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然

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有什么事办不好，办错了，出现了大失误，方向上的失误，毛泽东都会从两个方面找原因，一个是在外部找原因。原先以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发现苏联亡我之心也不死，再后来发现，周边的小国家也亡我之心不死，再后来发现，不论是外国离我国远近，都会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美国为首亡我之心不死，一部分以苏联为首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没有办法，就搞出第三世界理论，第三世界比较穷，给他们点钱，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好，花钱买了几个没有亡我之心的人，这些国家的人有事没事的到中国要点钱，中国给点钱，再让中国人看到来中国的还真不少，就知道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那个时候国门没打开，来几个人就会让人感到中国朋友遍布亚非拉，中国人也高兴，没有美国，没了苏联，中国照样腰板直，说话理直气壮，看看那个时候的外国人，都坐在毛泽东身边，被蒙蔽的国人，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真是可以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了。美国、苏联想亡中国，那真是门都没有了，不过既然有外鬼，那也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不可少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过这样想就低估了毛泽东了，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想担责任，想把责任推到外国，这一方面证明他个人的伟大，另一方面可以转移矛盾。就连大跃进，毛泽东也把苏联帮助我们，给我们提供粮食说成是苏联卡我们的脖子，专制国家，统法者的面子大于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人的生命只有依附于统治者的面子上面才有价值，大跃进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亡灵构成了毛泽东的面子。

另一个是在内部找原因。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说过，中国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矛盾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得镇压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就得用民主的方法。但是这里贯穿的是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斗争思维，要人治不要法治，要专制不要民主，把民主不用制度固定下来而用可用可不用的方法，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其结果就是内部矛盾不断，内部敌人不断增多。反右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反党集团当成敌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敌人，把林彪这一个内定的接班人也视为反党集团。其实，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革命前有阶级敌人，革命后还有阶级敌人，走资派还在走，就是专制体制的内在逻辑。世界上有哪一个专制国家不是敌人不断，消灭敌人不断呢，专制者总是觉得这个国家是他的，任何人都会打劫他的家，所以专制者总也断不了敌了，总有消灭不了的敌人，前一个敌人倒下了，新的敌人又起来了，不断地树立敌人，不断地消灭敌人，是专制者的使命，最后被敌人所消灭，成了专制者的宿命。在内部找敌人的目的，就是把错误转移到敌人的身上，以视自己的清白和绝对正确。

邓小平是体制中人，深受专制之害，也深知专制之苦，在他出山之际，首先反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专制，所以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告别专制。他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扬民主，要加强法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并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后来者把民主提的更高，把民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提升，但在升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忽略了邓小平提的民主是彻底地否定封建专制，是要大胆地吸取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不否定专制是难以谈民主的。提升民主理论而不切实否定专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以抬高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可没少干过。

否定专制，就是在两个方面不要人为地制造敌人，一个是不要在外部制造敌人，另一个是不要在内部制造敌人。

民主在外部争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内部争一个妥协的社会，妥协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美国不是敌人，苏联不是敌人，苏联解体之前不是敌人，解体之后也不是敌人。在外面要广交朋友，邓小平说超越意识形态，美国的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但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妨碍交朋友，苏联解体之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不成功的表面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价值观，双方也有共同利益，不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没有共同的规则，相同的价值观并不等于有共同的规则，但如果想在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超越不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后来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得按着世界规则去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敌对势力了，如果说有，那只是价值观不同而已，价值观不同并不是构成敌人的条件，价值观就是价值观。根据价值观去制造敌人，是原教旨主义的作法，发展到极端那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恐怖主义，可是美国却是反恐怖主义的，中国也是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而不同的价值观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元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人类的文明才有进步。

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区分敌我友已经过去，那么根据利益区别敌我友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命题，有利益就有冲突，有冲突就需要解决，解决的方式一个是暴力的，一个是和平的，现在中国强调和平解决利益冲突，各方在利益可接受的情况下知进退，妥协是解决利益冲突的灵魂，不需要大战一场。价值冲突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利益冲突也不是成为敌人的条件，敌人的条件不具备，敌人也就只存在一种，那就是恐怖主义，如果国内与外国势力勾结，那只能说是与恐怖主义勾结，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反对的。如果不是与恐怖主义的勾结，就是仅仅因为境外有联系就视为敌对势力，至少理由不充分。如果进而言之，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党进行交流、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交流、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作，官方有来往，民间有合作都可视之为与境外势力勾结吧。

就内部来说，毛泽东处处设敌，处处与敌作斗争的专制做法在邓小平的彻底否定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并不有退出历史舞台，甚至阴魂不散。国内没有敌人，只有各个不同的阶层，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同盟者，这些建设者和同盟者发生各种不同的利益冲突、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对于权力者来说，应该通过完善宪法、建立宪政来使权力有效分立并制衡，并以宪法约束之。

目前中国的权力腐败、权力滥用、权力本位十分严重，如果不对权力加以宪政式的分立与约束，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思想教育是根本靠不住的，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会使权力腐败和滥用更加猖獗，更容易以人民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权力者与权利者的矛盾的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公民视之为不明真相，受敌对势力的煽动，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敌对势力进行打压，进行抓捕。不断地制造敌对势力，不断地打压敌对势力，把不是敌对势力的说成是敌对势力，最终是所有人都是敌对势力，就是以人民为敌。

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所有人就会把权力当成敌人，到了那个时候，权力者悔之晚也。权力者就会如苏联十月革命一样，一个人喊两下，政权就倒了，也会如苏联解体，一个人在总统办公室说，苏联共产党解散，散了也就散了。曲未终，人已散，人没走，茶就凉，娜拉还没出走，家就没了。

找敌人，找来找去是个无。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敌人可供战斗，世界上如果那么多敌人，人活着意义何在?敌人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敌人，哪来的敌对势力?难道事情做错了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并以此来推卸责任?美国总统下来了，没事在商店买个菜，也没人想杀他。你看看朝鲜，死了一个金正日，在联合国还强迫别人默哀，结果大多数国家退场，只有十七个国家默哀，其中还包括中国。在朝鲜国内让别人宣誓效忠，还给国民发点海鲜笼络人心，这是制造敌人的结果，是制造多少敌人自己都不知道而恐怖又不自信的结果。

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发展趋势来看，民主化的潮流不可遏制地进入了第五波，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民主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恐怖主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敌人，外部没有敌人，内部也没有敌人。外部需要国与国的合作，共建地球村，内部需要与公民合作，共建民主国家。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凡是搞专制的国家，外有敌人内有反对派，凡是搞民主的国家，外有朋友遍天下，内有各个政治精英的精诚合作，就是反对派，也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主的反对派，反对派也是国家的建设派。民主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各个派别的合作使一个社会欣欣向荣，使每一个人具有价值和尊严。作为民主国家的人，在国内有尊严，有国外有尊严，尊严写在每一个公民的脸上，所有人的尊严凝聚在一起，就是国家的尊严。

再说中国吧，最近的乌坎事件开始也是以敌对势力、境外势力定性，找来找去没找到敌人，只找到境外媒体，把境外媒体当做敌对势力。可是事出了，还不让人家说，人家说了就把人家当敌对势力，这是转嫁矛盾。只是让当地官员感到失望的是，敌对势力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果说有敌对势力，也是他们自己。对于乌坎人来说，他们用民主自治、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打败了官员们制造的敌对势力的幻象。

有一首小孩子经常唱的歌，名字叫《春天在哪里》，其中有一句歌词叫“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把小朋友的歌词换一下，官员敌对性的思维也如歌词所述：“敌人在哪里呀，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官员的眼睛里。”官员看谁都是敌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如同金正日死了般地不自信了。官员如果想要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得转变敌对性的思维，把敌对性思维转变成以人为本的思维。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原题：敌对势力在哪里？）

分析的太深刻了：当今中国女性堕落的六大诱因 2011/12/26

发展论坛　　 近日媒体报道，广西玉林市无业男子张某冒充有钱人，利用新浪微博结识女网友，以许诺送手机和各类名牌等为诱饵，骗得多名女网友与之开房，事后还窃走财物并扬言有性爱视频在手，向女网友敲诈勒索钱财。一夜情换名牌，女网友经不住诱惑而堕落。 这个新闻其实已不新鲜，说穿了就是年轻女子出卖色相。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女中学生援交事件，早已经挑破了大众对当今社会色情活动的认知藩篱。连花儿般清纯烂漫的女中学生，为了“挣”一些零钱花，轻易就把自己给“卖”了，而且她们这样做，竟然没有一点儿耻辱感，“开放”到这种程度，恐怕谁到没有料到吧？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女介绍同龄同学卖淫，此类丑闻也见报端。更有媒体曝光，一个农村幼妓一天接13个客人，才挣得区区380元，令天下为人父母者倍感痛心和揪心。 堕落并不是女性的天性。哪一个女性不想过得体面光鲜。她们堕落，或者自甘堕落，除了被强迫，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女性自甘堕落。腐败奢糜之风已经渗透民间，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珍惜节操、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正在丧失，不但男性而且女性也在把自己当成商品。所谓吃青春饭，无非是趁着年轻美貌多捞钱。做“二奶”、“三奶”直到“N奶”，演艺圈许多女演员被“潜规则”，洗脚屋、“发廊”、歌舞厅、夜总会，每到夜幕降临就有群妓搔首弄姿、招徕客人，不管是住豪宅还是倚门户，不管是何称谓，美丽与否、出身如何，唯一不变的是她们都如同菟丝花般依附在男人身上生存、赚钱和享受。对她们而言，虚荣是卖弄风情的动力，攀比是乐此不疲的游戏，堕落是醉死梦生的浪漫。 其二，权力最烈春药。在当今某些贪官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贪官们包二奶、养情妇似乎已成为了一种潮流、一种时尚，大凡“贪绩”卓著的贪官，十之八九都要在其桃色履历表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收集的女性阴毛多达236份。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才年仅16岁。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有22名情妇，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在重庆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无情妇，不政客”，很好阐释了基辛格的名言：“权力是最烈春药”。人类的性欲与生俱来，它并不像爱情那么超然，总得屈从于权力与财富。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贵族生活的腐朽，到从封建时代的中国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糜烂，再到今天中国一些高官的艳事，莫不如此。男人有权有钱就能成金庸笔下的韦小宝，美女总是朝着权力、金钱的方向，一路狂奔。 其三，金钱温柔陷阱。官员腐败荒淫，加剧社会价值观扭曲，“笑贫不笑娼”。有钱人把玩女人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当做一种社会成功的标志。许多富人、老板纷纷花钱“买处”、包养大学生。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话，那么每一个堕落的女人背后，肯定都有一个、几个或许多无耻的男人。 其四，男权加剧蜕化。当男性的霸权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合法的社会性价值，针对女性的暴力美学就出现了。女性在当代中国仍然是被主宰的一个弱势群体。在大众传媒的视野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呈现为被挑选、被赏玩、被物化、被肉欲化的对象。作为生活秀的电视剧里，成功男士视女性为玩物，大量的怨妇在家里始终充当一个等待者的角色；在广告里，那些有关丰乳霜、减肥药、护肤品的画面和语言坚持不懈地在告诉女人，如何才能使她们的身体变得更诱人，更能成为男人欲望的目标。 其五，文化赤裸教唆。翻开几乎任何一本时尚类、健康类、娱乐类、休闲类刊物的封面，都是美丽而光彩夺目的人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打开电视，多次重复并喋喋不休的电视直销广告，非常露骨地向女性观众展示可以使自己身体变得更有诱惑力的产品；翻看新闻，随便一条消息只要当事人是女性，则必定突出女大学生、美女、女博士生的叙事主旨，满足读者的猎奇阅读期待；网络上，美女图片、写真数量浩瀚，无所不有，以种种魅惑的姿态和表情等待着视觉消费；还有很多大胆的女性，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发布自己的生活照、视频照甚至裸体照，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络话题人物；人体彩绘模特、汽车宝贝、足球宝贝、篮球宝贝、彩票宝贝等应运而生，被充作促销的有效手段；选美活动已经到了毫无节制的地步，模特秀、真人秀、时装秀中的身体都是一个被审视、被评估的对象，美丽村姑评选、美丽中学生评选、森林小姐评选、形象大使评选之类，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各种电视相亲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着“男财女貌”。公开男嘉宾的收入，这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范畴，在我们电视节目却可以骄傲显摆。男人对贪财的美女欣然接受，因为看重的只是对方的漂亮肉体，而不是美丽灵魂。女人不乏把自己作为交换产品，表现赤裸裸的物欲。《非诚勿扰》发生的某女嘉宾骗取男嘉宾宝马车，最后法院判令退赔，就是基于扭曲价值观的一出洋相。说到底，是东方文化主导下男权社会结出的恶花。更有性解放主义者，成为反对贞操观念的急先锋，他们振振有辞地宣扬：性爱是一种普通的娱乐活动，在做好避孕和安全措施，确保不会怀孕和感染性病之下，它与踢足球、打羽毛球、唱卡拉OK等活动的性质完全一样。高调提倡性爱“杯水主义”，把中国传统美德肆意泼在地上。 其六，窘困逼迫下流。据中央电视台调查，全国2860万贫困人口中60%是女性，全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中70%是女性，全国家庭暴力调查，95%是女性受害者。女性无论从就业、生活、上学等方面的质量明显低于男性。最可悲的是，妇女还是人口贩子买卖的重点对象。中国女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知识女性，城市女性，还是农村女性，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就业的压力。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权利之贫困。 台译日本作家内田树的《下流志向》一书，提到日本孩子抗拒读书，逃避劳动，成为三失青年（失学、失业和失去培训的机会）的往下流沉沦问题。两年前，日本作家、社会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出版，一时纸贵东洋，4个月加印12次，成为近10年来屈指可数的百万级畅销书。作者提到，进入1990年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开始从上升志向转为下降志向。这里所指“下流”，并非汉语中形容人品行不端、举止轻佻的意思。“下流社会”实际为作者造词，相对于此前传统的“中流社会”而言，指社会向下发展的态势。 当下中国社会，不仅也和日本一样呈现出部分年轻人志向下降、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下流社会”，更呈现出部分年轻人品德下降、声色犬马的贬义“下流社会”。上层逃离，纷纷移民；中层下流，逼仄窘困；底层沦陷，度日维艰。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一片“新闻联播”的美好景象；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腐败与堕落叠现，危机与混乱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

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游荡 2011/12/26

12月26日是毛泽东冥寿118岁的日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中国的灾星还是中国的救星，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依然百感交集。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为功过三七开，但深入独立的研究则被划入禁区。 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 前几天，一位英国朋友问我，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我不假思索回答说，毛泽东最坏！不过，很快我就感觉这个回答有问题。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和大屠夫，他们都犯有"反人类罪"，区别在于他们犯罪的所在地不同，犯罪的目标不尽相同，犯罪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大灾星；对于犹太人和欧洲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大恶魔；对于苏联人和东欧共产国家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大屠夫。灾星、恶魔、屠夫都可以准确的用在三个人身上。 毛泽东统治中国是在1949年开始，二战早已结束，他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来杀人，也不存在种族屠杀问题。毛泽东杀人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毛泽东杀人的手段是通过残酷的政治运动屠杀所谓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仅文革非正常死亡就达200多万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食堂、亩产万斤，通过乌托邦式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中国农民。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深信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希特勒发动二战，铁蹄踏遍几乎欧洲全境，欧洲各国人民惨遭战争杀戮，灾难深重。 斯大林在统治前苏联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斯大林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导致最少100多万人死亡。 除了希特勒外，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最大、最久远。如果从屠杀本国人民比例上来说，最可怕的要数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和金日成家族统治下的北韩。红色高棉在统治柬埔寨期间，杀了一百万人，占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七百万到八百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北韩的屠杀没有确切数字，但比例上应该与红色高棉相差不多。 中共为什么没有"反毛"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1953年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的实施，为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铺平了道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变革。 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接班人是忠诚于毛泽东的华国锋。但是他的"两个凡是"，致力于继承毛泽东遗志，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被毛泽东废黜的邓小平重新被启用，华国锋等遭到批评，并最终被迫辞职。 邓小平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否定毛泽东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启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经济领域推行联产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言论自由也宽松了许多。尽管在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策，但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不同，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有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否定毛泽东的"秘密报告"，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 一、斯大林之前有列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但没有否定列宁，如果连列宁一起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苏共；而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共的"列宁"，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共，这是邓小平不可能做的事情； 二、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并非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罪恶。如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55万人划为 "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虽然在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是他仍然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地扩大化了。邓小平不敢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说到底，他不能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也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全国人民彻底洗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人形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就是说毛泽东的毒素已经渗入到人们血液中和骨髓中，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搞阶级斗争那一套的大有人在，不仅在中共党内，就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大有市场。因此，彻底否定毛泽东会有执政危机。这些年来，重庆肆无忌惮大搞"唱红"运动，继续为屠夫毛泽东歌功颂德，竟然还能赢得那么多人热衷（至少在表面上），可想而知，毛泽东毒害人民有多深！ "毛泽东热"究竟热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我乘火车，有穿着列车员服装的售货员在车厢间走来走去，专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还站在车厢中间大声宣传毛的纪念品。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厉声呵斥道："毛泽东是个大屠夫，是个罪犯，你知道吗？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受到迫害？你的亲戚呢？60年你们家人或亲戚有没有被饿死？请你出去吧，不欢迎你的宣传！"这个售货员竟然不敢正眼看我，一声不吭，灰溜溜走了，再也没见他出现。而整个车厢的乘客，并没有人谴责我，却有人用惊诧的目光扫来，随后就是微笑。 从"大团结"到"四人头"（毛周刘朱），现在中国钞票上只有一个毛泽东人头像。毛泽东热最早我的感受还是乘出租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眼前却是一个晃晃悠悠的毛泽东像。我问司机为何悬挂毛泽东像，司机说，毛泽东是神，可以用来辟邪。尤其在农村老百姓家里张贴毛泽东画像的比比皆是，拜菩萨、拜关公、拜毛泽东，中国人祭拜的又多了一个神。 令人讨厌的是，电视节目插播的广告，很多是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黄金首饰、手表、纪念邮票、连号钞票等，全都是毛泽东。这说明在中国人群中确实有一些人崇拜毛泽东，也说明中共当局默认这一举动。但据我接触社会的层面，所谓"崇毛热"其实没那么热，只不过是热闹而已，尤其是年轻人。乌有之乡的那些"毛左"，在民间并没有多少市场。焚烧南方报纸，只不过是个别毛派极端分子的闹剧。 重庆的"毛泽东热"是官方组织的"毛泽东热"，并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心理。为什么重庆有"唱红"，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呢？在我看来，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轻而易举，反对者尽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偶像的黄昏"已经黑下来了！ 上个世纪世界上三大魔头，希特勒早已被德国人抛弃，斯大林也被苏共否定，只有毛泽东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 2011年12月25日于深圳 作者：赵达功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赵达功，中文独立笔会秘书长，《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并因此受过短暂拘押，现居中国广东深圳。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