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 “投资移民”吸引中国大富豪,该走的基本都走了
“中产精英”已成移民主力军,八成是为子女教育 我们,真的留不住钱财和人才? 眼下,中国富豪“流行”投资移民的现象备受关注,然而,饱受房价、子女教育等压力困扰的“中产人群”,才是真正的移民主力。这些循“技术移民”等途径远走高飞的人,数量远远超过需要金钱堆砌的投资移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社会中坚”。
“移民潮”背后,隐约闪现着更耐人寻味的话题:为孩子移民———现行教育体制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为生意移民———国内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带走了多少财富和人才? 羊城晚报记者展开了相关调查。 技术“精英” 去国良多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 “目前,广东的移民业务90%左右是投资移民,中小企业主一直是主力。”广东某移民中介公司卢先生告诉记者。不过,这个数据或许很难反映移民市场的全貌。“大量的技术移民完全是由个人独立操作。”另一家相关机构的陆小姐这样认为。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总数超过6000人。而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达到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相对来说,投资移民只是少数。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透露。以加拿大为例,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本科或硕士;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30多岁最好;专业对口。”毕业于西安交大自动化控制专业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10年拿到加拿大绿卡,据其所知,他们班上技术移民的同学不下10人。 事实上,技术移民并非“中产”移民的唯一通道。 “能够提供当地就业岗位的‘雇主担保移民’现在特别火。”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记者。她说,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大利亚,当地政府推出了这项移民计划,只要当地雇主肯聘请移民者,只要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雅思”平均5分、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定居。 陈小姐说,这个项目去年推出后,申请的人络绎不绝,今年更是大增。从她经手的个案看,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去”的人多半毕业十年以上,正当年富力强,大多数人在国内的年薪在十万元以上,不少是服务处所的中层管理人员,也不乏上市公司、地产公司高管以及金融从业人员。 “这些人多半不到四十岁,在国内打拼多年,经验丰富。虽然没有企业家那么丰厚的身家,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他们大部分是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而移民,也有些人是厌倦了国内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的发展。”陈小姐分析。 陈小姐多年从事移民中介,在她看来,这样的移民在目的地国“很受欢迎”。她透露,雇主担保移民甚至可能比投资移民更快拿到绿卡。“投资移民带去的是一笔财富,但对当地就业并不一定有拉动,而这类技术移民马上可以投入工作,拉动GDP。”据了解,由于门槛高且有对口的工作岗位,这种移民通道的“过关率”高达99%。 此外,对于不少“中产”来说,新加坡以及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是一条移民捷径。“先申请一个冷门国家,再辗转移民到发达国家。比如先到大洋洲的岛国斐济,再到澳大利亚;又比如先移民西班牙:一年内银行流水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中介陈先生说。 “拼爹拼妈” 不如拼出国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 记者调查发现,潜在的“中产”移民家庭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其中,“低龄移民”不断涌现,成为不少中产家庭移民规划的核心内容。 在外企工作的周先生最近为3岁的女儿报读了一家引进国外幼儿园教材的英语培训中心,每周上课两次。周先生坦承,自己早有移民打算,但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教育,不想太早行动。“我不希望孩子太早接受西方文化,希望她能在国内接受多一些东方文化后再出国。”周先生说,他计划在女儿小学毕业后才考虑移民,现在报读英语培训营造“语言氛围”,是为了女儿将来出国后能与当地生活更快“对接”。 不少英语早教机构成为低龄“准移民”的聚集地。 “三到四成的学生家庭有移民倾向。”广州一家培训中心校长陈峰告诉记者。她说,仅据她了解,就有两个在读的孩子已经明确计划在小学三、四年级时移民出国。 “五到六成的学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移民倾向。”另一家类似学校的负责人沈妍告诉记者。沈妍称,目前招收的约300个学生中,不少家长是为孩子未来出国“铺路”。“一些孩子计划六七岁读小学时就要移民香港或美国、加拿大。更多的可能在初中或高中时到国外读书。” 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曾发起中国首家赴海外的夏令营。在她看来,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年龄越来越小。“学生家庭希望到国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很多交流项目根本不需要落力推介,报名者已经很踊跃,仅去年去美国的交流团人数就增加了三成。” 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中产”家庭的首选。 家住广州东方三路的周小姐算了一笔账,在广州,如果要给孩子在重点小学谋个学位,只有两条路———要么准备10万元的择校费外加学校附近的租房费用;要么接受3万元以上的房价,买套“学位房”。“不过,这还不算完。”周小姐说,孩子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时,一切又得重新来一遍。 不仅如此,周小姐说,儿子2岁时,她认识的不少妈妈们已经开始讨论各种早教班、全英班、艺术班、科学班、钢琴班、书法班……这一切令周小姐心头发凉,她明白,儿子的将来也不能免俗。思前想后,她深感“拼爹拼妈”不如拼出国。由于周小姐的哥哥和父母在加拿大,今年7月,她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 网上搜索一下“加拿大教育移民”这个词条,其中好处一目了然:一人移民加拿大后,子女也可接受12年免费教育。移民后,子女还能以华侨或华侨子女的身份参加国内高考。加拿大大学对海外留学生的学费是加拿大本国居民的3-5倍,不同学校和专业差异甚至高达近10倍…… “从某种角度来看,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倒逼’白领精英选择移民。”有移民中介机构负责人这样看待移民低龄化趋势。 中小老板 移民为“转型” 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关注,它不仅使中国的财富、人才、税收和消费流失,更对“橄榄型社会”的构建造成深远的影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如此认为。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则认为:富人移民?明星大腕确实大多移了民,但我们仍整天躲不开他们的熟脸;大一点的企业家很多也移民了,但转了一圈都还在国内打拼。富人办移民不过像穷人给自己办个保险,别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好赚钱的热土。中产移民才是真移民。真正的问题是留不住想移民的中产,而中产的壮大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以“资本”转移为特点的第三波移民浪潮正在杀到。不同于去年珠三角老板赴海外“抄底”掀起的移民风暴,今年以来新一轮移民风潮中,一些在珠三角经营乏力的中小老板俨然将移民视为“转型”之路,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客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前两天还打听了移民的相关手续,已经做了最坏打算。”东莞沙井镇一家印刷厂的刘先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刘先生说,他在沙井办厂已经有十个年头。“今年的生意最难做。”“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就要十几万元。”刘先生说,他近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实在不行,移民也是一条路。一方面可以歇一歇;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加拿大开个办事处再向中国市场下单,转行做贸易。”刘先生说,他认识的4个老板已经移民了。广东移民中介民间组织负责人胡先生认为,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然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者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湖南人涂先生是深圳一家电子芯片厂的老板,身家过亿元。涂先生自己没有移民,但太太和子女已经悉数在国外。涂先生告诉记者,和他一起读MBA的一众老板中,他知道的已经有五六个人移民了。“不过,都是当‘候鸟’,出去一段时间,还要回国打理生意;回来一段时间,又要出去‘坐移民监’。” 涂先生的电子芯片厂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1.6亿元,但去年和今年生意不好做,销售额仅数千万元。“只能转型,去年到今年,投了三千万元搞研发,没有借银行一分钱,真金白银全是自己的钱。转型后预计明年销售额可以达到3亿元。”涂先生说,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大盘生意都在国内,所以并不愿意到国外。涂先生称,他的很多朋友即便已经移民,但生意、根基还在国内。 因此,对于富豪移民造成财富外流的说法,涂先生并不认同———“事业都还在国内,能带走多少财富?” 某中介公司的卢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如同农民工南下打工一样。它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一部分闲钱被拿到国外,但只要这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在中国,根在中国,大规模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就不大。”
为子女移民,替未来下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不论是“中产精英”还是富贵人家,说到移民,都喜欢拿“教育”说事,把“子女教育”归结为移民的重要理由。照此推断,目前的教育体制扮演了移民潮的推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移民中,很多人收获的只是悲剧结局———当人们拖儿带女到达目的地国,多年后或许会发现,虽然帮助孩子逃脱了应试教育的命运,但在东西文化的交锋中,他们并不成功,甚至很可能“丢掉”了自己心目中的孩子。 李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对于时下的教育移民热潮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加拿大,孩子16岁以后就必须独立,自己挣学费,父母的钱宁愿拿去旅游,也不会为子女付学费。因此,父母年老后,子女也不认为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国家应当负责老人的赡养”。李先生说,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很多老人最后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也正因为如此,老外往往习惯提早规划养老金,因为他们明白,养老只能靠自己。“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完全冲突。”李先生说,不少第一代移民在子女教育上会感到“不平衡”。他们普遍对子女全心付出,但环境使孩子的思想已经完全西化,缺乏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华人在子女教育上做不到像老外一样‘无情’,因此也就没法儿接受孩子对待父母的‘无情’。很多年后,孩子可能创造性思维更强,但思想上和父母距离很远,甚至会感觉‘丢’了自己的孩子。” 不仅如此,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艰难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子女成长的巨石。李先生说,以技术移民为例,约九成新移民短期内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移民夫妇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种父母的“亚健康”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枚定时炸弹。李先生的一位朋友,移民前曾是广东某高校的副教授。两夫妻为了孩子能够顺利移民,到加拿大下飞机后第二天,副教授就通过中介找到一份劳力工,从此一干五六年。数年后,副教授追悔莫及,深感这样的抉择对孩子来说未必是最优。
龙永图白岩松“相对论”:当下中国人因何而焦虑? 2011/11/27 | 羊城晚报 白岩松在十几年前采访过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贝聿铭的一句话让他终生难忘。贝聿铭说:“好在北京的规划很好,以后拆起来会很方便。”
乘车要坐高铁,理财要一夜暴富,学习要上速成班,学术研究也都要一年之内出成果,在中国,似乎一切都要快才行。被快节奏生活远远抛在后面的是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中国人开始变得焦虑。
焦虑是进步当中的痛苦
主持人:龙先生,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处于焦虑状态?
龙永图:我觉得不要一味地把焦虑看成坏的心态,焦虑有时候是一种危机感,是一种对未来的追求。一个人完全没有焦虑,他就没有追求。年轻人有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白岩松: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讨论,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当中的痛苦。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低水平的平静被打破了,而高水平的那种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快”———焦虑背后的快———的背后是过去我们太慢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非常低水平的慢。后来我去日本才了解到这个细节:当时邓小平坐新干线,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的速度,邓小平完全没有接话。然后他突然说:“我们太慢了,我们不能,走都不行,我们要跑。”
龙永图:邓小平后来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改革,是从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一定要记住,这是进步中的问题。
思想的冒进是真正病因
主持人:网上热传一组图片,百年前建造的大桥到现在仍完好如初,被人们称为“桥坚强”。对比现在刚刚建成就出问题的“桥脆脆”,“桥坚强”给我们很多安全感。请问两位,是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让我们变得焦虑?
龙永图:现在我们太快,是因为过去我们太慢。在纠正太慢问题时,我们又出现了一些反面的东西。为了“快”就开始粗制滥造,就开始不讲质量,就开始违背客观的规律,于是建造的桥不安全,生产出来的食品也不安全。这导致大家对一切都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让我们焦虑,这是值得反思的。我们要反思,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太迫不及待了,是不是在快的过程中违背了客观的规律。如果我们的快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种“快”再快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快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那么这种“快”就会出问题。
白岩松:有一些事情不是越快越好。比如出现一个事故之后我们就急着追问原因,想知道原因的冲动和愿望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这种愿望和冲动而快速地给出原因就有可能是糟糕的。
龙永图:德国也出现过高铁灾难,他们的调查结果在两年之后才出来。过去几次大的空难,有的调查仍然在进行,有的刚刚公布结果。这样的调查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白岩松:中国为什么一切都急着处理,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穷怕了,慢怕了,然后就想快点富、快点走,一切都想快。我们都追求性价比,每个人都想付出最小的代价捞取最大的回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快”成了一个不好的词汇。
希望中国人都成为“富二代”
主持人:焦虑来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那应该如何缓解我们的焦虑?
白岩松:我们的不幸福不源于自己的不足,而源于别人的更好,这叫做比较性焦虑。我们应该明白,人生加减乘除之后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要重建一种信仰,要有敬畏。这样,心态就会平和一点,我总觉得平静才会幸福。
龙永图:不能把焦虑完全看成是个人心理因素,客观环境也很重要。为什么社会要发展?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环境,让大家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发展可以减少焦虑的外部因素。
白岩松:要解决我们的焦虑,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这就是中庸之道。旧的低水平的平静谁都不愿意回去了,我们要的是高水平的平衡。怎么样去建立一种良好的环境,我个人认为有三个词:公平、民主和希望(信仰)。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它就会有愤怒和焦虑。归纳起来,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为“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中国人都成为富二代的时候,生活就会静下来。第二个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要让民众进来———你参与其中,最后你才会增加更大的信任感,现在的不信任是因为民主不够。最后一个是信仰和希望,人一定是活在信仰和希望中的,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会不那么焦虑。
| 人大教授揭秘: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缺憾(图) 2011/11/27 |  萧延中教授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萧延中教授访谈 来源:中国经济网
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个人自由、个人利益
提问:今天重点反思的问题是那个时代(毛泽东时代)给现在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萧延中:重点反思就是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毛泽东时代强调团体的凝聚力,对于个人的利益以及对于个体的尊重在那样的时代当中是没有的。所以毛泽东有一句话,“你们经常有一个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说白了哪儿有我为人人,不就是人人为我”,他把这样的思想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今天我们用个人主义的概念,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弄混淆,容易把个人主义这样严肃的政治学概念理解成自私自利,这是完全两回事。有没有个人的地位?有没有个人的主体自由?这个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时代最大的缺憾就是在那个时代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是没有的。今天反思,我们建立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以个人为基础,今天我们提出“人本”,这个概念很模糊。人本是指个人还是指群体?个人也是人,群体也是人。人本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不能说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本主义,他也很关心整体民族的发展。但是他没有把思想的聚焦点放在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之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早就讲过,他理想的共产主义是个人自由达到最大化的社会,这是共产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时代对于个人强烈的抑制甚?这是今天要反思的。
由于没有个人这样一种概念,因此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盲目向群体的价值认同,不允许你各色。比如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拿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发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大模子卡着他的时候,就会形成个人不自觉要向一个群体认同。如果不认同的话就会被另类化,另类化在那个社会背景下是生存不下去的。今天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我穿花的你穿红的,当时的情况叫资产阶级作风。
萧延中:个人主义这个完全可以谈,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必须得有,要反思毛泽东时代,这个信息应该给大家。政治学对于个人主义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大众当中是不是把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两个划等号?这是一个太大的误区,这两个绝对不是一回事。所谓个人的自由当然是在法律的前提下,那个时候没有。
毛泽东不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
主持人:我们说一下毛泽东的人生,他的一生也是起起落落。
我们说一下毛泽东的个人成长,一生起起落落,我们现在经常知道口头常说的是邓小平的人生三起三落,据说毛泽东的人生也是三起三落。怎么归纳他的人生的三起三落?
萧延中:关于三起三落已经有文章了。
主持人:这种说法以前没有听过?
萧延中:专家那儿都知道,只不过大家都关注他的晚年甚至是成功以后最后一起,也就是七大,1942年到45年左右毛泽东崛起一直没有落下,一直到1976年去世这段关心的人比较多。前一段大家关心的不是太多。毛泽东自己说过,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单数的时候得意,每到双数的时候就倒霉,他自己开玩笑说,他个人说话很幽默。确实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种思想被整个中国共产党接受是一个过程。
共产党的思想主要是从俄国传过来的,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过来的,按照那样一种模式,首先要工人阶级,你是先进生产者代表,工人的数量达到足够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成长的时候爆发革命,这是通常的革命理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中国有几个产业工人?整个全是农民,农民能干什么?农民只能做洪秀全,只能做李秀成,怎么能搞无产阶级革命?早期共产党内按照列宁主义或者按照传统的经典的理论,毛泽东显然是另类,显然不能被接受。所以毛泽东被说成是草寇为王的共产党员,所以在党内几?,李立三、瞿秋白,后来的王明其实都跟毛泽东在党内都有过分歧,这个分歧不是私人之间的。
毛泽东的三起三落历史有一个过程,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面显示出那么高的才能,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危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被人追着跑,他的指挥战略使红军的一部分幸存下来,中国革命还不知道怎么样。他用自己的战争胜利这样一种事实使别人接受他,而不是在理论上接受他。他的三起三落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必然,毛泽东不是正统的,不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
主持人:您自己有一个说法,觉得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萧延中:他不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这样一种做法和他的思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旁门左道,当他用战争博弈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思想,再加上毛泽东有超凡的政治修辞的能力,他能说服人,他在延安时期大量的讲演、演说,论证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才使他的这套思想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被中国党内的大多数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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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 2011/11/27 | 凤凰网财经 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发表获奖演讲。以下为实录:
张维迎: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还有我们的大跃进,可以说发起大跃进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那不仅是无知,而是无耻的。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包括兰格在论证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有好多的假设本身被当做一个现实,所以被认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击败了反对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
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生产价值计算?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
政府也深信这一点,买了大型计算机,在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员,全部的投入产出数据统计出来,算出投入产出表。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改革这个价格了。大家知道一直计算不出来,即使计算出来没人相信它。这是我当时看到基本的情况。
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通过双轨制的方式。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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