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
（下）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相反；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陷阱之中。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无人有闲暇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人，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国家极易重蹈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悲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不遗余力的“爱国”鼓噪可能将把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下） 全文完
血腥的黎明
周舵
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朋友，应当都知道贝多芬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深爱贝多芬，当然，也就深受这句话的鼓舞。加上湖南人的热血，胸怀大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以为命运是可以由人掌握的。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浅薄狂妄啊(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贝多芬)！
不是说人不能有所作为。我是说，你做的事再大，也只是我们人类眼中的大罢了。孙猴子一个跟头云十万八千里，本事不可谓不大，可他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手掌心里打转转。命运，就是如来佛的手掌啊！我下面要讲的六.四亲历记，你可以看作是对于“命运（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小注脚。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我上的中学清华附中，有一个了不起的校长万邦儒，我还清楚记得他是如何谆谆教诲，让我们“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千万别弄那个东西，那个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想当科学家。我的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一来，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我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要走的一条道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这样一条道路，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四之前，我前面的路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我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当时的校长正是胡锦涛——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至少，当今团派出身的大官，会有一大半是我的学生加信徒。现在中国唯一的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北大的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或者，准白痴，脑残。
你问我后悔不后悔？不，绝不！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我会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可是鬼使神差，这件事居然干成了。“六.四”我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但也非常偶然。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这个事情到最后做得成。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的时候。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我还是从头讲起吧。
学生闹事，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生闹事搞下台的，学生们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也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台，李鹏上来，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马车还能跑吗？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大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陈希同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4.26社论”；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弄得老百姓全都说，人民讨厌谁，共产党就热爱谁！我觉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到海牙国际法庭用“反人类罪”起诉这个家伙？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李鹏可把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害惨了！或者不如说，是一党专政这个自封代表人民的专制体制，把中国，把中共，把邓都害惨了。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日益坐大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4月二十几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他们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和党内的改革派合作，矛头要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的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四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我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回四通公司上了一个星期班，5月13号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当时我主管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部下就告诉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陶斯亮刚刚来了电话，让我务必放下手边的一切事情，立刻赶到统战部，有急事商量。统战部在六部口，当时我配有专车，很快就到了。
当天，中共统战部里同时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想听取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看法的会。出席这个会的除了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外，还有我和郑也夫、李肃、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等人。谈来谈去，大家出主意说请统战部出面，召集各方面学生代表来对话，劝他们停止绝食，陶斯亮说要请示阎明复。一会儿阎明复从胡启立的那个会上走过来了，他对大家说要商量个具体办法。阎明复对在座的人说：“中央领导对目前的局势很担心，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世界瞩目的历史事件，国际上非常关注。学生在这种时候占据广场，必然干扰这次重大外事活动，产生很坏的国际影响。青年学生的愿望是很好的。游行示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香港的徐四民曾经去医院看我。我说，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中国正经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阵痛期。游行示威应当成为正当现象。我对前途有信心，你愁容满面干什么？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要纳入法制轨道。示威是在没有其它渠道下的选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好了。对此一定要大度，应当接请愿书。比如说要越过一座山，过去的习惯做法是放炮炸开，但也可以用机器挖隧道。香港有些报道对我不利，是不是要把我抬得很高，然后掉下来摔死？《虎报》说邓小平反思三件事：反自由化、物价闯关和学潮，说是我说出去的。哪有这回事？你们说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这我不同意。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许多看法。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我看北京市是一定要动手的。学生们再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造成全面的上街。把话说穿：要给那些你们认为是‘改革派’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请在座的各位做做工作，劝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重大决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三天两天马上就作出决定。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学生们一味闹下去，将来难免要后悔。”
阎明复这一番话打动了在座的人。阎明复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午饭后继续谈，我们建议閻明复直接和学生代表对话。閻明复当即同意，说事态紧急，最好是今天下午就谈。我们都表示来不及，晚上说不定可以。閻问，谁能帮我去联系学生代表？我看没人应声，就说，我去试试吧，您给我配三辆车。然后建议李肃、郑也夫和我兵分三路去找学生代表。
广场上学生山头林立，他们的情况大家都不熟悉，上哪儿去找他们的人，找谁？找来的人能不能代表学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干起来再说。我建议郑也夫去《经济学周报》社找王军涛，因为我知道军涛和政法大学的“对话团”有联系。又建议李肃和我一起跑西郊的八大院校。李肃有事，不久就先走了，我也只来得及跑了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在这过程中，我才知道，当时学生组织共有三大山头：高自联，对话团和绝食团。
去了北大、清华之后，我到北师大找刘晓波，想要通过他找吾尔开希。把吾尔开希找到晓波家，已经将近七点。临上车，我对晓波假客气了一下，问他是不是也参加。我原以为他会拒绝的，没想到他欣然接受了！我心想，坏事了！因为我知道，閻明复是不可能接受他这个头号“黑手”的，而且很可能连累閻。事实上也果然如此，后来这成了閻被整肃的一大罪状。
七点半左右，我回到统战部，各路被找来的学生代表已经到了，有大约十余人。由团中央的刘延东带来的共青团和官方学生会代表大约二十人，作为中间人的我、李肃、郑也夫、王军涛、刘晓波、闵琦等，加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共六十多人，把统战部第六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閻明复坐在长条会议桌一端的主席座位上，右手边坐着陶斯亮，左边位子空着。閻见我进来，指指空位，示意我过去。我摆摆手，却和刘晓波坐在了一起。閻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阎明复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长期搞俄文翻译工作，文革中在秦城坐了八年牢，文革后当百科全书副总编，后来到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到统战部。他说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他说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周一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他要求学生们尽快结束绝食，不要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接下来是学生代表发言，他们坚持要收回“四·二六”社论，要政府改变“动乱”的提法，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则不会停止绝食。阎明复则反复说服学生结束绝食，以国家大局为重。
閻明复的真诚、坦率、善意和人格魅力感动了大家，但是，学生代表坚持不让步，而多数中间人的劝说也软弱无力。会议至午夜方散，大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许多知情者认为，这次会议是整个学运期间，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对话中最能充分相互理解的一次，但其结果却让人极其失望。
閻明复要赶去开政治局会议，先告辞了。统战部安排了简单的夜宵，留下的人边吃边聊。刘延东是我的清华附中校友，我和她交换了看法，也是不得要领。看到王丹，吾尔开希，梁二，程真等几个学生代表要走，我赶过去，把他们拦在会议室门外。因为怕“秋后算账”，在会议桌上，我们知识分子所讲的话都是遮遮掩掩，点到为止，学生们年轻幼稚，领会不了。在私下场合，我可以直指核心。我讲了大约20分钟，居然把他们说服了！王丹当面答应我，回广场就动员同学撤离。我太高兴了，回来就告诉了陶斯亮，她又叫人电话通知了閻明复。我还以为大功告成了呢！
两、三点钟的样子，统战部派车送我和刘晓波回家。车开出去没多远，晓波说，不行，我还得回广场。后来他一直埋怨我说，要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去广场劝说学生撤离，是有可能成功的。
回到家，我一觉睡到下午。给统战部打电话，没有人接。后来陶斯亮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跑哪去了！那时没有手机，座机都很少，联系极不方便。晚饭后，我约上师弟刘世定去导师于光远先生家；从于先生家里出来，我们去了广场，才发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我很生气，心想这王丹兔崽子怎么搞的！费了好大劲把他找出来，我责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他很为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戴晴下午和十几个老师来劝了一大通，不也是没劝成吗！
回公司上了两天班，5月16号早晨，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又是让我立即赶到统战部。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吗？还干什么？她急了，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来吧！
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让我再辛苦一趟，去把学生头们找来，閻部长还要再做一次努力。我拿着学生纠察队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进了广场，把当时的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领到统战部。这回，閻明复对他们的态度大变，冷冷的，很严肃，还让他们在传达室坐了好一会冷板凳。当然，还是毫无成效。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肯让步。
午饭后，统战部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乱哄哄七嘴八舌，大家全都既着急又无奈。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开始劝说閻明复干脆直接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喊话，不要再指望那些学生领袖了。閻开始有些犹豫，问“有用吗？”我说，现在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是您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最终，閻同意试一试。但是，怎么去，到哪去找广播器材，閻的安全如何保证？大家又无计可施了。我心生一计，让统战部当时主事的张秘书长给急救站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坐救护车混进广场。张说对，立刻叫人打电话。问了几处，回话都是，救护车都在抢救绝食学生，派不出来！显然是不买帐。又卡住了。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问张秘书长统战部现在有没有面包车一类的车？她让人到院子里看了看，回来说有三辆车。我很高兴，说那就成了！您赶紧叫人准备一只开水桶，装上凉白开；再做两面旗子，一面写上“急救”，一面写“送水”，我们假装送水混进广场，就用学生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张大喜，立刻让人准备，当即让我负责全部行动的指挥。
两辆车准备好，閻明复走出统战部大楼，两边是夹道欢送的人群，不少人还在抹眼泪，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閻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看了这番情景也很受感动，竟然冒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豁出去了，我当一回中国共产党的纳吉！”我就在他身边，听得清清楚楚！
临上车，忽然冒出一个人，拼命往车上挤。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用力拦住不让他上车。他说他是记者，这么重要的事，记者不能失职啊！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感动，就放他上了车。此人我后来才知道是唐师曾。
我们从中南海西门进去，穿过中南海，过金水桥，混进广场直扑广播站。学生纠察队涌上来护住我们，王丹、吾尔开希主持，然后，閻说了一番很感人的话，公开报道都有，无须我罗嗦了。他再三劝说学生撤离广场，再三保证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可以做人质，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我看见好多学生都在掉眼泪，但是很可悲，学生们还是不理会，坚持不撤。
閻讲完话，忽然冒出一群穿白衬衫的壮汉，一拥而上，把閻明复弄进一辆车，立刻开走了。这是中央警卫局来人保护他的——或者，是来阻止他的？不得而知。
我彻底失望了。回到统战部，吃过晚饭，我找了一间会议室闷头大睡。起来之后，百无聊赖地乱逛了一阵，后半夜，照例由统战部派车把我送回了家。
5月18号下午，我在公司上班，接到邓正来的电话，约我晚上八点钟去统战部会面。我准时到达，却没有看见邓正来，只看到他约来的柯云路等几个人。天正下着小雨，统战部里黑洞洞的。我把六局局长请出来，要求进去避避雨。看得出来，他不大情愿，但也不便拒绝，开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几个人谈了一会，问了问情况。我从那位局长的态度和答话，以及各处传来的消息，判断赵紫阳很可能已经下台。
王军涛和陈子明这时也来了，还带来一辆中巴车。我们出了统战部，到车上继续商量。我说，看来赵已经不行了，鹰派马上就会动手。我们的斡旋彻底失败，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各回各的单位上班，再也不管了。这对我们自己最有利。我们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动员出来劝架的，秋后算账再怎么算，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另一个选择，就是站到学生一边去。后果是什么，不必我多说了，坐牢是跑不了的。我个人是要站到学生一边去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向来都是在他们后边指手画脚，不肯站到第一线去。现在，刀子已经架在学生们脖子上了，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缩在后头，那我们知识分子也太可耻了！我并不同意学生们的很多做法，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和他们共命运了。
我的话把众人都打动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立场，还委托我起草一份声明。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家还拿出一张纸，我一个字还没写，他们就事先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当然，这份声明我根本没写，因为第二天就宣布戒严了，我不想连累这些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受命斡旋。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绝食。
第二天，5月19号，我们二十几人在蓟门饭店开会，中间陈子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神色凝重地说，接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今天晚上要实行军管。你们哪位立刻帮着写个东西，把消息散出去？刘卫华指着我说，周舵笔头子快，让他写吧。二十分钟左右，我写出一个《告人民书》的草稿念给大家听，众人提了一点修改意见，陈子明马上派人送到北大，学生们印成传单，很快传遍了全北京城，吴学灿又用它印成了《人民日报》号外。
5月28号早晨，王军涛来电话，找我去人大附中院内的“中国文化书院”开会，“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每天在那里会面。席间刘晓波突然提出要去广场绝食，然后非拉着我去不可。我不要去干这个事。我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干这个事。我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啊。社会后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四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响应，你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然后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呆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然后你控制不了局面。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他讲了一大堆，也没能说服我。讲的那些我就不能公布了，那是我们的秘密。
到了5月29号晚上9点钟，刘晓波给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说“你必须今天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他太太也哭得不行，求他不要去。他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那我说“好吧”，没有办法说服他，我说“这样，你一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我甚至拿了一张纸，中间画了一道,去?还是不去。然后列举这些理由。我发现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去。最后是由于两个理由，我决定我非去不可。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人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一个最好的朋友要去干一个掉脑袋的事儿，要你陪着去，你能不去么？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两个字，叫“仗义”。你没办法不去，这是第一。否则你整个人格就垮台了。那是我宁死也不能接受的一个前景。第二个理由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说不定能影响他。我要是不去，说不定他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儿。他的太太陶力当着我们两个的面——那是第二天了，在他们家，她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三个一块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是这样。总之，我去绝食完全不是我的意愿。最后你发现你必须选择自己不愿做的事！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一个小时之后，我给刘晓波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同意去绝食。他乐坏了，我趁势提出几个条件，一是一定要发表一篇宣言，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是劝和，并且要借此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还提了两个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中国的社会进步人人有责”。这就是我们《六.二绝食宣言》的起因，第二天我拟了个提纲，晓波执笔写的。再就是要严格遵守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他全都一口答应。我问他还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我问为什么找他？他说侯名气大，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侯还在香港做他的录音带。
5月30号晚上，我们去机场接侯德健。他一路上都在问，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他实在搞不懂。他一个台湾人，对大陆的事情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费了好大劲，最后又把刚刚起草好的《六.二绝食宣言》拿给他看，他才同意了。
6月2号下午，我们四个人先在侯德健家里集合，我看见李双江也在，李还表示要参加绝食。我说你不想活啦？你是军人啊，要上军事法庭的！下午四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先由刘晓波说明，绝食的目的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主力量的坚韧。我们认为戒严和军管是“阶级斗争”式的，以暴易暴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我们为此呼吁全体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有记者问我们这样做是否考虑到后果。我说，所谓后果，无非是社会后果和个人后果。社会后果我当然担心，担心发生过激反应。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激动。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四个人来饿三天罢了。至于个人后果，我们很可能会去坐牢。可政府不能关我们一辈子。我说我只担心自己的行动会牵累四通公司，希望政府不要因为我个人的行动而加罪四通，并说我已经辞职。侯德健讲了他几天前在香港参加港台百名大明星“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的盛况。三十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一千三百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高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讲了他参加这次行动的意义。随后，我们到广场广播站去发表讲话。侯德健还大声呼吁学生们行动起来把广场清理干净。他再次讲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结束后，三十万香港市民从跑马场退场如何井然有序，如何没有在地上留下一片废纸垃圾。他还说他发现他写的歌曲“龙的传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龙的传人不限于“黑头发黄皮肤”。他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并且决定修改歌词，我则说，如果政府中的某些人能有侯德健这样自我批评的精神，中国的事情会好办得多。后来，侯德健领唱了“龙的传人”。
六月三日的白天一直很平静，我们四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傍晚时分，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场广播站开始教授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以及天晓得会不会奏效的，用汽油瓶、棉被（！）打坦克的方法。
十点钟前后，广场以外的四面八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方向。开始大家都认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了枪，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残酷无情地杀人。只是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过来，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人们刚七手八脚把这人护送上救护车，忽听得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新三个人和学生们一起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我们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六.四凌晨，那时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了。午夜一点钟，一辆装甲车开进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广场兜了一圈。枪声响得愈发密集，四面的天空这里那里不时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弹迹。广场东北角一片火光，看上去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燃了。我们四个人想下去看看，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学生们甚至不准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们，甚至认为他们有责任在这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什么“不可丢”，丢了又能怎样！全是共产党电影小说里学来的一套——另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汽油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了。
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的邵江，跑进来蹲在我面前，我听那声音都颤抖了。看不见他什么表情。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男女老幼”。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我听了之后心想，我能救谁啊，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啊！那天下午就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包括王东、王苏波，我部队里的两个铁哥们儿，都是军队首长身边的人，穿上便衣进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出去，你不能呆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儿。我问什么样的大事儿，他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不可能走啊，对不对？你自己跑了，像吾尔开希那样，那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两个字——等死。听天由命了。邵江说了之后，我先问他“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柴玲是“总指挥”啊。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她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她，她也说服不了同学。我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够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而且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怎么能说服你们大家？但是后来我决定，必须要试一试。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试了，不成功，我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这些人，那是天意。但是我不试，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再说四个人里我是老大啊！于是我就下了决心。先说服了高新，高新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该撤了，就是他不敢说而已。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然后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侯德健，最后再说服刘晓波。我们四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一二三四，其中就包括跟戒严部队谈判，否则部队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你打回来了。我们有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这几个人都是来夺我的权的!”——不错，我们就是想夺她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马拉松绝食，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夺柴铃的权，否则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然后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拨。我说“晓波，你和高新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根本没同意撤呢。说“德健你跟我一块去谈判”，因为我心想这猴子等于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你干掉了。你要说你是侯德健，他可能会手下留情。你来两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么？所以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还挺仗义的，非要说他跟侯德健一块去。侯德健就劝他“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侯德健真不错，你想想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咱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根本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干嘛来了，现在跟着我去干这要老命的事儿。然后我们有个保健医生——我们都是首长待遇——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状态，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要敲死谁。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着，一边讲述军队如何凶残：“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讲述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个平白无故地给打得满身窟窿。“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
我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小伙子面前，此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小伙子哽噎着告诉我，他十九岁，是个体户。他说他家里有父母在，还有一个姐姐。我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活他们。你要是出了事情，你的父母亲还有姐姐会多难过？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
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已经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我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
我们四个人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我们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由我向广场上的人喊话。我说：“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份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退。我们要求同学们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在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
我把这番意思反复喊了两遍，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讲了话。我们随即听见一片呼喊反对的声音。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我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忽然说，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说你试试看吧。过了一会儿他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我们从西面走下纪念碑，我就让小宋赶紧去找他说的那辆救护车，我和侯德健就在下面等他。等了好半天小宋才回来，等得我们心急火燎的。他垂头丧气地说“车不见了，衣服也没有”。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开来一辆中巴，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截住了，上去跟司机说我们要去找戒严部队谈判，你能不能帮个忙。这个司机真不错，那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边纪念碑，这边天安门，这边是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这边是人民大会堂，三面都是马路，马路和广场之间都有隔离栅栏，把马路和广场隔离开来。我们就往北边的隔离栅栏这边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这儿走过去，就是在劳动文化宫南边，现在这儿有个交通岗。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大概比这个交通岗再靠北边一点。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你们是什么态度？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整个漆黑一片。没多久就见烧起几堆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看官方报道才知道，学生把垃圾什么的点着了，怕部队来偷袭他们，照明用的。他们三个就有点紧张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必须在这儿等着。估计这就是开始清场的信号。”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说“你们赶紧回去，指挥部已经同意了，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因为我拖着侯德健，侯德健已经——他大概身体很坏，有胃病，平常又不大锻炼，我还经常跑个万米什么的，又绝食——他已经跑不动了，好不容易把他架回去。然后就开始动员学生，在广播站里广播。我就把学生吓唬了一大通，就说“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跟我们谈判的部队讲得非常清楚，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我只差没说，如果不撤出去的话，你们一个个都会死在这里头！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说不定这成为我将来一个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把信息传达过去了，这话本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以为，无非是来一大帮子人，把大家一顿臭揍，枪托子什么的，架走就完事了。根本没想到是这种结果，真的是机枪横扫，不分男女老幼，谁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我先讲，然后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全讲了，一定要让大家撤。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把我急坏了。我就跟侯德健说，“不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我们又跑回去，这时就剩三个人，小宋还跟着我们，又重复这个过程，又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侯德健跟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在广播上讲了，我们一定最后走，哪怕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走。分手时很客气，我记得还握了握手。
我们赶快跑回去，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学生已经开始撤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非常荒诞的是唱着《国际歌》，唱着共产党的党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很悲壮。我们俩赶紧往纪念碑上跑，跑到第一层平台上，然后，因为也没仔细看，就被一个大兵拿枪一横就把我们拦住了。这个时候我一看，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早已被部队占领了，在往下赶人。小宋赶紧上去跟他们解释，“谈判代表，刚跟你们达成协议了”等等。他也就没怎么样，反正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我们是想去找刘晓波和高新。我们就回过头来，站在栏杆后面，面朝东，朝着历史博物馆方向。正在想怎么办呢，我们三个人，小宋还一直跟着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很悲壮的，慢慢地往东南角撤。后来才知道，是封从德说大家表决，同意撤的就喊“同意”，不同意撤的就喊“不同意”，哪边声音大就按哪边办，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他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其实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教条主义。如果你在下面，你怎么知道哪边声音大？只有在上边才听得出来哪边声音大。他就非说是同意撤的声音大。就这样才说服了学生撤。
我们正在这儿站着看，正在想怎么办呢，突然学生们停住了——这时天开始微微有点亮了——然后有个学生喊“侯德健，一块走！”，他们把他认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担心我们被大兵俘虏，反正意思就是跟他们一块走，别再留。我们拼命劝他们快走，他们也不听。这样我们就赶紧跑下去，顺着学生队伍往队尾走，因为我们不是说了要最后走吗。转到纪念碑的北边，因为我们朝东站的，从东边跑下去，到北边一看，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学生，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就是死不肯走。少数服从多数，他们也不服从。把我急坏了。我和侯德健分头去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哄带骂，连拉带扯，我刚把前边那个学生说服了，拉起来要走，后边就有一个声音喊“不许走！谁走谁是叛徒！”他马上就坐下了。把我气得当时就开骂了，把他臭骂一顿，大意是说，你可以死，这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但你有什么权力强迫其他同学死？万一你没死，你将来怎么向这些同学的父母交代？讲了很多，最后他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说了一句“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是要找个理由。这样才大家全起来跟着走了。我正要跟着走呢，突然抬头一看，前面一大群军人，离得非常近了，挺着刺刀就过来了。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赶紧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别开枪！别动手！同学正在撤退，”等等，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结果话音没落，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当时我就要窒息了，差点坐在地上。小宋跟着我，赶紧把我扶住了，然后就跟他解释，说这是周老师，谈判代表什么什么，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后来小宋拿自行车把我驮到我家门口，我们两个还互相撩起来看伤。都在这里，非常准，就在心脏旁边这个肋骨上。后来听说那就是从越南前线下来的特种兵。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捅的，我现在还留着疤呢。然后赶紧，小宋就拉着我回过头，走在队伍最后，一点一点往前走，很慢。走了一段之后，小宋就使劲把我往人群里头推，还不断往后面看。我回头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后面那枪口就对着我们后心！小宋就怕他们，你不管是什么，不小心走火还是什么，我们就没命了。他赶紧把我推到人群里。裹在人群里走了一段之后，我就从东边钻出来。这时候我和侯德健也失散了。我就想去找他们三个人。就见一辆坦克开过来，离得非常近，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这样,冒着浓烟。然后到这里它就停住了。停住之后，这些冲动的学生还在地上找瓶子找砖头要砸坦克。我赶紧把他们摁住，一边看坦克前边的舱盖里钻出来一个坦克兵，做这个手势——估计大概就是说，别废话，赶紧走吧。没开枪，也没扔催泪瓦斯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撤了。我顺着队伍来回跑了好几趟，想要找他们三个，谁也没看见。
我和小宋从广场出来，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市民出来。人不多，站在马路边上，人人都在掉眼泪。然后跑过来一个中年人，像是30多岁的样子，一边哭着一边跟我讲，“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是顶不住了！”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一定是这整个那天晚上就是在拼命阻挡那些军队，他还跟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把他们挡住！
我和小宋从前门大街走到北京音乐堂，然后到六部口。到六部口那个路口，还是西单路口，记不清了，我在那儿站了半天，看一辆烧焦了的装甲运兵车。我还直纳闷，这么一个铁家伙怎么就被烧了呢。然后穿过马路就快到西单了，就在电报大楼附近。这时候，就从东边开来一辆坦克。后边坦克我没看见，后来才知道不止一辆。开得非常快，就在紧靠着人行道的马路上。我那时候也冲动了，也在拼命找砖头砸坦克，打得坦克乒乒乓乓的。幸好没开枪，一个催泪瓦斯扔过来；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都发了湿的口罩，我赶紧掏出来捂着鼻子，呛得一边咳嗽一边跑。这时候我才低头看见，整个马路人行道上都是血，半干的血迹，一滩一滩，一溜一溜的。那是我第二次看到流血。第一次是我去发表广播讲话。我说了还没两句，广播器材坏了。我坐在那儿等着他们学生满头大汗在那修的时候，想起来有一个学生送给我一顶钢盔，给我作纪念品。我就掏出来一看，里面全是血，估计是砖头砸的。把我恶心坏了，一甩就给丢到松墙那边去了。第二次就是在西单路上看到的血。这辆坦克开到西单路口，一个急转弯，从那边又开过去。后来听了很多见证人说，不知道这辆还是后边从东边开来的坦克，就在六部口那个路口，压死了13个学生。我认识的一个北大姓刘的职工子弟，一直不断跟我联系，他就是在那里被辗掉一只胳膊，现在装的是假肢。因为坦克开过来之后，学生们都排着队，这个十字路口所有的四边上，也有很高的隔离栅栏。所以坦克开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挤在坦克和隔离栅栏之间了。前后都有人挡着，中间这些学生就根本没有地方跑，连辗带挤压，据说是死了13个学生。高新说他当时就在离我后边不远，他刚刚跑到这个路口，亲眼看到学生死伤。所以死人都是发生在广场的外围，唯独没有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后来许多人胡说八道，我6月5号上午还在街上看，就看到有人贴出来的传单，说一个自称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跑到香港了——真神速啊，可能是坐火箭——说他如何如何在广场里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等等。不是柴玲说的，柴玲很晚才跑出去的。老外又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地形他也不知道，一说“六.四”就是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大屠杀，那一定是在天安门。完全不对。这就像一个台风一样，周围是12级台风，就这个台风眼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在部队还没有大开杀戒之前，我们就把学生和平的撤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杀人，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走。没有必要在广场上再杀人了。
到了西单路口，小宋他家就住在西单，他说他从家里找个自行车把我驮回家去。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我站在那儿愣住了。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废砖烂瓦，什么烂铁条自行车，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破玻璃，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暴乱”啊！没有一个人砸玻璃，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你再想想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之前，就在92年，洛杉矶大暴乱，你看看那是什么景象!那些人要抢南韩人的商店,韩国人在房顶上架着机枪跟他们对着干！天底下哪有北京六.四这样的“暴乱”啊！我心里想，北京人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后来，每当我有点动摇，心情沮丧的时候，就用这件事激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大有希望！
以上所说，就是我的六.四亲历记。
二十年过去了。每年六四，我都要例行绝食一天，纪念这个永世难忘的，惨烈的，血腥的黎明。
（本文引用了罗点点《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部分文字。该文的素材系由我提供）
不是英雄是恶人
芦笛
尊敬的陪审团诸位先生：
法庭辩论现已结束。请允许我在此作总结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嫌疑人的辩护人云儿大律师和非文人大律师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的主动合作，使本虚拟法庭能够开起来，对愚昧的大陆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确，哪怕是在许多所谓“海外精英”中，起诉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骇人听闻之举。这些人白白出国多年，却连“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起码感性知识都没有，连“审判≠批斗≠定罪≠侮辱”都不懂，连“审判”、“嫌疑人”是个中性词汇都不知道，以为“审判柴玲＝侮辱柴玲”，为此在观众席中对本检进行了种种侮辱。
在这种愚昧的国情下，两位律师以敏锐周密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风度，为在中文网上进行文明政治辩论作出了楷模。希望他们的表现，对只知道以人身攻击侮辱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人士会有所触动。
光从这些“民主人士”的表现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如果１９８９年真的发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独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今日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本检在此想着重指出：沙滩上是建立不起宝塔来的，出于污泥，岂能不染？一个被万恶的党文化特别是“斗争哲学”浸透了每一寸领土的腐恶国度中，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领袖，有的只会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党妈妈教给他们的那套童子功，欺骗煽动人民去和政府较量，实现私人野心或达到卑污的个人目的。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是一场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他这话说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说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恶人”，意思大概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错误者。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当局，而学生领袖是没错的，连道德责任都用不着负。他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直到现在，“天安门一代”还在被许多人当成英雄欢呼。
本检认为，这个评价违反了历史真实。本案审理表明，某些学运领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其中情节特别恶劣者，甚至触犯了刑律，其实是罪犯。最可悲的是，这些人作恶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来坞电影中的坏人那样，因为天性邪恶，蓄意犯下反社会的罪行来，而是真诚地为他们的信念斗争。可惜，他们相信的完全是党文化那一套。斗争方向错了，车再好，马再快，不但永远到不了楚国，而且必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恶”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悲剧式的人物。
为说明这点，请允许我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一番剖析。
一、我们的“斗争”和他们的“斗争”
六四迄今已近１４年了。中外议论这一历史悲剧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检的文章，似乎没有哪个论者一语道出了症结，那就是：运动之所以以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完全错了。无论是草根民众、是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和幕后可能有的高参、还是举起屠刀的独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其实都是同一个：万恶的“斗争哲学”。
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学运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出谋划策者们的思路都只能是我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当然需要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达成对人民有利的妥协。
因此，斗争必须是有明确、具体、有限诉求的，每次斗争的诉求，都应该统治者让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观可行性和渐进的特点。斗争应该是有节制的，斗争者应具有高度的灵活应变能力，如果发现诉求超出了统治者的最大让步极限，领导者们应能及时调整己方要求，及时达成妥协，使斗争在迫使统治者作出一定让步后胜利结束。在本质上，它与农贸市场上司空见惯的讨价还价活动并无差别，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
纵观文明世界史，这就是人民逐渐获得政治权利的斗争正道。西方民主社会的建立，走的是一条缓慢渐进的上升曲线，在每一个微观阶段都因人民的有限斗争或统治者的主动被动让步而出现一个明显进步，但绝不是大幅度飞跃或突变。英国、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只造成了使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混乱局面。社会的稳定持续进步，还是在革命结束将近百年后才开始出现的。
我党提倡的“斗争”则在本质上完全与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来争取具体的权益，也不是谋求社会进步，而是为某个集团夺取政权。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谋求妥协，而是通过“合法斗争”来羞辱对方，在拒绝与对方合作并作出任何让步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对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堵死对方下台的一切可能，使对方在恼羞成怒之余举起屠刀，从而向人民暴露统治者的反动残暴本质，以此“唤醒民众”、“教育人民”，将他们拉到己方来形成统一战线，最后达到孤立对方并最后推翻对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战略目的。
因此，这种“斗争”，其实是“战争”的同义语，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战争，目的是消灭对方，而不是和平共处。实质既然如此，则它最大的特点自然就是所谓“坚定性”，亦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妥协”就等于“投降”。任何主张妥协的人，都要被谴责为“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等等。从志在夺权的野心家们那面来说，这倒确实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既然是中国式夺权，它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软”、“书生气十足”就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
这就是“天安门一代”长大时学会的东西。他们对“斗争”和“妥协”的理解，绝对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鱼缸里的金鱼不会长出超过鱼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见南极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样。因此，当他们在８９年起来和当局斗争之时，绝对只可能使用党妈妈耳提面命教会他们的童子功。
８９学运最明显的表象特点，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号，根本没有明确的具体诉求。此特点不但为许多论者在事后指出，而且已经为采访柴玲的记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历史性证言中，记者多次询问柴对学运的具体打算以及实现它们的计划，柴却除了“指望人民起来和下流政府较量”这个不着边际的梦想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讲话还暴露了柴玲作为一个硕士生，其精神世界的惊人的苍白与荒凉。她不但对自己追求的“民主”毫无最起码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对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无所知，甚至还不伦不类地篡改了鲁迅的诗句，把它强加在谭嗣同头上。
如果说她毫无建设性知识，对党教会她的那套破坏性知识却非常精通。如果我们把她谴责的对象置换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则那个讲话完全可以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教材，送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的确，她不但是最坚定的“坚定分子”，反对一切妥协，和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作斗争，而且彻底看穿了反动政府的残暴本质，根本不对之抱任何幻想，将对话轻蔑地斥为“白日做梦”。总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电影里“江姐”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里，中共政府就是她从小看熟的《农夫和蛇》里的那条毒蛇、《东郭先生和狼》中的那只狼。
柴玲的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其实是所有学运参加者和涉及者包括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我党只教会了大家怎样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懂并禁止大家去学习怎样和平推动一个旧世界发展，使之逐渐转变为一个新世界。
这里，历史对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当初他们发明并向人民传授这套邪恶功夫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旧世界，变成当年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类似物；而电影小说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却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样和灵感来源。这样，当他们无限惊恐地发现作法自毙、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来对付自己时，就必然要进入深度的paranoia状态，以为大位行将不保，自己将会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过度反应，杀人立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
对人民来说，历史作的最大嘲弄是，党妈妈在教他们那套邪恶功夫时，忘了告诉三个事实：第一，天下并不是只有我党发明的那种破坏性斗争方式，还有别的建设性斗争方式；第二，我党发明的那种斗争方式是为夺取政权特地设计出来的，只有一个功能──夺权；第三，那种斗争是一条单行线，是不可逆反应，一旦上了那贼船，就再无回头路，只有两种可能结局：无从和解的对抗导致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以此来透视学运，则所有的事态发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变成了必然的表现：学运从头到尾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设性诉求，是因为参与者、涉及者、领导者们自己就不知道他们要追求的民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遑论实现它的具体斗争步骤。当然，他们的主观意图很可能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实无关紧要，那种传统斗争方式，决定了它不但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成果，反而只会招来当局的疯狂镇压。
的确，学运在发展和恶化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体现了这个破坏性特点：领导者们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规蹈矩，以剥夺政府的镇压借口，却处心积虑地利用戈氏访华，在全世界面前羞辱当局；学运领袖对对话毫无信心，却急不可待地采取绝食的极端措施，以此将当局的军，并引起民众对当局的愤慨；阎明复代表赵紫阳去说服学运领袖撤出广场，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学运领袖却被其他人罢了官；在戒严令下达后，部份学生仍然顽固拒绝撤出广场，甚至号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场的戒严部队……自始至终，学运的发展，一直指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对抗。
二、“革命浪漫主义”的罪恶
示威者采用的斗争方式，从一开头就注定了他们后来的厄运。由毛酋钦定并花了三十年的功夫，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灌输给全民的“斗争哲学”，其实主张的是一种视野中没有休止符的无限运动。因此，学领们知道怎样去发动一场学潮，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结束它──教科书里从没讲过这一段。就连民运人士中唯一能写点通俗小册子的“理论家”胡平先生也看不出这种斗争的荒谬本质来。他在事后提出“见好就上，见坏就收”的策略主张，其实是梦想左右一场本质上是不可控的运动，雕凿一株触手成灰的朽木。
因此，当人民发动起来后，领袖们便必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局面，不知道怎样利用眼下的局面去谋求一个最有利、最实惠的结局。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过的，这些人最初起来闹事，其实是出于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引起的对“秋后算帐”的恐惧。然而就连这个有限的、完全可以实现的目的，他们都没有本事达到。其所以如此，完全是拜“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之赐。
似乎可以说，世上一切民族中，再没有哪个比敝民族那样轻言“暴力革命”和“流血”了。共党在大陆执政三十年，把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也没想过“流血”是怎么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从来没见过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的恐怖人脸，没见过被重机枪子弹掏空的筛子状躯干。他们更不知道也不愿相信，由于现代武器的出现，他们从小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革命”、“起义”不过是进了博物馆的恐龙。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一连武警来说，一万革命民众不过是一堆肉。
更严重的是，党的教育，让他们错误地把人民当成了万能的救世主。在他们浅薄的头脑中，“人民”占据的其实是“上帝”加“圣人”的位置，它不但是全知全能的，而且是世上一切美德的象征。另一方面，吊诡的是，党妈妈同时还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在实践中把人民当成实现领袖私欲的方便工具。因此，为了革命需要，必须牺牲一部份人民的性命，以便唤起民众，和专制政权较量，但革命的长远利益规定，领袖们的血是万万不可流的，以便“人亡旗不倒”，使革命在遭受挫折后还能进行下去。
因此，世界在他们眼中，其实不过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场景，比好来坞卡通片还滑稽荒诞：要推翻一个政权，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要作的，不过是像伟大领袖在《愚公移山》上教导过的，去感动那个人民上帝。上帝感动了，就会派神仙下凡把那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搬走。一切就像他们从小看惯的电影场面一样简单：那里面见不到血污，被打死的多半是坏人，偶而牺牲的好人也毫无痛楚，而且一无例外地能在英勇就义前交上最后一次党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不但是８０年代大多数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而且竟然仍然是如今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出身的“知识”分子（包括个别大“汉奸”在内）的理解。就是这种昏乱的神智，构成了他们轻言革命的全部“理论”基础。这种全民共同走火入魔的奇特昏悖现象竟然会出现，光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党文化造成的民族灾难之深重。
在这种党文化世界观指导下的学运，必然就只能是我们见到的那个样子。既然斗争哲学同时为双方在主观上排除了达成和平妥协的可能，运动当然也就只能一浪高过一浪。于是当统治者拒绝让步时，学运领袖便一筹莫展，只能回应以更极端的手段。这反过来又让统治者更加相信他们面临着“亡党亡国”的深刻危机。当迹象显示出镇压在即时，学运领袖想的不是如何撤退，避免毫无必要的惨痛牺牲，却只知道如过河卒子一般拼命向前。当危机一触即发之时，他们便按党妈妈的教材指示，效法革命老前辈，乞灵于那个万能的人民上帝，躲在“人民战争”的肉盾之后，靠人民去为他们保驾护航。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就是柴玲证言中描述过的情景。现代文明读者很难设想、也不愿相信一个２３岁的年轻人会有如此险刻深沉的心术。他们不知道，这种心理在文明世界显得非常恶毒荒谬，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国家里，它的出现完全是“必然导致的偶然”。共党本身就是如此发家的，每个青少年对这套成功秘诀都耳熟能详，根本就不觉得邪恶荒谬。当邪恶被奉为国教后，人民也就必然进入“集体无意识作恶”的“气功态”中，柴玲不过是这种不以恶为恶的无数青少年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这就是为何她在屠杀前夕还约见外国记者，坦率向全世界详细披露了她用人盾来逃避秋后算帐、期望流血而自己又不愿流血的罪恶心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她当然知道那谈话会被发表，实际上，记录稿中还有她交代记者暂时不要披露某段内容的话。
在她，党的斗争哲学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她自己根本就不觉得反对妥协会是什么错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更让她天真地以为，只要流血事件发生，人民就会起来推翻那个反动政权，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就会诞生，而她自然也就是开国功臣。那些反复标榜自己是学运元老、绝食发起人和反复拒绝妥协的“坚定分子”的话语，其实是作为功劳记录下来预先存案的，以待革命成功后作为她的政治资本。这一招她其实也是从革命老前辈那儿学来的：毛泽东和江青都干过类似的事。
也许有的读者要觉得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淑女之腹。但仔细阅读文稿的客观读者不难得出这种感觉：它的主旨就是表功，表明她本人如何自始至终与各种各样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们坚决斗争，坚持了决不妥协的正确路线，与敬爱的江青同志回忆她本人在“路线斗争”中的英勇表现相似到了极处。特别能说明这点的是，仔细阅读文稿可以发现，柴虽然是绝食团指挥，但其实绝食的主意并不是她想出来的，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却要把“绝食发起人”的“功劳”勉强拉在自己名下。
总而言之，阅读那份讲话，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不止一次地毛骨悚然：江青同志的幽灵在８０年代的青年一代中借尸还魂到了如此逼真的地步，不能不让人为党的教育之成功感到彻底的绝望。看来，要摆脱党文化的深重毒害，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作到的。
当然，柴女士并不是江青同志，她不过是一个被党文化彻底洗脑洗到不辨南北的浪漫主义者加上精明的个人盘算的野心勃勃的小青年罢了。真实的世界其实根本不是洗脑电影小说中描绘的那个世界。急转直下的事态，无情地粉碎了她的革命浪漫幻想。
首先，人民并不是那个万能的上帝，不过是像你我一样的无所作为的庸人罢了。他们可以做的，顶多就是上街游行示威一阵子，还得担心奖金和工资不被扣了，让一家老小生计成问题。面对具有强大镇压机器的独裁政府，他们可以为学生作出的最大牺牲，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徒劳无益地搭进去，而这丝毫也改变不了学领的厄运。
其次，虽然口口声声看穿了独裁政府的反动本质，对之不抱丝毫幻想，柴玲其实不过是在下意识地重复党妈妈在政治课里教给她的话，只是把“美蒋反动派”、“帝国主义”的字样换成中共政府罢了。党可以凶残到何等地步，她对此根本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我相信，虽然她口口声声“期望流血”，“让广场上血流成河”，但在内心深处，她不但没去仔细想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且，如同那些以血肉之躯去阻挡钢铁怪物的市民学生一样，她骨子里大概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会对人民开枪。要摆脱几十年洗脑教育造成的幻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此，她虽然畅谈流血，并准备欺骗同学们去为她送死，但那其实只是理论上的计划，纸上谈兵而已。当事实无情地证明万能的人民并不能挡住坦克装甲车，“人民子弟兵”竟会真的疯狂屠民，而现实中的流血情景又是何等可怕时，她必然会受到极度震骇。其他学领大概也有类似的感情经验。从那个时刻起，他们才第一次知道了“流血”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学领们逃出来后全都变成了“事后温和派”的原因，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当年他坚决反对撤出广场。就是柴玲本人，如果不是她事先记录了那个“功劳证言”，我深信她也一定会摇身一变，成了坚决主张撤退的“事后温和派”。这种急剧转变，其实只不过反映了理论上和现实里的“流血”的巨大差别。
我想，今日在论坛上放言高论暴力革命的政论家们，其实全该送到巴勒斯坦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亲眼看看流血是怎么回事。而亲身经历了六四还坚持暴力革命主张的人，必然是世上最无天良的丧心病狂之辈。
这就是柴玲本人的悲剧：她其实如同一个梦游患者，把党妈妈从小教会她的那套本领下意识地、不加思索地、本能地使了出来。她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她特别忠实于剧本，一丝不苟地念了党妈妈为她写下的对敌斗争的台词。悲剧就在于历史为她和别的党的好儿女们提供了一个表演机会，因此而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她因为最忠实于党教条，造成的恶果就特别严重。正如本检在法庭辩论中反复指出的，如果不是她效法我党建立人盾保护自己，世上也就不会多出数百甚至数千怒目苍天的冤魂来。
因此，清算以柴玲为代表的学领犯下的错误和罪恶，说到底，是清算党文化对全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彻底清算视人命如粪土、以鲜血染顶珠的万恶的“斗争哲学”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类似的更大的民族悲剧还会在未来不断发生。
三、六四血案的罪责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过去一系列文章中反复指出过了：中共当局是罪魁祸首。
学运之起，不过是因为胡耀邦猝逝，让“挺能杰儿”们伤了一阵子心。这种自发的民间追悼活动不是什么对抗性示威，根本就没有什么犯法可言，何况追悼的还是前共党元首，并不是蒋介石、李登辉那样的钦定“阶级敌人”。
然而中共党内的死硬派却抓住这机会作文章，推出“动乱”社论来，因而激起了学潮。因此，从一开始，８９学运就是官逼民反。这里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大学生们从小就从父兄辈那儿听惯了共党“秋后算帐”的整人伎俩，此时不过因一时冲动，公开表达哀思，却变成了“动乱分子”，后果可想而知。出于这种合理的恐惧，他们当然要起来要求政府平反，以免后患。这一抗争行动的合理性无可怀疑。
学领们犯的错误是在后期。学运一开头还不失谨慎，但后来党内势力半公开地卷入进来，促成了百万民众大游行。学运领袖看不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却为自己呼风唤雨的巨大能力陶醉。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毫无必要地将运动步步升级，干出了一系列过激行动：从占据广场妨碍接待重大国宾、绝食、在戒严令下达后仍拒绝撤出，直到最后使用人民去作肉盾。
所有这些错误，除了最后一条，都只是策略错误，谈不上道德责任问题，虽然构成了妨碍管理社会秩序罪，但在毫无法治观念的国家出这种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还有党内势力半明半暗地参与。但学运领袖干出来的最后那件事则不但在道义上绝对不能原谅，而且构成了过失杀人的刑事犯罪。
类似关于这个问题，本检已经在先前的证词中反复证明过了，陪审团诸位先生也听到了熟悉法律的云儿大律师的辩护，本检认为，她的辩护并不能成立。本检已经指出，大律师的主要思想局限，是用确定民间普通杀人案因果关系的一般性原则，来套这桩多人参加、由间接杀人者作为主凶的头绪纷繁的大屠杀案，因而不适当地强调了杀人行为的直接发出者。其实，如果我们机械套用只涉及顶多三四人的民间杀人案的因果判定原则，只会得出更不利于嫌疑人的结论来。
这里以大律师举的案例来作个说明：
“例如在某案中，某甲意图使某乙受伤，致使乙受伤躺地。这时，
原来根本打不过乙的某丙，趁甲不备突然走来将乙的头割下。
试问甲是否犯有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
答案为否。假如甲与丙没有任何共谋，则甲的行为只构成了伤
害罪，并不构成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因为在甲的行为以后发
生了丙的行为，这就打破了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
系。确定刑事责任时，就不能把乙的死亡说成是甲的行为的结
果。犯杀人罪的是丙而不是甲。”
如果我们机械套用这个案例揭示的因果关系确定原则，则只能有利于专制政府的辩护人。他们可以辩称说，戒严部队本来只是去赶走占据广场的学生的，而这事本可和平解决，正如部队突入广场后发生的真实情况显示的那样。“派兵──学生被迫和平撤出广场”，这就是原定的因果关系，但因为嫌疑人鼓动市民学生拦截部队，打破了原来的因果关系，造成了原计划外的大量市民的死亡，因此，确定刑事责任时，就不能把市民的死亡说成是派兵的结果，犯杀人罪的不是派兵的人，而是嫌疑人。
由此可以看出，此案决不能机械套用简单的民间杀人案来判定因果关系。本检觉得，确定此案刑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该根据两个主要原则，第一，当事人各方杀人行为的主动性高低；第二，追究“能避免而不避免”这种主动决策中的各方责任。
如果用这两个原则来考量，则当事各方的责任一目了然。从“动乱”社论的发表、宣布戒严令直到派兵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清场，这一切行为都是政府主动发出的，与学生无关，而且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激起学生民众的反感，从而激化恶化学潮，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衅行为。到最后杀人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也是政府一方，也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我在旧作中多次指出的，在遭到拦截后，不开枪，撤回原地又有什么不可以？民众堵截军车的唯一目的是不让他们伤害广场上的学生，并不是蓄意和军人过不去。军队撤回，市民并不会追击。军人根本就没有面临任何威胁，需要自卫还击。
从嫌疑人那一方来说，她和同志辈如李禄者在戒严令发布后还长期占据广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藐视当局的对抗挑衅行为。而号召民众冒死犯难，让他们在第一线用血肉之躯拦截坦克装甲车，自己却坐在市中心大后方“保卫天安门”，这本身就是一种借刀杀人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行为，但应视为主动发出的间接杀人行为。而且，它的后果不是不可预见的，更不是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７９年刑法第十二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如我在本总结发言中第二段指出的，嫌疑人其实已经在理论上预见到了这种可能，但她大概在骨子里并不相信“人民子弟兵”真会对人民开枪，所以，客观地说，她属于“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属于过失犯罪。
这里要强调指出，嫌疑人犯罪行为情节之恶劣，还不光在于出于自保的私人打算而主动发出间接杀人行为，更在于她一意孤行，顽固拒绝悔改补过，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惨祸。哪怕嫌疑人在紧急通知广播后迅速动员学生撤退，屠杀就可以在最后一刻避免。就算是她动员无效，学生仍然赖在广场，屠杀照样发生了，那么她毕竟还是尽力补过了，本检今天也就不会来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在这方面，刘晓波先生和侯德健先生为国民作出了光辉榜样。虽然刘先生在惨案发生前一两天还跑到广场上去搞什么“君子绝食”活动，给斗志丧尽的学生打气，但在大祸临头时，他还能以苍生为重，迅速和侯先生与部队指挥官接洽，并动员学生主动撤离，从而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一场更大血案，有大功于苍生百姓！
与此相比，虽然嫌疑人也在场，但却无任何证据表明她参与了这一旨在消弥大祸、拯救生黎的努力。如果她不是被杀气腾腾、刀出鞘、弹上膛的兽军吓傻了，本检敢说，她还要谴责刘、侯是“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
非文人大律师指出，柴玲不过必然推出来的一个偶然人物。这话本检其实早就说过了，在党文化浸透的腐恶土壤上，必然要长出无数毒蘑菇。没有柴玲有米玲，没有王丹有金丹。但这丝毫不能构成开脱柴玲刑事责任的理由。相反，非大律师没有看到，追究柴玲个人的刑事责任，正是拆毁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罪犯的罪恶机器的第一步。
柴玲这种人物的出现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长期奉行“奖恶罚善”的邪恶国教。任何不明白这一点或对此有怀疑的读者，请去看柴的历史证言。在那里，柴将所谓“革命坚定性”当成了最优秀的道德品质，将“妥协”视为“投降”、“出卖运动”的“阴谋”勾当，将“流血”当成了社会进步的充分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在毛共制度下生活过的大陆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些东西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党教条。
令人吃惊的不是柴如此精通这些教条，甚至不是她说出这些令文明人震骇不已的话语时的那种理所当然、视为天经地义的从容态度，而是这种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党文化污浊的角色，竟然是所谓“民主运动”的领袖，而且竟然在学运后期逐渐占了上风，以致任何人都奈何她不得，凡是反对她的激进政策的学运领袖都要变成“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而被罢免！
这种怪现象说明，党文化那一系列颠倒是非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了一种无从抗拒的负筛选机制，任何稍有三分理智的学生领袖，如果胆敢逆这价值观念而动，立刻就要身败名裂。而身体力行那一套的学领因为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变成“道义权威”，就能顺利击败竞争者，掌握权力。这就是学运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不可控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从国民观念上彻底粉碎这个负筛选机制，则未来中国一定还会出现柴玲这样的领袖，也必然会让这些人因占据“道德制高点”而主宰运动。而粉碎这负筛选机制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党妈妈颠倒的是非价值观念重新颠倒过来，彻底清算由这种负筛选选择出来的佼佼者犯下的一系列道德错误，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使得后来人对类似行为深恶痛绝，至少要让他们失去本不该有的榜样鼓舞作用。
在本检看来，这就是起诉柴玲的重大历史意义。在此敬请诸位陪审团先生尽可能摒除主观情绪，潜心思索一下本检所说的有无一丝道理。
四、为什么要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和道德责任？
本检明白，许多善良人对我坚持追究８９学运领袖的个人责任深具反感。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三年前，我在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中就说过：
六四大屠杀，使人们无比憎恨残暴的中共当局，悲悼死难烈士。这种情
绪，导致人们对学运领袖心存宽容，不去揭露他们的错误甚至罪行。而
那些靠学运挣来个人的巨大政治资本的领袖们更不愿人们去细细端详他
们当年的丑陋。哪怕是某些立场比较超脱的人士，对于反思六四的尝试
也投以“马后炮”之讥，浑忘了一切反思都不可避免地是“马后炮”，
而中国人正是因为从来不会走“马后炮”，才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前人的
错误。
在许多人看来，追究学领的个人责任，就等于否定了那场运动，就等于开脱了屠夫刽子手们的责任，就等于抹黑了死难烈士的形象。就是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使得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触犯了刑律的学领逃过了理所应当的人民质询。
这种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自己就一度有过这种想法。学运发生时本检在国外，虽然从头到尾持反对态度，但大屠杀发生后我也破例参加了游行抗议。此后多年，出于对万恶的刽子手们的痛恨，我一直缄口不言，没在公开传媒上说出心里话，一直到３年前才把早就形成的思想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促使我最后跨过心理障碍的，还是那些学领毫无悔过之心、对客观上配合中共完成大屠杀的罪孽毫无认识、不以为罪、反以为功的表现。正如我在旧作《东方人的良心和西方人的良心》中指出的：
永不认错，决不忏悔，这就是我党的党性，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不幸的
是，所谓民运领袖那些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同样具备了这种钢铁般的党性。
“天安门一代”基本就是这种小毛泽东。柴玲、李禄、吾尔开希辈，居然
丧天良到这种地步：在戒严令下达甚至紧急通知广播后，不但赖在广场不
走，还要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听任或唆使人民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坦
克装甲车。他们干出这种事来，基本目的就是怕政府秋后算帐，把他们抓
到牢里去。为了这自私的目的，他们竟然想出了用人民作肉盾的下流招数，
直到肉盾被武力突破，面临着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兽军时，才现了原形，
仓惶遁去。如果他们真有勇气“保卫天安门”，用鲜血去擦亮人民眼睛，
此其时矣，何不“吾以吾血建中华”（柴玲女士语），效法谭嗣同颈血溅
地，丹心书青？
说到底，“自大”建立在“合群”的基础上，“勇敢”建立在安全的盘算
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慷慨”体现在唆使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上，“良心”发作在不负责任的煽动上，“聪明”用在寻找替罪羊上。志
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
最体现出这些人毫无天良之处，是这些人在事后毫无忏悔之心。本来，那
些人虽然是在中国那种人事关系无比险恶复杂的环境下长大的早熟青年，
我党耳提面命传授的革命策略本是童子功，但毕竟还是一群青年人。如果
他们稍存三分天良，只需诚恳地说：
“对不起，我们万没料到党会这么凶残，以为用人民去堵军车就会一步棋
把党将得死死的，只有丢脸的份。没想到我们的轻举妄动却害死了这么多
无辜的人，让难属日夜以泪洗面，从此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悲恸折磨中。纵
是己身万死，也赎不回我们铸下的大错，挽不回我们闯下的大祸。我们深
知，光是谢罪，无论如何诚恳，也无法让时光倒流，换回那些倒在长街上
的热血青年的性命。毕此有生之年，我们唯有日日夜夜椎心泣首，尽一切
努力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协助大赦国际查明死者名单和就义情形，为烈士
早日平反、凶手早日得到审判而日夜努力，并虔诚献上自己的全副身心，
尽自己财力，去抚恤安慰烈属，争取补过于万一。”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说、这么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包括老
芦在内，都会原谅这些无知无德的竖子。然而他们作了什么呢？柴玲想和
大陆作生意（按，这是２０００年５、６月间倒共义士剿芦时透露的），
李禄开香槟庆贺高风险投资成功，吾尔开希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
那倒在长街上的数百甚至数千名市民就像被屠的死猪烂狗，在他们那古井
无波的黑洞洞的心眼里激不起一丝波纹！也许，在他们心目中，那些无辜
英魂不过是用来敲开美利坚财富之门的敲门砖。门既敲开，砖头当然也就
该扔掉了。
更不能容忍的还是他们不容别人揭疮疤。像毛共凶残镇压胆敢怀疑批评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样，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愧悔之心，还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谁要敢出来说
他们其实起到了帮助屠夫完成屠杀行为的客观帮凶作用，他们就要使出我
党那套文化战争的下流手段来万炮齐轰，打哑天良的声音，让中文网上只
回响着对屠夫的谴责和对革命领袖们的赞颂。
难道这就是民运？这就是民主？这就是中国之路？没有良心的民运，到底
和人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百多年来，还没让大大
小小、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骗子们利用够？
由此，我认识到，这些人其实和我党当年的革命领袖也没有什么差别，搞的仍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一套。如果说我党用成千上万的白骨搭起了魔鬼宫殿，那么这些人就是把无数烈士的鲜血化作了个人的政治甚至经济资本，利用国际社会对死难烈士的同情，获得了如果光凭个人努力根本就达不到的社会经济地位。但他们在获得这种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又何尝对当年为保护他们而默默倒在长街上的烈士遗属有过丝毫表示？正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
“情感讹诈”再次奏效。人民的侠义心肠被唤醒被触动了，集体谱写了一曲可
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为了保护他们的子弟，他们如同狼牙山壮士一般，迎着弹
雨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里，让全世界观众为他们的英雄气慨屏住呼
吸。我不知道那位当年谋划学生自焚（其实只会是“他焚”）的副总指挥、如
今成了腰缠千万贯的现代陶朱公的李禄先生，在开香槟庆贺自己的高风险经济
投资成功时，会不会有那么一刹那想起当年高风险政治投资的伟业丰功？可曾
拔一毛以利天下，救助死难者的遗属？午夜梦回之时，“天安门一代”在欢呼
“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之余，又会不会偶尔记起只身挡住坦克阵的王维林和永
失爱子的丁子霖教授夫妇和类似的父母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最恨世间薄幸儿，
这个民族竟然会生养出这些良心如初生羊羔一般洁白的宝货来，端的是世上第
八大奇迹！
所以，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了保护他们不受伤害，赤手空拳迎着钢铁怪兽走上去，倒在弹雨之中的无名英雄们，决不是这些先用人民作肉盾、后以鲜血为资本的恶人！不清算他们的罪过（sin）甚至罪行（crime），我们就对不起倒在长街上的那些烈士们，对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丁子霖教授那样的烈士遗属！
更重要的是，不清算他们的过错，让国民培养起码的社会公德心，则未来类似悲剧还会层出不穷，这我也早在旧作中指出过了：
在这种刁滑的民风中，产生柴玲、吾尔开希那样毫无公民责任心的人物就毫不
足怪。如同围棋高手，他们“未谋胜，先谋败”，在煽动别人流血的同时早就
营就狡兔三窟、安排下退步抽身的逃路。对于他们来说，“领袖”意味的就是
“权力”而不是对中国、对人民乃至对同志的“责任”。“权”、“责”分离
的结果，就是“发财不见面，倒楣大团圆”。前呼后拥、一呼百诺时活跃着他
们的身影，血洗长街、万象肃杀时就“身有彩风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
天下竟有切腹自杀以谢战败的日本武士这种荒唐事，在他们那高智商的脑筋里
是从来不值一笑的。如今他们回顾自己留在中国改革史上的黄白之物，依旧毫
无忏悔之心，反倒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似乎那明黄之处，真的就黄
如金銮殿的宝顶，而雪白之处，确实白似柴女士的良心。
为了纠正这种浇薄的民风，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享受那些轻佻的领袖们留下
的黄白之物，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停止姑息养奸，把那些闯下大祸的民间领袖押
上道德法庭，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轻率留下的严重后果，让他们想想那些为了保
卫他们而断送在长安街上的年轻的生命，让他们知道当领袖不光意味着鲜花、
掌声和水银灯，更有着严峻、沉重和无法逃避的道义责任。什么时候民间领袖
们知道会发愁、会忧虑、会着急、会后悔、会内疚，什么时候这个堕落的民族
也就有了点希望。
为此，我再度重申本人在《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中提出的两项有关要求：
（１）敦促伪民运人士公开向全民族就他们在六四大屠杀起到的客观帮凶
作用道歉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未来的统治者再度实行“杀人治国”，人民必须永远铭
记造成六四大屠杀的各有关方面的责任。首先要追究的当然是中共屠夫的
法律责任。在这方面，伪民运人士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协助国内死难烈
士家属秘密调查和收集作出屠杀决定的主凶和负责具体行凶的刽子手的名
单和罪证。其次，在客观上配合了屠夫的学运领袖如号召“保卫天安门”
的柴玲女士等人必须出来向全民族道歉。
必须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后一条要求几乎和坚持要求中共当
局平反六四一样重要。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残民以逞、屠民自保、相信“杀
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的流氓政府，固然是毛共那个无比残忍血腥的流
氓集团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从来没有珍视人命的
传统使然。为了震慑未来的统治者，我们一定像以色列人一样，死咬住六
四血案不放，坚持当局平反六四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大大小小的刽子手们。
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追究那些扮演了客观帮凶角色的学运领袖的道德
责任，用舆论压力逼迫他们出来公开谢过道歉，以震慑未来那些想利用无
辜民众来作自己的肉盾的野心家们。只有全面清算历史的血案，才能杜绝
类似的血案再度在中华大地上发生。
（２）敦促伪民运人士慷慨解囊，救助死难烈士遗属
前学生领袖（包括实际的和精神上的领袖们）自现代陶朱公李禄以下，必
须尽自己的一切财力为当年犯下的严重错误补过。他们应该公布自己现在
的经济收入，捐出百分之二十来成立一个“天安门母亲基金会”，以资助
彻底查明死难烈士和受伤、受牵连等一切受害人的数字和受害经过，将这
些情况整理成具体的材料，送交大赦国际存档，以作为将来为六四平反的
铁证。这个基金会还应该长期补助那些痛失爱子爱女的母亲们，在每个母
亲节都应该寄出慰问品和由学生领袖们签署的悔过卡。
必须指出，这一措施具有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是帮助咱们这个视人
命如粪土的民族建立珍视人命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第一步。如果统治者们知
道自己害死的每一条人命都将被人民世世代代牢牢记住，要上穷碧落下黄
泉地追究到底，那么他们就会像前苏联短命政变的左派头子们，只因为有
两三个平民死于事故就吓得自动向戈尔巴乔夫投降。而学运领袖如果想证
明他们自己不是利用人民自保自肥的政治骗子，就起码应该作到这个微不
足道的要求。
这就是本检提出来的对本案嫌疑人及其同志的微不足道的惩罚，其实这根本也就不是什么惩罚，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处在他们的位置上都会作出、而他们至今未作的最起码的补过措施。
本检在此诚恳请求陪审团先生们仔细阅读本庭辩论记录和双方的总结发言，经过自己客观的、审慎的独立思考，在自己心中投下庄严的一票。如果您同意本检的看法，请尽自己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形成舆论，迫使学运领袖们作到以上所列的两项最起码要求。谢谢！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