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顶级私人俱乐部

顶级会所客户群体只限于“金字塔尖”。用高昂的入会费用和苛刻的审核措施来保证客户的“纯粹性”,会所本身拥有一个非常高端的会员团体,是个很特殊的商业交际平台,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交际圈,可以为其带来许多商业机会。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李嘉诚、杨元庆、李泽楷、许荣茂、张朝阳

费用预算:个人会籍一般2～20万不等,公司会籍再加10～30%.

推荐会所:

北京: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北京美洲俱乐部、中国会

上海:银行家俱乐部、雍福会、鸿艺会、证券总会、上海美洲俱乐部

国内其他会所:广州卢浮宫会所、沈阳御豪俱乐部、深圳喜福会

No.2博客秀

博客是公开的网络日记,被誉为时代的符号,世界500强企业的CEO推崇的沟通方式,向公众全方位展示自己的网络工具,是诠释人生和管理理念的平台。在中国CEO开博客渐成风尚,博客是与公众沟通、危机公关的平台,使CEO更好地树立自身形象和企业品牌。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王石、潘石屹、李开复、郭凡生、江南春、徐刚

费用预算:几大博客网全免费,也可设在本公司网站。

推荐博客:博客中国、中国博客网、Sina博客、Sohu博客、Blogbus(VIP收费)

No.3极限运动

挑战极限的奢侈运动更像是享受“快乐极限”的游戏,需要的是金钱、胆量和闲情。中国新兴的商界领袖们往往拥有高学历甚至海外留学的背景,这就使得他们的观念更加国际化,不仅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紧随其后,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正在步其后尘。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王石、张朝阳(登山)、汪潮涌(航海)、远大张跃、金山求伯君(私人飞机)

费用预算:

滑翔、潜水:相对低廉,一套标准装备上万元。

登山:装备复杂价格高昂,一套标准的攀登珠峰装备加其他附加费等,至少65000美元。

私人飞机:适合初学者的轻型飞机18万美元,驾照培训费8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停机费以及维修、保养支出。

No.4艺术品收藏,盛世收藏,重在玩味,陶冶性情。不仅有实业家业余收藏艺术品,还有人把艺术品做成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藏家。企业家玩收藏,多是追求文化、提升个人品位的需要,而对于企业来说,收藏高档艺术品也对树立企业形象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杨休、徐其明、陆汉振、陈丽华、马未都等

费用预算:投入较高,上无封顶

收藏推荐:

拍卖机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

古玩市场:北京古玩城、成都送仙桥古玩艺术城、郑州古玩城、潘家园旧货市尝广州西关古玩城

No.5公益慈善

企业家热衷慈善,能让人们感受到这部分社会精英正在改变着中国的财富形象。慈善未必是一种义务,但一定是一种权力,正是透过慈善投资、互利互助的方式,同步提升个人、公司形象,已经成为表现社会责任的载体。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黄如论、余彭年、牛根生、黄光裕、李书福、王健林

费用预算:投入较高,上无封顶

推荐组织: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

No.6时尚派对,派对是国际化程度,商业活力指数,名人、企业家品位心态的展示窗,也是用以扩大社交圈的一种宽松的社交方式。这是展示自己本性魅力的绝佳场所,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结识名流,感受奢华,时尚派对很优秀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潘石屹、杨澜、荣文蔚、何超琼

费用预算:主要投入在服饰、俱乐部会籍等,上无封顶

推荐类别:外事派对、慈善派对、品牌发布、商务派对、校友派对等

No.7奢华旅游

对于整日里忙于商务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旅游能让其远离尘嚣,全方位放松身心,安享天伦之乐。国外的豪华旅游机构、国际连锁豪华酒店集团、保健疗养地、头等舱、私人飞机、豪华邮轮公司纷纷到国内设立分店、参加展会,看好中国奢华旅游市场。

奢侈指数:★★★★☆

费用预算:比普通游客团费高2～5倍,增加特色项目另外收取

推荐地点:

世界十大旅游胜地:

香港、澳门、法国、新加坡、泰国、希腊、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国内十大旅游胜地:

浙江杭州、广西桂林、湖南张家界、江苏苏州、西藏、安徽黄山、四川九寨沟、海南、云南丽江、陕西咸阳

No.8高端充电

教育“出身”决定身价,企业家乐于选择有名望的、声誉好的学院去选读课程,学习世界商业规则、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建立非常有效、有用的关系网,带来良好的商业回报。校友资源、专家、母校也将成为企业及个人长期的智囊团、脑库。

奢侈指数:★★★★☆

代表名人:李宁、邓颂、程雁、张维华、陆晓明、杨戈

费用预算:可测算的费用在25～50万之间,包括学费、交通、食宿费等

推荐学校:本刊《2006中国最佳MBA排行》前五名为清华、中欧、北大光华、上海交大安泰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发展论坛

且看右派是如何民主、左派是怎样革命的！ 2011/11/25

且看右派是如何民主、左派是怎样革命的！ 作者：杨连旭　　乌有之乡　　 自中共建国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后，右派即以推进国家实行西式民主选举为己任，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培养出的左派则以造反革命为主旨，以期选才任能，根除官僚主义、专制独裁、贪官污吏等官场痼疾。　　 要说这左右两派，其实双方的目的相同，只是方法不同、各有长短。如果皮袍之下不藏“小”，只是一心为国为民的话，他们本该惺惺相惜、取长补短、同流合污后，贡献出一套融会贯通、切实可行、强国富民的策略，以供领袖选择决断。这才是参政议政的正理吧？！可他们却不！反倒是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分别声称自家方法才是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唯一选择，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更是甚嚣尘上，大有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的势头。　　 按理说，左右两派自己尚且各执己见、公说婆说、见仁见智、互不服气呢，别人就更不知所云、无所适从了。这个责任在他们自己，理应自我反省、改进吧？！可他们却不！反倒是怨天尤人，骂领袖无能、不明是非，恨民众愚昧、不辨真假，以至于有些人进入了左右两个极端，自觉不自觉地呼应着国际反华势力动乱、肢解中国的战略，企图颠覆政权、推倒重来。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打无把握之仗，这都是至理名言。左右两派的激进人物既然立下颠覆政权、推倒重来的雄心壮志了，那一定是对自家队伍的实力有了充分自信、相信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也必定能以造反革命或西式民主选举，选才任能，实现清除官僚主义、专制独裁、贪官污吏等官场痼疾的伟大理想了吧？！　　 且不忙结论。人说，看过去就知现在，看现在就知未来。这话虽不能绝对，可也颇有道理。关于左右两派掌权后能否以西式民选和造反革命实现我国民主政治，还是先看他们的现在的表现吧。　　 　 　 　　　　　　　　　　　　人物背景　　 第一、老友老王。　　 老王生得高大文弱、性情激烈。父亲系中共老一辈中的一员，可不显赫，1950年代即为国家计委司局长，1960年代初国家计委反右倾，老人家自选下放到大西北，改革开放后才调回北京。　　 老王虽然自幼随父亲奔波、从工人做起，后考入名校、分配至甘肃省委工作，然当时政策的原因，他却无法随父进京，只好落户到冀东了某市，离俺村不远。　　 凭着自己的才气和肯干，老王从市委普通秘书做起，为全市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深受赏识，几年间便升任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成为1980年代全市几个30多岁的处级领导干部之一。也就是在那时，他见到了俺这白丁的一篇文章后，屈节下交，成为好友。　　 1990年代中期，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的老王，主持了市造纸厂以1忆多美元引进美国1929年设备导致破产的研究报告。在新华社内参发表后，引起了时副总理吴邦国的重视和批示。不料却因此惹怒了当时的市委主要领导，于是他被贬为市教育学院副院长。　　 因父亲下放的原因，老王一直对毛泽东成见颇深，然而1993年在看了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电视纪录片后，他对毛泽东伸出了大拇指：“平民情怀的魅力！”　　 尽管如此，老王对毛泽东的政策及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依旧不以为然，尤其被贬之后，更是痴迷于抨击专制独裁、权力经济、鼓吹民主选举，乐此不疲。与人称的右派不同，老王自称右派，并将我等一干人封为左派。由此，也就改变了俺对右派的成见偏见：原来右派中不光是有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代表，也有许多亲近民众、为国为民的清正人才呀！　　 在全国的右派队伍中，老王尽管不是领军人物，可也是其中的一员悍将。近年来，诸如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之类的活动，有关人士总是忘不了他。不过，他倒也不是随波逐流、随帮唱影，而总是有自己地看法。 　　 第二、朋友小刘。　　 小刘，其实也不算小，三十七八岁了，　一米　七五左右的个头，二百斤左右的体重，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其父乃当初造反派组织的一个中层干部，后在一国营企业任领导，1990年代过世。小刘本人则在这家已经合资了的国营企业当司机。虽然月薪仅有千元左右，然却喜爱舞文弄墨、谈古说今、忿世嫉俗。俺说他是文人，他却据理力争是工人。　　 小刘好辩论，为了十大元帅排序、工人农民是不是纳税人之类的问题，他能跟人在小酒馆里旁若无人、面红耳赤地辩论两三个小时。不过，第二天一早他肯定会有电话，说是起床后从网上一查，自己确实记错了。　　 汶川地震，董事长到捐款处视察，不禁感叹道：“捐款不多呀。”话音未落，早惹恼了一旁的小刘，就听他大叫一声：“你以为你发给我们的那一千块是美元呀！”　　 董事长一见不是个头，急忙抽身就走。这小刘却紧追其后、不依不饶地大吼大叫：“如果我们也像你那样年薪几十万，我们也会一人捐一千的。可你只给我们月薪1千人民币，就想让我们捐款跟你一样多，那你还让我们活不了？”　　 事后，俺埋怨他不该当众给董事长难堪，应该去赔礼道歉。可给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怕啥！我就是草根，他还能把我踩到地下去不成？！”　　 于是，俺老人家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是说明董事长发怒后果很严重，二是阐述了生存第一，毛主席打天下也要先搞块根据地的道理。这样，小刘才依计而行。　　 好在，董事长毕竟跟他父亲是老同事，也就大人不记小人过了。　　 忽有一日，小刘满脸疑惑地问：“为何我家亲戚都对我有看法呢？”惹得俺大笑不止：“因为人家做官的有几套住房，你就老跟人家谈论反腐败；人家不做官的有情人，你见面就讲仁义道德呗。”　　 由此可见，这小刘即便不是左派，那也是个革命造反派吧。　　 好了，我们现在就通过小刘和老王这一左一右，一个造反、一个民主的人，共同在一件事上的经历、反应和表现，看看当今我国所谓左右两派是如何民主、怎样革命的，判断一下他们的理想能否实现、可否救中国吧。　　 　 　 　　　　　　　　　　　　　　事件起因　　 话说被贬市教育学院后，十多年过去了，老王也随着院校合并流落到了某高校，任党校副校长，就是闲置。不过，他著书立说，倒也自在，文人相聚，倒也逍遥。　　 此时，我国国学热悄然兴起，市里有一年过八旬的学究郭老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约了几个同志开始一边普及国学，一边筹建国学会，其中便有老王。随后，混迹于市面上、热衷于民主的文人也有不少入伙了。由于在讲课过程中，经常出现空缺，老先生、小同志们便总有想到俺老人家。于是，碍于情面，俺老人家就不得不大老远地赶去救场。　　 本想这老王总是在考虑全国右派的大事，不会用心于一个小市的国学会。殊不料，他却恰恰相反，还真就把这当个事做起来了。学会没资金注册，他借来了几万元，学会活动没经费他去找市政府，头年一万、二年两万、三年四万元，直至去年他居然说动了市委的主要领导，决定每年拨付十万元的经费，这可是破天荒了！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国学工作的器重和期望。　　 然而，事与愿违，市委市政府对国学会支持的力度越大、期望越高，市国学会的工作却是愈是乱的很、糟的很！　　 你道为何呢？金星人都知道，那是钱惹得祸哟。　　 其实，早在国学会筹建之时，钱惹祸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话说，当初学会注册完毕后，老王便要归还那三万元的借款。不料，这却惹恼了那些热衷于民主的文人，人家纷纷要求必须先支付他们每人一、二百元的劳务费才能还款。老王只好苦口婆心、一一解释：这是用于注册资金的专款，必须完璧归赵。然而，这些文人却集体来找老王，指责他专制独裁，要求必须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先支付他们劳务费。搞得老王哭笑不得！　　 “真没想到，平时关系都不错，这些人又那么大年纪了，怎么为了这点钱就这样了呢！再说，专款专用，好借好还。他们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　　 听了老王得牢骚，俺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不是不懂，而是见钱眼开、财迷心窍了！”　　 “不至于吧。”老王不以为然地反驳道：“人家都是老知识分子，也算得上是市里的文化名流。而且，平日也是温良恭俭让，还不至于到你说的那种程度吧。或许就是一时糊涂了。”　　 俺老人家一撇嘴：“也就你会为他们开脱。其实，从历史上酸儒们就多是一个德行，平日道貌岸然、装腔作势，一旦涉及利益就变得寡廉少耻、争得头破血流。做大事惜身，见小利忘义。就是这些文痞的本质。早就说过，以后少理这些人。可你不信呀。”　　 话是这么说了，老王却跑市政府要来了经费，终于学会正式开张了。论功行赏，老王成为了副会长兼秘书长。只是郭老隐退，由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市电大　张　教授出任会长了，而且理事和副会长中也多是陌生面孔了。　　 不久，忽有一日，小刘来找，愤愤不平地说：“我认识的几个人，那水平也不怎么样，怎么都跟你一样，成了国学会的理事了呢？”　　 俺老人家忙解释说，国学会不过百八十人，可却有40余名理事、20名左右常务理事和十多名会长，有人当了理事、会长，不足为奇。　　 “啊，是这样啊。我说呢！他们怎么还成理事了呢。其实，论水平，我都比他们强。不过，里面有几个人，还是有水平的，还曾经给我讲过课。有的，还是北大毕业呢。”　　 俺老人家听罢忙摆了摆手，将那些人的表现说了一通，小刘听罢大吃一惊：“不会吧？！怎么可能呢！　那几个　老师，可都是市里文坛领袖人物呀。讲课时候，都可好了。就是一二百美元，也不至于那样呀。”　　 “文痞们就是那见利忘义的德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参与了。否则，就是白给他们交会费。”　　 尽管如此，此后小刘还是多次提及国学会。见他如此心情，没耐何，俺老人家只好将他介绍入会了。　　 　 　 　　　　　　　　　　　　事件发展　　 话说市国学会成立大会之后，老王就如打了针鸡血一样，精神抖擞，接着跑市政府要经费。　　 有了经费，讲课就不再是义务的了。于是，文人们个个争先恐后，图书馆的讲堂再也没有出现过主讲人缺场的情况，可听众却也从原来的百八十人锐减到二三十人了。　　 尽管文人们乐此不疲，可老王却心急火燎。为此，他利用工作便利，在大学里开设了国学选修课，由他和会长　张　教授亲自主讲。没想到　张　教授中途病倒了，俺老人家只好再次去救场。　　 整日里，老王不是民主事业，就是国学会，爱人可不干了，力劝他放弃国学。可他却大讲起了复兴国学、救国救民的伟大意义来，不仅在家讲，而且还跑到了市委讲。一番摇唇鼓噪，居然还就让他把几个主要领导讲得龙颜大悦，决定给予十万元经常性费用的支持，以光大我中华传统文化！　　 如果说老王幼稚，那么领导们也是天真：他们也不想想，一群耍嘴皮子、在市级报纸卖文字的文人，怎么能经得住十万元的刺激和诱惑呢。于是，如何用好用足这十万元，变成了会长们的头等大事。会长　张　教授当仁不让，抢先将女儿调入学会任会计兼出纳，其他副会长也磨拳搽掌、跃跃欲试。无奈，老王却就认一条死理：经费只能用到工作上。　　 这倒也罢，问题是：老王身兼秘书长，把着公章呢。没公章就不能花经费，于是常务副会长、市报社李总编出面索要公章。可却被老王以会章规定为由，给顶了回去。　　 转眼又一年了，不但十万元经费还爬在帐上呢，而且换届时间也到了，张会长年逾七旬也必须引退了。于是，围绕着下届学会的排座次，开始了一轮激烈地争斗。　　 今年夏天，老王又来找俺老人家发牢骚了：“这些人啊，真没办法，年龄都不小了，可整天就是争权夺势，成立后三年也没开一次理事会，换届已经延期了，至今还没个头绪呢！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于是，俺老人家趁机谗言道：“以你的身份和影响，整日陷入这些无名鼠辈的争名夺利中，简直就是自我作贱！应该及早脱身才是。”　　 “咳，我是想脱身，可还得保护那十万元经费的安全呀！不然，万一出现腐败，怎么对得起市委的领导们呀。”　　 　　 “既然这样，那你不要再谦虚了，干脆就当会长吧。”　　 　　 “我那是那种谦虚的人呀。再说，市领导也有这意思。关键是学校一摊子事，北京还总有活动，我自己也需要研究些问题。再加上国学会，没时间呀。”　　 　　 一席话，倒也是冠冕堂皇。　　 　　 说话间，几个月又过去，进入十一月份了。突然一夜，老王来访，开门见山：“总算有个眉目了。会长办公会议决定：推荐我和另外两人分别为下届会长、法人代表副会长和秘书长候选人，并负责筹办换届，星期天下午在报社召开理事会选举通过一下。既然他们主动提出来了，也就这样吧。也好尽快换届，把工作开展起来。”　　 “他们主动推荐你为会长人选？还开理事会选举？”　　 “是啊。我也怀疑里边有什么花招，可能有人会在理事会上发难。不过，仔细想想，我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再说，还有那么多的理事呢，个别人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接着，他大谈了一通今后的工作打算，最后说：“既然他们没有通知到你，我现在就算通知你了。你要到会的。”　　 俺老人家一听，裂开了嘴：“我……”　　 老王马上道：“你小孩既然已经满月了，开会时，我不方便说得一些事，需要你来说。一是、市委领导的有关指示你也知道，你就跟大家讲讲，二是、学会需要成了个经费审查委员会……。”　　 “既然选你当会长，还成立个经费审查委员会。这不是作茧自缚嘛。”　　 “咱们又不搞腐败，怕什么？”　　 　 　 　　　　　　　　　　事件形成　　 到了会场，我便将王理事的授权委托书交给了会务人员。而后，就在长条桌主席台的右侧中间入座了。　　 抬眼一看，对面坐着会长　张　教授，左边是副会长、市报社的孙主任，右侧是常务副会长、市报社的李总编、还有一个30多岁的人正在吆五喝六，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是秘书长的人选。　　 两边一看，都是生面孔，主席位置空缺，老王坐在右首，对面左首，坐个五十左右岁的壮汉。　　 会务人员焦急地汇报说：有十七八个理事不能到会。张会长指示：给他们打电话，实在不能来，就让他们委托别人投票。　　 于是，就有四五个人开始大声打起了电话，请求授权了。　　 一个五十左右岁戴眼镜的壮汉进来后坐在了老王身边，同来的一个器宇轩昂、年过七旬的老汉被客气地请坐在了　张　教授和孙主任中间，事后得知，他姓欧阳，早年曾任市委办副主任。　　 最后进来的是白发李老汉，他是法人代表副会长，被李总编叫到身边，跟秘书长候选人并坐。于是，会议开始了。　　 本来　张　教授就温文尔雅，此时说话声音更低了，只听清了他说了41名理事，到会27人，符合法定人数，因年龄问题自己要引退、李总编因个人原因退出会长人选竞争。然后，便由孙主任宣布了会长办公会议决定。　　 不料，此时欧阳老汉却开始发言了。人家可是高屋建瓴，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由，先是再三提出学会班子应稳定、　张　教授不能退。对此，尽管有同来的那人助阵，可　张　教授却决不恋栈，一再表示，去意已决。所以，欧阳老汉又提出：此次推出的候选人应该发表施政演说，也好让大家认识认识。　　 对此，俺老人家大加赞赏，并乘机传达了市委领导对学会的期望。话音未落，副会长、市文联的　奚　老师指出：市委领导的指示很重要，前段时间因为人事安排争执不下，已经影响了工作，现在既然有了结果，大家就不要节外生枝，还是尽快把会长办公会议推荐的人选给选出来吧。　　 咦，难道他们果然是真心诚意推荐老王出任会长，倒是俺老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吗？就在俺狐疑之间，老王止住了众人的争议，开始发言了。　　 首先、他强调了会长办公会议决定和会章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　张　教授留任也是可能的。　　 其次、他认为，候选人发表施政演说的建议很好。可考虑到匆忙间没有准备，是否过几天再开会议表决人选。　　 “我还好说一点，大家都比较熟悉，可是其他两位大家就陌生了些。”老王说：“而且，由于我一直在做学会的具体工作，演说也好说点，可另两位……”　　 “我们更好说！”　　 这时，白发李老汉突然怒声道：“你就说你，不要说我们！我们不怕选。哪年到哪年，我都干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用不着你操心！”　　 老王先是一愣，待他说完，便连连点头道：“好好，既然你们有把握，那就这样。下面，我把咱们学会的工作给大家汇报一下。”　　 “你不要说了！”这时，他对面的壮汉突然怒吼道：“说什么说呀！咱们这是学术研究。你不要玩搞政治那一套。”　　 “向大家汇报工作，这也是应该的呀。”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挨着老王而坐的汉子也叫道：“你那都是搞政治的那一套。不许你说！”　　 此时，会场大乱、人声吵杂。俺老人家正要说话，不料白发李老汉突然冲俺吼道：“还有你！这半天光听你说了。”　　 “分　明是老　先生在提建议，怎么我说了半天呀。”　　 “就是你说了半天！”　　 “这是我的权利，你管得着嘛。”　　 这时，　奚　老师忙打圆场：“大家还是快表决吧，不要耽误时间了。”不料，白发李老汉却冲着他大喊大叫起来：“不行！还搞什么施政演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会场一片狼藉，李老汉大吵大闹，许多人不知所措，唯独孙主任、欧阳老汉、　张　教授、李总编却若无其事、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于是，俺老人家便说：“你们吵什么呀！人家孙主任还没说完呢。”　　 果然，会场恢复了平静，孙主任道：“就刚才那个三个候选人，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会长办公会议让我念，我就照本宣科地念了，接下来就该就唱票人、监票人和投票程序表决了。”　　 于是，　张　教授便趁机主持大家进行了表决和投票。　　 投票结束，大家纷纷起身活动，俺老人家便寻找热闹看。过了一阵，却不见有人组织唱票，不禁心中纳闷。　　 又过了一会，　却听张　教授开始宣布计票结果：老王5票、白发李老汉32票、秘书长候选人30票、两个后备人选中得最后一名32票。　　 “噢……，原来如此。”此时，俺老人家这才恍然大悟。　　 　 　 　　　　　　　　　 事件尾声　　 到了马路边，老王赶上来问：“是不是我的发言不好啊？不然，怎么会得票这么少呢。”　　 “嗨！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人家是在背后搞鬼、暗箱操作、选票上做文章了，跟你发言没任何关系的。”　　 “不至于吧。至少老孙不会那么干呀。”　　 “可为什么你的票这么少呢？”　　 “是啊，我也奇怪呀。按理说，理事中的中间势力……”　　 “还什么中间势力呀！就是你的势力也不止五人吧。”　　 “我哪有什么势力呀！理事多是他们提的人，李总编就塞进了不少报社的人……，对！他们一定是拉选票了。找他们去！”　　 说着他转身就走。俺老人家一把拉住他：“人家这是把你民主下来的，还找什么呀！”　　 “那怎么办？”　　 “乘机脱身，让他们继续为那十万元打去吧。”　　 老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就心平气和地回家了。晚上，俺老人家便给孙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明不愿再做理事了。　　 又是十天过去了。老王倒是无声无息，可小刘却突然来访，说：“国学会通知我星期天下午开会，晚上会餐，这是怎么回事呀？”　　 于是，俺老人家便将此前理事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介绍，而后，结论道：“显然，他们是以推荐会长候选人为诱饵，诱使老王交出秘书长的职位和公章，然后再以投票的方式，让老王落选，换成自己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经费了。会长办公会议有十三个会长，可算上我和王理事的票，老王才得五票。这就说明了一切。”　　 小刘听得是瞠目结舌、大惑不解：“怎么会是这样呢？你说的那些人，平时讲课、接人待物都是文质彬彬的，全是我们的偶像。怎么见到这十万元就都成这样了呢？就是十万美元，也不至于呀。再说，政府给的经费，是让搞学术的，不是让会餐的，究竟怎么花，也应该跟会员说明！理事会那样一个开法，推选的候选人，究竟合法不合法？尤其是，人　家老　先生提个建议非常好，怎么就侮辱他人格了？！刚是个候选人就不允许别人提意见了，那他当了官，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了呀！这事他应该给老先生道歉！这样的人，别说学术水平，连人品都不够，竟然还成了候选人，根本就是有辱斯文，还研究什么国学呀！这样的人，他们居然也推荐，而且还能投票通过。可见，这些人的素质也不怎么样！”　　 “可人家毕竟也民主了呀。”　　 “什么他妈的民主啊。多少坏事都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干的。不行，这事我得说说，开会时，我要问问他们，他们必须回答！”　　 看着小刘义愤填膺、壮怀激烈的样子，俺老人家便说：“既然如此，我就认识那么几个人，也不熟悉情况，还是找老王多介绍些吧。”　　 于是，我们驱车去找。老王听罢，便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再三叮嘱要注意发言时会议的程序。　　 “还在讲程序，讲民主呢！对付什么样的人就得使什么样的招。跟民主的人讲民主，跟流氓讲什么民主啊。”趁着老王出去，小刘发了句牢骚，待老王回来后，他豪情万丈地说：“这事，我必须得出手，星期天开会，他们说完，我就发问，他们必须回答！而且，我非让那人给　欧阳老　先生道歉不可！”　　 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星期一上午，正在忙碌，小刘就打来了电话：“真不好意思，昨天开会我没发言。”　　 “噢，不要紧。本来也没什么事嘛。”　　 “不是。本来我是想好好问问他们的，都准备好了。可没想到，去了有一百多人。我一想，还扯那蛋干啥呀。就没说。要是人少点，我就说了。”　　 闻听此言，俺老人家不禁哑然失笑：“平日里气壮如牛，原来却是个骒马——­­­­——上不了阵的哟！”　　 后来又听说，换届会后代表聚餐，不过三十多人。原来所谓一百人，大多是特意叫来凑数的大学生。　　 　 　 　 　 至此，这个日前发生的故事就讲完了，但不知各位看官有何感想？若问俺老人家的感想，那就是：　　 第一、在所谓的右派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一批，如老王一般为国为民、清正能干的人，他们就像当年的宋教仁一样，热衷于以民主程序救国救民，是一群可爱的右派；　　 第二、在所谓的右派队伍中，同样存在着大批不逞之徒，他们如叶利钦一样，整日里骂共党专制、别人独裁、官员贪财，可一旦他们大权在握，却有过之无不及！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他们手中谋取私利的工具之一；他们同贪官污吏、奸商恶霸别无二致，是一群可恶的右派。　　 第三、在所谓的左派队伍中，大批存在着是，如小刘一样，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口诛笔伐的人，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一样，热衷于随波逐流、革命造反，一旦独立自主，便成事不足，是一群可爱的左派；　　 第四、可爱的右派们，千万不要以为鼓吹民主的人就是同志，必须善于识别可恶的右派之险恶。这是第一要务！否则，难免重蹈宋教仁的覆辙。　　 第五、可爱的右派们还必须牢记：在民众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理想的民主政治就像共产主义一样，还只是人类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决不能指望依靠一两个会议，或革命，一蹴而就。果然那样简单，辛亥革命就实现民主政治了。不要忘记：北洋政府就是民选出来的嘛。现今的农村也早就实行了“海选”，可结果怎么样呢？人所共知。　　 第六、在劳动阶级中，如小刘一样的突出者，尚且畏惧出头露面的仗义执言，多数人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发牢骚、放怨气、讲怪话、谈理想、说希望、提要求，都很在行，可一旦真抓实干，就会犹豫不决、畏葸不前了。　　 第七、普通民众，虽然也会有一时激愤、群情激昂的时候，可更注重的是养家糊口的实际利益，一时的激愤，难以持久。在这样的人民基础之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是什么主张主义，且不论其本身好坏对错，只要是不能如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那么，就都是无用的空话！劳动阶级根本不会买账。所以，自然也就一事无成。　　 当年，宣扬各种主义救国的人多多，国共两党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为什么只有毛泽东获得了巨大成功了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闹革命不提主义，只讲“打土豪分田地”。　　 如今，希望改革开放、标新立异获得人民赞赏和拥护的人多多，可为什么唯有薄熙来能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呢？原因很简单：薄熙来不讲改革创新，只干打黑除恶、倾斜民生。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泽东的这个教导，才是任何企图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个人和势力的唯一出路，也是判别其主张救国救民是真是假的试金石！　　 所有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理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远大理想去奋斗。但是，任何凭着一股狂热性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极端分子，不仅会在客观上堕落成敌对势力的帮凶，而且也必定碰得头破血流。　　 右派如此，左派如此，其它什么派也是这样。　　 或曰：右派左派都让你说了，那么你是个什么派呢？　　 嘿嘿，还真不好说。截至目前为止，对俺老人家，右派称是左派，左派称是维稳派，维稳派称是邓派、邓派称是毛派、毛派称是修派，以至于自己也不知是哪一派的。　　 如果必须称个派的话，俺老人家就称多面派，至少也是个两面派吧。

太子党代表精英分子 团派代表民粹主义（图） 2011/11/25

2012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共高层将经历一个大规模的世代交替，其中几位重量级竞争者已佔据有利的重要位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成(Cheng Li)在《中国领导箴言》季刊(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尤其是中组部和中宣部，事实上已成为控制中国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部门。 负责监督或协调中共五级官员(镇、县、市、省和中央)的中组部，已在2011年年初展开新一轮更换，这个过程涉及到成千上万年轻的中共官员。同时，如何把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民众或各级中共官员，对中共宣传官员尤其是中宣部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挑战。 没有新机制和合法化框架 对于中共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来说，即将到来的十八大已构成一个严峻的挑战。对20世纪共产主义世界有着开创性研究的杰出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揭示了在共产主义国家掌控官员命运的组织部门和进行思想灌输的宣传部门 ，都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它凝聚着一大批政治精英，另一方面塑造公众的思考，这两点都经常被看作共产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历史上的派拉蒙共产主义领导人--从俄国的列宁到斯大林，从中国的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从未毫不犹豫地承认，共产主义的统治最终都依赖于它对精英的选择和对舆论宣传的垄断。 在中国，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一直是中共的一个主要方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共党代会召开前，最高领导层都要对组织和宣传这两个工作组进行精心挑选。第一，组织部门要对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提名人和潜在的代表，进行政治审核和评估;第二，宣传部门要负责起草由总书记将在党代会上发表的政治报告，该报告会设置思想主题和会议的政治议程。正是中共组织和宣传这两大部门的努力，才确保了中共领导层实现有序的更迭，同时也维护着中共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这个在过去被如此严密控制和效彷的程序，可能很快就会复原。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中共的高层官员，显然是压倒性的。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异常开放的政治游说，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积极展开的自我宣传运动，主要有两大实质举措：“唱红”和“打黑”。 李成在文章中指出，其实，薄熙来的两大举措并无新意。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些举措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文革式的社会动员”。让重庆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模式，可能是薄熙来的政治目标之一，可谓路人皆知，即便在街上散步的民众似乎也都认识到薄熙来的政治野心：就是在未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获得一席之地。 在过去几个月中，目前的中共九大常委就有五人视察了重庆并为其背书。太子党兴风作浪已令民众明显不满。与此同时，代表“精英分子”的太子党与代表“民粹主义”的团派，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政治竞争，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今中共领导集体的主体，而中国的政治体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派系竞争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方面，还没有找到新的机制和合法化的框架。 外参   盘点：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 2011/11/24  人民网 总书记一职，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的公认的领袖之前，中共历史上有过五位总书记。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处世风格，这五位总书记在党史上演绎了各不相同的人生篇章。 　　第一位：教授、“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初，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引导新思想潮流的领头人之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旗手”和“总司令”。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一度想去延安，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是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1938年，陈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 此与中共彻底决裂。 　　晚年的陈独秀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陈独秀于四川江津病逝。 第二位：“书生领袖”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之家。1916年，瞿秋白离开常州，先是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后又于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翟秋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瞿秋白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各地，写了大量通讯，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他写的大量文章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的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其间，他于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瞿秋白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然而，这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不顾革命形势的低潮局面，要求各地红军和工人进行起义和罢工，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此后，他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创革命新时期而建立了巨大功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并担任校长。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为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5年2月14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6月18日，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6岁 第三位：工人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第四位：“博古”秦邦宪 　　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5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秦邦宪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4月至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后，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常委，博古负总责。1933年1月，博古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出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期间，他积极支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 　　1933年10月，蒋介石政府集结了100万军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而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先是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术，在遭遇挫折后，又采取“分兵把守，节节抵御”的消极抵抗政策，导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巨大损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既没有下达明确的行动指令，又采取“逃跑”式的搬家政策，导致撤离行动的迟缓。最后，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后，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了一大半，引起了红军上下极大的不满。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第五位：“开明君主”张闻天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所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从1920年起，张闻天三次出国留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1924年回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张闻天又来到专门为国共培育政治骨干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而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掘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