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真是巧合，金正恩28岁成为朝鲜领导人，沿袭了东亚的28岁左右掌权的传统。但不是耸言听闻，笔者王锦思发现，从明末以来，东亚的中日朝三国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地方大员，凡是28岁左右年轻人掌权后没几年，所管辖区域即使短暂出现积极的变化，但是也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一次例外。那么，年近而立的金正恩能否摆脱这个怪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吴三桂（1612年-1678年10月2日），明末清初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崇祯时为辽东总兵，镇守山海关，1644年正值32岁，而立之年的吴三桂再也不当纯爷们了，引清军入关，导致明朝彻底灭亡，后被封为平西王。1661年杀南明永历帝，1673年叛清，发动三藩之乱，并于1678年农历八月十七夜病死。在历史上留下了并不光彩的骂名。

光绪，为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之第二子，母为叶赫那拉氏。出生于1871年，最得意的是27岁主持戊戌变法，最失意的是24岁甲午战争主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最不幸戊戌政变后被囚禁、戊戌政变失败、珍妃被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年仅38岁就和慈禧太后一同死去。

张学良（1901年-2001年），和金正恩的命运有些相似，都是因为父亲去世自己因祸得福，接替父亲大权。不错，他是因为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但是他恰好在30岁的时候，办了一件一生都痛悔不已的大事，那就是九一八不抵抗。20多万东北军被一万多日军打败，仓皇失去家乡东北。

毛远新，1941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毛泽东侄子，1967年1月，担任黑龙江省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后任职务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等。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反对文革的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被割断喉管，然后枪杀。毛远新后来辩解道：按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杀了算了”对于张志新来说，可以算得上是拯救，是一种非常仁慈的做法。198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徒刑。

日本裕仁天皇在三十岁的时候，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一片血泊。裕仁出生于1901年，出生后不久被立为皇太孙，受“军神”乃木希典的严格教育。1916年立为皇太子。1931年命令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在14年的侵华战争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军事集团，次年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日公布“人间宣言”，公开放弃神权。1989年2月去世。

由此可以看出来，中日两国或地方领导人在三十岁以后的时候，均不同程度给本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和他国造成了苦难和苦痛。究其原因，大环境使然，再就是年轻人政治经验不成熟，缺乏人道理念，难以大局为重，因此错误频出。

朝鲜新领导人、劳动党中央军委副委员长金正恩失去父亲金正日国防委员长之后，能否独立担当统治国家重任备受关注。28日举行完金正日遗体告别仪式之后，金正恩肩负领导朝鲜的重担。虽然表面上看金正恩正在迅速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但前进的道路上仍将需要克服重重难关。

金正恩从小开始就在瑞士留学，上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期间也是将教授叫到家里上课。因此，金正恩学生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没有时间结交同辈朋友，构筑人际关系网。而金正日先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平壤南山高中、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处学习，自然而然地组建了自己的亲卫集团。

同时，金正日进行了20多年的接班训练，而金正恩的接班训练仅仅3年，经验显然不足，以后将依赖血亲姑母、轻工业部长金敬姬和她的丈夫、党行政部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但是军界忠诚度难说。虽然以李英浩总参谋长为中心的军方支持金正恩，但如果金正恩不能显示坚强的领导能力，军方的忠诚也会出现裂缝。

目前，对于金正恩的崇拜，正通过歌曲《脚步》等进行偶像化宣传，不过朝鲜民众还不太清楚“领导人金正恩”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衡量金正恩是否成功，打破东亚28岁年轻人掌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怪圈，不在于金正恩受到多少人拥戴，而是朝鲜民众能够多少穿上丝绸衣服，喝上肉汤，有多少自由度？是否给东亚和世界带来和平。

王锦思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不代表朝鲜日报中文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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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还是忠臣？透视北韩二号人物张成泽（图） 2012/01/04

金正恩的监护人、劳动党行政部部长张成泽。/朝鲜日报资料图 枭雄还是忠臣？透视北韩二号人物张成泽 张成泽被视为北韩二号人物或潜在的下任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金正恩体制启动，张成泽露出“真面目”的日期也日益迫近。 外部观察员认为，目前摆在张成泽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辅佐金正恩顺利接班，甘做二号人物。二是取代金正恩独揽大权。 但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提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金正日生前对张成泽有何想法？金正日也可能对张成泽抱有同样的怀疑。 从确立接班体制的2009年初到2011年12月去世，这3年来金正日内心究竟有何想法呢？在过去的3年里让金正日最揪心的问题，或许就是如何创造自己死后也能让儿子顺利接班的条件。 张成泽的真面目 金正日为金正恩如何建立接班体制，可以根据张成泽的历史轨迹进行分析。金正日从1995年起走先军政治之路，把军方地位提高至凌驾于党的位置。这与金正日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视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独裁者不能过于依赖一个势力。军部在1995年先军政治后不断扩大影响力，2004年鼓吹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等，最先提倡权力世袭。高英姬是金正日的第三任妻子，也是金正恩的生母。如果军部对选定接班人也能行使影响力，这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金正日从2005年开始大力扶植党势力，以削弱军部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张成泽于2006年复职，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牵制军部而扶植党势力的工作在2010年9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初步完成。 以张成泽为首的民间党干部势力制定了削弱1995年后在先军时代提升的军部经济、政治影响力的计划。民间党干部势力一方面在2007年与美国推进无核化谈判，另一方面在当年10月与韩国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谈。当时韩国总统是卢武铉。与此同时，党干部势力在内部大力强调计划经济，并严格限制市场活动。张成泽也晋升为行政部部长。 金正日和民间党干部势力的国家战略基本构想是，在内部加强反改革和公安统治，并大力发展赚外汇事业，以赚取维持体制所需的外汇。民间党干部势力计划通过掌控外汇资金来源，支撑国家经济，并从金正日手中接过建立接班体制的主导权。 张成泽的局限性 但2008年开始南北关系恶化，这给了军部再次掌握发言权的机会。军部取代民间党干部势力负责对南关系，并实行军事化管理。而就在军部大显身手的时候，金正恩接班工作从2009年开始提速，军部对接班过程的影响力也得到增强。这意味着金正日的计划出现了差池。 以张成泽为首的民间党干部势力从2010年起修改旧国家战略，重新推进。在内部加强反改革和公安统治的战略没变，但把赚外汇事业合作对象从韩国改为中国。 2010年6月最高人民会议召开时先军时代的主要功臣都被大幅削权，军部也进行了大换血。此外，在2010年9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央党进行了整顿。先军时代不得志的张成泽阵营人物纷纷受到重用。 金正日一方面为削弱军部的影响力，扶植以张成泽为首的民间党干部势力，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打压双方。金正日在把金正恩确定为接班人后，让金正恩在党对军队的监视机构——党总政治局积累经验。 张成泽的课题 金正日让金正恩先掌控侦察总局、国家保卫部、保卫司令部等公安工作机关。此外，金正日在2011年将自己的心腹李明秀任命为人民保安部部长。金正日此举是为了削弱应负责公安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党行政部部长张成泽的权力。此外，金正日在2010年9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把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作为金正恩的第一个正式职位。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大多是军人，但金正日硬是把张成泽安插到委员会中。2011年，金正恩亲自指挥了对咸镜北道、两江道、平安北道的长期、高强度的“非社斗争”（对非社会主义现象的斗争）。也就是说，金正恩取代张成泽行使了行政部部长权限。 从这一系列事件看，张成泽和被视为张成泽阵营的人士的任务和权限是内治（书记崔容海、干部部长金平海、平壤市党书记文京德）和对南、对外关系（国际部长金永日、统一战线部部长金养健）。 有人说，总参谋长李英浩也是张成泽阵营的人，但从李英浩的职责和结构利害关系看，与民间党干部集团不同。 总而言之，张成泽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夸大其词。军部的影响力可能比民间党干部势力更大。那么，张成泽阵营的民间党干部集团有扩大势力的机会吗？预计这个机会只有在民间党干部主导推进的赚外汇事业取得成功时才会出现。 张成泽似乎热衷于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赚外汇事业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对外关系。但金正日去世前在北韩的让步下，与美国举行六方会谈的条件已经成熟。 朝鲜日报中文网

清华简首揭周文王临终遗言 “中”思想影响深远 2012/01/04

新华网 　(记者 张建松)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据刘国忠介绍，从《保训》简里，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江林昌教授认为，“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2012,世界末日降临中国? 2012/01/04

对投资于中国内地股市的投资者，特别是新股投资者来说，2011年是需要忘掉的一年。2012新年伊始，投资者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迥异往昔的新年决心。 不过，说真的，我们能指望2012年会比2011年好一些吗？ 当你了解到，那些希望强化客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的券商发出的消息仅仅是“你们最害怕的情况或许不会成真”时，你知道投资者的信心已经跌入了低谷。 野村(Nomura)把握住了投资者的这种情绪，在一份战略报告中评估新的一年时借用了玛雅日历中的世界末日说法。令他们纠结的是，暴跌的金融市场已经预言了2012年世界末日将至；只要世界末日还没到来，股市就能有尚好的表现。 这种貌似聪明的观点或许反映出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但在股市方面真的需要借用古人的预言吗？ 鉴于中国基本面脆弱的状况，还不如说，我们只要睁看眼睛看就行了。 投资者有数不清的理由对中国内地股市新一年的表现感到担忧。理由之一是，去年股市的暴跌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其中上海A股暴跌21.7%，创下有史以来上海股市第三大年度跌幅。恒生指数也不遑多让，大跌了20%。 投资者对中国内地经济最为担忧的是楼市正在进行中的调整。 目前为止，始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房价下滑还只是限于多个城市新建楼盘成交量的下滑和销售价格20%至30%的降幅。 人们担心的是，这只是仅有10年历史的中国楼市开始崩盘的第一幕。如果某些更为悲观的预测成真，楼市的调整可能会造成影响广泛的财富毁灭，而财富毁灭则还可能动摇地方政府和中国银行体系的财政稳定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销售的依赖日益加重。 看看近代史上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便会明白楼市泡沫破裂的后果。 香港曾是卖地融资模式的典范，它的经验揭示出，1997年后楼市陷入低迷后，买地活动也枯竭了。降价的房地产没人买，从个人到房地产开发商，人人都持币观望。香港政府曾被迫暂停卖地以提振广泛意义上的楼市，仅以现金储备度日。 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是更普遍的流动性状况和欧元可能解体带来的冲击。在上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因为金融体系封闭而且没有国际风险敞口而躲过一劫。如今，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中国的情形依然如此──尽管近年来中国也曾受惠于热钱的流入（而近几个月热钱似乎开始掉转方向流出中国）。 让2012年前景更加不确定的是中共高层五年一次的换届。今年的新领导层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怎样维持增长和就业，怎样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怎样保持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水平。 与此同时，人们对贫富分化和长期以来的腐败问题不满，也需要加以应对。在2012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将面临新的考验。 但野村并没有站在末日预言者一边，关键原因是他们相信北京能够扭转局面。野村预计，在2012年早期，随着通胀进一步减弱、房地产市场走软，使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都可以下调，中国政策会朝着增长方向发生至关重要的转变。 但愿中国经济将因此而能够平稳“换挡”。 所以，如果考虑到2011年股市低迷行情中估值受压，再加上货币政策放宽的可能性（且地球不毁灭），那么这一切预示着股市将迎来更有利的环境。 从宏观角度来看，上述讲法听起来或许是可信的，但从现实角度讲，另外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仍旧困扰着投资者。 去年最大的新闻之一，是发生了一系列公司治理丑闻。中国内地企业的欺诈行为似乎给很多投资者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不良印象。 例如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和宝钢(Baosteel)合资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ortune SG)上周宣布，市场环境转暖之前，它将不再参与IPO询价，并将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拒之门外，理由是新股质量很难评估。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举动。 归根结底，包括野村乐观预期在内的很多事情，都依赖于新政府的平稳过滤，以及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 但华宝兴业之举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就让我们在看到有一些进展之后再把钱拿出去投资吧。 总之，如果房价真的全面崩盘，2012年可能并不完全是世界末日，但看起来可能很像许多中国人所知道的那种世界末日。 （摘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晚清朝廷立宪真相：为何改良输给“革命”？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郭世佑          核心提示：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置，亦称“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趁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1903年－ 1905年间，北京颐和园仁寿殿，慈禧太后銮舆。前右为总管太监李莲英、左为崔玉贵。来源：时代周报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50期 作者：郭世佑 原题为：晚清朝廷立宪真相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          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期，准备“立宪”，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选举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还真有些实际动作。结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进退两难。          清廷遭遇信任危机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力狂。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因时而异，因人而异。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张荫棠不好明说，“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          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人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          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          “宪法大纲”称:“若预备未齐，遽开议院，则预算决算尚无实据，议院凭何监察？户口财产尚无确数，议员从何选举？一切法度尚未完全，与闻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选举被选举之资格？地方自治尚无规模，何以享受权利，担任义务？是徒慕开议院之虚名，而并无稗益政事之实济，非实事求是之道也。”          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它具备相应的国情依据。像中国这样历经二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小农经济与小农思想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还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九年预备期应该说并不算长。即使按照国会请愿者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也只会丑态百出。不过，一份纲目详细的九年预备清单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最高决策中心去实施，将不难被举国臣民认为是深思熟虑之规划，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实施之;既然让一个比慈禧当政时还要无能的政府去实施，就不难使人怀疑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加之内忧与外患并逼，指望以君主立宪制为救亡手段的请愿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历史紧迫感同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历史紧迫感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二者正在竞赛争雄，都想杜绝和消泯对方的政治理想。          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          “新政”带来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经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只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          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监察御史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深度腐败毁掉“新政”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劻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就是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就说：“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培养新军自掘坟墓          先拿新军来说，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况且，满汉矛盾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还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比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来，更有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各省新军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          另外，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就正中下怀，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          当反清革命高潮到来时，如果指望他们把自己的前途赌在末日皇朝的身上，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无师自通。从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对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政体改革成为死结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有的西方学者指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引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要想将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很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而且曹氏等人也并非君主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梁启超说，过去已去、将来未来时，倒是人生最为狼狈不堪的时候。“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郤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在他看来，冒险改革就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最令专制统治者头痛的事，也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它意味着要改到专制统治者自己头上，要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其中并没有什么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决心、态度以及具体操作方法。          “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将如何，资本家阶级与新士绅、新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新军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热心鞭策，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则为了杜绝君主制的存在而频频向专制皇朝发起了武装进攻，通过暴力来开启民权政治的新时代。当载沣等人愚不可及地把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时，载沣等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