钱正英做关于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主题报告。

2011年春，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江西省水利厅的水利专家指出，三峡大坝的建成，造成清水下泄，长江干流河道被切深，水位下降，同时三峡大坝在枯水期蓄水，导致鄱阳湖自然蓄水能力受到破坏，几乎湖底朝天，加重了旱情。这样，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如今演变成为三峡工程和下游地区的水纠纷。

从国内的水纠纷走向国际的水纠纷

过去中国的水利工程只在国内河流上进行，如淮河、海河、黄河、辽河、长江等。现在中国的水电工程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发展，如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如今，水纠纷也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0年春澜沧江下游国家如泰国等抱怨中国在上游建设水库大坝，导致下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船舶难以航行，渔业资源减少，威胁湄公河生态系统等。下游诸国居民和民间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停止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说，在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不会使河流自然流量减少。但是国际上的水利专家并不赞同中国官员的解释，因为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水库蒸发损失造成下泄流量减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北京最主要水源永定河上建造了500多座水库，最终导致永定河的水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19亿立方米减少到今天的3亿立方米。张福增指出，中国水库蒸发损失量高达每年538亿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生活用水总量。

前面所讲，山西省在浊漳河上建水库是红旗渠水纠纷的起端。三峡工程的枯水期蓄水、清水下泄，正是引起和下游地区水纠纷的原因。既然在国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会引起水纠纷，那么在国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必然也会引起水纠纷。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电开发计划，使得过去关系就紧张中国和印度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国内的水纠纷最终靠中央政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一句话来解决，但也有用炸药来解决的可能。那么国际水纠纷又靠什么来解决？有人说，靠国际法或者国际条约。中国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亚洲国家之间没有为一条国际河流的使用签订过任何国际条约。不象欧洲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条约来约束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河流的使用。Ｃｈｅｌｌａｎｙ指出，水纠纷可能是亚洲未来的新战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外交政策中存在四个重大矛盾 2011/11/23

由于中国外交理念的滞后，理论存在内在矛盾，以及对自身战略再定位的模糊，使得中国在应对复杂和动态的世界格局时，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其外交政策显得左支右绌，摇摆不定，让人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受损。中国到了必须重新制定外交政策，最自身的战略再定位的时候了。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 　　从1989年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主要的外交关系其实就是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在过去的10多年中，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心主要放在中东东区，这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地区崛起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从2010年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基本稳固，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崛起；所以其开始高喊着“重返亚洲”的口号，把他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 　　最近短短一年多，美国与中国在周边不断发生战略摩擦。钓鱼岛事件，南海主权问题等问题上都看到了美国参与的影子。美国不断强化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政治上拉拢越南，甚至中国的传统盟友缅甸等国。在经济上抛出“环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来取代APEC，。在着短短的一年内，这一连串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使得中国的崛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却现在很难对自身做一个清晰的战略定位。同时由于其外交战略的内在矛盾，中国面对美国的战略进攻，中国外交战略显得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四个矛盾 　　现阶段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四个矛盾： 　　1， 不断深化的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的联系与原有的“互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之间的矛盾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21世纪，随着西方人权运动的兴起勃发，以及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等世界性问题威胁到了人类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01年加入WTO后，不断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不可避免的要承受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可是对于这些国际问题的干预，必然会影响到他国的内政，甚至会影响的一个政权的倒台，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 　　这样的国际干预和中国原有的“互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之间就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如果秉行纯粹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一方面中国会受到世界主流国家价值体系的孤立，使得中国国际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在这些违背人权，支持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所谓“邪恶政权”倒台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必然会受到巨大损害。比如，中国在对于伊拉克和利比亚政权的态度上的矛盾表现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竭力想维持原有的“邪恶政权”以维护其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想得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这样左支右绌的消极态度使得中国在这些“邪恶政权”倒台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损。 　　2， 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中国和世界上很多集权国家都存在很深的经济联系，比如缅甸，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亚非拉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获得的很多经济利益，不可否认是意识形态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政府，但是这些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政权基础也相对而言脆弱，外交政策很受国内国外形势的左右。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不懂得学习西方的所谓“平衡”艺术，懂得政府和民间利益的平衡。这些政权倒台或者受到威胁后，首先伤害的就是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过多的和这些集权政府打交道，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它们对政府的厌恶，延伸到中国身上。这些政府倒台，新政府必然不会亲近与中国，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受损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这些国家政权不到，统治者为了讨好人民，或者采取怀柔政策，很有可能拿中国开刀，转移人民对政府的不满；2011年缅甸停建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大坝就是很好的明证。 　　3，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定位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定位之间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两个概念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很可能难以同时照顾到这两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能准确地定位这两个概念，中国在世界上很容易被别人分化，使得中国处于孤立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是所有的不发达国家的全体的称谓，相当于“贫农阶级”；而“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指那些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或者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大国，相当于“富农阶级”，当然还没有进入“地主阶级”。很显然，“富农”阶级和“贫农”阶级的战略定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中国一直作为发展中国的代言人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但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分化和金钱利诱下，中国被分化出来，单独成为了一个焦点，使中国背负起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的责任。 　　4， 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全球的一分子，自身的利益有时会不可避免的和全球的利益相矛盾。最典型的例子也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谈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要求大规模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被美国要挟作为自减排的条件。这种不公平的要求，显然伤害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中国却没有协调好国内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坠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使中国承担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的责任。 　　（三） 结论和建议 　　这些矛盾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大国崛起的时候都曾经遇到，但是他们通过不断的自身战略再定位解决了这些矛盾。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参与的深入，中国也到了必须重新对自身的国家定位，解决其外交政策中矛盾，重新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了。现在必须要制定一些原则，在发生战略矛盾的时候，必须考虑什么优先。在这些原则下面勇敢自信的去做，否则中国的外交政策只会越来越左支右绌，摇摆不定，对中国的崛起不能起到促进作用。 　　“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通行于改革开放前，因为那时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可是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联系进一步强化，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与日俱进。否则，中国必然会和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产生越来越多的对抗和摩擦。 　　历史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更多依靠的是一个强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国的唐朝是这样，现在的美国也是这样。日本和西方开始兴起所谓的“价值外交”，通过国家的价值来促进外交，这值得中国参考。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于晓华 《联合早报网》

史学家杨念群：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2011/11/23

贵阳日报 　　杨念群教授 　　解读盛世大一统下的个体存在 　　人物名片 　　杨念群，男，1964年1月生于北京，“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清史研究，最新代表作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讲座篇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访谈篇 　　不可盲目捧盛世 学习做知识分子 　　记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盛世就是“花团锦簇”。 　　杨念群：盛世唯一被认同的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事实上，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的摧残非常严重，自由发挥余地非常小，看看“康乾盛世”就知道了，不可盲目的捧盛世。 　　记者：现在人们看历史，多是从“厚黑学”的使用角度来看的吧。 　　杨念群：这就是个悲剧，曾国藩变成“厚黑”的鼻祖。历史要马上被用，这是有害的。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想。而真正做历史很清苦，太累了，不赚钱，不实用，也不受待见。我曾被学生问历史有什么用，问多了也就火了，历史是没有用的，是无用之用，如果你要学马上就用，那就别来学了。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质。在世界上，人家真正尊重的是你骨子里的文明。所以历史无用，但历史得有人守着。 　　记者：历史学者不受待见，总被人认为是在影射历史。所以您曾说过“21世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 　　杨念群：影射历史没什么坏处，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要学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学做满天飞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很多都是明星秀场，那我就得旅行一些基本职责，比如说影射历史就是学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其中的一个表达。 　　速写篇 　　杨念群：史学界“另类”之人 　　杨先生才47岁，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度的曾孙，按照他的说法算是出身半个世家，“小时候家附近住着很多著名学者，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哈佛三杰’之一的任华先生。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没事就去任先生的书房随意窜进窜出，随手翻书。”他现在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脑子里的这根筋就往人文历史这方向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杨念群便年少成名，在目前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里，大家索性叫他“杨少”、“杨公子”。 　　就是这个身受正统教育的的“杨少”，却有着“要将野狐禅的路子走到底”的世家子弟劲：少有历史学家像他这样重视文本写作的文学性，还用小说的手法写学术著作，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变化，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在骂我另类，说我是非主流啊，史料不扎实啊，玩概念啊，就知道搬弄西方的东西呀。攻击我的人之多，简直就是万箭穿心哪。” 　　“我身上有一点优雅，有点叛逆；有点玩世不恭，有一点认真。这些你必须糅合在一起，太玩世不恭了就变成了纨绔子弟。太认真又太拙了，没灵气。所以人是很怪的。我呢，自称是史学界的‘魔教’中人，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可见，我们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上中规中矩的杨念群，真是难得一见。 　　“我性格张扬，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低调。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许文存在漏洞，套用的痕迹还有，文体叙述还不够优美，史料整合方法运用还不够。所以，在大的学术问题上，我要做的是恪守本分，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为此，就犯不着为一些事张扬了。我可是交过不少‘学费’才明白这一点的。”本来很认真讲这话的“杨少”舌头一滑又侃起来了，神情像个小孩。 　　“我是娃娃脸，光看我的脸，看不出年龄。”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自己的脸一样不显老，所以，每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干，就看电视剧，综艺节目，再烂的也看，“但我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男女之间的价值观，包括历史观，甚至制作方的用心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时代精神就是从这些地方感受出来的，不看行吗？史学不得非是长袍马褂的。” 　　鉴于此，有人建议杨念群干脆把头发全部染黑，以显得更年轻。他不干，“就是染也要全部染成白色”，给出的理由是：“历史是一门老年人的学科，岁数越大对历史的体味越深。我20岁、30岁写不出我中年以后对现实的感受与体验。中年以后，心灵的磨砺多了，就觉得历史最根本的就是对人性的把握，那么我就敢于对人的内心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进行发掘。当然，对人性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制度结构上来，形成心灵与结构的对话关系，否则就跟文学没有差别了。”此刻的杨念群，同时是一头黑发的“杨少”，和一头白发的“杨老爷”。

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各类指标在全球的排名

猫扑    2011-11-23

目前，全球共有2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联合国会员国共有192个。在世界银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常年数据统计和全球排名中，一般来说共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有些国家和地区或者实在太小或者数据没有记录或者常年战乱无法统计数据，所以没有被统计在内。 　　那么，就以目前全球最常用的183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在各类经济、民生数据的世界排名中，中国大陆地区又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呢?对此，大家不难从联合国下属的各个国际机构查询到。本帖子就简单查询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在全球的各类排名数据，见下： 　　GDP数据：2010年，总量全球排名第二，人均全球排名第127即全球倒数第56;1978年时，GDP总量排名世界第7，人均GDP排名第60位左右即倒数第123。 　　教育投入占GDP数据：2010年，为3%左右，低于世界4%的平均水平，不及非洲的乌干达;1978年，该指标为5%以上，高过很多发达国家。 　　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数据：2010年，为0.8%，远低于全球10%的平均水平，美国高达18%左右，全球排名倒数第1;1978年，该指标为10%左右，高于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物价水平数据：201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住房、农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等分类产品物价水平和总体物价水平，均全面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1978年，物价水平远低于当时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排倒数几位。 　　贫富差距数据：2010年，基尼系数在7.0以上，仅比极个别非洲穷国低，排在全球最前列;1978年，该指标不到0.2，是当时全球收入分配最公平和几乎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数据：2011年，全球排名第101，古巴委内瑞拉等排名第60左右;1990年，中国全球排名第92，朝鲜排名第85。(因为该指标测算从1990年开始) 　　空气质量数据：近年来，PM2.5指标，中国华北华东华中一直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地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