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付先财并非孤立一人。中國資本主義不斷快速發展，新的社會運動随之産生，付先财是這一運動的典型。這一運動具有地方特征，針對腐敗的共産黨幹部和工廠老闆，領頭人是普通的農民和工人。去年公安部統計的八萬七千次抗争活動都是這些組織所爲，這些活動都遭到禁止，媒體也不能做有關報道。
這些抗争人士并不以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綠色和平組織或波蘭的瓦文薩爲榜樣。現在，中國又産生了早期毛澤東主義，它建立在樸素的主張平等的基礎之上，要求公正。面對無所不在的腐敗，抗争領頭人認爲現在缺少的正是廉潔執政。他們奮起抗争時并沒有明确的民主和法制觀念。這些西方思想可能在大都市的政府顧問、律師、教授和環保組織中産生共鳴，但在下面省裏的農民和工人那裏很少有回響。像付先财這樣農民的反抗隻有與北京、上海的黨内和大學精英聯合起來才有前途，但這也是黨的鎮壓機器竭盡全力要防止的事，所以它主要攻擊下面省裏毫無抵抗能力的抗争人士。”
同時，城市中維權組織像民主的幼苗剛剛出土，共産黨雖然不願看到這些幼苗長大，但隻要它不提出政治要求，仍然可以存在。明鏡周刊記者在中國訪問了幾位維權人士後寫道：
“過去幾年，中國許多地區産生了無數非政府組織。退休人員、教師、工程師、甚至警察都投身環保、要求司法公正、改善勞動條件，其中有所謂的‘赤腳律師’。北京的高智晟就是這樣，無論農民受到不公正待遇還是出租汽車司機工資過低，他總是親臨現場。還有盲人民權人士陳光誠，他抗議山東省強迫婦女堕胎。
他們從共産黨專政中打開了一條通道，他們是中國這個龐然大國中公民社會的幼苗。這個國家正在目标明确地向世界大國崛起，但對民主則盡可能越少越好。
不過大步向前躍進的北京領導人現在認識到，可以利用這些組織緩和社會緊張局勢，同時它也是國内氣氛的感應器。對其它一些活動，他們就感到不舒服了：在他們看來，工人的自由組織會威脅穩定。艾滋病救助人員也使共産黨惱火，因爲他們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黨本想回避的問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