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 Groban 专辑】

多维新闻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亨利·罗文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国即将出现大变革，而且很可能是激烈的变革。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年增长率9%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业的大玩家，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迟早也将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亨利·罗文（HenryS.Rowen）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是斯坦福区域革新和创业工程主任，《大中国革新探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主编。

亨利·罗文12月1日发表在胡佛研究所网站上的这篇文章指出，即将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变革。变革出现的顺序将产生影响力的巨大差别，但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变革很可能在2020年前出现。

社会变革

变革出现的早晚将产生重大差别。相信中国的增长将最终带来政治变革是一回事（邓小平在1988年告诉国务卿舒尔茨中国在50年后将成为民主国家，或许他的意思是‘忘掉它吧’），期待政治变革在这个十年内出现是另外一回事，本文的观点是后者。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从来不），下文还将谈到的另一个观点是在此阶段很可能出现突然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些预测的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政治动荡将损害经济发展，而经济突然衰退肯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相互作用只是猜测而已，本文将做出一些猜测。

假设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变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这是很近的未来，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随后几年可能性将越来越大。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中国的人均GDP到那时将达到17000美元（以2005年的购买力为准）。这是自由之家列举的大部分“自由”国家或所有“部分自由”的非石油富国的经济水平。有助于自由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而这在中国也稳步增长。虽然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仍然属于“非自由”的范畴，但假设增长率维持在年均9-10%，它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基本水平。如果增长率下降到总理温家宝所说的7%，该水平也将在2017年后不久实现（更准确地说，如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2017年被认定为“部分自由”的概率是50%，随后概率将越来越大）。

可以理解的是，该话题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政治自由即人民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上。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是政治权利，一是公民自由（如美国的权利法案）。从这些标准来看，当今中国在政治权利上垫底，在公民自由上稍好一些。原本就不该有政治排名，因为中国是列宁主义国家，共产党把经济自由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但是经济自由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后果。经济自由的基础是繁荣，而繁荣是不平等分配的，中国东部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大的私营经济，媒体比10年前更自由，比30年前的自由度更是大多了（但政治言论仍然不自由），劳动力市场更开放，都市居住权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宗教活动虽然常常受到骚扰但基本上被容许了，司法体系也在缓慢前行，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笔者想再次强调繁荣并不均衡，庞大的中产阶级集中在东部城市里。用自由之家的说法，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的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最近一直存在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官方的委婉语是“维稳”。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在共产党控制似乎很强大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明年即将出现的领导人换届似乎已经定下来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官方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传播到中国的担心是真实的，但人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肯定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这场风波在共党领袖的心中一直栩栩如生。那场风波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东欧动荡激发起来的，被视为危害党的领导。如果你采取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就不可能不特别小心。

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最近以维稳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的情形需要放在世界模式的背景下考虑，该模式显示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种联系或许三种可能性可以解释：1）经济发展导致民主；2）民主或许促成发展；3）两者或许有一个共同起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第一种可能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假设，即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才能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稳定的民主预设了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促成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使得反对民主的政变不大可能成功。

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在分析了一百多个国家后发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初级）预示着更高的自由，这是支持李普塞特观点的证据，虽然在有利于选举权的因素出现和它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滞后。在教育水平上，2000年中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74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方面教育进步的步伐在加快。到了2025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正规学校教育将达到8年。教育带来的进步虽然缓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终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巴罗把这种滞后归咎于制度的惰性，虽然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量出现变化的影响。他注意到大概20年后，“民主程度就将完全由经济和社会变量所决定。”

这个观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当今的自由程度远远低于现有经济发展程度预测的那种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及合著者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地预测了不同政权出现的概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和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生存。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权维持下来的机会就越大。

中国共产党人在表达各种怨愤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越来越少。

巴罗和普沃斯基等人发现民主并不直接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佩尔森（TorstenPersson）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经济增长的证据非常弱。他们写到“民主”这个概念太笼统，而制度细节非常重要。该理论的画面仍然不清晰，文献仍然存在不同观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民主和发展拥有共同的起因。这个观点得到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Acemoglu）和合著者的支持，他们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往往影响不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偏离，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有些国家走上民主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有些国家则遵循专制、压迫和更有限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不管人们采取哪种解释，民主的中国在东亚并不算稀罕，因为日本、韩国、台湾都被自由之家列为民主国家，新加坡被列为“部分民主”国家。

它们显示西方式的民主能够在华人社会生根发芽。

中共为选举开了一扇小窗户，1988年允许村级领导干部选举。到了1990年代中期，90%的村委会主任都是通过投票而上台的。但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唱票、马上宣布投票结果、正常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不总是得到遵循。多年前人们就猜想这种选举将扩展到乡镇层级，但这种期待并没有出现。

这使得中共面临一个变化的情景，人们在表达怨愤和不满时感受到的禁忌更少了，而这些不满和冤屈往往是当局的错误造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故。这个事故本来就够糟糕的了，让许多人愤怒不已的是当局试图掩盖真相（从字面意思上就是把摔到桥下的车厢和尸体掩埋）。

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当局所说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罢工和抗议的结合体，抗议警察的不公，抗议地方党组织征地拆迁牟利以及少数民族民众抗议种族歧视等。在1995年，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大约一万起，十年后的官方数据增加了十倍。如今政府已经停止报道这个数量，但非官方的估计是2010年大概有16万起群体事件。抗议者一般都避免直接挑战中共的权威，更愿意引用党的文件、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和领导人言论中列举的权利。抗议者也非常小心地把议题局限在本地事务上。人们不应该认为这个国家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政权的存在。人们知道历史上这些抗议的作用是什么，领袖们有时候鼓励他们抗争，作为赶走当地腐败官员的方式。但是，尽管这并不说明中共摇摇欲坠，但也并非中共执政正当性的证据。

当局表现出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出现的深刻变化上。正如杰夫·代尔（GeoffDyer）在2010年10月的《金融时报》上写的：

因为组织亲民主的情愿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刘晓波是政治改革的旗手，但在很多方面他并非当局的主要挑战。刘先生属于上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在天安门事件后已经被边缘化了。普通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他。

相反，压力更加多样化而且来自不同地方。都市郊区富裕阶层如果财产权受到侵犯更乐意组织大型抗议活动，而且确保电视摄像机的拍摄。中国迅速增长的司法群体里有很多人主张建立更加独立的法院，其中不仅有法官也有背负冤屈的公民。

而且，现在还有因特网，虽然当局尽一切努力审查和左右舆论导向，但网络已经成为反叛和嘲讽的源头。

中国的党国是这样一场暴风雨，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列宁主义阴影下出现的越来越充满活力的社会。

中共确实是一场暴风雨，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在2011年7-8月那一期《波士顿评论》上总结如下：

在这个新制度下，国家权威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现实被国家狂热地试图开发新规则维持控制和影响力的努力所证实。为回应对变化了的国家作用的期待，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话语。除了新税法、合同法、物权法、环境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信息自由法。有些省比如经济发展很快的福建已经出台了强调集体协商作用的新的劳动法。

有关政治未来的话题，领导人的公开言论存在不同的口气。党的许多领袖已经表达反对审查和支持言论和媒体自由的观点。至于当局，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和需要是不可阻挡的。”（这句话遭到中国媒体的封杀）

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

其中一个是无处不在的手机，当今中国使用的手机超过8亿5千万部，未来几年，手机用户可能超过10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传播信息、组织抗议活动和揭露腐败等的控制（比如下一场类似萨斯的传染病）。手机成为突发事件引起的群体性抗议活动的组织工具。

因特网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信息的其他来源和娱乐一直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多限制，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就更大些。这就产生了寻求信息和发布博客的用户和试图确定限制性边界的审查者之间不断上演的博弈。领导人对阿拉伯世界抗议活动的恐慌近乎草木皆兵，最近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突尼斯革命者将他们成功的起义命名为“茉莉花革命”，所以这种花在中国就曾经成为不存在的植物。二月份，当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信息开始在网上传播的时候，三个汉字茉莉花被屏蔽了，发短信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字，连胡锦涛主席唱“茉莉花”这首歌的视频也从网上消失了。

人民通过因特网或者使用手机展现出来的力量破坏了列宁主义控制的原则：用地域和社会阶级把人们孤立起来。所有这种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当局的许可，因为这些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它们受到严格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和政治动荡？

所以，中共领袖认为维持党对国家的控制所必须的经济高速发展播下了它们垮台的种子。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每年9%以上的速度将降下来，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短暂停滞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劳动力增长乏力、工人从生产力低下的农村向生产力高的城市流动放缓、国家向国际技术前沿迈进的途径等形式出现衰退。

最近一些学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Shin）、朴东炫（DonghyunPark）等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速增长都是在以2005年国际价格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后突然停止了，其增长速度从每年5.6%突然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轨迹是在2015年达到这个水平（或者如果每年增长率是7%的话，是在2017年）。他们预测未来的经济衰退将是年增长率是2%到3.5%，这将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降至6到7%（作者认为这种结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能性很大）。基本原因是人均GDP到了这个程度后，工人从农业转向工业的回报开始下降，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利益也随之消失。导致经济衰退的另外因素是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这三位作者观察到，越过16000美元水平仍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两个，那就是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现象的核心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他们写到：

经济放缓出现在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个时刻，即人们不再能从农村转移多余劳动力到工业领域来刺激生产，引进外国技术的收益开始降低，但全要素生产力（TFP）从不寻常的3%以上的高水平突然急剧降至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中国地域辽阔可以大量注入投资，西部省份人多但贫穷。针对这一点，作者写到：

如果增长奇迹在国内移植的话，占中国人口相当比例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人口比很多国家还多）在未来几年仍然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已经扩展了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路和铁路到这些欠发达地区，为它们的经济转型做准备。

假设确实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后果会是什么呢？从国内来看，衰退很可能根据地域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变化。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很多资本投资很可能回报率很低，3000亿美元的高铁投资中很多可能就是如此。政府会做出削减资本投资和鼓励消费的反应吗？中国的整个出口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36%。政府说要这么做。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要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起码年均增长率应该在7%。虽然存在神奇的门槛的说法并不可信，但这个速度若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非常好的，如果经济大幅度衰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国内来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出现很多问题，如这种衰退的不同影响如何跨国收入分配，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有钱有势的某些人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事。如果困难时期到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消费？

哪些经济领域受到影响最沉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即将来临，建筑工人将面临失业困境。汽车行业如何呢？作为世界第二大，2010年销售汽车1800万辆，官方预计在2021年将达到5000万辆。这对已经让政府头疼的问题如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意味着什么？人们对希望破灭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人们对本来就不受人爱戴的党的不满是否会大幅度增加呢？

至于对国际产生的可能影响，埃森格林和同事的观点是“有人估计，中国一家就占全球需求增长的30%，金砖四国总体占需求的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是世界的绝大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经济衰退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受影响最大的是原材料供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但也包括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供应商。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多边特征，美国的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将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衰退意味着未来军事潜力的扩张就不会这么大。中国将发现更难提供许多人预计将拥有的，人民解放军无疑期待的各种先进武器的货款。如果国家的困难足够沉重的话，中共可能被诱惑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首要的目标就是美国人。

中共有一个选择，通过逐渐引入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试图避免可能的大动荡。这就是曾经也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政治选举首先在地方政府，随后在国民代表大会进行，直到最后选举总统。这个过程虽然也不是没有困难但相对来说还算顺利。中国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的途径或许是因为党的领袖看到这对其控制的威胁实在太大了，或许因为担心造成政治动乱。人们很难批评中国领袖这样的权力专家，但大麻烦确实就在前面。

两种变革的相互关系

回到最初的立场：在2020年之前某个时候中国将很可能出现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或者两种变革同时出现。如果这种变革出现了，两种变革出现的顺序可能产生很大差别，虽然人们只能预测情况会如何变化。如果首先出现实质性的政治自由，那么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如果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动荡先于政治改革，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将造成政治自由化、保守派势力成功控制局势、或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我们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中国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将很可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就像过去这些年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只不过是用其他的方式。

中国衰退趋势不可逆转 2011/12/07

中国证券报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逐季下降，从目前的各种变动因素看，未来两年增长率下行的趋势已经确立，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下滑到8%和7%。 　　从投资角度看，人们往往只关心投资完成额，但从需求角度考察，投资完成额只是需求的“滞后”指标。因为当统计局报出数据的时候，作为需求的投资已经不存在了。投资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是需求，一旦项目完工，投资就转变成供给，所以更应把它看成是供给的“先行”指标。当我们看到投资完成额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先应想到的是供给能力大幅增长，而不是投资需求大幅增长，因为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中，都会有超过六成转变成新增固定资产。 　　笔者认为应该用“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指标观察投资需求的变动，它说明在建的全部投资项目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因此可以反映存量投资的变化情况。若看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今年前10个月的增长率为19.8%，而去年前10个月的增长率为25.7%，下降5.9个百分点。然而今年的通胀水平比上年高，去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3%，今年是6.8%，所以去年的实际存量投资增长率是22%，今年只有12.2%。也就是说今年前10个月实际投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收缩了10个百分点。 　　房地产投资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今年前10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高达31.1%，但这仍是投资的完成额。如果从住宅新开工面积这个房地产投资先行指标看，则是大幅萎缩。“十一五”期间，商品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增长率是18.7%，但今年前10个月累计住宅新开工面积为-5.8%，其中10月为-21.8%。今年各级政府都在建设保障房，按每套60平方米计算，1000万套就是6亿平方米，占前10个月新开工住宅面积12亿平方米的一半，如果扣掉保障房开工面积，今年以来商品房的新开工面积大幅萎缩52%。房地产调控引起房地产投资萎缩，必然会成为引起未来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 　　其次看出口需求。今年前10个月，出口增长率为22%，看起来似乎与往年相差不大，但必须注意到，出口增长率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央行为救市都放出了天量货币，在中国出口方面表现为自今年初以来出口价格指数大幅提升。同时，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到10月末人民币已累计升值4.7%。剔除这些货币因素，按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只有6%，已经明显低于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这种情况自2000年以来，仅在爆发次贷危机的2008年出现过一次。 　　第三看消费需求。目前唯一仍保持高位运行的是消费。如果用过去3年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比较，消费增长率提高了3.9个百分点，投资提高2.6个百分点，而出口下降12个百分点，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 　　消费增长一枝独秀与农民增收有一定关系。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农民收入也跟随上涨。2010年和今年前9个月，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都是7.8%，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是10.9%和13.6%。这表明价格机制变化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中国有9亿农民，农村人口是主体，农民增收就必然会带动消费市场的繁荣。 　　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却引发了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构型通胀。从去年10月开始，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反通胀方面，实施了强力货币紧缩。 到今年7月以后，消费物价出现逐月回落趋势。可是当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最近却开始出现大量农产品“卖难”和价格暴跌的报道，因此农民收入的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就给未来的消费增长带来了难题，目前唯一的需求增长亮点也黯淡下来。 　　实际上货币方面也已表现出经济下滑的显著趋势。截至去年10月末，M2的增速是19.3%，今年10月末已经收缩到12.9%，是新千年以来最低点。当然这有抗通胀而主动收缩的因素，但经济内在收缩不仅表现在广义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更表现在狭义货币增长率大幅低于广义货币增长率。因为狭义货币M1是用于交易的货币，M1下降反映的是现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萎缩。新千年以来，M2与M1的年均增速只相差0.7个百分点，基本是同步增长。2010年M2增速是19.7%，M1是21.2%，M1比M2高出1.5个百分点。今年初以来，M1增速一再下降，到10月末已经降到8.4%，与M2的增速差也扩大到4.5个百分点，这比正常年景0.7个百分点的速差已经高出5倍多了，而观察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只要出现M1增速显著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都会出现经济明显减速。 　　一般来说，当M1增速低于M2，交易中的货币就会变成存款，所以存款应该是增加的，但今年7月存款同比减少6000亿，8、9月份同比少增3700亿元和7300亿元，到10月存款又减少2000亿元，这就说明银行体系中的资金在外流。同时出现的是地下钱庄泛滥与高利贷横行。这是由于货币紧缩，大量中小企业从银行体系得不到贷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许多调查表明，中小企业用高利贷来支撑经营，顶多只能撑半年，所以到今年底明年初很可能出现中小企业倒闭高潮，相应引起经济明显减速。 　　生产方面还有一个情况也反映了经济下滑趋势，那就是存货的变动。存货分原料库存与成品库存，一般来说，原料库存增加反映了企业为扩大生产做准备，成品库存增加则反映了可能存在滞销。去年前11个月，存货增长30.9%，但其中的成品库存只增长11.2%，今年到8月末，存货增长26.1%，成品库存增长23.4%，可见原料存货增长率在大幅下降，而成品存货增长率显著提升，这也反映出生产收缩。 　　所以，不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都是趋向下行。这种趋势不仅是宏观调控的结果，更是经济内生因素所致。因为宏观调控主要聚焦于货币收缩，但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收缩，都不是与货币收缩直接相关的，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造成的。因此经济的下行趋势不会是暂时的，明后两年内经济增速或将持续下行。 　　今年前10个月实际投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收缩10个百分点。 　　剔除货币因素，按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只有6%，已经明显低于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消费增长一枝独秀与农民增收有一定关系,但农民收入的高增长难以持续，这就给未来的消费增长带来难题。 　　观察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只要出现M1增速显著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都会出现经济明显减速。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全面危机时代来临！ 2011/12/07  作者：李因才 2011年标志着一个“全面危机时代”的来临，一个权力大洗牌、制度大建构的新时代。 1991年，苏东地区的政治大地震，倾覆了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格局。那些从灰暗的政治寒冬中刚刚走出的男男女女，无一不对未来报以美好的期许。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即充满激情地欢呼：“一个新的世界正浮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此后的十年，人类确实分享着繁荣增长的丰厚“和平红利”。 2001年，傲慢的美利坚遭遇到了惨烈的“恐怖主义”袭击，世界也跟着进入了“到处找敌人”的“恐慌”时代。在这十年里，世界既见证了山姆大叔庞大又有些笨拙的军事机器，也见证了伊拉克、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战后惨烈的重建历程。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十年充其量只是“恐怖主义”本身被“恐怖化”的十年，“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依然稳固，旧有的秩序与法统并未遭遇强劲挑战。 2011年却完全不一样，它和1991年一样动荡不安，但后者开启的是希望之旅，前者却让人心绪茫然、充满了不确定。可以说，2011年标志着一个“全面危机时代”的来临，一个权力大洗牌、制度大建构的新时代。 这并非危言耸听。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我们持续不断地经受着各种危机。这些危机不仅出现在落后地区及问题国家，还大面积蔓延到发达经济体；不仅一波一波地冲击到国家内部，还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广阔场域上演。 这场危机始于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由于增长乏力，民众对繁荣时期积累的社会不公正开始变得难以容忍起来。这种不满情绪先是在中东北非地区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继而又酿成了伦敦的街头骚乱、华尔街的“占领运动”，以及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迅速蔓延的抗议行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信地位居这场危机之外。 得益于方便快捷的互联网技术，低成本的信息传递使得“反对者”毫不费力就组织了起来。一夜之间，世界各处的人们似乎都成了十足的“政治人”。他们相互激励，分享着达致成功的手段，街头成了他们经常展示技能的政治舞台。技术让民众挑战政府的门槛大大降低，由于不得不与群情激昂的“反叛”民众直接面对，在寻找到新的生存策略之前，政府将变得越来越手足无措、脆弱不堪。 很多人可能正怀着愉悦的心态，欣赏着中东北非地区连锁雪崩似的壮观场景，这个曾经在数轮民主化浪潮冲击面前岿然不动的威权堡垒，如今却成了革命的“风暴眼”，掌控大权数十载的昔日“法老们”或殒命、或逃亡、或被囚、或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末日。 一个普遍民主自由的中东自然更加符合世界潮流，富足且公正。不过，数个落后国家同时疾风骤雨地经历民主化，却不能不引人忧虑。普遍经历的内部暴力，本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裂痕和社会对立，它们间的连锁冲击，又使得新政府始终漂浮在捉摸不定的民意洪流上，成为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皮球，难以自主。 不仅如此，由于位居资源富集区域，外来大国必然会密集干预。在复杂的政治角力下，中东的民主化进程难以顺畅，必将充满挫折和动荡，转型中的埃及已经展现了这一前景，而中东的乱局又会加剧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 很显然，席卷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不能和发达经济体内部的街头抗议相提并论，前者已经难以用旧制度框架去容纳。不过，普遍蔓延的抗议行动，仍然昭示出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两难困境：高福利致使政府负担沉重，低福利如美国又将引致社会不公。 整体的债务危机正将欧盟拖往十字路口。整个1990年代，欧盟都是全球各区域学习的楷模，欧洲也一直为自己在民族国家之外开创地区一体化道路而骄傲不已。如今，“大欧洲”的雄心在希腊、葡萄牙这些“欧猪国家”面前遭受沉重打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还并非2004年以后大规模东扩纳入的新成员。 除了这种内部危机外，世界还面临着由权力转移引发的新危机。在一场金融风暴之后，美国越来越难以用平静的眼光，来看待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尽管提升了对话的层级，加快了对话的频率，不信任非但未予消解，反而有所加深。尤其在华盛顿逐渐从伊拉克、阿富汗抽身，加大对东亚的投入后，两国间的相互指责变得越来越直接，充满着火药味。由于实力开始大幅拉近，并开始向北京倾斜，两国间的明争暗斗将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还可能出现集团化争斗的倾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辣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