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按照老左们的任何有关汉奸的定义，他们自己都恰恰是最合适的汉奸人选。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每当左棍们开始打人，中国就开始受难，人民就遭殃。 每当左棍们放下他们的棍子，中国就发展，就前进，人民就喜气洋洋，安居乐业。 要搞乱中国，搞垮中国，搞坏中国，搞砸中国的，不正是那帮左棍吗？ 孔庆东这个当年曾是北大“高自联”常委的民运领袖，摇身一变就成了今日头号左棍。 这个巨变，恐怕就连汪精卫在地下也自叹不如吧。

汉奸，往往正是那些动辄喊别人汉奸的人。

中国左右两派的共识与分歧 2011/11/23

多维新闻/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受益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推广，国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利益也越来越分化，思想也越来越多元。这种思想的分化在知识界表现尤其明显，尤其是左右派之间在国家政策主张上存在很大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左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识。 中国评论员左小刀11月23日在《共识网》发表文章称，对于中国的知识界而言，很多人认为既没有左派也没有右派，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解释派”或“奏折派”。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中国学者乔新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能实现财产独立，脱离了现有的体制之后，他们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尽管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会与政府抗争，“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威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桎梏和现实环境的束缚，通常会作出较为功用主义的选择，他们会尽可能地避免与体制发生冲突，甚至为了生存替体制辩护或出谋划策。但是，这并非知识界的全部。 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确确实实有一批较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而且他们因持不同的立场而分属不同的派系，较为典型的是左派与右派。这种依据传统的左右派划分标准进行的区分，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科学性。当然，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左右派阵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刘擎认为，公共讨论的活跃，议题领域的扩大，也使得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分野变得更为复杂，很难再用“左”和“右”来标识。客观来看，以如何看待自由与平等来判定左与右，确实已经难以区分当下的左派与右派，两派（尤其是左派）都有了变化，但值得玩味的是，两派的主流又逐渐形成了各自阵营的新共性。 左派与右派的划分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派是指那些支持贵族和教士利益的人，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特权利益的人，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后来西方的“左”与“右”的划分摆脱了这个角度，常常用来区分知识分子在某些价值问题上的不同取向或不同立场。现在左右派的划分依据是如何对待平等和自由问题：左派主张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右派的主张中则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存在；右派主张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也因此被称为“自由派”，左派则主张要对个人自由有所节制。 中国的左右派的共识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受益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推广，国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利益也越来越分化，思想也越来越多元。这种思想的分化在知识界表现尤其明显，尤其是左右派之间在国家政策主张上存在很大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左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识。 首先，当前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社会不公是一大共识。实际上，这些不公正现象是和改革的进程一起出现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对社会公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主要体现在日趋严重的官僚腐败，分配不公及其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领域的不平等。以往这些问题更多为左派学者们所批判，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为右派学者提出并呼吁解决。 其次，左右派对于官民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事实也有着广泛共识。 两派学者基本都承认当前的群体事件，基本上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征地、拆迁等过程中的不合规手段造成的，民怨积压导致矛盾的升级。甚至有左派人士指出，当前执政者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而不作为，是在抱着“炸弹”“击鼓传花”。这种论断也被右派学者广泛引用。 再次，尽管左右两派都注意到执政者的滥用权力和不作为，但长期以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仍对执政者报以期待。他们以改革为基本诉求，希望执政者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当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这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到现在还是主流。但右派学者主张从根本上制衡权力，走宪政民主道路。近两年来，右派学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越来越不抱希望，转而支持公民维权和参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左派学者却转而拥抱体制，鼓吹“中国模式”论。 左右两派的分歧 近年来，左右两派针对“中国模式”展开了争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左派承认当前中国存在着社会不公等问题，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认为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而政府和当下的政治体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因此，有学者批评部分左派学者由“批判型知识分子”变成了“颂扬型知识分子”/“辩护型知识分子”。右派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持批判态度，要么认为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是靠出口拉动的，这并非中国特有的；要么认为 “中国模式”就是“威权政治+权力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等问题。 部分左派学者开始与国家主义合流，强调经济主权，强调“中国特色”，反对普世价值。他们私下或者在网络上将部分右派学者视为“汉奸”，并冠以“带路党”的称谓。 在分析社会不公的原因时，左派认为是由市场经济的缺陷造成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是贫富分化之源。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应重蹈覆辙；右派学者则指出，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权力压制市场并使市场扭曲，剥夺了人们在市场上的正当权利，这其实是“中国病”、“权力病”。 针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右派学者主张加强市场化和私有化，他们不反对“分蛋糕”，但强调只有“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增进福利。针对改革的停滞不前，现在他们更多的在强调推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通过政治上权力的制衡，以及公民社会的博弈，才能有效的制衡权力，确保社会分配的公正。 与此同时，左派学者则主张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他们强调“分蛋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甚至于，有一批左派人士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因此，他们对和毛时代极为相似的“重庆模式”极为赞赏，目前“重庆模式”最为媒体和知识界关注的是它的“唱红打黑”和“共同富裕”。 而“唱红打黑”则遭到了右派学者的严厉批判。左派则为之鼓与呼。 对此，杨继绳早前的一段话很好的解释了左派的观点。他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是这么写的：“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和本来面目根本不一样，带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时刻面对的是政治斗争和社会的均贫，而且也一直有特权阶层的存在。 如何实现左右派对话 利益的多元化造成思想的分化，新的公共文化要求中国的思想者结束“独白”，展开对话，寻找共识，形成“伦理-知识共同体”。 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中国教授秦晖认为，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社会稳定将无法维持。“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依旧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实际上，当前的左右派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越了这两种理念本身。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有理由主张左右派对话。 但对话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而从近期两篇的表现来看，在这个前提方面做的并不好。在各种私人场合，左右派在提及对方阵营中的学者时，通常会以“傻X”代指。在网络上，左右派中的极端分子，更是以“带路党”/“汉奸”、“五毛党”指称对方，甚至通过微博“约架”。 朱学勤主张左右双方“互相尊重，在争论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随政治风向转变而转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维护理论探讨的严肃性”。徐友渔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管左右的那套知识分子理论的，我们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应抛开左右，来谈论一般人的正义感。“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和对日常生活的常识认知中，会促成我们形成基本判断。” 中国学者陈子明给出了另一个前提，“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实践 “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他认为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社会制度创新的活力之源。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左右派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但是搭建宪政平台，恐怕非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就可实现的。 文章指出，如果左右派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以正义感和常识为基点，坚持自由与公平的底限，在各个领域展开对话、互搏，有理由相信，知识分子还会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出现了左右派对话的迹象，比如学者杨帆发起的一系列讨论会将左右派学者聚集到一起就中国当下的问题和转型等话题展开讨论，使人们看到了左右派之间理性对话的可能。而这种对话的展开，至少可以减少知识界的内耗，为未来中国转型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