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期待2012之變
图爲烏坎村民在抗議示威掙權益……
2012来了。在此辭舊迎新之際,中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一樣,對2012年的到来都怀有不同于往年的期待之情。這不僅是因爲許多重要的國家和地區都將更換領導人,而且最高權力的交替正發生在內外危機的緊要關头。危機將如何影響政局之變?反過来,政局之變又將如何影響危機的發展,是人們不得不思考的问題。
在這種思考中,“革命”一詞不僅越来越频繁地闪現在中國人的头腦中,而且成爲意見領袖的公開话題。這说明許多人都在思考著同樣的问題:中國會發生革命嗎?中國需要一場革命嗎?
具有很大影響力的韓寒在最新博文“谈革命”中對這两個问題作出了回答,他認爲一場新的革命既不容易發生,也没有必要。如果中國真的發生革命,只能是一場新的災難。当局没有“和谐”掉韓寒的博文,说明当權者很愿意聽到這種意見。
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2350792.html
另一位在知识份子中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蕭瀚則發表了看似不同的觀點。蕭瀚指出:“当代中國需要政治革命、制度革命,它是社會改良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至于‘社會革命’——這個伪革命话語體系中的虛假概念、伪概念早應該扔進垃圾桶了。”
http://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122450835.html
在我看来,韓寒與蕭瀚其实並無真正的分歧,只不過韓寒定義的革命與蕭瀚的定義不同。韓寒想要的改革正是蕭瀚所讲的政治革命和制度革命。
中國的意見領袖如此公開地討論革命,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实,民衆的革命情緒正在迅速增長,而導致這種情況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中國的政治精英不改革。他們爲什么不改革?許多人認爲是既得利益使然,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恐怕还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敢改。隨著中國危機的深化,中國政治精英知道不改不行,但同时又深陷一種巨大的恐懼之中。因爲許多精英相信,此时改革爲时已晚,改革只會加速革命到来。
換句话说,中國的民衆和当權精英,都被同一種思維困住了,官民雖然有尖銳的利益沖突,却都相信這種對立没有和平的政治解決途径,只有靠一場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民衆和精英的這種共同的思維方式,其实才是中國的最大威胁。事实是,在技術層面,中國很難重复曆史上那種暴烈的民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使得權貴階層可以如此瘋狂地盤剝民衆、聚敛財富,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潰敗才可能發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在這個過程中,權貴們贪的越多,贪的越容易,就越相信革命不可避免。從邏輯上来说,這種思維會導致大革命成爲自我实現的預言。但问題是在現代技術條件下,這個過程可能拖很長。這就會造成一種新形式的民族大劫難——長期的集體沈淪。這不僅會让億萬人死于各種天災人禍,而且會使整個民族徹底失去道德能力和精神追求。應該说,這種趨势已經非常明顯了。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精英有没有能力突破這種思維的困境?最近廣東汕尾的烏坎村官民沖突得到和平解決,給我帶来了一點希望。烏坎事件不僅是2011年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亮點,也可以说是六四事件以来,中國政治發展的最大亮點。這不僅表現在烏坎的民衆表現出了少見的組織能力和政治理性,更表現在他們明确提出了基層民主自治的政治訴求。這個訴求的意義非同小可,因爲它有可能爲整個中國今後十年的政治變革指出了方向。汪洋對烏坎事件的處置,也颇令人鼓舞。因爲他表達了中共执政以来對人民反抗權利罕見的尊重。
烏坎事件赋予了“廣東模式”最積極的实质意義。如果汪洋有機會在把烏坎事件體現的新思維真正在廣東貫徹下去,即使失去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也不可惜。其实薄熙来的重慶模式已經表明,地方大员有所作爲的时代已經到来。而此时的中央大员,依然難有作爲。习近平之所以能成爲中共皇儲,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各派都相信他無力打破寡头政治的平衡。我對中國2012之變的最大期待,並不在18大後习會推行什么新政,而在于有更多地方大员能像汪洋那樣,在民衆的压力之下開始認真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