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第一批 14个省区的党委换届结束。在刚当选的 186位常委中，官方传媒关注的是年轻化、高学历。但如果从这些高官的背景去看，更应留意的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嫡系的团派已失去优势，远逊十七大之前的换届，同十六大前夕「团中央接管党中央」的气势更不可同日而语。
在新一届常委中，团派出身的只有 34位，佔 18%。在 14个省区中，团派常委最多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有 6位，包括区委书记胡春华、区政府主席巴特尔，这或与胡春华是胡锦涛爱将有关。省委一、二把手都为团派的，还有安徽，包括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三运。令人惊讶的是，江西、辽宁的省委常委竟然都没有团派。
团派一向在政坛坐拥年龄优势，因此不乏明日之星。今次省委换届后，最年轻的省委常委是福州市委书记杨岳，今年刚 43岁，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不过在 56位 60后省委常委中，团派只佔 18席，不足三分一。团派势力在胡锦涛主政初期一鼓作气、如日中天，到十七大时已有再而衰之态，如今可谓三而竭，在政坛的地位大致恢复常态。
内地其他 17个省区的党委换届，要在明年 4月再启动。如循目前的模式，团派难有大作为，反而其他常委的构成还有值得关注之处：一是省委机构中，只有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全部当选常委，而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秘书长不再是常委必然人选，反而省会城市的书记都当选常委。
二是与当局高调维稳的做法不相应的是，政法委书记当选常委的减至 9位，其中四人兼任公安厅长，而以公安厅长跻身常委的只有湖南省公安厅长孙建国，同早两届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厅长大多由常委担任大为不同。
三是在 60后常委比例上升之际，大龄常委仍佔多数。 186位常委平均年龄为 53.87岁， 60岁以上的就有 13位，年纪最大的是西藏区人大主任向巴平措（ 64岁）、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63岁），他们明后年就须退休。
北大教授张维迎：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图)
中国经济网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