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老总冯仑：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 不必仇富

2012/01/05 

周恩来为何甘居“宰相”位27年：只因谦虚？ 2012/01/05

周恩来不是帅才。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而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做县令，只做师爷，以致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而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恩来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对另外四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有了协议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做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朗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具“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祠。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者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来源：人民网     体制外的心声—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2012/01/05  2011-01 作者:黄化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看完《红太阳》，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高华是一位典型的生活工作在体制内的体制外学者。 　　一、体制外的学者 　　我不知高华是否为党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工作在体制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体制外的学者。绝大多数的学者，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在客观上他们都顺应了体制的土壤，成为了体制内的学者。主观和客观上都坚定地成为体制外学者的人，是意志异常刚毅的人。所谓的体制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外国学者，或者是一个反党反政府的学者。他只是一个持自由研究精神并实践之的中国学者。他只是相对较多的持有“史家贵独断”的有个性风格的学术立场，和相对较少的符合官方的史学理念而已。只因其与体制内学者有较多的区别，所以暂且把他定位为体制外学者。 　　二、体制外的心声 　　史学史上经常看到，真正以历史为学术追求的人尤其是以学术为国家公器的学者，他会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史德崇敬，他会站在一个独立的学者立场，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地履行其著史职责，书写自己所认为真实的历史，尤其秉笔直书自己所经历过以及解读过的历史。挣脱束缚是动物的本能倾向，争取学术自由是学者的内在心声，即便为此付出许多常人无法想像的代价。高华是一位少有的力争发出体制外心声的学者。在学术相当市场化的当今社会，对一般学者而言，让其十几年如一日地对某一专题进行自费研究，这比登天还难。然而高华却做到了这一点，在《红太阳》初版后记中他写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不但如此，《红太阳》还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有别于“大陆主流史学家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官方解释话语”和“西方以理论分析为主的解释话语”的“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这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见一言评《红太阳》）。“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见萧功秦评《红太阳》）。实际上，本书所承载的作者最大的心声不是新的解释话语和新实证主义，而是他“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1] 　　三、一部真正的名著 　　萧功秦在《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中提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有很多个档次，但我们似乎可以以“名著”为起点来探讨《红太阳》，其名著特征他人已有详细叙述者，本文不再作为重点。笔者以为，他还有以下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体例的天然浑成。《红太阳》打破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又融汇了多种体例，且天然浑成。现在的史学著作，能打破传统体例的很多，但能有效整合的却很少。单以对古今体例整合的效力而言，说《红太阳》为史学名著也是一点不过份的。比如，对纪传的融汇。第一章第三节写到邓发，“邓发与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两人都曾声名显赫。邓发更因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对‘群众专政’的一套较为熟悉。邓发进入闽西苏区后。------就凭直觉做出判断，闽西党和苏维埃机关里，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页42、43）此处寥寥几笔，就把邓发的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若辑录本书有关邓发的语句，完全可以整合成一篇科学与美感相结合的邓发小传。本书涉及人物有数百之多，凡稍微重要之人，几乎都可从本书中辑出其几近传神的小传。虽然本书大量参考传记、年谱、回忆录、人物传集等，但在书中看不出纪传的痕迹，然而大多数人物皆能生动传神，由此可见作者融汇纪传于无形的深厚功力。其他体例的融汇，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举例。 　　其二：细节入微与结构的恢宏 　　有些以科学史学标榜的著作，几乎因过分实证而繁琐到了让人无法阅读的程度。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说张荫麟“他已认定史学既是科学亦是艺术”，“他连写考证文章也讲究修辞炼句”。[2]艺术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细微处见精神，《红太阳》的细节描述比比皆是。仅举一例，第十四章第二节写到，“他（博古）以工作为由，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痛骂毛泽东。博古深知康生情报机关的厉害，与苏联代表讲话时，不时出门观察门外动静，确定没有人偷听，才敢进屋与苏联代表倾谈。”（页581）这短短几句，博古憋屈、恐慌、谨慎，又急需情感宣泄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有言“良史莫不工文”，又有言“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3]《红太阳》极富文采，但是否“工文”，稍后再述。然而，就本书的结构而言，用气势恢宏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第1，“本书涵盖面颇宽”（页655）。延安整风以1942-1943年为核心年份，但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却达百年左右，材料跨度也约百年之久，且涉及中苏美日等多个国家、政经军文外交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基本材料以及共产党方面公开发表的各种材料。并在实证基础之上把延安整风的前世今生来世都深入浅出地涉及到了。 　　第2，注重组织机构和制度史的研究和融汇。钱穆认为“不通制度便不能通历史”。[4]《红太阳》对中共的组织制度之来龙去脉及相互关联研究得颇为深入，虽未单列章节论述之，但把它巧妙地融汇于全书当中，而且起到纲举目明之作用，使本来纷繁的人物、事件在与组织制度一搭配就立即繁而不乱了。“大间架则须大学问”，[5]这是一般学者难以做到的。 　　第3，中共革命团体的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人际关系史，国共关系、苏共与中共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共关系，传统文化与中共革命的关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而且比较好地与本书融为一体。钱穆言“惟其存心只要做个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和见解都狭小了。”[6]但《红太阳》不仅是史学著作，她还是兼具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多学科方法特色的著作。 　　四、一部有些瑕疵的名著 　　萧功秦评《红太阳》“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确实，第一遍读她，我感到震憾，第二遍我对她结构之缜密与恢宏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遍我体会到一种破缺之美，她似乎仅仅够得上一般名著的标准，“史诗之作”则可能有些过誉。 　　现在值得读几遍的书已经不多，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对《红太阳》提出几点浅薄的商榷意见。 　　其一，人物脸谱化。第一章第三节，“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已的嫌疑。”（页49）“无任何个人的动机”似乎把周恩来公而忘私的形象过于脸谱化了，如果真无任何个人动机，则较难解释江西时期邓颖超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也较难完全解释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约半个世纪长驻不倒之因。熟读历史的人均知，真正毫无个人动机的人能在核心权力部门长驻不倒古今罕有，黄仁宇《万厉十五年》中描述的海瑞，虽有公心，但生存也极为艰难。 　　其二，推论有些牵强武断。第七章第一节，“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页262、263）如果男子担任妇委和女大职务是明显羞辱，那么邓颖超承办最机密的工作，是否也在羞辱她不像女人？又如，第十章第四节，“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主管，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页382），往下几页又写到，“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页387）。看来彭真被毛挑中并非“答案只有一个”。 　　其三，语言过于文学化与前后矛盾。选材和行文似乎过于文学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书实证的严谨性。如果说张荫麟《中国史纲》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那么《红太阳》只是实证与文学的通贯。如，第九章第一节，“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因而只有先脱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页316、317）。又如，第七章第一节，“毛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马上又写到“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页265）此处既作出某种善意，又何来毫不领情。 　　其四，常见材料未予恰当运用。对《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似未加以恰当运用。第七章第一节，“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页267）。《红太阳》几乎一开篇就把毛的性格定型并脸谱化，但其性格的早期成因则未多谈及。如，《毛泽东传》说毛父是严格的监工，性情暴躁，常打孩子，使毛干活非常勤快并仔细记帐，免得其父有把柄来批评他。“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7]这可用来佐证毛性格的早期成因。第十一章第二节，“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页397）。其实这并非独创，《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都有以日记示师友的记录，以便交心，以示君子坦荡荡，是促进相互学习、个人言志，以及维系良好友谊的一种手段。[8]另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有，“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家长制的定义是------”，“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9]这对毛重视历史手段来整合队伍，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关注团体成员的出身来源，都有溯源解说的价值，毛自己早期的话，应该是解说毛的一手材料，但《红太阳》在选材上对此忽视很多。 　　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渊源未完全理清。第八章第一节，“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页304）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斯大林版，斯大林主义有“形而上学、天定论、极权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10]等特点，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比比皆是，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毛还能娴熟地运用两分法，由此上溯斯大林形而上学、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还可找到欧洲玄学的影子。[11]而影响毛颇深的“湘学士风”[12]中的理学，是援佛道入儒的新儒学，其中也含玄学成分，以西方玄学与东方玄学相通，也就有了其内在的桥梁。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特点，似乎更多的是中国思想披上了西方的外套。但《红太阳》于中国传统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之论述忽视较多，仅举一例，如墨家思想的影响就几乎未涉及，“墨家学派主要是靠他们师徒刻苦自励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滋长于并一直保持在传统社会的下层，形成礼教以外的一种社会制裁力量”。“儒墨同以救世为终身职志，儒者为传统社会建立了师道，墨者则以其侠义精神遗爱人间”。“墨子反对宗法，反分封，以兼爱代替亲亲尊尊的差等之爱，以尚贤铲平了贵贱之别，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这些思想实无异否定了传统的贵族政治和家族组织的价值”。“墨团的成员与巨子之间，有服从的关系。此外，墨团还有一种互助的关系存在”。“其行动则为豪迈刚强，信义不苟，轻视生命”。[13]以上墨家的特点，中共革命团体几乎都有。中共革命是下层革命，传统的下层思想能说明很多问题，不知缘何不用。 　　其六，影响毛集权的其他因素。高华在后序中提到，“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页655）。陈彦评《红太阳》则说，“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让我们放宽一下视野看毛集权的其他因素：第1、国家发展阶段的影响：后发国家在自强过程中，多走相对集权道路，德日意俄概莫能外，中国近代之袁氏蒋氏毛氏莫不如此。第2、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大背景的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政坛和文坛上以‘保守’形态出现的思潮纷纷登台亮相”，“围绕‘政府模式’而展开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中，以“胡适为主将的‘民主论’者对‘专制派’‘新式独裁观点’的反驳是异常软弱无力的”，而“代表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潮却都在论争中取得了自己的阵地”[14]。第3、中国走向“内在”的程度加深之背景的影响：“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金人灭国，“文化屈辱从未如此突出”，“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他们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15]中国近代遭列强入侵，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华，这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大背景。中共除了承受这个大背景之外，还遭遇了被国民党“围剿”而长征的小背景，因此在当时，中共转向“内在”的程度似乎超过了其他国内团体。比如，在延安整风中，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的人一般不是整风重点对象，而是集权行为的执行者。另外，为何是南宋理学而非汉儒对国共都影响甚巨，其中有一重要因素是，当时的中国与南宋相似之处太多。 　　其七，毛斗争手段中的中国历史经验。更多的是披上苏联方法外衣的中国传统手段。如，“道术势”、收会议笔记、运用元老的资历、意识形态解释权等，在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另举一例，第七章第一节，毛对王明为首的“国际派”的分化，用田余庆《拓跋史探》中的专用名词，叫做“部落离散”。[16]这仍源于中国传统。 　　其八、气不平。章实斋《文史通义》言，“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17]可能由于著者本身的经历，使其在作《红太阳》时，想“不虚美，不隐恶”（页655），但潜意识里还是情不自禁，第七章第二节，“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页279），作者的经历可能也有类似情形存在。“气平情正，是史学家走向客观忠实的坦途。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忠实。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大凡曲解都是如此”，“仇恨是史德的反面，亦是史德的大忌”。[18]“气不平”可能是《红太阳》不能著成传世名著的最大硬伤。 　　以上八点商榷意见，归纳起来可能主要只有一点，那就是有心做一个体制内的体制外学者，其选材、行文、心境可能也就多了几分鼓动和宣泄般的诱人，但同时可能也就多了几分不自觉的偏颇，以致于影响到“新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严谨性。 　　五、满头白发意气风发的史学家 　　第一次见到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此时的他已经教授博导几年了，虽然满头白发，但却意气风发，讲课当中，他不断地抽烟。透过那历史的迷雾，我又想起《红太阳》第十三章第一节中的一些话，“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许多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页506）。当年青年的白发是外在力量对个体的强加，而眼前教授的白发，却更是一种个人的执着追求所留下的对刚毅性情的纪念。 　　现在的高华，已经享誉学界，兼两校博导（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似乎已经逐渐失去以青丝换白发著《红太阳》时的心境，《红太阳》特立独行的风格可能也真成该史学家之绝唱了。境遇的变迁有时会使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便如此，曾经青丝换白发般的执着就已经让众多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了。 　　--------------------------------- 注释：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655。后此引自本书的内容均在正文中注明页码。 　　[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页6、65。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页267、72。 　　[4] 同3，页141。 　　[5] 同3，页72。 　　[6] 同3，页15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16、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19。又见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页27，“（曾国藩）经常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阅读，交流心得体会。曾国藩还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64-65、73、74-75。 　　[10] （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之《作者的话》，孙凌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页15。 　　[11]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伍德增补，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505，“费希特和谢林都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精神是知识的本原；一切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精神的哲学，------黑格尔在费希特和谢林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哲学。” 　　[12] 同7，页19。 　　[13] 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109、113、116、119、123。 　　[14]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二卷第七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429、441-442。 　　[15]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7、49、118。 　　[16] 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目录页1、2。 　　[17] 《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史德》，（清）章学诚 原著，严杰　武秀成 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页259. 　　[18]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87、283、288。   西方眼里的中国十大发明 有一样你绝对没想到哦 2012/01/06  凯迪 中国有古老辉煌的历史，从结束于公元前222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中间历经分分合合，直到明清二代–共有超过4000多年的历史。中国也是众多发明的发源地，从面条到火药，令人称道的发明比比皆是。然而，我们今天将采用不同的视角：列举出那些在古代中国很普通，而却在几十年或几世纪后才被西方知晓和使用的发明。 1.行种植 战国时代-公元前6世纪 中国人公元前6世纪开始将作物以行种植。这种技术可以让庄稼生长更快，更强壮。它有利于更有效的种植，灌溉，除草和收割。文献表明人们还意识到风刮过成行的植物时产生的损害较少。这个显著的发展在接下来的2200年里在西方世界没有得到实施。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说：如果作物以行种植，他们会成熟得快，因为它们不会相互干扰彼此的增长。水平行必须很好地画，垂直行也要熟练，因为如果线条笔直，那风将轻轻掠过。（按：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夬心中央，帅为泠风。）这大约是公元前240年的文献。 2.指南针 战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 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造出了一个天然磁石罗盘来提示方向。这些罗盘指向南方，主要在陆地上使用，作为占卜工具和方向的寻找。公元前4世纪的《鬼谷子》里记载：“磁石..取针。”（罗盘的）勺子是天然磁石制成，而底盘由青铜制成。热剩磁针在1040年前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为海员们所用。到1119年这种技术已经很常见。而一直沿用至今的热剩磁技术，是威廉·吉尔伯特在1600年所发现的。 3.播种机 汉：约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播种机将种子播种到统一的深度并将其覆盖。没有这个工具时种子用手播种，引起种子的浪费和低效及不均的生长情况。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农民就已经在使用播种机。在欧洲第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在1566年向卡米洛·托列罗颁布的专利，但那还要等到十九世纪中期才成为欧洲人普遍使用的工具。 4.铁犁 汉：约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对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发展之一是铁制推板犁耙的使用。虽然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出现并得到中央集权的推动，铁犁是在汉代才开始流行。其中一个重大的发明是可调节的支柱，通过改变刀板与横梁的距离，可以精确地设置犁的深度。这项技术直到17世纪才传到到英国和荷兰。 5.深钻 汉：约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发了深井钻探技术。一些深井达到4800英尺（约1.5公里）的深度。他们使用的技术无论对一个现代的工程师和外行人来说都很明了。吊杆会升到到高达钻孔上方180英尺。管状或中空管状的中心孔从地表到深石岩石层放满石头，以作为铁转的探头，作用类似今天的导管。麻绳和竹管被深入到地下深处，以铸铁深钻直到得到天然气，并以此为燃料将卤水中的水蒸发来生产食盐。天然气通过竹管运输到需要之处。也有证据说明这些气体也被用来照明。虽然我不能准确地找到欧洲人最早使用深钻的时间，我没有发现任何在早期工业革命（18世纪中期）之前使用这项技术的证据。在美国，第一次有记录的深钻是十九世纪20年代在西弗吉尼亚州。 6.船舵 汉：约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 中国海军的发展出现远早于类似的西方技术。使用船舵技术的最早记录在西方是在1180年。公元一世纪制作的以精密吊轴舵（使舵在浅水中能被提起）为模型的中国陶器已经存在。早期舵技术（约公元100年）中还包括更易使用的平衡舵（部分舵叶在舵位之前），直到1843年才首先被英国采用--差不多是1700年以后了。另一个海军技术，开孔舵，在13世纪时已普遍在中国船只上采用而直到1901年才被引入到西方。开孔舵叶上的开孔不影响方向但令船舵更易操作。后来这一创新使欧洲鱼雷艇可以在高速（约30海里）航行的情况下还得以使用船舵。 7.马的套具 三国及南北朝时期，约公元220-581年 咽喉马套在全世界都广泛用于驾驭马拉车和雪橇。这些马套从马项背压下，从而限制了马的全力。春秋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有套有木制胸轧的马的画卷（楚国文物）。到了汉末的马套使用的是更软的带子，并在全国普遍使用。到了公元5世纪，马项圈（见图）出现了，这使得马可以用肩力拉车。这个重大发明大约在公元970年被引入欧洲，在之后200年内达到普及。由于马比牛速度快且耐力大，整个欧洲的农业产量得以显著增加。 8.瓷器 隋朝：公元581-618年 瓷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陶品，由瓷窑所产生的极端温度打造。各种原料相互熔合，形成一种玻璃与矿物质的复合物，以其强度，透明度和美而闻名。该技术发明于隋朝（但可能更早），在唐代（618-906年）达到完善，其中以陶乐（608-676年）最为著名（注：景德镇陶窑），他选用他居住的长江边上的“白土”（注：高岭土）来烧瓷。中国当时瓷器在整个世界都享与盛誉。宋朝时（960-1279）瓷器艺术达到了顶峰。1708年，德国物理学家钦豪申发明了欧洲瓷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在瓷器上的垄断。左图是南宋（1127-1279）黑釉叶纹茶碗。 9.卫生纸 隋朝：公元581-618年 下面会提到，纸是一项中国的早期发明。最早使用卫生纸的记录出现在隋朝589年。公元851年，一位阿拉伯旅行者（有些吃惊地）报导说中国人用纸而非水来做清洁。到14世纪后期，中国每年生产近72万张纸，每包1千到1万张。而即使在殖民时期的美国（18世纪后期），玉米穗或树叶仍是主要洁身工具。直到1857年，商业卫生纸才开始出现。至少一则早期广告提到他们的产品“没有木刺”---和现在广告里的“超级柔软”可不是一回事。我在研究卫生纸时发现的一件好玩的事儿是罗马人使用末端绑着海绵的棍子如厕，这可能是英语成语“把棍子拿反了”的出处。 10.活字印刷术 宋朝：公元960-1279年 众所周知，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蔡伦，约公元前50-121年）。当时的造纸配方现在还在，当今的工匠都可以依此按部就班。公元868年，第一本使用全页木刻印刷的书问世。约100年后，毕升（990-1051年）的发明见诸记载，如图。他用火烤泥字，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发展了排版技术。毕升活字印刷出书成功，但他的技术直到1298年才得以完善。

中译：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