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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说心里话，我发表这篇文章的心情很复杂。这篇博文完稿于今年二月底，但被我压了下来，担心这样评论北京的空气污染会影响海外人才的全职回国、也影响清华的招聘人才。但同时，国内一次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以及我切身感受到的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严重污染，又让我不安与愤怒。

　　几周前，北京市环保局辟谣，说北京市空气质量在奥运会后逐年变差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对这种　
辟谣我觉得不可理解：几乎所有我问过的北京人和清华同事都说奥运会后这两年的空气质量一年不如一年。我也很不理解北京的蓝天数在奥运会后逐年增加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大家的切身感觉都错了？还是北京蓝天的标准在逐年降低？这也让我想起了大约两年前饱受百姓质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商品房售价年增1.5%的新闻：全国主要城市新房的售价每年扶摇直上，但统计局却因为“统计方法不同”而给出了1.5%的数字！

　　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问我：你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总是回复：最不开心、也是常常痛苦的唯一事情就是空气污染。我的慢性咽炎2010年开始，逐渐加重，遇到今天这样的污染天就像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很难受。不知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忍受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

　　今天，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又是一天令我窒息的日子。我的主要新闻来源“手机报”在“北京新闻”的头条提醒我：“今天白天，本市静风、逆温的不利污染物扩散条件还将继续，预计空气污染指数范围为260至280，属于四级中度重污染。市环保局副局长建议：心脏病、肺病患者等易感人群要加强防护，健康人群也要适当减少户外活动。”

　　59年前的今天，英国伦敦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直接导致数千人死亡。就选择今天发表我完稿于今年二月底的博文吧。】

　　2011年2月20-22日的污染

　　星期二，2月22日早晨，我拉开卧室的窗帘，外面雾霾弥漫，又是一个重度空气污染的日子。我的心情也跟着阴沉起来。从星期日开始，这是春节后北京的第三个雾霾天了。

　　送完孩子上学，我来到办公室，也读到了《手机报》里的头条北京新闻：“昨天，雾气弥漫的京城出现今年首个重度污染天。来自市环保局的检测数据显示，21日，全市空气平均污染指数为333，达到5级重度污染。”这样的污染，相当于每个人被迫吸烟21根。看完报道，我越发心情沉重，又一次地打开北京市天气预报的网站，今后7天均为“微风”及“无持续风向”。也就是说：今后7天北京的空气都会有比较严重的污染。

　　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们都知道一个规律：北京的空气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风。每次风力在三、四级或以上时，大都会蓝天白云，空气清新。这种情况在每年冬季的12月和1月最为明显，强劲的西北风虽然寒冷刺骨，但带来了干净清洁的空气和蓝蓝的天空，让我心情大为愉悦！可惜，北京不可能天天有风。如果连续几天没风，第一天还勉强，第二天就开始雾蒙蒙、明显感觉污染，到了第三天即使是晴天太阳也不过是一个可以用肉眼直接观看的红红的圆盘。

　　北京上一次长时间的空气重度污染出现在去年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2010年10月1日至4日，风力很足，阳光灿烂，天空湛蓝湛蓝，感觉好极了。5日，还行。6日下午，我开车去机场迎接十一长假出游归来的夫人和孩子，感觉空气已经开始多了很多尘埃。7日，雾霾天。8日、9日、10日，空气污染严重。11日以后，风起，空气质量也很快好转。可惜几天后（大约10月16日前后），北京又迎来了几天雾霾天，比起7-10日的污染，程度稍轻。

　　　　为了我们的孩子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特别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也知道我的心情会随着空气质量的好坏而变化。但大多数朋友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较汁”。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污染的空气对幼儿的发育、智力、健康都会有很多不良影响。可怕的是，这些影响一般不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被明显察觉到，也许有些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觉察其影响。但科学研究表明，污染空气中的化学小分子和重金属不仅会引起呼吸道和肺部疾病、对心血管和肝脏产生危害，还会诱发突变、加重癌症的几率，甚至会对幼儿的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甚至直接影响智力。最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没有足够的意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诉求。而对患者，很难确证是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病变。

　　空气污染比其它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过滤器里，所有人都会受害。其次，几乎无法防护。我们担心水污染时，可以加装一个有害物过滤器；担心食物安全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食物或洗干净后再食用。对付空气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空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多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装上空气过滤器，但效果有限。实质上，我们每个人的肺脏就是北京市的空气过滤器。

　　也许会有人认为我小题大做，认为空气污染没那么多危害。我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952年12月5日至9日，英国伦敦因为严重的大气污染直接造成数千人的死亡。请看：http://baike.baidu.com/view/18219.htm

　　有时，我也会侥幸地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北京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北京的绝大多数孩子不也顺利成长了吗？也许空气污染不会对孩子产生太多负面影响。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因另一种思维产生深深的忧虑：空气污染一定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最容易受到伤害，等到病情发作时就太晚了！

　　我在所有的场所都会表达对空气污染的忧虑和关心，也都会鼓励政府出台严格的控制污染的政策法令。但今天写博客，心里的确做了一番斗争，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让北京的空气污染影响将来的人才引进。但是，即使我不说，也常常有海外的科学家问我国内空气污染的情况，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然，每一次我也都直言不讳。

　　　　对政府的期望

　　平心而论，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相当重视。在九十年代后期，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顶峰，记得我在99年（或许98？）夏天访问北京，连续十几天雾霾重重，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居然忽隐忽现。后来申奥，空气污染问题得到明显治理，2008年达到最好的记录。那一年，我刚刚全职在清华工作，本已做好承受空气污染的准备，没想到空气质量还真不错，尤其是奥运会期间，老天爷真配合！

　　2009年，空气质量明显下降。去年，比2009年还稍差。奇怪的是，北京市发布的“蓝天数”却逐年增加，好像是提示空气质量的不断提高。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给《科学》周刊的记者郝炘写email，让她关注北京的空气污染情况。她回复说：政府已经承认空气质量下降了，并让我看网站报道。

　　空气质量的改善只能靠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保障干预。空气质量的改善可以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减少疫病，也可以帮助北京市引进人才。但愿北京市政府能始终拿出2008年前控制环境污染那样的力度来治理空气质量。人民受益，每一个人都受益。这比每年GDP增长几个百分点对老百姓来说更实惠。

　　其实，不仅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其它城市常常更严重。上海，杭州，广州，武汉，苏州，无锡，几乎没有什么大中城市能逃避严重空气污染的困扰。记得四年多前，我第一次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觉得晴天都是雾蒙蒙的，就问当地人：是否这是西湖水汽所致？后来多次去杭州，感觉大多如此，如果不把“蓝天白云”的标准降一降，我是无法称之为蓝天的。苏州也是如此。上海按说靠海近，应该好点，但实际感觉不比北京好；至少北京吹起西北风的日子里确确实实是蓝天，上海则只能靠想象了。

　　现在是政府真正下大决心的时候了！我毫不怀疑，中国因为环境污染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大于提高环保标准可能带来的相关企业的经济代价！必须提高企业排污的标准并加强监管；必须提高汽车尾气的污染物标准；必须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必须用法律手段维护百姓的利益。　

美国评出十大最毒化妆品 雅芳强生都上榜 2011/12/05

法制晚报　　 　　涂睫毛膏、扑腮红和擦润唇膏，“武装”整张脸的时候可曾想过“有毒”？ 　　美国非营利机构环境工作小组日前称，美国女性每天早上平均使用12个化妆产品。但是，这些可以让容颜变好的品牌却可能致癌，含有导致器官衰竭和出生缺陷的化学物质。 　　环境工作小组根据化妆品中含有的已知或者可疑的化学物质罗列出10大最毒化妆品，其中防晒　 霜、睫毛膏等常用化妆品上榜，而雅芳和露得清等知名产品同样位居“高风险”。 　　“在个人护理产品中，大约添加了10500种化学物质，但在过去的30年，其中只有13%是经过安全测试的。”环境工作小组称。 　　美国媒体称，化妆品在美国并不像食品和药品一样被监管，美国的药品监管局也没有对化妆品成分的标准以及相关安全有召回的责任。产品是否安全，完全由制造商决定。 　　该小组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数十位美国女性在使用某睫毛膏产品感染后失明，一人甚至死亡。该产品就包括P -苯二胺，这种未经过测试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在面部和眼皮引起水泡及溃疡。而这种物质如今仍在化妆品中广泛使用。 　　防晒霜点名产品：强生Aveeno 幻彩保湿防晒霜 　　防晒霜中的有效成分可能能帮助抵御紫外线，但在动物试验中也会导致甲状腺以及大脑的一些问题。一些标榜“天然”的产品销量大增，但这也不能保证防晒霜中的成分是安全的。 　　粉底液点名产品：NARS紧致塑颜粉底液 　　化学防晒剂羟苯甲酮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抵御紫外线，但却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导致对阳光的过敏或不良反应。而这种化学物质还会被人体皮肤吸收，97%的美国人身体内都积聚了一定量的羟苯甲酮。 　　粉点名产品：米拉里马赛克粉 　　在遮盖脸部瑕疵之后，女士们往往打点粉，而这恰恰使其接触双倍的棕榈酸视黄酯。在动物试验中，该物质可能导致癌症。 　　腮红点名产品：露华浓ColorStay矿物腮红 　　芙蓉石以及硅石已经被认为是可能的致癌物，并且长期使用经证明对人体免疫和呼吸系统产生有毒作用。 　　眼影点名产品：雅芳Beyond Color幻彩眼影 　　脸部美容中，化学物质也是层层堆积。眼影中同样也含有有害物质，并且能够被人体吸收，导致潜在的健康风险。 　　指甲油点名产品：奥利指甲油 　　Orly和其姐妹品牌 Spa Rituals等指甲油制造公司在听到消费者的担忧之后，去掉了三大有毒物质——甲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和甲醛。这些物质被指致癌以及导致出生缺陷。 　　睫毛膏点名产品：露得清失重量蜡量卷曲睫毛膏 　　睫毛膏中可能很难发现香味化学物质，但香味往往都在化妆品中使用来掩盖化学物质的味道。这些物质可以导致头痛、气喘和哮喘。 　　润唇膏点名产品：出色潮流(Smashbox)修护唇膏SPF15 　　该润唇膏因含有棕榈酸视黄酯以及其他被披露的香味物质在10月停止生产，但是在一些零售店仍有销售。其他一些润唇膏还仍然含有铅，该物质能够被人体吸收并聚集，可能会导致学习和行动的障碍。 　　润肤油点名产品：Almay线平滑遮瑕膏 　　2010年，露华浓和 Almay 品牌就去掉了润肤油中棕榈酸视黄酯成分，以应对人们对其安全性的担忧。在紫外线下，人们担忧该成分会分解，引起基因突变，损坏DNA。加拿大限制使用其在化妆品中的含量。 　　男士化妆品 　　古龙水、剃须膏中的产品同样含有香味化学物质。洗发水和沐浴乳中为防腐所使用的甲醛可能导致癌症以及皮肤过敏。

匪夷所思:周总理火化时灵异事件（图） 2011/12/05

周恩来遗体 1976年1月11日，就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奇事——八宝山的水井突然干枯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什么猜测和说法都有。�� 八宝山这口18米的深井，是明朝永乐年间建护国寺时打的，当打到18米时，打出了几个泉眼，碗口粗细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清凉的泉水。其后，北京地区几次逢干旱，八宝山附近的井水皆干，惟有此井泉水不绝，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到这里拉水吃。人们说八宝山风水好，是皇上赏赐的圣地。1950年在井口安上了水车，1958年又安装了抽水泵，建了水塔，从此公墓吃水不用发愁。��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大量开采地下水，井里的水位也逐年下降，但一直没有断了泉水，八宝山人也从不为水而担忧。但在周恩来去世后，井里的水量骤减，有时水塔只够抽满，好在不一会泉水又复出，人们也没在意。�� 周恩来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人们打开水龙头，发现水龙头张着口却吐不出一滴水来。人们以为是水塔没抽上水来，电工肖义就来到水塔前，合上电闸，抽水泵声音嘶哑地干吼着，却抽不上一点水。肖义有些奇怪，难道井里真的没水了!他抬起一块石头扔到井里，井底传来清脆的石头落地的声响。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丢了一块石头，还是没有水声。不好!他马上跑去向李兆诚副主任汇报。�� 李兆诚闻听马上带几个人来掏井。没有水还了得，这么多人的吃用水全指望这口井了。井里不会没水，估计是多年未掏井，泥沙把泉眼堵住了。�� 他们扛着梯子来到井旁，用手电向井底照了照。井底里黑乎乎地，手电光根本照不到底，照到半截灯光就无力地消失了。人们把梯子慢慢地放到井底，李兆诚第一个下去。竹梯子在李兆诚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空洞的井里听起来特别地响，越往下走，阴冷潮湿的气味就越重，抬头看看，井口只有锅那么大。头顶上，肖义等人拿着铁锹等工具下井。估计摸到底了，李兆诚停住脚，用手电向下看看，离井底还有半人高，井底全是潮湿的沙子，一点水也没有。他纵身一跳，站在松软的沙土上，用手电照着上面的人，让他们顺利地爬下来。等人们都下来了，他们便动手清理泉眼。可奇怪的是几个碗口粗细的泉眼都没被堵，全都赤裸裸地在岩缝之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这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越琢磨越觉得这井干得奇怪，早不干晚不干，偏偏在周恩来火化的这天干了。几个人在黑洞洞的井底愣了半天，一闪一闪的手电光中，人的模样都有些走形，变得有些可怕，巨大的身影在井壁上忽闪忽闪地晃动，人们的说话声也空洞而有回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人们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不知是谁用颤抖而微小的声音说：“先上去再说吧，别老在这儿呆着。”

辣椒城       “中国居里夫人”解放后排除万难回国 文革进监狱 2011/12/04  新京报 核心提示：回国后的王明贞不习惯各种运动。她的同事黄贺生记得，在“文革”之初，“她话非常少，开会时除非非得发言表态才说话。”但王明贞仍没有逃过这一劫。1966年，她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她后来跟同事郑福裕回忆说，在监狱里每天都锻炼身体，“提醒自己不能死，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度过了两千多天的铁窗生涯后，1973年11月9日王明贞出狱了。 文章摘自《新京报》2010年9月7日 作者：郭少峰 原题为《清华大学首位女教授王明贞去世》 人物简介 王明贞物理学家。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玻耳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克（Fokker-Planck）方程和克雷默（Kramers）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与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写成“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此文至今一直作为了解和研究布朗运动最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昨天清华大学举行追思会，纪念该校第一位女教授，也是我国最早的女物理学家之一王明贞教授。今年8月28日，王明贞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去世后，她遵守与丈夫俞启忠的承诺，也将遗体捐献给北医三院供医学研究。 解放后冲破阻拦回国 在昨天的追思会现场，王明贞所教授的清华大学首届学生绝大部分都来了。那届学生郑福裕说，“最小的也都七十四五岁了，最大的已超过八十了，他特地从天津赶来”。 王明贞是我国最早的女物理学家之一，她在1942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她与丈夫俞启忠本着不为敌对国家服务的精神经过重重困难，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回到中国，并在清华大学任教。 学术论文至今被引用 这位有着“中国居里夫人”美誉的科学家在国内物理学界曾一度被忽视，她最重要的科研论文的发表均是在美国读书和研究期间完成的。在她的学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应纯同列举的最重要的十篇主要著作，均发表在1940-1954年间。 她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与乌伦贝克合作的这篇论文发表在1945年《现代物理评论》上。 在以后的六十余年里，这篇论文被SCI收录和引用的次数超过1500次，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任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去年还有19次被引用，今年仍有文章引用。王明贞在清华大学的首届学生应纯同说，这篇文章除了用于研究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还被有关DNA，甚至股票市场研究的文章所引用。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回忆说，此前有些外国专家到清华交流时，只向校方提出要见王明贞教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也回忆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组织的一次统计力学的会议上，外国专家推荐的大会主旨发言人便是一直埋名在国内的王明贞。 人物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念乐是王明贞的挚友。吴念乐回忆说，王明贞是那种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的人。 记得有一年春天，王明贞的先生俞启忠病重住进校医院，“我和系里的另一位老师约好去看望王先生，看看能帮王先生做点什么，那天大雪过后，路很滑，就请司机开车送我们到王先生家”。吴念乐说，而刚过王先生家门，看到王明贞自己从校医院走回来，“我当时羞愧得恨不能有个地洞钻下去”。 主动降低教授级别 到清华大学任教时，王明贞被学校聘为二级教授。其实校方聘她为二级教授也有足够的理由：除了那篇论文，她也被视为是噪声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王明贞与Uhlenbeck合作的成果发表在《雷达系统工程》丛书中，书名为《阈信号》。这套丛书被物理学大家拉比（1944年诺奖获得者）称之为“继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雷达的发明被视为扭转二战战局的关键，雷达就诞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里。其中有三名中国人，王明贞是其中之一。 但王明贞主动要求降低教授级别，从二级降低为三级，如果不降，她将离开清华大学。王明贞后来跟人解释说，当时与她同船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徐璋本才是三级教授，她自己就不能是二级教授。 不做研究则不发言 不过在清华，由于当时学习苏联，基础课脱离了科研，王明贞也基本脱离了科学研究，转向物理学教育方向。顾秉林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在厦门举行的统计力学会议时，会议主办方通过顾秉林邀请王明贞，希望她能做大会主旨发言时，王明贞委婉地拒绝了邀请，“好久没做研究工作了，就不去了。” 曾被投入秦城监狱 回国后的王明贞不习惯各种运动。她的同事黄贺生记得，在“文革”之初，“她话非常少，开会时除非非得发言表态才说话。” 但王明贞仍没有逃过这一劫。1966年，她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她后来跟同事郑福裕回忆说，在监狱里每天都锻炼身体，“提醒自己不能死，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在度过了两千多天的铁窗生涯后，1973年11月9日王明贞出狱了。 王明贞是清华大学首位女博士女教授，清华大学对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王明贞先生为我校统计物理学科的建设开创了先河。她以其广博而深厚的平衡态和非平衡态统计理论融会于教学之中，形成了王氏风格。王先生担任统计物理热力学的教学工作，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历 1906年 出生于江苏苏州。 1923至1926年 教会学校上海晏摩氏女中学习。 1926至1928年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习。 1928至1932年 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取得学士、硕士学位。 1932至1938年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任教。 1938至1942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学习，取得博士学位。 1943至1945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雷达研究室任理论物理组副研究员。 1945年 与乌伦贝克合作发表论文《布朗运动的理论》 1947至1949年 云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 1949至1952年 美国诺特丹姆大学任副研究员。 1953至1955年 为争取回国辞去工作。 1955年起 清华大学任教。（据公开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