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红酒 女人】
来源: 周末凑热闹于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博讯论坛]
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
1992年底，黑龙江省木林县原政协副主席蒋开儒到了深圳，有感于所见所闻，他写了一首歌词，后经高手点化，这首歌成了歌颂第二代领导人的代表性曲目。这首歌就是《春天的故事》，歌词用诗意的笔调描写了邓小平在那一年年初的南巡：“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歌中的描述并不为过。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
向钱看！向前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在南巡前的近3年经过了一段沉闷的煎熬，但平静的表象下，热情像火山岩在地下汹涌，寻找宣泄的出口。终于，邓小平打开了这个盖子，并规定了热情喷发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搞经济。
股票市场热了起来，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申购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两天内，150万人涌入深圳，大量外地身份证通过邮局寄来，300个发售点前排起长龙，排队的人互相抱着腰不敢松手，苦等两个昼夜。最后，没有多少人买到抽签表，觉得受了愚弄的人们聚众闹事，商店被砸，警车被焚。在新疆做小生意的唐万新看准机会，请了5000人到深圳“旅游”，帮他排队买抽签表，由此大发一笔，奠定了后来风生水起又轰然倒塌的德隆系的基础。
深圳街头的这个景象完美地诠释了热情的爆发，也为接下来20年的中国社会写了注脚。中国人对挣钱的渴望从未表现得如此强烈而直白，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市侩和急功近利的气息。
80年代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学者李陀概括说，80年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人有激情，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年代的人，无论高低贫富都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负有责任。
8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文革”的失败为80年代投下了阴影，极左思潮对个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吊诡的是，80年代的虚无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呈现出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告别“黄色文明”，彻底倒向所谓的“蓝色文明”。
当打击第二次到来之后，再难觅理想主义的雪泥鸿爪了。一位知识分子回忆当年的心路，在被当头打了一棒之后，他对自己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个人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找寄托。挣钱，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选择，后来又变成了政治上的正确。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展示了他的预见能力，他的顺口溜为时代画了一幅素描：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一批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92派”们开始了他们的“野蛮生长”。创富的热情在民间膨胀，一时间，“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动向，他们也不再安于书斋，开始将知识变现，迅速消灭了“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现象，也终结了相关的争论。知识分子或下海经商，或用自己的知识为权力和资本服务，换取报酬。
知识分子群体总体上呈现犬儒化倾向，对课题的争夺、发表论文的焦虑、赚钱的渴望压倒了对学问本身的关注，房子、车子、装修、娱乐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主题，80年代学术会议上的“会中会”，即组成小群体通宵讨论的场景只能作为旧梦在一些人的回忆中重温一下了。安贫乐道、冷板凳坐穿等知识分子的美德消逝了，如果说金钱历来是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声望的来源之一，但知识分子的成功都要用金钱衡量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犬儒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术研究的取向，知识分子很少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了，他们斩断了学术研究与关怀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学术走向规范化、技术化、工具化，借用李泽厚的概括，这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过程。部分是自主选择，部分亦是规矩限定，因为邓小平坚定地说了，不争论。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允许争论的80年代，到底哪部分人该先富是个难以有共识的问题，一旦不再就此争论，距离资源最近的权贵自然就成了先富的群体。把学术研究中立化了的学者们事实上配合了这一进程，也分享到了利益。
犬儒化是个普遍现象，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犬儒。争论仍时有发生，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有制性质、反和平演变、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等都是“交锋”的议题，但由于媒体的冷处理，这类论争只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后来，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改革反思的讨论，虽然进入了大众媒体关注的视野，由于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具备世俗化的犬儒属性，使得讨论的严肃意义部分被消解了。
经济学家是话题性最强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知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扮演多重身份：既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又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与资本合作，同时还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影响舆论。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停留在与权贵和资本合作的层面，而是跻身于权贵之列。如此作为的后果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已经大不如从前。
知识界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全社会的文化生态，当教授沦落为“叫兽”，整个社会也表现为公共理性极度缺失。穷人为五斗米折腰，无力着眼长远；富人堆里则到处弥漫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把经济繁荣的线性发展趋势视为必然，拒绝严肃的思考。
市场市侩主义瓦解社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话语体系是集体主义的，提倡奉献，鼓励为了集体牺牲小我利益。1992年以来的主流话语是市场逻辑，提倡理性和个性，计算投入产出比，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对抗和解构对个人诉求的过度压制中，市场逻辑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它在行动中通过“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尽可能拓展市场的领地，即在原本没有市场的地方建立市场，如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它还不满足于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企图将市场的逻辑推广到一切范畴。同时，市场逻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混同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厚黑原则，就成了市场市侩主义了。陈丹青不无刻薄地评论，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无情的，但中国的竞争是关于卑鄙的竞争。
市场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瓦解了信任，腐蚀了社会风气。“告别崇高”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学”那时就已风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向崇高发起挑战。细审之，王朔们并非在否定崇高，他们反对和调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伪装。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一个拒绝崇高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但市场市侩主义为轻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将此逻辑推演到极致。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在危难时刻出于本能逃生，这一现象本没有进入公关讨论的议题，更没有人予以谴责，但当事人事后却将其阐发为人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这是对灾难中舍生取义者的大不敬，是对底线伦理的挑战，不应为任何正常的社会所容忍。一边是救灾中汹涌的志愿精神，一边是许多人对“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边重合度并不低，这乃是道德失序的标志。
某些经济学家们为市侩市场主义的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年里，他们只谈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论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却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
更致命的伤害在于市场市侩主义对国家（state）的入侵。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认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根据社会情理”认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应该去指证肇事者而不是对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应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判决书隐含的逻辑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为做贼心虚。该案虽后经调解在二审和解，但一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持久的，见到老人摔倒是否该扶起竟然成为一个持久热议的社会话题。后来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只是情节的合理发展而已。
我们都是消费者
90年代的宣传火了一中一美两个老太太。这个流传甚广的预言说的是，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经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半辈子钱，终于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惜没住多久就来这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半辈子大房子，在临死前终于还清了贷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国式的消费观念老土了，同样是购买行为，超前消费的方式更理性。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积累，全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辛勤劳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产能释放出来，中国告别了匮乏时代。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诉求下，官方意识形态开始鼓励消费，在力促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启动内需。中国从重积累、以节俭和储蓄为美德的时代过渡到了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来袭，中国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费者。
消费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重，消费主义指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持续制造购买欲望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主义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扶植，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务的大规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费明天的预期；1994年，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督促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花掉。买房子可以按揭了，买车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购物指南》在北京创刊，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后，此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书报摊上占据最大的比重。此类大众传媒通过鼓吹炫耀性消费营造了这样的幻象：人存在的价值通过你消费的东西来体现，人的社会认同感不再来自内心的美和力量，而是来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开哪个国家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档社区了，而要称为高尚社区。
消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拜金主义者的宣言，2011年出现在上海的“援交”中学生则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消费主义的另一重含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通过反虚假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等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暗合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在政治领域受到抑制的权利意识借消费者的身份得到部分体现，典型的例子是业主组织的维权实践和自我管理尝试。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费者运动的先驱，90年代初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是这股力量的舆论阵地。
消费者运动近年来还承载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梦想，当姚明一本正经地在电视上告诉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时，传递的是一个已经消费到产生疲劳感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他们能为社会进步所做的仅有的贡献，抑或只是一碗给自己煲的心灵鸡汤。
社会流动与新篇章的开启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见证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价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独领风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乡镇企业不是80年代才出现的，乡镇企业起源于大跃进，“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全国化肥产量的一半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过了，数千万农民在大跃进中迁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经济整顿中被遣回农村。
目前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进程是与此前那个不同的。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应足以支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能够覆盖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抚养下一代的开销。可是，农民工工资远低于这个标准，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很大部分继续由农村承担，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被工厂解雇，回到土地上。这相当于由农村承担了工业资本所应支付的一部分劳动成本，这部分钱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体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还要忍受社会性歧视，“民工”演化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时常被城里人拿来攻击他人或自我嘲讽。
外出打工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乡土资源流失严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政策所要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忍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性歧视奔向城市，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领工资的收入模式（建筑业是个例外）、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这些被传导回乡村后，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文化震荡。
第一代农民工大都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叶落归根。混合了集体主义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官方宣传对他们尚有迷惑性，他们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说法。但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了，也带来了影响未来走向的变量。
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0后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消费文化影响，个人意识强烈。留存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话语对他们来说曾是遥远的说教，但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打工仔打工妹们通过长时间加班工作、领班的恶劣态度等明白了书本上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与父辈相比，他们忍辱负重的气质更淡薄，更倾向于抗争。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与乡土的亲缘关系远不如父辈亲近，土地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的未来将一直跟城市相连。他们和父辈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纳他们，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要看发展战略是否重新定位。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将影响中国社会洪流的走向。
草根网
2012-01-04
历史背景：斯大林的红色恐怖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 龔小夏、王南
(博讯 boxun.com)
斯大林(1878-1953)在列宁1922年中风后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排斥党内对手，掌握了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权，直到1953年去世。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红色恐怖”变本加厉。斯大林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包括“阶级敌人”和党内对手，既有高官，也有百姓。在他的统治下据说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
1929年，斯大林在苏联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坚决抵抗。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杀掉了大约一半的马匹以及多数的牲畜，并出现了大量捣毁农具、焚烧粮食等破坏行动。苏联政府在1932年颁布法律，由国家机关派人到农民那里强征“余粮”。全民集体化直接导致了1932至1934年间的大饥荒，特别是生产粮食与肉类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哈萨克等地区，由于政府大量强制收购，普遍导致饥荒与饿死人的情况，乌克兰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脱离苏联后乌克兰政府根据历史记载统计，当初饿死的人可能达到一千万，占人口三分之一。在饥荒的情况下，政府恢复了沙俄农奴制时代的内部旅行证件制度，禁止农民到城市中谋生。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暴动，以至于政府要出动军队去镇压暴动事件。
在1933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因为饥荒而遭到大量批评，不得不勉强承认错误。
*大清洗*
1934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48岁的基洛 夫是苏共党内的明星，以发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在集体化运动中心狠手辣地消灭富农而在党内日渐崛起。在1934年的苏共十七大上，有292人投下了对斯大林的反对票，而基洛夫的反对票数只有三票。几个月后，基洛夫被谋杀。
斯大林指示内务部长雅哥达将此次事件作为政治谋杀来处理。雅哥达在很短时间内抓了数千人，枪毙了其中一批。但斯大林并不满意，他决心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1936年9月，雅哥达被撤职，换上了叶若夫为内务部长。1937年4月，在大清洗的高潮中，雅哥达被指控为犯罪分子，公审后被枪毙。
叶若夫担任了两年的内务部长，这期间清洗运动达到高潮，亦即所谓“叶若夫恐怖” 时期。
大清洗中最著名的事件是三次所谓“莫斯科审判”。当年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创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余五位全部被判处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审判的托洛茨基。最后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谋杀。其他几位是曾经领导共产国际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
在大清洗期间，有数百万人被逮捕、枪决、判刑、流放。后来公布的记录显示，斯大林本人亲自签署了大批死刑判决。比如1938年12月12日一天内，他就签署了30份同意判处死刑的名单，上面有大约五千人。莫斯科市处决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562人。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苏联军队。有四万多名红军军官被清洗，大概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五名元帅中三人被枪决，集团军15名将军只有一人幸免，67名军长中60人被处决。以至于后来在德国人入侵时，苏联红军战斗力极差，被德军长驱直入，很快 打到莫斯科城下。
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83人被逮捕甚至处决。1939年，原内务部长叶若夫本人也从政坛上消失，1940年4月被枪决， 罪名是“无根据地镇压人民”。
*古拉格*
说起苏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就会提到“古拉格”，也就是强制劳动营地。遍布各地的劳动改造营地和劳动教养基地既有普通罪犯，也有政治犯。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1973年发表《古拉格群岛》一书，从此“古拉格”进入了西方字典。
据研究，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400万人被送入劳改营，还有六七百万人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另有四五百万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基地。根据一项档案研究，从1934年到1953年共有一百多万人死在“古拉格”，这还不包括因服苦役期间所受虐待而在劳改期满后死亡的人。
*去斯大林化*
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继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报告，猛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不过，对政治迫害进行全面检讨是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开始的，到了1990年代叶利钦任总统时期，斯大林主义祸国殃民已成官方定论。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普京据说并不热衷反斯大林，不过，纪念受害者的活动仍得到许可，普京本人也参拜过斯大林恐怖统治受害者纪念碑并公开表示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蒋介石日记：苏联提议助台湾反攻大陆
路易斯
(世界日报) 1968年10月，「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到台湾祕密访问十天，与苏联情报机构KGB有关的路易斯见到一些国府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大陆的想法。路易斯当时访台情形以及之后的发展，媒体曾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学者也进行了各种分析，苏联为甚麽想与台湾合作？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涉入此事有多深？最重要的是，蒋介石为何最终没有借苏俄之力反攻大陆？
真相一直扑朔迷离，直到40年后，由2009年发表的蒋介石日记，叙述出前所未闻的详情。
蒋介石在接到蒋经国与路易斯会谈的报告后，马上展开了苏联与台湾的谈判并将过程记进了日记。1969年这一年对此事有大量的记录，1970年开始逐渐减少，到1972年就不再出现相关的记载了。
蒋介石曾仔细考虑苏联的条件和台湾所承担的后果。谈判中的关键人物是路易斯和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路－魏会谈曾在台北、维也纳和其他一些未提及的地方举行。
苏联同台湾的接触不仅限于路易斯和魏景蒙之间，当时许多外交人员和记者都牵涉其中。蒋经国将这些信息汇集之后转给魏景蒙，命他与路易斯磋商具体方桉。第一回合谈判后，魏将路易斯的方桉转呈给蒋经国，再呈给蒋介石。根据蒋介石1969年4月13日的日记，这些条款包括(文字係简化后的重述)：
‧双方在互惠互谅下进行谈判。互不干涉内政。
‧台湾各政党需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台湾方面不得对此事进行任何宣传。台湾方面不得接受其他国家的协助。苏联方面不得在大陆建立任何政府机构，保留任何军事力量。苏联只能协助国民政府，不得向任何其他台湾政党团体提供帮助。
蒋介石认为苏联提出的 「台湾方面不得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协助」这一条件是在离间美台关係。台北显然已经将这次谈判知会了美国方面，美国驻台北大使表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
1969年春，中共与苏联的关係随着珍宝岛上的军事冲突而急剧恶化。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部署到绵长的中苏边境上，苏联也曾设想摧毁中国核武设备。4、5月间，路易斯加紧与魏联繫，极力推动双方军事合作。
然而，蒋介石对此一直持有戒心。他根据路易斯提出的条件，估计苏联的立场是：
「苏俄渴求与我政府合作，甚至出借其军事基地给我方，并打算入侵新疆，解决其与中共的矛盾。苏俄并未强调推行与我合作共存的政策…苏俄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新共产政权。苏俄提供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诱我方与其合作。苏方并无全面政治合作的诚意。」 (1969年5月25日蒋日记) 。
随后，蒋介石对路—魏会谈做出了进一步的评论：
「路易斯急急要求我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单。彼意欲与我讨价还价，我方不应提出此单，免受其要胁。关于苏俄派遣正式代表到台问题，彼未拒绝，只言无交通方式，苏高级官员不能伪装来台。彼不着重政治谈判，只言倒毛后一切可谈。」(根据1969年5月27日蒋日记)
蒋介石很快得出结论：苏俄只是寻求与国军合作，对广泛的政治合作则毫无兴趣。他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提醒自己要小心行事。
1969年6月，蒋介石记录下路易斯与魏景蒙关于军事合作的谈话：
「路易斯急邀我方指派人员赴欧与苏联络，并称一旦战事开始，不便联络。希望我方在下次会见时开出所需军备清单。」
我方需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路易斯声称武器不必直运台湾…而可在我方反攻时运达我登陆地点。彼需我反攻详细计画。例如如何利用苏联军事基地的具体方式、在何种区域所需何种和数量的武器等。我军登陆期间苏军会製造与中共的边境冲突事件。苏俄也许有必要派员来台磋商。希望台湾提醒驻外使馆准予签证。」(1969年6月16日蒋日记)。
由于对路易斯的提防，蒋介石拒绝与他进行有关武器援助的谈判。8月，他得知苏联与中共在新疆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不是在通常的东北地区，他开始相信苏中在新疆的冲突比在东北的冲突，更为严重。
9月初，媒体再次报导苏联可能攻击中国核武设备的传闻。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将以破坏中共核武设备为第一要务。推翻毛政权为次要目的。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也在考虑之中。
蒋认为与苏联的联繫儘管密切，却仍在试探阶段之中。他认为需要给苏方一个比较明确的答覆，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核武的威胁。他考虑台湾与苏联接触，也许会刺激中共使用中短程核武攻击台湾。但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攻击会给苏联进攻中国的口实，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中共投鼠忌器的顾虑。日记中，对于中共9月22日在新疆地下核爆、和9月29日的空中核爆事件非常关注，认为这方面的威胁与日俱增。
蒋介石列出了与苏联合作的条件：
「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无条件独立。中国必须保持领土完整，内政不受外国干涉。」
他愿口头保证以下三点：
‧大陆收复后，不允许任何境外势力在中国土地上从事反苏活动。
‧不与外国结盟反苏。
‧允许中苏在邻苏的中国边境地区合作发展经济。
蒋在此时也考虑如何利用联苏摧毁中共威胁台湾的核武基地，首要目标是在长江以南，其次是中国北部。
然而就在蒋渐渐认真谈判的时候，苏联却失去了兴趣。10月，路易斯没有依照预订计画在义大利与魏景蒙会面，蒋介石怀疑他是故意如此。蒋在1969年剩馀的日记中没有再记载与苏联的接触。直到1970年4月这个话题才重新出现了，他认为苏联狡诈，态度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定。不过他的日记仍然记载与苏联联络情事。4月底之后，联繫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
从蒋日记有关路易斯的纪录中，可以确定他最后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苏联方面的变化，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会商，中共与苏联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蒋推测这正是路易斯没与魏景蒙魏会面的原因。蒋介石注意到10月20日苏联与中共在北京协商，着手解决东北边境争端，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与苏联签定边境协定。这个协定显然减少了苏联与中共开战的可能性，而苏联与台湾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当然也相对的减少了。
第二个影响合作的原因是蒋介石基本上不信任苏联。他认为苏联人「狡猾」。不断提醒自己要小心应对其「欺骗」举动。在他的意识中，苏俄自清朝中叶开始，就一直运用欺骗和公然侵略的手法取得中国土地。他还时常感叹苏联在1945年雅尔达协定中从中国这裡占到了太多的便宜。
蒋在1971年7月病重期间，挣扎着在日记中记下他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苏俄的侵略，他提醒自己：「今日俄国欲诱我以对匪对美，切勿为其所动也」。
至此，蒋介石下定了决心不与苏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