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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历史上8位“吃死了”的名人 真有撑死的(组图) 2011/12/27

亚历山大大帝 1、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生于马其顿王国首都派拉城，曾师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随父出征，二十岁继承王位。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马其顿帝国最富盛名的征服者。他雄才伟略，勇于善战，领军驰聘欧亚非大陆，使得古希腊文明广泛传播， 是世界古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元前323年6月初，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因发热而病倒，十天后就死去了。其时还不满33岁。历史以来其死因有不断的争议。大多数记载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一次痛饮后，得了疟疾，有理论认为他死于食物中毒。更多的人认为他不是被毒死的，因为那时的毒药药效还很慢。 说他是撑死的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是个不折不扣的“宴会狂”。他甚至可以连续胡吃海喝两天两夜不眠不休。 莫扎特 2、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 A.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年1月27日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粮食街9号，1791年12月5日卒于维也纳，终年35岁。 两个世纪以来，关于35岁早逝的作曲家莫扎特的死因之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中最风行的是共济会投毒暗害说，而最神秘的则是黑衣人深夜索求《安魂曲》的故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证据证明莫扎特死于谋杀。相反，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被没煮熟的猪排害死的。科学家们在莫扎特去世前写下的书信中发现，他不久前吃了太多的猪排。猪排没有完全煮熟，造成了寄生虫——旋毛虫的感染。 事实是：1791年10月17日，也就是他生病前44天，莫扎特给他的太太康斯坦丝写了一封信：“你知道我闻到什么味道吗？……炸猪排！令我垂涎三尺。向你致敬！”旋毛虫病的潜伏期约有50天，如果莫扎特真的是因旋毛虫病而死，这封信不就指出谁是凶手了吗？ 阿里乌斯 3、神学家阿里乌斯 阿里乌斯是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地区任教职。因反对“三位一体”之说，主张圣子不具有神性，引起了基督教内部的严重分歧，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定其为异端并流放。阿里乌斯的死状离奇凄惨。 根据当时阿里乌斯的一个政治对手的描述，他排出了一团血肉模糊的粪便，里面参杂着他的肝和脾，他当时就已经不行了。很多人怀疑阿里乌斯是吃了剧毒的东西导致死亡，但因为历时久远，已经无法用解剖学来证明、证实这一推测。但阿里乌斯死时的万分痛苦却是毫无疑问的。 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 4、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 175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因为在一场盛大宴会上吃得太多而引起发烧，不治身亡。这场宴会是为他特地举办的，但是席间朱利安是用行动在向嘲讽他的反对派证明，自己真的很能吃。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5、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瑞典的国王，于1751年至1771年在位。皇帝刚做了20年，1771年2月12日，他死于消化不良。 据说他在一次宴会中狂吃龙虾，鱼子酱，德式酸菜、烟熏鲱鱼和香槟，吃过这些后，他还没忘吃了14份自己最爱的甜品———泡热牛奶的semla(一种瑞典面包)！就这样，折磨自己的消化系统，并最终搭上了性命。时至今日，瑞典小学课本里还有“把自己撑死的国王”的故事。 扎卡里·泰勒 6、扎卡里·泰勒 美国第12任总统扎卡里·泰勒的死亡非常离奇。他是在1850年美国独立日的庆典活动中品尝完冰牛奶以及樱桃之后，引发急性肠胃炎而突然辞世。有些史学家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在验尸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证据。 坂东三津五郎 7、坂东三津五郎 1975年：日本传奇歌舞伎演员三代目坂东三津五郎吃了四份河豚的肝脏，因而中毒身亡。肝脏被认为是河豚最毒的部位，但是坂东三津五郎声称自己百毒不侵。 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8、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萨克雷，英国作家。1811年7月1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阿里帕，1863年12月24日卒于伦敦。父亲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4岁丧父，继父为富商，萨克雷得以在英国查特豪斯公学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系统教育，出入上流社会，并赴欧洲大陆游学。离开大学后，曾尝试办报，并在巴黎学习绘画。1833年以后，所得遗产挥霍殆尽，先后任《弗雷泽杂志》和《笨拙》杂志专栏作者，撰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游记、书评。1847年以后开始创作长篇连载小说《名利场》。 萨克雷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他因为常常饮食过量，导致了消化系统受损。1863年的一天，在享受了人生最后一顿美味后，他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死于家中，终年52岁。官方说法是他因患痉挛病逝世，可能是不想让作家的死显得这么可笑吧。 凤凰网

年终报道：2011中国罢工潮（图） 2011/12/27

2011年4月上海卡车司机罢工抗议.2011年，中国从南到北，罢工事件层出不穷，涉及的行业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地方当局在“维稳”的要求下，丝毫不敢怠慢。 *各地罢工事件此起彼伏* 十几年来，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一直在工人群体事件中占很大比重。2011年，中国的许多工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私营加工企业俨然陷入了一股罢工潮。 10月，深圳一家外资手表代工厂员工因不满厂方把休息时间从工时中扣除，举行了上千人的罢工。11月，深圳精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千人罢工，抗议加班时间太长、补偿太少。罢工者还试图封堵107国道。目击者说，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力到场维持秩序。同一个月，深圳一家内衣制造厂的一名主管对员工口出恶言，引发该厂400名工人罢工抗议。 另一个在去年引发关注的罢工群体是中国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杭州出租车司机8月1日起开始罢工，抗议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利润降低。10月，厦门出租车驾驶员出于类似原因也举行罢工，一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司机还遭到罢工者的报复，发生砸车事件。 此外，上海卡车司机在4月聚集抗议，要求调高运费，补贴收入。罢工造成上海集装箱港口货运阻塞。 在这一波罢工潮中，国有企业也没能幸免。今年4月，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员工因不满公司内部改革方案罢工。员工指责公司领导暗箱操作，压缩员工工资。 *生计压力导致罢工* 罢工事件的起因，大部分与劳动者收入过低有关。中国通货膨胀严重，生活成本增加，而由于雇主的压榨或者种种制度上的限制，许多人的收入跟不上通涨的脚步。 参与厦门出租车司机罢工的赵师傅对此忿忿不平。他说：“我刚来厦门时的房价两千多一平米，那时起步价是8块钱，现在房子两万多块钱，起步还是8块钱。现在油价、肉价、菜价什么都涨了，我们租的房子，以前租的“城中村”的房子一间150块，现在都涨到5、6百块钱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在增加啊，你现在还是8块钱，我们怎么活？我们肯定要罢工，对不对？”。 在私营企业中，雇主往往把员工工资压到最低限度。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最近发表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研究报告指出，长期以来，政府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成为私营企业雇主调整工资的风向标；如果政府不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雇主就不会提高工人工资。最低工资这一保障标准成为企业主压低工资的指标。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回升缓慢以及欧洲债务危机与罢工潮有直接联系。欧美市场今年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订单减少，中国企业的直接反应是削减成本，压低工资，增加工人劳动时间，使得劳资关系雪上加霜。 *面对罢工，当局维稳为先* 当局在罢工面前作出谨慎反应，往往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秩序。根据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罢工、罢市和罢课与集体静坐和上访列入群体性事件的第一层次类别。中国劳动通讯的报告说，“维稳”已经成为当局的一种执政的模式。罢工等工人集体行动一直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被列入维稳的对象。 地方政府在发生罢工时往往会出面在劳资双方之间斡旋。杭州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后，市政府出台临时补助措施，司机每做成一笔生意能获得政府一元钱补贴。深圳手表代工厂罢工事件发生后，政府也出面调解。但是批评者认为，中国缺乏劳工集体谈判制度，在政府介入下，工厂只会看政府的眼色，不会真正顾及员工利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制造业11月继续缩减，衡量制造业增长规模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援引汇丰银行经济研究专家屈宏斌的话说，中国经济仍然面对出口下滑的风险。报道说，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投资协进会会长赵志雄预计，明年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将面临更大压力。 VOA

2020前中国可能的巨变 2011/12/27

作者：亨利·罗文 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发生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巨变，两者发生的顺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经济放缓和政治变革的顺序还不十分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巨变会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日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布报告对此予以分析。 中国面临着巨变，而且很有可能是突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已经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也势必会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问题只在于发生时间的早晚。 改变会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发生。两者发生的顺序将影响其结果，而目前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断裂可能会发生在2020年之前。 社会变革 发生时间的早晚会有巨大的差异。一种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1988年邓小平曾对乔治·舒尔茨说，50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50年的意思可能是说"别想了！"）是一回事儿，但指望这个十年内出现政治变革是另一回事。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也从来不简单）。另一种观点是，这个十年间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突然减速。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推测是孤立的，政治动乱会损害经济，而经济急速下滑肯定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混乱和经济震荡如何相互作用只能靠推测，现分析如下： 假设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上述巨变最早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这个时间非常近，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在权力交接的年份这种概率随之增加。将高增长和巨变时间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到大约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7 000美元（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在这个收入水平上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所有非石油盛产国评定为"部分自由"，大部分国家被评定为"自由"。教育可以促进自由，这方面中国也正在稳步提高。尽管中国现在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行列，但假设每年增长率继续保持9%-10%，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水平。如果增长率像温家宝总理曾经暗示的那样降至每年7%，也可在2017年达到自由水平。（更准确地说，只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7年中国有一半的机会被宣布为"部分自由"国家，而在这之后，这种概率进一步增加。） 对这个话题的大部分讨论主要围绕政治自由，即人们能够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个是政治权利，另一个是公民自由权利（对于后者可参考美国的权利法案）。根据这两个标准，今日的中国在政治权利上仍属垫底，在公民自由权利上只略高一档。对于政治方面的评定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中国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即共产党将经济自由化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相结合。但经济自由化正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其基石是财富。尽管财富分配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私有部门也正日益壮大，媒体比10年前自由，比30年前更自由（但政治言论明显仍不自由），劳动市场更加开放，城市居住许可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宗教活动虽然经常受到骚扰，但被广泛容忍，法律体系改革缓步移动，人们的权利（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意识日益增强。以"自由之家"的标准来看，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的提升。 中国的情况放到世界的模式中考量，就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三种可能性可解释这种关联性：1）发展可能导致民主；2）民主可能促进发展；3）发展和民主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动因。第一个观点，即发展导致民主，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他的假设是，只有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裕的公民的社会才能抵制政治家的蛊惑。稳定的民主的前提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而学校教育增强了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降低了反民主政变的成功概率。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对100多个国家进行的分析支持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他发现，收入和（初级）教育程度越高，自由度也越高，但在有选举权的积极因素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之间还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在教育方面，2000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5.74年。重大改善教育状况的措施正在实施，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大的后中等教育。到2025年，25岁以上普通中国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将接近8年。虽然进展缓慢，但假以时日必然带来巨大的成效。巴罗将这个时间差归咎于受经济和社会变量影响的制度的惯性，他还说，20年后"民主水平几乎完全是由经济和社会变量决定的。" 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今日像中国这种高速增长的国家，其自由度评定远低于其当前收入可能达到的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著者还发现，经济发展程度最能预测不同政治体制的发生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富裕民主国家的存活能力远高于在高收入上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两位学者的另一个发现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持续的时间越长。 巴罗和普沃斯基认同民主不会直接导致高增长的观点，托斯特恩·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关于民主化带来经济增长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他们写道，"民主"是一个过于生硬的概念，制度细节非常重要。 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合著者支持第三种可能性，即民主和发展有共同的起因。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和民主存在正相关系，但并无证据显示两者是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似乎塑造了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由此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之间的正相联系。" 这些学者发现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是相互交错的。一些国家走上了与民主和经济增长相关联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了以独裁、镇压和比较有限的增长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不管采用哪一种解释，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出现在东亚并非不可能。"自由之家"把日本、韩国和台湾都评为"自由"，把新加坡评为"部分自由"，这些都表明西式的民主可以扎根于华人社会。 中国政府已经为官员的选举打开了一小扇窗，这项措施于1988年开始实施，但只限于农村。到90年代中期，90%的村干部通过投票产生。然而，诸如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宣布投票结果，以及正当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没有一直被遵守。几年前，选举似乎有望向上扩大至镇一级，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 现在政府需要面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局面：人们在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感觉受到的限制减少了。 不满有很多，一旦发现政府有错的事件，就会引发不满。人们对发生在2011年7月动车事故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这次事故本身已经足够惨烈，但引发许多人愤怒的是政府试图掩盖真相。 人们表达不满的途径之一是官方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为反对警察的不公，地方政府为获利而强征农民的土地，以及少数民族反歧视等行为而掀起的抗议和罢工。1995年，大约有10 000起这类事件公布。10年后，这一数据增加了10倍。政府已停止通报这一数据，但根据非官方的统计，2010年大约有160 000起。抗议者通常避免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而倾向于援引党的文件、法律、国务院条例，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列出的权利。抗议者也通常谨慎地将抗议的内容局限于地方问题。我们不应当认为，农村的抗议会严重威胁当前体制，人们知道历史上抗议者的角色，也知道领导的角色--有时候领导会鼓励他们抗议，以此作为查处地方贪官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既不是党的统治不稳定的信号，也不意味着党的合法性。 事实上，压力更分散，来源也更广泛。当富裕的郊区居民的财产权利受到影响时，他们乐于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确保电视台的摄像机随时跟拍。中国迅速成长的法律界大有人才，包括从法官到心怀怨言的公民，都试图建立更加独立的法庭。 另外，还有网络。尽管政府通过种种手段审查和删除网络讨论，但网络仍充斥着具有反叛意味的嘲讽。 技术正在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彼此交流的能力，一项技术就是无处不在的手机。中国当前的手机用户大约为8.5亿人，预计未来几年手机用户的数量可能超过10亿人。每天发送的短信大约是5亿条，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大众传播消息（比如下一个类似SARs疫情的爆发）、组织抗议或者揭发腐败。手机成了大众组织示威游行的一个工具。 网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大约有5亿网民，这个数量同样在快速增长。由于其他信息和娱乐渠道受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限制，因此其社会影响更大。这导致在搜索信息和写博客的网民和试图施加严格限制的审查者之间上演了一场不停歇的游戏。 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手机展现人民的权力，都违背了列宁主义控制的教义：通过地理和社会阶级将个人分隔开来。所有这些现代化手段都得到了当局的许可（但有一定限值），这是鉴于这些网络社交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如果对其施以更严格的控制，就可能削弱经济增长。 经济和政治动荡？ 党的领导人将高增长视作继续执政的必要手段，但高增长正播下他们垮台的种子。那么，中国的高增长率会继续保持下去吗？每年9%的增长率无疑将会放缓，有一句俗语是"大树高不过天"，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因天安门事件短暂中断过）已是非凡。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将因更加缓慢的劳动力增长而逐步放缓。劳动力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一方面劳动力从低边际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前沿。 一些学者，比如最近的巴瑞·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 Shin）和朴东炫（Donghyun Park）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增长在其人均GDP达到16 740美元（按2005年国际物价）的时候停止了，年增长率从5.6%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演变中，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那种水平（如果以每年7%的增长率计算的话，会在2017年达到那种水平）。他们估计，未来的年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3.5%，这样一来，中国的年增长率就会降至6-7%。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一旦GDP达到那个水平，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红利就会下降，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外国发达技术所产生的红利。另一个推动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中国的汇率被严重低估。这三位作者观察到，只有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顺利通过了16 000美元的暗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 假如急剧放缓真的发生了，那么会产生一些什么后果呢？对国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放缓发生的行业和地域，已经出现很多资本投资回报率低的情况，比如说投资在高速列车上的3000亿美元。政府可能会通过削减某些资本投资（也必然会那么做）和鼓励消费（消费对GDP总体的拉动已降至36%的低点）来应对。事实是政府已经表示会这么做。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稳定，事实上是党的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保持高增长率（GDP年增长率至少达到7%）。虽然奇迹很少发生，但7%的增长率值得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艳羡，但中国增长的严重放缓很可能会造成一系列国内外影响。 从国内而言，增长放缓的前景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增长放缓会给已经日益恶化的不同收入分配阶层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一些权贵人士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实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这样的消费会遭遇什么问题呢？ 哪一个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呢？由于建筑工人的失业率日益上升，房地产业的破产时代即将到来。汽车产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作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是1800万辆，官方预计到2011年可达到5000万辆。包括大学生就业在内的本已严重的失业与未充分就业问题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人们在期望破灭会作何反应呢？对党的不满会不会猛增呢？ 至于可能的国际影响，艾肯格林和他的同事指出："根据一些预测，中国一国占世界需求增长的30%，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占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占全球需求增长的健康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的这种增长放缓会严重影响世界的经济增长。 最易受影响的是巴西、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原料供应国，不过还有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机械供应国。基于世界贸易的多边性，美国的出口同样会受到削弱。 严重的增长放缓可能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军事潜力不会增长过快。中国会越来越感到难以负担诸多的高新武器--许多人认为这些武器是中国将会拥有、也是解放军明显会期望收到的。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严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可能冒险寻找外部的替罪羊，首选目标就是美国人。 党可以逐步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来避免可能的严重动乱的发生。这正是同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先在地方政府赋予人民政治选择权，后扩大到议会，最后到总统选举。这个进程并非没有困难，但相对顺利。党的领导层没有沿用这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其控制权的威胁太大，或者认为这样会造成政治骚乱。尽管人们对此不愿给予批评，但中国未来可能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相互影响 回到最初的论点：2020年之前的某一个点上，中国可能发生政治和/或经济的巨变。如果巨变真的发生，尽管人们只能猜测这些事件会如何进展，但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重要的政治自由化先行，那么只要经济放缓不是很严重，就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事情反向发展，即经济放缓先于政治变革，那么严重的经济放缓可能或者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保守集团成功地收紧控制，或者造成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对于这些我们并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之高，而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比现在更严重。 （摘自中道网）   纽约时报: 中国至少还有62万个“乌坎村” 2011/12/27  法广 广东乌坎村事件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在中国，像乌坎村这种居民遭地方政府欺压的村落，至少有62万5000个，而这种贪腐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纠结，很难根除。 《纽约时报》发自北京报导指出，北京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多达50%到60%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 报导引述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主任刘亚伟的话指出：“乌坎事件不是什么新鲜事，全中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件”。 报导说，表面看，乌坎抗议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的村里干部是透过选举产生的，应该足以代表村民的意见，而且政府也建立村里行政体系的安全机制，确保资金合理运用。 但这个被北京当局称为半自治体制，也被许多外国学者视为中国民主实验室的村里自治，因为很容易操弄选举，民选本来只是个幌子。 村里的实际运作问题更大。村里行政单位必须提供包括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服务，但却无法向村民课税或收费，任何需要额外经费的计划，都需要向上级单位打申请。 报导说，这种地方急需资金，却又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模式，自然带来了走后门、贪污腐败的结果。土地价格快速飙涨，更给了这些村里干部和上级官员提供了弄钱的大好机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中国专家傅礼门（Edward Friedman）认为，土地销售是大钱，所有阶层都看到上层怎么从中弄到钱，所以每个人也都想跟着搞，以便过上好日子。这样的体制让各级官员认为，唯有跟着享有财富才算公平。 部分观察家认为，乌坎事件将中国地方体制的缺失挖了出来，也被迫要做出清理。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村领导人、村落本身或是地方官员，似乎没有人会认为改革对他们有利。 傅礼门指出，唯有改变激励机制，而非透过村民委员会，才有可能改变现有状况，让农民拥有并自由买卖他们的土地，也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贪腐体制。 但傅礼门也认为，现有体制的利益纠结过于强大，在中国政府里，并没有另一个像邓小平这样有威望、有足够的力量向下推行进行改革的强人。

从乌坎骚乱看中共转变

201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