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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自然/基辛格:中国缺乏战略眼光/体制导致危机和腐败/谎言盛世/中共面临挑战
發佈時間： 12/13/2011 2:36:59 AM 被閲覽數： 31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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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震专集 -- 顺其自然】 来源: 吴越婉溪 于 2011-12-11
| | wenxuecity | 基辛格：中国缺乏战略眼光
2011/12/12 | |
日本新华侨报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六届东亚峰会上，南海问题成了关注的焦点，因为不少国家提到南海问题，并且直接或间接讲到中国。中国原以为南海问题比较复杂和敏感，多数东盟国家在会上会避免谈及。见到这出乎意料的局面，温家宝总理不得不作出回应。他说：“关于南海问题，东亚峰会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合适场合。我本来不想说这个问题，但一些国家领导人点到中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愿重申一下中方的立场。”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句话在中国往往是比较生气的时候，作为回击时的一句开场白而使用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东亚峰会上的不满心情。而这种不满情绪在《环球时报》11月18日的时评中则表露得更加明显，该时评借专家之口呼吁：“中国和平崛起应有底线，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时评指出，中国的外交和战略要有新的大思路。韬光养晦应该是自信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应该有非和平的底线。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与美国接触、对话和交手。要考虑推出中国版的东南亚“马歇尔计划”和南亚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与中国没有领土领海冲突的国家（也许可称为“中国与东南亚睦邻合作计划”等等），着力加强东亚经济合作，不让美国环太平洋合作的设想冲淡东亚的区域合作。在南海问题上要划出底线。要在硬实力上做好准备，如果某些国家一味要冲撞中国的底线，中国应考虑采用各种手段（如经济手段），甚至有理有节地使用非和平的手段来对应，从而扭转被动地位。要加紧软实力建设，以强势话语和政治软实力回击美国的挑战，并介绍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这些建议是否成熟、妥当，在此不多作论述。但是，其指出“中国的外交和战略要有新的大思路”的观点，显然是一箭中鹄的。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媒体人日高义树最近在德间书店出版了一本新书——《美国的历史性危机令日元和美元何去何从？》，书中提及他对基辛格的一次采访。在那次采访中，基辛格认为中国缺乏战略眼光和考虑，比如，“中国因为这次来自美国的货币和金融问题而受到沉重的打击。可是，迄今为止，中国一直认为这个货币和金融问题是美国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货币和金融问题发生后）伤透脑筋，不知怎么应对是好。虽然中国经济不至于因此而停步不前，但其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局面也是事实。”
尽管基辛格举的是货币和金融问题的例子，但是，他作为来自美国内部的一个重要角色，批评中国缺乏战略眼光和考虑，还是很值得深思的。南海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一厢情愿的政策和期待不能解决纷繁复杂、利益交错的国际问题，作为一个希望有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要拥有能够穿越时代迷雾的战略眼光和考虑。在中国常听说“时间对中国有利”这一观点，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更要拿出经得起长时间跨度考验的战略方针来，而不能借口“时间对中国有利”，便不考虑及时有所作为，不正视面临的严峻问题，虚度时光，以致失去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
体制导致道德危机和腐败蔓延
2011/12/12 |
作者：张千帆
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和腐败蔓延是权力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今日中国社会并不缺乏道德情感，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化为制度力量的渠道和勇气。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在中国社会已耳熟能详。尽管起源于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经验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县或山西一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
陕西智障奴工事件，证实了这种判断。但是，如今再提这一问题，似乎再难激起当年那样热切的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大家义愤填膺，但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更多的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有时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凡是对中国社会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
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向人们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
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市场原则坚持自愿交易，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
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推诿塞责的官员又何尝不是权力体制下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权力体制已经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环境。看看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
从舆论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化为制度力量的渠道和勇气。只有打破权力体制长期造成的惰性和懦弱，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迫使政府对自己负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障奴工事件所体现的政府不作为问题。
事实上，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站出来行使公民的权利，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和那些麻木不仁的官员一样是不作为者，多少都要对诸如此类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难承担一份责任。 | 辣椒城 中国软件为何如此“阳痿”？一个谎言营造的盛世
2011/12/12 |
天涯社区
窥豹见斑，国有IT业的“郭美美”-中国软件之真相(CMW)
1. 引子
沿G6(京藏高速，原八达岭高速)向北，自第28号出口一直向东，即来到中国电子昌平科技园区，门口破损脱落的园区标志最近刚刚修补好，中国软件号称的11万平米“工作及配套环境”主要座落于此，也是中国软件上市后获得资金的主要去向。园区内两幢主楼(A1，A2)之一(A2)已经租给高德公司，作为其数据生产基地，其员工则是这个稍嫌偏远的科技园主要的人气来源。
走进中软所在的A1，迎接你的将是冷清的大堂，安静的环境，办公室里沉默而闲散的工作人员，偶尔会看到一两个在楼道里抽烟的员工。压抑，除了压抑还是压抑，让人不由得想到“没落”这个词。这也许就是中软企业现状的缩影。实际上，中软的主要领导的办公室，主要职能部门的办公室，所称的“三大研发中心”以及培训中心的工作地都在这栋楼里，我们不禁要问，这栋A1何以会形同“鬼楼”?是国企的员工素质高、纪律性强?还是这个企业已经丧失了活力?
2. 谎言营造的盛世
人无信不立，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国有企业，诚信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近一段时间，以MW做空XXX等为代表，掀起了一股做空中国概念股的狂潮。在此我们不去对这其中是否包藏有与政治有关的祸心作过多的评判，就事论事而言，在所有这些攻击中，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诚信的置疑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其中包括财务报表作假、夸大企业赢利预期、夸大资产规模等。MW们声称对中国有深刻的认知，这一点从其公司名称的来源可以看出(Muddy waters make it easy to catch fish.)。似乎他们觉得已经抓住中国公司一个普遍而致命的漏洞，贪婪的资本则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地扑了上来。当然，MW们也绝非善男信女和正义的守护者，巨额的利润才是其根本的目标。在对中国公司的所谓“做空”中不乏夸大和失实的成份，但不管怎么说，现实还是给我们上极其生动的一课，我们必须要反思，是不是已经到了要下决心关注和解决企业诚信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转入正题，谈谈中国软件。
如果说主流的要求或者说良好的意愿是希望诚信应该融入到企业的血液，体现在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那么中国软件则刚好相反，谎言和造假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从内到外都是雾里看花，难辨真伪。
通过编造概念和谎报能力来骗取国家科研投入，通过瞒天过海的科研造假手段来应对课题审查，对于中国软件早已是稀松平常、驾轻就熟。稍远一点看本世纪初国家投入数千万的某大型信息系统的备用操作系统项目，到近几年承担的数以十亿计的“核高基”课题，中国软件秉承传统，大多采用从报告到报告，以谎言园谎言的一贯方式来应对，至今还没翻船。当然，必须承认，这样的工作还是有一些劳动量的，尤其是在课题申报和课题结项阶段。所以，虽然在中软不容易看到加班加点搞科研的场景，但经常可以看到加班加点写报告、集思广议编创新的场面。不过，由于近年来欺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导致中国软件迄今仍有近30个课题无法结题，也给中软科技管理部门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主管科研的中国软件董事长程春平对此应该有深刻的体会。
与之相呼应，中国软件在公开资料夸大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暗示由此可能产生的盈利预期，严重误导投资者，给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我们来看中软的说法：
“中软多年来积累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科技研发体系： 三大研发中心：通用产品研发中心、应用产品研发中心、增值技术研发中心; 七个专项实验室：信息安全实验室、软件复用技术实验室、基础软件实验室、集成控制技术实验室、智能交通实验室、战略物流实验室、仿真技术实验室”。
以上所称的各个机构中，三大研发中心中两个中心(通用产品研发中心和应用产品研发中心)处于勉力维持的状态，其负责人(陈尚义、张崔)均已在2011年前后辞职。中软对外高调宣传的所谓“SWORD平台”，不仅在业内没有应用，连中软内部各事业部都抵制使用。所谓七个专项实验室职责分别由相关事业部承担，主要的任务是制造概念，并未开展实质性的科研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以董事长程春平为首的科研管理者的“带领”下，中国软件以以上声称的“科研机构”为依托，积极关注热点技术，努力紧跟形势发展，在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城市、基础软件、仿真等领域都及时发出了声音。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中软在这些领域无基础、无能力、无技术，既没有人也没有钱，甚至还没有准备投入的情况下，同样能够提出“解决方案”，向外界宣称中软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甚至还有了若干案例，极力营造了中国软件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为广大投资者描述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坚定了其继续上套的决心――至少是对某些处于犹豫状态的投资者不失时机地“善意”地推了一把。比如，在智慧城市、云计算、仿真等方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都号称开发了强大而万能的“平台”体系和解决方案，效率和效益之高，放眼全球也实属罕见，但实际上根本没做出任何能够应用于工程的产品。
中软的这种能力，通俗地讲就是“讲故事”的能力。要想用“讲故事”来形成业绩和持续拉高股价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软业绩持续低迷，股价长期徘徊的重要原因。广大中软股民对此应该都有切身体会。
2008年中软的股票在跌至谷底后，通过炒作“核高基”、大股东增资和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中交通信天量大单等题材，出现过一次快速拉升的奇迹，从6块一度到达30左右。现在核高基题材基本用尽，近10个亿的投资不仅未换来基础软件的产业规模，即使对基础软件本身的改进也是相当有限。而同样的基于Linux开源架构的iOS,Android等操作系统已经创造出了商业的奇迹，Ubuntu11.10的发布让世界领略了Linux新的魅力。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面对中国软件创新能力的丧失，再多的投入也无济于事，更别说这些投入还没有真正花在正道上。也许国家最后得到的只是一堆报告文档，以及创造出若干先富起来的中软高管。
科研中的弄虚作假，还只是中软的谎言盛世中的冰山一角。那么，中国软件诚信的底线究竟有多低?中软在各种场合对外宣传中，信誓旦旦地声称用了“SWORD”平台能够省电30%，用了“红云”平台就搭上了云计算的直通车，用了“高端决策平台”就能够正确做出各种决策，用了“仿真平台”就能对付一切仿真等等，无中生有地夸大其实，已经是不足为奇了。在平时的商业活动中，编造工程案例，提供虚假资质，伪造商业合同等也早已成为习惯，见怪不怪了。中软在公告中高调宣传的所谓“核心征管”项目，在中软内部的会议上，董事长程春本多次讲到这个项目最终亏损预计将达到数千元，这一点在中软是尽人皆知，但被蒙蔽的投资人却将其当作了一个“利好”消息。中软在前几年收购的大连中软，由于连年亏损即将倒闭，但其负责人由于掌握了中软高管作假的确凿证据，威胁说如果不兑现当初收购时承诺的股权利益就将鱼死网破，中软高管们在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吞下这枚苦果，“消化”了大连中软的亏损，并付给其负责人400余万封口了事。中软最新炮制的“自主可控”系列概念，在其组织的各种汇报活动上高调宣传，瞄准骗取国家在下一阶段在国产化基础软件硬件方面的投入。而提出的种种“平台”、“体系”等概念，可以说是极其幼稚、完全不知所云，总结起来就是行骗的愿望强烈、热情高涨，但骗人的能力实在太弱，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在中软不会造假，不会吹牛，不同流合污，就没有生存的空间，这就是典型的中软生存之道。
俗话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于中软的诚信，则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中软的诚信早已跌破底线，跨入了违法乱纪和刑事犯罪的行列。如果说以上所述的种种造假行为，大多属于违法乱纪范畴，那么，私刻武装部队公章、伪造商业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则是赤祼祼的犯罪。关于以上几条，在中国电子收到的众多的举报(包括实名举报)中均有提及。在北京市丰台区警方今年8月份破获的涉及增值税发票的重大刑事专案中，中国软件涉嫌参与，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结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3. 高管贪婪，内耗严重
3.1. 中软内部的“三国演义”
中软的混乱，根子就在管理层，特别是高管层。在中软，高管层上演着一出三国演义，分别以董事长程春平、总经理朱鹏和党委书记崔辉为代表，形成了三股主要势力，将经营状况本来就不好、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软再次分割，激烈斗争而复杂，内耗相当严重。主要管理人员忙于内斗，无心经营。小小的中国软件，一片乌烟瘴气。
以董事长程春平为首，代表了所谓中软的“老人”，即当初中软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软股份)的主要成员，在2004年9月反向收购中软总公司成功并成立现在的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服从有限公司(中国软件)后，中软股份的成员占据了中国软件的主要管理岗位，直到2009年朱鹏竞聘成为中软总经理后，这一局面才开始有所变化。由于中软股份的主营业务为网络集成，所以中软内部戏称其为“集成帮”，是中软MBO的主要受益群体。“集成帮”在中国电子(CEC)的主要支持者为中国电子副总经理杨军。杨军曾担任过中国软件董事长，程春平等人算是其难兄难弟。杨军出任中国电子副总经理后，曾公开宣布不再持有中国软件的股份，但实际上其股权仍由程春平代持。杨军长期分管中国软件，而其妻谢欣却为中国软件重要管理人员，担任企业运营部总经理一职，并任中软监事会成员。“集成帮”控制了中软职能部门70%以上重要领导岗位，绝大多数事业部，以及几乎全部的分公司和派驻机构，并近乎半公开的蓄谋赶走总经理朱鹏。其核心人物包括董事长程春平、高级副总裁周进军、高级副总裁周在龙(兼长城软件总经理)、高级副总裁孙迎新、副总经理王定健(兼北京中软总经理)。即使在2009年程春平由中软总经理改任董事长后，仍然坚持深入干预日常经营活动，曾斥资6000万元收购由其堂兄程德生经营的某浙江小企业(收购后更名为中软杭州安仁，现仍由程德生夫妻经营)。可以说“集成帮”是中软当前分裂乱局的祸首。
总经理朱鹏，中软高管中的“穷人”，没有股份，势力范围也不大，目前主要为中软气象事业部(2009年新成立)和成都中软(2010年以知识产权作价700万元购入，根本没有经任何权威机构评估)。从某种意义让讲，朱鹏是中国电子试图掌控中国软件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中国软件经营不善、长期亏损、发展乏力的情况早已显现，已非一朝一夕。作为中国电子旗下唯一一个号称以软件为主营业务的二级公司，中国软件对中国电子经营规模和利润的贡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鉴于此，中国电子下决心整顿中软，2009年中软高管换届时，中国电子以大股东和上级公司的身份，强硬地否决了“集成帮”提名的人选(周进军)，通过公开竞聘的方式，任命时任中软副总经理的朱鹏(前中国电子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接任程春平，担任中国软件总经理一职，程春平则改任董事长。但朱鹏在担任总经理的近3年时间里，没有表现出必要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智慧，执行力严重不足。在经营上提不出能够让中软脱困和发展的思路，管理上不能扭转中软小、散、乱的局面，内部斗争中则一直处于绝对的弱势，可以说中国电子的尚方宝剑交到朱鹏手上也就等同于烧火棍，自顾不睱，更谈不上发展。
党委书记崔辉，在中国软件十大流通股东中现排名第7，仅次于周进军。作为企业党委书记，崔辉积极参与经营活动，其势力范围为中软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其主导投资的中国软件苏州园区，被其变相非法贱卖而中饱私囊。根据中软2月1日公告称，中软拟投资设立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并在该公司设立后，由其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芜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崔辉对外声称中软信息和芜湖置业是为了适应中软业务转型需要设立，主要从事智慧城市建设，但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钻的是土地双轨制的漏洞，做的是以所谓高科技的名义圈地后转手获利的买卖。在中软现金流相当紧张，主营业务严重凋敝的情况下，仍然在安徽芜湖投入一个亿搞房地产，影响极为恶劣。目前此事已引起中国电子高层的高度关注。
中软纪委书记赵柏福，并未承担企业经营和管理职责，但年薪却高达70万，去年奖金60余万，为什么?真实的原因是，对于程春平等人来说，这就相当于封口费了。大家心照不宣，各得其所，一片和谐。
除了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三巨头”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利益团体之外，中软还有若干独立的小团体，游离于三大“主流”版块之外，自给自足、互不干涉。即便在最大的“集成帮”内部，各事业部和分公司也都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只是在内部斗争激烈时才阶段性地一致“对外”。目前的中软，就是一堆小舢板，一堆内斗激烈的小工程队的加和，如何担得起“中国软件”这个称号？
3.2. 中软高管减持状况
中软的经营业绩是相当的差了，基于目前的情况发展也看不到任何希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软的高管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2009年(个人持有的非流通股解禁)以来中软主要高管减持统计数据，也许能够有所理解。
董事长：程春平
2009年7月13日，卖出1,530,000股，成交价26.70元，成交金额40,851,000元;
2010年11月3日，卖出895,000股，成交价23.91元，成交金额21,399,450元;
2010年11月4日卖出425,000股，成交价24.09元，成交金额10,238,250元。
总计卖出2，850，000股，总成交金额72,488,700元，平均减持价格25.43元，现在持股4,150,900股。
党委书记：崔辉
2009年7月9日卖出460,000股成交价26.29元，成交金额12,093,400元;
2010年10月25日卖出317,450股，成交价25.65元，成交金额8,142,592元;
2010年10月26日卖出22,550股，成交价25.64元，成交金额578,182元;
总计卖出800,000股，总成交金额20,814,174元，平均成交价26.01元，现持股1,059,800股。
高级副总裁：周进军
2009年7月9日卖出500,000股，成交价26.63元，成交金额13,315,000元;
2010年11月4日卖出360,000股，成交价格24.37元，成交金额8,773,200元;
总计卖出860,000股，总成交金额22,088,200元，平均成交价格25.68元，现持股1,142,800股。
高级副总裁：尚铭
2011年8月30日卖出46,806股，成交价17.15元，成交金额872,722.9;
2011年9月2日卖出30,000，成交价格16.29元，成交金额488,700;
2011年10月13日卖出133,000股，成交价格15.53元，成交金额2,065,490;
2011年10月14日卖出167,000股，成交价格15.51元，成交金额2,590,170。
总计成交376,806股，总成交金额6,017,082.9，平均成交价格15.97元，现持股1,776,800股。
以上只是简单的分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中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营业绩一蹋糊涂，但并不妨碍中软的高管以及由其代持股权的利益集团成员通过股票套现获得高额利益。当初中软高管在管理层收购中就是钻了法规的空子，通过非法代持等手段，造就了若干亿万、千万富翁。以中软前高管郭宪臣为例，其作为曾经的最大自然人股东，其名下代持多人股权，而变卖了所持有的800多万股所得却全部被其个人鲸吞，这种现象在中软的高管中并非个例，目前很多“被代持”的中软员工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申诉，希望拿回承诺过的本应属于他们的利益。中软高管的贪婪由此可见一斑。更为恶劣的是， 2009年以来，中软高管继续顶风作案，在国资委和中国电子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然在中软融鑫、中软万维等子公司推行内部股改及高管代持，甚至有的子公司国有股比例已不占主导地位，公然大肆掠夺国有资产。一方面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前景暗淡，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实现增值保值，反而大量流失，投资人迟迟看不到获得回报的希望;一方面部分企业高管的疯狂套现，赚得盆满钵满，象蝗虫一样啃光了中国软件，做好了离场的充分准备。国有资产和投资人的利益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样的“高管”，要他们何用？
4. 前景悲观，建议减持
基于对中软诚信丧失、内耗严重、违法乱纪等种种乱象的分析，实际上稍具常识和理性的投资人已经能够对其经营现状和发展前景作出基本的判断了，那么我们再来通过一组数据，看看现在的中软在经营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主营业务缺乏核心竞争力。中软的收入中绝大部分是行业解决方案与服务产品，由于卖掉中软国际后外包业务减少，其比例上升到83.08%。这部分分布及其广阔，但是技术含量不高，并且由中软的各个部门以及子公司分别经营，不能形成有效的整体竞争能力。中软的这部分业务的毛利率普遍偏低，据公开数据，2009年为24.36%，2010年为21.68%，2011年中期为25.58%。2011年中期报该项收入为73716.24万元,2010年中期为105664.36万元，同比减少30.24%。而按照中软的“习惯”，相信以上数据有相当的水分。行业解决方案和服务产品的技术门槛不高，面对众多更加灵活和务实的中小公司的竞争，中软并无优势可言，市场成本大、项目周期长、投入资源多。而中软小包工队式的作坊式经营模式，使得这项所谓的绝对比重业务不具备任何核心竞争力，必将进一步被对手蚕食和压缩。
第二、自主软件比重低，增长速度缓慢。中软的自主软件产品一直是投资者看好中软发展前景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但是中软的自主软件产品多年来起色一直不大，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打击。2009年自主软件产品的收入为48907.30万元，2010年为50602.32，增长3.47%。2011年中报为14106.68万元。无论从总量还是增长率来看自主软件产品业务都表现相当一般。而且，根据中软的“习惯”这部分数据同样存在较大的虚假成分。离开了国家的输血，中软的自主软件“业务”是难以维持的，根本谈不上成为利润来源，而随着骗取国家投入的难度越来越大，自主软件也就越来越象鸡肋。如果中软的自主软产品是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按照软件业的特点，应该出现一个时期的大幅增长，然后保持平稳。但是期待中的大幅增长的时期一直没到来，实际上自主软件无论是在技术能力和产业规模还远远看不到希望。这让投资者即使不失去信心也会失去耐心，在股市上，耐心有时比信心还重要。
第三，失去了外包业务。从2011年中报来看，中软在卖出中软国际之后外包业务已经停止。公开的说法是中软为了集中资源做好主营业务和自主软件，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所谓“主营业务”经营困难，交出一份说得过去的报表以求年底过关而卖掉了优质的资产，其实质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今年可以卖中软国际，明年又卖什么?
第四、经营上严重亏损。从公开的财务数据分析，中软很难获得经营利润。根据其第三季度报表，销售品收到的现金为(161,364.54万元)，减去商品劳务支出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税费和经营活动有关的其他现金支出(以上毛估约为178167.35万元)，得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16802.81万元。考虑到毛估支出成本可能会有误差，假设在±5%左右，即±8908.37万元，则得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上限为-7894万元，由于软件企业的非付现成本相对较小，那么中软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加上非付现成本为负数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判断其经营利润必然亏损的可能性也必然很大，最多也只是在盈亏点上下徘徊。如果考虑到中软一贯的弄虚作假的“诚信”记录，我们可以判断出即使所谓的微小盈利也主要来自卖资产所得，而非“主营业务”收益。
综上所述，目前的中软第一缺乏核心竞争力，第二没有一般性的竞争力，第三财务状况相当悲观。在剥除了通过“讲故事”、“造概念”和“吹牛皮”而营造的“谎言盛世”的种种“利好”因素后，能让投资者看到的一点点希望仅仅是能从国家拿到的核高基专项投资，但这构不成中长期看好中软的理由，从公开的资料里面无法看出在没有核高基拨款的前提下中软的盈利能力。这种经营状况，面对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分红的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中软有什么能力拿出红利来回报投资人，又有什么资格继续赖在股市上。因此，我们强烈看空中软，认为投资风险极大，建议及时减持，下行目标位初步判断为7元。
| | 日媒:中共目前面临类似1989年挑战
2011/12/12 |
日本媒体12月11日刊登文章称，1989年学潮一度给中共带来统治危机，而目前，中共则面临类似1989年的挑战。
《日本时报》12月12日撰文称，邓小平是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政治生涯上，三次被肃整，但是每次都能够下次升腾。邓小平从1978年成为实际领导，一直到1992年都没有实际的领导头衔。邓小平推行了大范围的经济改革，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增长，数百万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对于邓小平，一直有评价称其更倾向于一个独裁者。虽然邓小平成功地进行了改革，但是批判他也一个应该的。因为邓小平直接参与了镇压1989年学潮。在邓小平的观念里，中共应该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将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从东欧问题上学到，中共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不能屈服于抗议者的要求。
文中指责中共对学生的镇压是粗暴血腥的，但是，也指出学生是中国温床的一代，充满无与伦比的理想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学生根本不会想到中共领导会付诸于为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射杀在马路上的平民。”而对游行学生的镇压清楚无误的传送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共是非常危险的。
中共在镇压89学潮时，共有2,6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邓小平应该对血腥镇压学生运动负有全责，而且没有证据证明邓小平在下令血洗天安门广场时曾有过任何犹豫。同时，一些示威者被士兵射杀，“最大血腥屠杀发生在6月3日晚间以及6月4日清晨，地点是天安门向西约4公里处。”
而89事件则促使中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国家团结。而其中在国人中进行反日本教育则是最为有效的手段。邓小平在外交政策上十分狡猾，知道如何掌管中国经济改革，选择团队以及推动军事发展。
文章总结道，目前，中共领导人面临类似1989年的危机，比如民众要求自由，政府腐败问题，裙带关系以及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中共还面临环境问题，社会安全问题以及医疗问题，这些都是1989年事件中没有面临的新因素。
《日本时报》刊登的文章提到，在1989年6月3日晚间，中共对抗议人士进行国“血腥屠杀”（massacre）。此前，英国《每日电讯报》于2011年6月3日和4日公布了维基解密最新公布的有关“六四事件”美国外交密电。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在1989年5月21日、5月22日、6月3日和7月7日向美国务院发电。其中，六四前夕的3日，美国驻华使馆还特意发了3份密电。
根据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密件，部分证实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4日当天并未在天安门广场内“血腥屠杀”抗议人士。真正发生流血事件地点确实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以西的西部城区。
不过，虽然没有天安门屠杀，但是有“北京屠杀”。1989年7月7日电文显示，真正发生屠杀的地点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以西近3英里的木樨地，时间是在6月3日晚。当时有上千示威者自发地聚集到木樨地，以阻断军队的进发。《每日电讯报》引述中共“天安门档案”称，1989年6月3日晚10点半左右，士兵开始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试图催散人群，无果后，士兵开始使用实弹。令人怀疑地是，当人群逃离时却被自己设置的路障阻隔了。
1989年6月3日另一份电文显示，“北京市中心形势非常混乱，当时在北京饭店的政治官员称，军队正在长安街向东接近示威者人群。尽管军队似乎没有向示威人群开枪，但是，有来自军队后方天安门广场方向的枪声（也就是西城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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