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家敦(资料照片) .
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的著述《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度引发广泛争议。自该书出版至今10年间，世界目睹了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日趋活跃的身影，以及在全球危机之后愈显突出的国际地位，而章家敦的中国崩溃预言似乎已经为世人淡忘。那么时隔10年，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是否也有所转变？美国之音就其崩溃论和中国政经现状采访了这位作者。
章家敦10年前著作的《中国即将崩溃》显然没有被人遗忘。有人似乎早早上好了闹钟，在其依据章家敦预言所推算出的中国崩溃大限前夕再度提及这个话题。章家敦在感恩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解释。
问：我看到英国网站Market Oracle登载的一篇文章提及您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011年底时崩溃。我没有看到您所写的这篇文章，请您谈谈您为何认为中国经济将在1个多月内崩溃？
答：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2001年撰写《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在2001年的时候，我说过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将在10年后倒台(fail)。这就是该文所说的“今年底崩溃”的来由。我所说的基本上是共产党体制，一党制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基于多方面原因，我认为它是难以长久的。
我近期说过，我们距离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终结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想其中有诸多原因。其一是，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已经真正地失败了，因为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而对共产党而言更为糟糕的并不是示威的数量，而是我们所看到在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暴力。
我还一再提到我们也看到经济上的失败。增长缓慢，完全不是他们去年第三季度所说的9.1%。那是年与年之间的同比数字。而我们看看月比(环比)数字，发现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或者甚至在收缩。所以说，中国经济当前处于一个转折点。昨天(11月23日)发布的汇丰银行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数字显示工业产出在下降。我们看到通胀在10月份迅速降低；汽车销售在下滑；房产销售在下滑。中国经济在衰落。而当经济衰落之时，我们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会愈发显著。
问：您在10年前写了那本书，而在此后10年间，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取得的成就。看样子大家都淡忘了您的著述，或者认为你的想法过于极端。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是的。许多人认为我过于强调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要知道，我们只有等着看。如果回到一年前，每个人都在说我是错的。而现在，人们可不那么确定了。因为我认为当前有关中国社会固有危机的谈论日盛，大家感到担心，他们看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全球有关中国的谈论开始发生变化，有关共产党面对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谈论日渐增多。
问：有经济学家提到，一方面由于外部需求，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需求疲弱，而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也并没有得以提振，看上去不乐观。请您进一步谈一谈您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
答：如果你和外国的分析人士交谈，他们会说中国在增加内需，因为内需才是中国经济唯一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就这个问题说了5年时间。但说归说，中国消费在其GDP中所占比重从历史上60%的平均水平降到当前不到34%的水平。没有哪个国家有更低的比例了。如果你看看10月份的数字，你会对此感到非常担心，因为有指标意义的汽车销售10月份下降了7.5%。此外，如果看看汇丰银行的数据，它们显示出口订单数量在增长，而国内工业生产的订单却在下降。这是消费衰退的信号。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在过去一个周末在成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与美国贸易官员交谈时说，不平衡的复苏好过平衡的衰退。他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打算花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将会更趋不平衡，政府将会投入更多，而国内需求将更少......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件好事，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不是好事。
这是访谈的第二部分。
章家敦10年前著作的《中国即将崩溃》显然没有被人遗忘。有人似乎早早上好了闹钟，在其依据章家敦预言所推算出的中国崩溃大限前夕再度提及这个话题。章家敦在感恩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解释。
问：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如此阴暗的描绘，而当中国面临领导人换届之际，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新的领导层或许会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结构的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答：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就此有所作为。因此你无法乐观预见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认为习近平将改变中国经济本质的可能性非常小，至少不会在短时间看到这方面有所改观，因为就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而言，新的领导人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巩固其地位，然后才可能顾及其他。所以说，领导层换届程序从明年底开始，延续到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直到中央军委得以重组后，这个程序才算完成。如果这些人希望有所作为，也得等到2015年了。我不确定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到的仍将是软弱的领导人，仍将看到近期呈现出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对此感到乐观。
问：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共产党政权自身有所作为，那么在您看来，如果中国会发生变革，它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
答：我想虽然我能够很自信地预言中国体制的失败，但是我恐怕没有太大信心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回顾中国历史，你会看到从一个领导人到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承袭过程总是混乱和动荡的；当一个朝代垮掉时，总是伴随着暴力。这或许是个安全的答案。但是，我的确无法预见，因为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我们只能等着看。不过我们还是要对中国转变时期发生动荡有所准备。
问：看起来每个人都害怕中国真的会崩溃，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内在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因而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权的崩溃可能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灾难。您是否这样看？
答：或许会是那样，但是美国并不需要对此过于担心。首先，在全球衰退时，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总是出口国，所以他们受到的冲击最大。美国是进口国。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对此我们没必要太担心。是的，美国将在此后两年间受到冲击，但我们受创的程度将会远远低于欧洲，也将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依赖外部的需求。欧洲对中国商品的订单已经急剧下降，对中国造成影响。目前唯一让中国出口部门得以维持的因素是美国的消费者。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认为，基于多种因素，当欧洲垮掉，它的情况会非常糟糕，而中国也会随之垮掉。或者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也就是一旦中国垮掉，也会把欧洲拖垮。一年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那时候我们在谈论中国时，将和现在完全不同。
VOA
中国媒体的双重危机
2011/11/26 |
中国媒体的双重危机
作者：罗岗 观察者网
媒体魔力与现代选举政治
西方民主政治和媒体的关系大家讲过很多，但如果结合“默多克事件”来谈，就会发现实际上所谓选举政治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才是根源所在。我们从通俗的好莱坞电影或媒体上都可以看出，现在许多人会误解民主政治，包括对辛亥革命的讨论，总以为那时的立宪民主非常好，好像就跟现在的美国是一样的似的，但其实西方民主政治在19世纪开始出现时，是非常精英化的，少数人的民主，其他人就被看做愚夫愚妇，完全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即使在这种精英化的民主情况下，也还是要利用媒体。所以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演讲非常重要，要有很好的口才，在还没汽车的时代还坐着马车沿途演讲。从民主政治在西方的发展开看，古典民主都是在城邦国家中，也就是在比较小的共同体在进行民主选举，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在一个熟人社会或者起码也算半熟人社会中来选举，投票自然比较容易。但发展到英国、美国这样较大的一个国家共同体时，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这种古典的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因此媒体很重要，最初的形式就是报纸。报纸在英国最早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广告，并且非常昂贵，好多人是在酒吧里看免费报纸。
媒体在初期确实具有某种公共性，但并非我们所想的所有人都在里边发言，这个公共性的源头在于资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第三等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文化领导权却还在贵族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公共领域的重要构成报纸杂志，比如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中专门讨论的、英国很有名的《旁观者》杂志，就是为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之间提供了某种可在一起讨论的平台，或者说有钱人和文化人交换的平台。资本最后为什么可以把话语权夺回来，实际上跟公共领域的建立有很大关系的。
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提供了一个平台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创造一个社会共识，这个所谓社会共识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关键是如何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媒体就在此间起到关键作用。
被大多数人忽略却尤为关键的一点是，默多克或者说整个西方媒体其实是从60年代，即真正西方意义上消费社会到来的时刻开始出现。大众媒体伴随着消费社会出现，就是法国所谓“景观社会”的到来，提供大量景观来消费，而大量低俗产品、流行产品、流行文化的出现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在撒切尔夫人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理论解释不了，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会给反工人阶级的撒切尔政府投票？所以英国文化研究界的重要人物霍尔就开始写书研究这个问题，但在此事之后，我们依然在选举政治中看到很多这种由并不代表自己利益的统治者获得了选民的那些铁票，比如小布什之于美国南部、陈水扁之于台湾南部，而那些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或者台北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对声则没有作用。
我觉得这个情况出现的一个根本要素在于一人一票，知识分子与老百姓都是一人一票，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与普通民众有差别。所以在大的普选民主特别是消费社会到来以后，媒体一定会操纵出一种媒体的奇观，默多克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在英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看报纸阶层是十分分明的，我住在英国的时候，我们一屋子人，大学生就看《世界新闻报》，而房东老夫妇都是剑桥毕业，读的是《卫报》，工商阶层则读《泰晤士报》，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其实还是通俗报纸，作用非常大。要想在选举中产生影响力，前提就是必须把这些普通民众抓住。所以在有选举政治的地方，特别是政党轮换执政的地方，要赢得选举就一定要走“民粹”路线，要动员多数人，并且一定要制造一个能让大多人来认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如果政党轮换的民主政治方式不改变，默多克也许会成为过去，但默多克现象不会消失。现在中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发现，中国并非政党轮换也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选举，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这点成为了优势，即政策的延续性可以胜于政党轮换体制。
西方：媒体势力为什么稳固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整个政治制度或者说西方的意识形态本身有很大的弹性，西方人特别是在西方学院里面做媒体研究的人天天讲，他们最有名的一个说法：穷民主，富媒体。所有做媒体研究的人，如果你要研究媒体跟民主的问题，先读一本书，《穷民主，富媒体》，讲的就是这个。而且媒体操纵大家都知道，最经典的就是所谓海湾电子战争，法国的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发生了吗？他故意挑衅大家，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媒体上的报道，至于战争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他是在讲媒体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刚才讲到的所谓的选择性播报等等，但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为什么不会足以动摇西方民主政治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去批评它，从理论角度批判也好，把默多克抓出来审判也好，不管怎么讲，它的结构不会动，或者他那个结构可以批评，批评到最后转化为它可以跟别人讲：你看我们很健康，我们可以保护那些批评我们的声音。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现在很脆弱，我们害怕批评，一批评就发现我们要垮台了。所以这里面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媒体的互动关系，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倒是它的新闻自由的核心支撑点，或者说它的新闻自由是表现在这里的，表现在那些各种各样批评的声音我都不怕的，而且我们可以最终把批评的声音都包容在我们的体系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倒是默多克事件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批评声音，但是并不足以动摇它的整个根基？
中国：为什么最有实力的央视最无能？
第二点，关于中国的问题，我想谈谈默多克事件的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默多克这样运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武器去影响各种政治选举、经济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媒体战或者叫舆论战的做法。
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体制内部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实际上处在西方媒体战的火力下面，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受到西方媒体立场的影响。我举利比亚战争的例子，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拷贝CNN的。最典型的，当那天攻占的黎波里的时候，马上CNN就说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已经抓住谁谁谁，卡扎菲抓住了，把卡扎菲都围住了。这很明显是媒体战，为什么叫媒体战，因为它要通过宣传去动摇对手，比如说卡扎菲部队现在还在打，然后说卡扎菲的儿子抓住了，卡扎菲的儿子被打死了，这完全是西方媒体战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没有丝毫分析就播出。央视的记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说被卡扎菲包围做人质了什么的，凤凰卫视就造谣了，做了一大段低俗煽情的节目，要把他们说得好像火线记者。这个源头完全是来自CNN，而CNN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是配合西方的整个对利比亚的战争。
还有就是，中国对利比亚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但是这个暧昧就导致我们的媒体完全丧失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在于我们怎么来报利比亚这件事。很多其他带有中立性的媒体就指出，利比亚的事件跟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很大区别，因为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明显的群众参与。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开枪，也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向他们集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走上街头。在中国的媒体里面，除了美国报道之外，我们还有来自于阿拉伯语世界的报导，因为中国还有阿拉伯语电视台，有懂阿拉伯语的记者，但是这方面的消息只有在宋晓军评论的时候，偶尔捅出只言片语，而且往往还会被主持人打断，不让他乱讲。比如宋晓军会讲，以色列的电视台怎么报道的，土耳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消息来源完全可以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电视台，一则在媒体战中完全受西方主流媒体控制，再者我们对所有的骚乱报道、革命报道都觉得恐慌，因为会联想起1989年。
从媒体战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媒体没有自己的标准，这不仅仅是体制上是私营还是国营的问题，半岛电视台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标准，特别是在911之后，半岛电视台很快就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他有另外一种声音。（当然，现在半岛电视台也被美国搞过去了）但是中央电视台根本没有，虽然现在有钱了，中国也有钱了，全世界派多少多少记者，但是没用。像凤凰卫视基本就是县一级的电视台……因为都是谣言，然后它的评论员全部是自己的人，所有人都赤膊上阵，这个不去说它。央视除了英语频道，还有西班牙语的、俄语的、日语的、阿拉伯语等各个频道，证明我们如果要把这些推到外面去的话是很厉害的，都可以通过卫星广播。但是问题在于内容，在于能够报道出什么来，报道之后电视台怎么选择播报。
对默多克事件，中央电视台也是持续关注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有价值评判的，最终只做到客观报道，包括请人来评论，也是就事论事而已，根本不去讨论背后包含了一个什么因素在。所以我觉得从内容的层面上来讲，还不说体制层面，中国媒体面对默多克事件及其延伸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暴露了中国媒体自身同样存在很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比不上西方媒体的问题，西方媒体的切割是非常厉害的，默多克事件马上就变成孤立事件，绝对不去挑战到核心的价值和体制问题，但是中国根本就不敢报道，或者说报道任何事件之后马上就觉得会产生质疑体制的问题。包括谣言太厉害了，动车事件白岩松讲了几句话，第二天网上就传谣说白岩松调到体育台去了，后面几天没主讲，就说白岩松讲了真话调到体育台去了。所以本身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整个制度没有基本的信任度，或者说对自己的核心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维护意识，也不可能对任何具体实践做切割，这个我觉得才是中国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有的批评就会变成从具体的事件上升到对核心价值的否定，这是很大的一个危机。
| 透视广渝“模式”之争
2011/11/26 |
共识网
右派的主旨是摘税，左派的作为是挂税，而无论广东还是重庆，不仅税制一样，税率和税负也都一样，区别则仅在于财政的开项，而这不是广东或重庆地方当局的责任，因其是中央集权制使然。
换届将至，地区模式，究竟广东还是重庆，忽然很热，本是很诡谲的事情。因为，不过两年之前，这两个地方，既不有模，也不成式。在那个时节，前者在可劲儿忙和国际级别的运动会，而且还是两个，广州的亚运会和深圳的大运会；后者衔刃“打黑”，而且一打也是打俩，老大和律师。之后呢，“蛋糕”说盛起，虽然左右两态各执一词，我还是宁愿站在“左”边。因为按照固有国情，“蛋糕”那玩意儿，着是食洋不化，还是称作“馅饼”比较可口。
秦晖有句名言，说，右派攒，左派分。秦晖做此言的时候，广东既无模，重庆也亦没式，如今啧啧烦言，大似秦晖一言成谶。倘若此说为真，而且就中国而言，倘若真有什么模式的话，既无广东的，也无重庆的，两者都不过是秦晖模式而已。然而，秦晖所言，其实是关于税负的话语，右派的主旨是摘税，左派的作为是挂税。而分，无论蛋糕还是馅饼，都是民脂民膏的累税罢了。而无论广东还是重庆，不仅税制一样，税率和税负也都一样。区别则仅在于财政的开项。
这不是广东或重庆地方当局的责任，因其是中央集权制使然。比照而言，广东是财政调出省，重庆是财政调入市。所以呢，没有广东的攒，也就没有重庆的分；倘若重庆可劲儿地分，那么，广东只好玩儿命地攒。这依旧无关于地方当局的品性，还是因为中央极权制使然。所以，拿这些制度品性的东西，表扬还是责难，视左还是视右，多少不靠谱。不靠谱，很重要，在一派咏叹声中，倘若不跑调，谁会瞥你一眼呐。尤其还能把合唱团都带拐弯儿，那才很本事呐。
其实，同重庆一样，广东当局也并无恒心。在重庆轰轰烈烈打黑的时候，广东那里在热热闹闹地“huan鸟”，听起来，至少有“腾笼换鸟”，“腾笼唤鸟”和“腾笼幻鸟”三解。直到明白是“幻鸟”之后，广东当局才安定下来。说起来，子非鸟，焉能鸟之舍？迄今，中国之事，有几个指哪打哪的？不都是打哪就指哪么。倘若非要说真有什么“广东模式”的话，大约不过是放下语录，满脸郑重地说，还真别折腾。
比照“幻鸟”，重庆则是“扯蛋”，而且扯得还是幻鸟之蛋。还得在此申明，这绝非是对重庆当局的品性的论说。因为，不能因为是一件一件地，而未能一批一批地做好事，就说雷锋差劲儿。很简单，在中央集权制度的约束下，重庆与其他地方能力的差异有限，哪怕它的心愿是无限的。而且，比较糟糕的是，若对心愿做评价，则比较危险，因为我们不能靠唇膏的亮度来模化，而所能测量的只是上下嘴唇的张开度。
重庆的心愿，只有在两个条件同时而且长期共存的时候才能实现：其一，土地价格可以无期限地保持高位；其二，信贷利率可以长时期地保持低位。按照重庆给出的测算，就后者而言，合宜的长期借贷利率应当在4%左右，最好以下。这样的情形，只有在持续通胀，而且货币当局放手推动通胀的情形下才能同时具备。犹似过去若干年里，周小川行长所干的那样，生怕中国不通胀，而可劲儿地开闸捙钱。
在货币当局神智正常的时候，通常的效应是，通胀高企而提高利率并回笼货币，通缩趋紧而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
这样，在同一时间段里，利率趋高则地价趋低，反之亦然。就其规律性的常态而言，相互之间是逆向的动态关系。相对这个常态而言，一旦地价已经走高，利率是必开始调高。所以，非常可能的是，入座的时候，利率还在4%呢，敬了一番热酒，黄奇帆市长就被架到6%起价的份上。
当下时日，5年期的存款利率就已经5.5%了。算下来，同期贷款利率怎么也得8%左右吧。而同时呢，土地的价格似乎更剧烈地下跌。而房产价格下跌之后，房屋租赁的价格也会下跌。假定未来重庆的房价下跌一半，一段时间后，重庆那里市场化的房租价格也会下跌一半。这当然都是对日后的推想，而现实正在发生的则是，重庆那里的底商价格已经不在预想的高度了。
其实，重庆当局所指望的4%利率，绝非是商业银行的贷款，从一开始就朝着全国社保基金下刀子去的。社保基金的给息甚狠，只有2.79%。据说，只有这样计息，才能造福全国的保主。重庆当局错就错在这里，哪有找比自己还歹毒的家伙去借钱的呢？以为自己满脸地杨白劳，就能骗得社保一身地黄世仁？说起来，黄市长低估了的不仅是社保凶狠，还更低估了戴主席的骄诈。
分还是攒，听似分明，实际上混沌无比。哪怕就是穷人，每个穷人的第一需求各有不同。即使单一到廉租房，从业者与自业者，失业者与退休者，在房价上的一致，并不能解决在交通上的差异。廉价并通达的交通，可以使得租房者在稍远的地界找到更合宜的居室；或者，将窘一些的居室，能省却更多的交通费用与时耗；居住本身不佳，但买得必需品的价格更便宜，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在每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低收入者，或者具体的穷人的身上，都是福利。
在中国，谈论“模式”是宗极其困杂的事理。哪怕就在重庆，廉租房也是增量性的福利，永远不会高过维持性的福利，或者弥补性的福利，比如三峡库区的失地农民，他们的状态比重庆市民住房条件或者租房高低，我以为，更痛切，也更无奈。就全中国而言，几千万套这个房，那个房，比其尿毒症患者的性命，对我们的人性而言，哪个来得更为重要？
（作者：李大苗）
| 我们真的心寒了！看中国捐助马其顿校车有感
2011/11/27 |
强国论坛
看了中国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车这一新闻，看样儿要想在中国坐上中国的校车基本不现实了，但这其中的寓意却相当深刻，其实在跟大家隐约的透露着一些信息，只有在国外才有可能坐上中国送的校车，悄悄的暗示大家快走吧。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呀。
当我看了这个新闻，我竟然很麻木，我觉得其实这笔钱只不过变成了一批客车送了出去，即使不是送客车的话这些钱也不知道会落入谁的口袋或者变成什么东西一样送出去，只不过这次就跟康菲石油一样：“我就是送了，你们能怎么滴吧”，既然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用这么明显的东西还好一顿片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根本不在乎P民的看法。
我们真的寒心了
本月11月16日上午，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黄色校车在附近村庄一一接到小孩后，飞驰返回榆林子镇的幼儿园。9时15分，这辆核载9人、实载64人的金杯面包车与一辆大翻斗货车在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正面高速相撞，面包车被撞毁，共死亡的20人中，18名是幼儿园孩子。
2009年9月8日，河南邓州幼儿园校车坠河，5人死亡、3人重伤;
2010年12月28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校车坠河，14人死亡、6人受伤;
2011年9月26日，山西灵石一校车与货车相撞，7人死亡、5人受伤……
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可谓触目惊心，校车的安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屡屡发生的校车事故，我们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凡是不符合规定的校车，一律停运。至于孩子们如何上学，政府就无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流沙镇18日校车停运后，下午放学，孩子门只能步行回家。如果路上不能碰上同村人的“顺风车”，他们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中国还有那么多学生上学要走悬坡、滑铁索。没有牢固的校舍，御寒的衣物，营养的午餐。
政府这些都看不到，政府看到的是富裕的欧洲地区的马其顿的孩子们，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甘肃校车事故刚刚发生的十天后，在中国孩子的上下学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又迫不及待的向马其顿无偿援助校车。
作为中国人，我真的寒心了。
试问：难道我们的外交政策真的是延续慈禧太后的宁赠远邦不予家奴么。
| 中共当局弱智令人心惊！
2011/11/27 |
作者：牛泪
虽然来美多年，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牛对中共还是有极深感情的。老牛多年来对中共提出各种批评建议，都是基于一个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包含了一个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老牛是真希望中共能尽快改掉身上的那些毛病，能更聪明、睿智的去处理内政外交上的事情，更希望中国和中共，都能在全世界都赢得仰慕与尊重。
对中共来说，这一期待还有更深的国内背景。作为唯一执政党，为执政需要和国内政局稳定，中共必须要切实赢得民众信赖和拥戴。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真正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正视并尽快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如贪腐横行、法治不行、社会不公、暴力思维横行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懂得一些公关“手腕”，学会如何虏获人心。
这本来是中共的一个长处。在中共建政前革命阶段中，向以擅长公关与舆论宣传著名。按毛泽东为中共建立的法统，“统一战线”乃三大法宝之一，其威力之大，让台湾都不敢和中共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去。中共的这一绝招，加上夺权道路上也切实为民众利益做了不少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的“公关”工作风生水起，真正和民众建立起了鱼水关系。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建政之后，中共的这一光荣传统就开始丧失，手段就开始僵硬，尤其最近几十年来，在公关方面的本事不仅不见长进，反而有越发退化之趋势。
上次老牛说的刘晓波、陈光诚的是一个例子，在刘晓波、陈光诚的案子上，中共犯了神经过度紧张，草木皆兵的毛病。在处理手法上上纲上线，等于亲手“送给”这两个人物两顶巨大的光环，使两个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人物，成了西方政客、媒体和一些网民心中的政治英雄。海外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当局横行，遂使竖子成名”！
前不久，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幼童死伤惨重，悲剧震动国人和海外华人。针对这几年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教育拨款不足，以及当局经常挂在嘴边的财政能力所限，无法在全国推行安全校车计划的说辞，人们结合这些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尤其是天文数字般的公车消费、各地赛着奢侈豪华的政府办公楼等残酷现实，对中共党和政府大加鞭挞。
按一般常理，在这个时候，可取的做法，除了加大中长期教育投入，进行安全教育与检查外，短期内安抚民众情绪、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媒体平台向民众道歉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谁也想不到，安抚与反思检讨没等到，反而等来了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就在庆阳事故发生不久，中国外交部在自己的网站上不合时宜地给自己贴金，图文并茂的报道了中国政府为马其顿政府捐赠25辆全新校车的新闻！
看完这则新闻，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像老牛一样，被深深刺痛了柔弱的内心！
请不要在这个时候骂民众的浅薄和“愤青”思维，该骂的是政府当局和外交部不合时宜的做法！就像那个南方在自己的多维博客（http://blog.dwnews.com/post-154669.html）说的，“在庆阳校车事故惨痛哭喊声未熄的情况下”，干出这种极其愚蠢的事情，如果不是慈禧“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心理作祟，那一定就是故意找抽的行为，是在故意往中共脸上抹黑，故意激化人们对政府当局的愤恨，挑拨网民极其敏感的神经！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中共的外援行为。在战略层面，为了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有时候的确需要对外进行适当援助。那种认为中国应关门抄手对外援一概持否定态度的言论当然是种小家子气，是“民粹”思想，需要批判。再说了，区区二十五辆校车，对偌大中国而言，也的确是杯水车薪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在实施外援的时候，除了量力而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时机的把握，要注意照顾到国内民众的情绪和国民感情。就像这次对马其顿的校车援助，这个时机就选择的非常不合时宜！
退一步来说，就算因外交需要，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援助，那也完全可以换个形式。比如以资金或其他实物的方式进行，难道就一定要援助校车吗？
或者再退一步来说，就算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校车援助，那么考虑到庆阳事故影响，是否可以低调进行呢？有必要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刻去大张旗鼓宣扬，故意刺激民众情绪吗？
校车援助，表面上看是个外交话题，和国内政治空气很难搅合到一起去。但在惨痛事故刚刚发生，国民情绪业已如此，而网络又成主力传播工具的情况下，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不仅仅是不合时宜，而且是弱智的令人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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