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苏小和
    
    导语：胡风的一生，主要与囚徒有关。他的第一次囚徒经历，发生在1933年留学日本期间。胡风的女儿晓风记录了这一事件：“三月，胡风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等罪名，在东京被捕，受到拷问。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他没有暴露和日共、反战同盟和普罗文化联盟的关系。警方因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罪名，只得在扣留三个月后，将他和聂绀弩、周颖等10多人一起驱逐回国。”
    
    

    
    ——1949年，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胡风的一生，主要与囚徒有关。
    
    他的第一次囚徒经历，发生在1933年留学日本期间。
    
    胡风的女儿晓风记录了这一事件：“三月，胡风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等罪名，在东京被捕，受到拷问。在同志们的掩护下，他没有暴露和日共、反战同盟和普罗文化联盟的关系。警方因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罪名，只得在扣留三个月后，将他和聂绀弩、周颖等10多人一起驱逐回国。”
    
    胡风的最后一次重刑，是在1969年5月。这个时候，他已经整整在监狱里坐满了14年刑期。天真的胡风以为自己即将自由，向四川省公安厅提出释放要求，对方置之不理。过了几天，胡风再提，军管会给了回话，让胡风自己直接给中央写信。几个月之后，上面的指示下来了，竟然是：关死为止。
    
    胡风自己当然不知道如此悲凉的消息。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他被收进四川省第三监狱大竹县的大监。就在他还在等待释放消息的时候，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的几个人来到他面前，向他宣布了改判无期徒刑的判决书。
    
    这一次的罪名仍然与写作有关。大致细节是，胡风一直有随手写诗歌的习惯，但在监狱里，他有笔无纸，只能在报纸的留白处写作，偶尔会有一些字迹写到毛泽东的照片上。这刚好成了他的罪名：第一是写反动诗词，第二是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
    
    观察这一头一尾两次囚徒经历，胡风一辈子的价值观体系渐渐浮出水面。
    
    他的青春时代显然与澎湃的爱国主义激情紧紧相连。青年胡风，为了时代的主题，为了国家利益，是可以理直气壮放弃学业的。
    
    1925年夏天，胡风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和清华大学英文系本科一年级。他一直向往北大这所“新文化圣地”，所以首先选择了北京大学。谁知课堂上教授讲述的都是“国文”和“国学概念”等等一些旧学问，这让立志救国救民的胡风十分失望；第二年9月，他主动离开北大，转入清华大学英文系第二年级。结果，他再次发现，清华大学的英文训练和英美文学体系还是无法满足他热血沸腾的国家主义激情。刚好，此时的北伐军打到湖北，革命正在胡风的家乡燃烧，同学方翰拍来电报，邀请胡风回乡革命，这正好迎合了胡风内心跳跃的情绪，于是他立即辞去学业，绕道天津，坐海轮，辗转回到了湖北蕲春县。
    
    胡风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仅仅坚持了一年，清华就更短，只有三个月。如此短暂的学院经历，恐怕难以让胡风学有所成。他显然没有在北大和清华接受到真正的个人价值启蒙。日本留学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近4年时间，但却和小林多喜二这样的左翼文化作家搅在一起，头脑里本已激荡的革命情绪变得更加火热。对此，晓风如此评价：
    
    “胡风在日本留学近4年中，摆脱了过去3年在人生道路上的困惑，坚定了革命理想，参加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成熟多了。他娴熟地掌握了日语后，阅读了日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些问题，进一步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知父莫若女。晓风如此总结胡风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想必得到了父亲的同意。这正是让人遗憾的地方。1933年6月，当胡风仓皇从日本撤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革命。他的精神气质明显与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靠近，因此他理所当然选择与周扬、冯雪峰、茅盾为伍。他不可能认识到胡适之的个人自由价值，尽管这个时候，胡适之的自由言说已经汗牛充栋；他也不可能认识到钱穆等人的学术方向，他没有耐心做那些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工作；他惟一的梦想，就是拿起手中的笔，投入到改变时代、改变国家的潮流中去。
    
    某种意义上，一个被革命情绪和理想主义烧灼的年轻人极有可能剑走偏锋。胡风的中年时代深深跌入个人崇拜的陷阱，可能就与青年时代残缺的知识结构有关。他的好友贾植芳在1950年代初期，曾力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要赶快退出来。贾植芳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
    
    可惜，当时的胡风根本听不进这个意见，在一片楚歌声中，还洋洋洒洒写上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自以为是对党、对国家、时代和人民献出了一片赤子之心。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胡风由此身陷囹圄，屈辱终生。
    
    贾植芳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悲痛难抑，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贾先生的话应该算是对胡风最理性的评价。
    
    现在看来，胡风一辈子活在两个领袖人物的阴影里不能自拔，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毛泽东。鲁迅是胡风的文化偶像，毛泽东则是胡风的政治偶像。
    
    胡风对鲁迅的崇拜，更多的基于一种文学上的景仰和方法上的倔强。在鲁迅面前，胡风是谦虚的。第一次见先生，胡风就得到了鲁迅的信任。鲁迅甚至给胡风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这让胡风深感惶恐，以为自己才疏学浅，“一无资历，二无威望，不能胜任先生交代的工作”。
    
    一直到鲁迅去世，胡风都在鲁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诗人彭燕郊受胡风案件牵连，被打成右派长达20余年，他曾私下说过，胡风在鲁迅那里学到了文学的力量，也学到了四面树敌，一个都不宽容。有意思的是，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一语成谶，胡风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胡风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之中。在《胡风回忆录》中，他曾为此自白过：
    
    我在追求过程中艰难的内心经验，是贯注在诗歌的形式里面的。但只有到1949年进了解放区，我的感情才完全从过去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到开国前后，这点感情达到了一种升华的境界。在几首长诗里面，我发出了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的高尚而勇敢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我进一步在实感上看到了祖国和人民光荣而幸福的前途。
    
    由此，胡风把这种“光荣而幸福”的最大动力，锁定在毛泽东这个领袖人物身上，并开始有感而发，一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怨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胡风的笔底蓄积了无限的赞美，他似乎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优美的形容词和所有优美的联想全部献给毛泽东。《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整版刊登胡风的赞美诗，相信此时的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按照常理，如此贴心的赞美，毛泽东应该奖赏胡风，但接下来的事实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1954年7月，胡风写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汇报》（即30万言书）呈交党中央。1955年4月，作家舒芜将胡风以前写给他的100多封信装订成册交给中央，反戈一击批判胡风。不久，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按语，发表有关胡风的材料，把文章题目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胡风定下罪名，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人生最长的牢狱之灾由此开始。到1980年中央给他平反，胡风整整在监狱熬过了25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接下来人生最后5年光景中，胡风基本处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他再也不能写下一行优美的赞歌，再也没有提出一些天真的意见。
    
    所谓盖棺论定。胡风究竟留给这个世界怎样的遗产，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如何拟就胡风的悼词，家属和官方曾经存在很大的争议。晓风回忆到：
    
    由于草拟的悼词是根据原平反文件的口径写的，极不公正，家属不能同意。追悼会过了7个月才得以举行。经过中央领导的审定，悼词有了较大改动，取消了那些贬义的语句，并在首段“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第四届文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胡风同志”的前面，冠以了“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这一当之无愧的称号。
    
    这也是胡风本人毕生的追求。可是作为一介文人，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在历史上留下卓越的文学文本。胡风有文本值得传承吗？这个性格“鲠直，易于招怨”的诗人，这个“太偏颇，爱憎太分明”的理论家，有着一个优秀文化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却一辈子陷在政治与文艺过分纠结的深渊之中，一辈子没有意识到文学仅仅关乎人性、仅仅关乎人类的命运，一辈子以为文学就应当是革命的工具，一辈子以为文学就应该对一个时代的偶像进行毫无节制的赞美。
    
    无法想象许多年之后，人们会在文学史里再次朗读《时间开始了》这样的诗篇。胡风一辈子的努力，可能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与文学相互戕害的悲剧模型。这样的悲剧模型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随着胡风遭难，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横空出世，2100人遭受牵连，正式逮捕92人，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78人，其中32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多人在狱中被逼自杀、被关病、关死。更为可笑的是，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与胡风素昧平生，仅仅因为与胡风的籍贯相同，就被集体停职反省一年。
    
    胡风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如此另类的影响力。历史将会记下这些充满荒谬色彩的细节，同时也会毫不犹豫地遗忘掉胡风曾经写下的那些激情四溢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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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国社会兴起的反毛非毛思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11月21至22日在广州举办“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会上呼吁捍卫毛泽东。李捷同时透露，有关部门正在重新编整一部分党政秘史等中共历史及伟人生平事迹，工作完成后将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2日至23日携代省长朱小丹等各方大员齐聚汕头，召开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重申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媒体对这次研讨会不太关注，仅有的几篇报道，都没有提及捍卫毛泽东。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称为“汉奸媒体”的南方报系对研讨会只字不提。孔庆东去年曾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因为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
    据中共新闻网报道，张全景指出，中共90年的历史，毛泽东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55年，而且是历尽艰辛打基础、创大业的55年。饮水思源，毛泽东是掘井人；树下乘凉，毛泽东是栽树人。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铭记他的丰功伟绩。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绩，这是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回顾历史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把握规律，把后来的事情办得更好；决不能以回顾历史为名，歪曲党的历史，玷污党的领袖，否认党的领导。要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全面正确地评价历史，评价领袖。在中国，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前途命运必然是前苏联的今天。国家要进一步繁荣富强，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兼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会长的李捷在研讨会上呼吁，中共要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污蔑。李捷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帜。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生平业绩、品德风范，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一些令人们困惑的理论问题和事实真相，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污蔑、贬损和攻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是学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捷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污蔑、贬损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林林总总。明明毛泽东是名垂千古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些人却偏要把他说成是“千古罪人”；明明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一些人却偏要把这说成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道路；明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文献中，一贯充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把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并称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把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和业绩作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和思想理论体系的源头和基础，一些人却偏要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党中央曾就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过决定，邓小平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李捷强调，不容否认，毛泽东晚年犯过严重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造假浮夸的错误，对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也决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题发挥，给中共抹黑，给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对这些言论，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
    另据《羊城晚报》报道，李捷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有计划地、系统性地再认识、重新编整中共历史及党政伟人的生平事迹，其中包括一部分党政秘史；待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后，国家将以选编、文选、选集等形式汇总，并结合数字化的技术，在档案法允许范围内，将这批重要的史料内容公之于众。不少青少年对理论著作，如毛泽东思想不感兴趣，却受境外思潮的影响，热衷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私生活等方面内容。在陈捷看来，“今后我国文献编整的工作导向，可从当代人热衷的相关史料角度出发，比如：编整一系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内容、事迹材料等，相信这样的呈现形式更让人感兴趣。”
    中共新闻网11月18日提前预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21日在广州开幕。就在开幕式当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关系》为研讨会营造舆论氛围。文章指出，从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上努力追寻的境界。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
    而在11月20日，与江平、郭道晖并称“法治三老”的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在“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强调，宪政是自由、平等、富裕的制度保障。如果在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上缺乏宽容，就很难实现社会和谐。李步云警告，当前，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民主博爱的观念已成为国人共识。市场经济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年青一代更有知识，历史包袱也少。如果大方向不走错，中国前途光明。“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与汪洋两天后的“坚持改革不动摇”遥相呼应。
    广州大学参与主办“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或与毛泽东唯一嫡孙、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新宇少将担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客座教授、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名誉院长有关。今年新学期，毛新宇应邀担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法政系行政管理专业2011级新生班兼职班主任。
    在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中，截至多维记者发稿时，南方报系对研讨会只字不提。《广州日报》在11月22日报道了张全景在研讨会上说的三成基层干部没读过毛泽东文集和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的其他讲话。《羊城晚报》23日报道了李捷透露一批党政秘史将被解密的消息。该报旗下《新快报》24日报道，张全景在研讨会主张研究毛泽东要重视第一手资料。
    报道说，针对毛泽东曾批评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说法，张全景根据史料提出不同观点：毛泽东从未批评马寅初，相反，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恰恰就是毛泽东。
    就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之际，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22日在汕头揭幕。汪洋说，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但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锦上添花的事”甚至是“添麻烦的事”。但事实上，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因此，广东要更加坚定地走创新之路、改革之路，为更大范围、更大纵深推进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改革不动摇，加大力度不松劲。
    鉴于2009年广东曾在珠海召开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因此，汪洋这次在广东另一经济特区——汕头重申改革开放，应该不是有意回避在广州召开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不过，今年6月，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一个座谈会上罕见引用毛泽东的讲话说，“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曾经引起海内外舆论普遍关注。
    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研讨会是否经过汪洋的首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在致辞中表示，这次研讨会是深入学习交流和具体落实中央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壮举。在广州召开将为把广东建设为文化强省提供有利的学术平台，广东会虚心向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请教，推进广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老毛拒绝日本赔偿，以及感谢日本侵华，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日本鬼子侵华，哪里有他上天安门的那一天？
  
    1935年底，毛率领6000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挤在一些破窑洞里。1936年，饿得不行了，就东征打山西，结果被阎锡山打回来了。1937年日军侵华，毛才获得合法地位，才能去华北、华东发展。不然，在陕北那个贫瘠的黄土地上，只能种点鸦片来为生，难以有大机会。所以，毛的几次感谢，是发自内心的。 一个现代主政者，行事理应通情达理。然而，毛的重大决策往往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轰动世界的拒绝日本战争赔款事件正是这样。
    
    莫名其妙之一，国家战争赔偿是一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 500 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甚至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四个帮凶国也提出了赔偿要求。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象是参战国。亚洲各参战国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日本战争赔偿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在二战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国土受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英独立运动又投靠日本，给亚洲主要的侵略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中国，受到了极大伤害。更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需要指出：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开始索要赔偿，日本政府援引国际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继续索要，不依不饶，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亲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定了“日泰同盟条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战费不足，泰国政府还借给日本一笔巨款；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土地割让给了泰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16日宣布：“1942年1月25日的泰国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尽管如此，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战时期，外蒙古尚未独立，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索要赔偿的资格；但外蒙政府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50亿日元赔款。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新加坡政府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持之以恒地索要赔偿，1967年获得日本2500万新元赠款。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其中，恰恰中国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一，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一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田中内阁应运而生。上台伊始，田中角荣便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当做外交第一要务，自然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已经做好了赔付的一切准备，朝野异乎寻常的一致。为此，田中特意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信使，试探中国政府意图。7月25日竹入访华，结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闻讯也欣喜若狂——因为毛泽东拒绝了日本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 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淫! ——这是一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一句免费的“反省”。两位死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的中国公民，获得了400万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事，为什么毛一人独断专行? “一人做主，中国老百姓白让人欺负了，天理难容！”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