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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美国敢于打仗和中国不敢打仗的原因 /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张春桥:国民党特务?
發佈時間: 1/15/2012 9:17:33 PM 被閲覽數: 42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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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林凡:夜太黑

来源: 万家述评 wenxuecity
 







演唱:林凡

《夜太黑》

告别白昼的灰
夜色轻轻包围
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
霓虹里人影如鬼魅
这城市隐约有种堕落的美
如果谁看来颓废
他只是累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
别理会
只是夜再黑
也遮不住眼角不欲人知的泪
OH 夜太黑
他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
只怪夜太黑
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
夜太黑
酒精把一切都烧成灰
HEY 夜太黑

告别白昼的灰
夜色轻轻包围
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
霓虹里人影如鬼魅
这城市隐约有种沦落的美
男人久不见莲花
开始觉得牡丹美
女人芳心要给谁
没所谓
只是夜再黑
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
OH 夜太黑
谁也没嚐过真爱的滋味
只怪夜太黑
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
HEY 夜太黑
酒精把一切都烧成灰
HEY 夜太黑

再轻轻地 轻轻地 轻轻地包围
沦落的美
如果谁看来颓废
只是累
无心跌碎了酒杯
别理会
只是 只是 只是
夜再黑
也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
暖暖地安慰
他给过谁
谁又在乎酒醒之后更憔悴
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
但夜太黑
夜太黑






 
 
 

国敢于打仗和中国不敢打仗的原因

作者:解滨  于 2012-1-15  贝壳村

 

 

美国敢于打仗和中国不敢打仗的原因

解滨

美国的经济虽然有些好转,但只是衰退的势头减缓了一些而已。 美国政府已经在预算中削减了相当大一部分军费,但进军亚太地区的势态却有所加强。 美军不再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或中东,而是放在亚洲。 美军仍然是一支进攻型的军队。

中国的经济持续看好,随着反航母导弹的部署和航母的建造,中国的近海防卫似乎越来越走向强势。 但中国的战略远景不是冲出亚洲,而是冲破第一岛链,把防御线拉开到离国土稍远一些的地方。但中国的军力却仍然是一个防卫型的军力。 中国的口号是:永远不称霸。

有人预测,大约七、八年后,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后,经济实力远大于美国的中国,其军力将有可能与美军持平。  到了那个时候,从理论上讲,美军在全球的战略优势将由中国取代。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很多问题,如台湾的统一或归属,与南海诸国的争端,与日本、韩国在海上的争端,同印度的领土争端,将不复存在。 因为一个世界第一强大的中国将可轻易打败任何一个敌手。 但中国现在不要打仗,不出头,只埋头搞建设,因为不够强大。 有人说,这就是邓公的“韬光养晦”理论。 中共将此宣传为“和平崛起”。 有人说,要韬光养晦五十年,还有人说要韬光养晦一百年。我说这统统是缩头乌龟理论,或者王八蛋理论。 因为我敢打赌,如果中国不改变战略,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上述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得到解决。 GDP世界第一的中国,军力世界第一的中国,照样不会拥有一支进攻型的军队,照样是一个缩头乌龟,照样可能挨打!

美国也有邻接的国家,也有漫长的国境线,也有广阔的海域。 美国附近也有跟美国捣蛋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古巴。 美国也有大片土地是通过掠夺弄到手的,但美国为什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领土纠纷、边界纠纷、海域纠纷、海洋资源纠纷呢? 那是因为美国的邻国早就被美国教训好了,美国的防卫线实际上远在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旁边。 美国已经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预防中国海军的基地,甚至有和越南勾勾搭搭,租用金兰湾的企图。 美国是进攻式的防卫。

美国能够把防卫线拉到万里之外的中国附近,而中国却只是想息事宁人。 弄几艘渔政船去有争议海域转转就很不错了。 看起来,美国是个蛮不讲理的霸权主义强盗,而中国则是安分守己的善人。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但中国周边的国家非但不同情中国,反而却同万里之外的美帝勾勾搭搭。 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这个现象,看透了,无非就是:美国随时敢于打仗,准备打仗。 而今天的中国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打仗,不敢打仗,不准备打仗!

敢于打仗者,自然无所畏惧。 不敢打仗者,自然缩手缩脚。 中国周边的国家吃透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心理。 所以,日本就是占着钓鱼岛不甩中国的一切警告,韩国就敢抓捕中国的渔民,越南、菲律宾就敢在南海那边霸道。

美国为什么敢打仗? 原因很多。 有人说,美国有打仗的传统。 过去一百年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或者发动过战争或者从前任那里接手一场战争。 随便说几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谁手头没有一场战争? 有人说,美国的文化也是侵略性的,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向全世界推广,自然是朋友遍天下,所以打仗有帮手,侵略有理由,干涉有借口。 有人说,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最多当八年。 这样选出来的总统,不必向前任负责,只须向选民负责。 这样的总统,谁不想在自己手中为美国谋求最大的利益呢?  所以就有进攻性和侵略性。 无论这些道理是否正确,美国确实是一个不怕打仗的国家。 所以,美国没有边界纠纷,只有国际利益争端。 美国总是在别人那边和别的国家发生矛盾。 也只有恐怖主义深入美国内部干了一回。 结果呢?

说中国不敢打仗,并不精确。 只能说现在的中国不敢打仗。 或者,把眼光放久远点,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是不怕打仗的。 不然,他们是如何打赢天下的呢? 但是到了下一代,就品种退化,腐败开始,没那么好战,没那么多的进攻性了。 越往后,就越不愿打仗,不能打仗。 到了最后,要么天下大乱,群雄造反,新的王朝建立,要么外敌入侵,建立新的统治。 看看满清几百年的历史就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袖是敢于打仗也愿意打仗的。 到了第二代,就只打了一仗。 虽然很惨烈,但毕竟还是打了。 第三代、第四代,就只敢演习,打刁民,打老百姓了。 这是历史的轮回,或者中国特色。 只要坚持“特色”社会主义,一代比一代更不敢跟国外打仗就是必然。

那么,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进攻性,让别人都来赞同中国的价值观,然后中国联手别的国家,一起对抗强权,所向披靡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 一个小孩子,在院子里老是被别的小孩欺负,这个总是被欺负的小孩子如果不想被欺负,有几个办法。 一个是关上门来,自己练武强身。 身体结实了,武艺高强了,就不会挨打了。 这个办法有点象韬光养晦。 另一个办法,就是狡猾一点,灵活一点,或者加入那群曾经狠揍过自己的野孩子,或者加入院子外面另外一群野孩子,一同去打别的孩子。 大家志同道合,彼此虽然偶尔也会有点纠纷,但挨打是不可能了。 这个有点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那个意思,也可以说是普世价值法。 韬光养晦法,虽然不见得不会奏效,但一个武艺高强的孩子在和一群衣衫褴褛的野孩子奋战的时候,失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中国现在这个官文化,与世界潮流是格格不入的。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是洪水猛兽。 以这样一种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文化展现在世间,必然没有底气,没有正气,没有元气,处于守势。

所以,中国尽管若干年后GDP可以世界第一,甚至军力也会跃居世界第一,但如果不改变政治体制,建立一个被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那么中国还是不敢打仗,还是要受欺负,还是有一大堆边界问题,领海纠纷,渔业水产资源纠纷,海底资源纠纷。 我看钓鱼岛八成是拿不回来了。 除非从现在起国家首脑靠民选。

我爹那一代是能打的、敢打的。 说实话,我也是敢打的。 我不怕死。 但是我的同辈,小时候一个大院里玩打仗游戏的那些玩伴,他们是不敢打仗了。 因为他们大都当上了师长、军长那个级别的官,每个人都小蜜一大堆,为了升每一级官都要花上百万块钱。 他们谁要打仗啊。 一打仗,全都完了。 还有好多当高官的,小孩都在美国,早就入籍了。 中美一开战,他们还怕美国把那些高官子女和跟二次大战对付日裔居民那样送进集中营呢。 从前的解放军,如今的八旗军。习近平大哥,我看他跟涛哥一样是个不敢打的军委主席。

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拍摄了有关强国的两部政论电视剧。 一部叫《河殇》,另一部叫《大国崛起》。 两部片子里都没有说任何一个大国是靠韬光养晦而和平崛起的。 那些崛起的大国,个个是好战的。

强国,不光是靠建设起来的,也是靠打出来的。 一个没有责任心,没有底气,没有朋友,对人民不必负责的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再富也强不到哪里去。

这叫和平崛起

 

太多当官的被这样的MM迷住,一点也不想打仗啦。 打仗不如打刁民,打刁民不如泡网,泡网不如泡MM...

 
 
 
 
 
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严家祺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事实上,全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在北京的“学部”。当时还没有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所谓“学部”,是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哲学研究所的所长是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金岳霖是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二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来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墙上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报刊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我在一九六四年到学部当“研究生”。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 “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杨述与我在河南同一干校,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回北京後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 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 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後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 “维持原有结论。”
   学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关锋指示林聿时和吴传启写的。当学部党委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四人被林聿时和吴传启掀翻後,学部成立了“文革小组”,林聿时和吴传启掌握了学部大权,当时,谁要反对林聿时和吴传启,就会有被扣上“反关锋”、“反中央文革”的帽子。
   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6年6月批斗“黑帮”分子(首次发表)
   
   林聿时和吴传启在“文革”前合作写过许多类似杨述《青春漫语》之类的短文。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哲学研究所彭定炎、郭官义和我等八个人,学着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青春漫语》的方法,写了一篇揭露批判林聿时和吴传启的大字报。从此,我们八个人组成了“红旗战斗小组”,与学部其他反林聿时和吴传启的势力结合,学部的文革形成了两大派。
   学部的文革对当时北京的文革有很大影响。学部出了两张“文革”小报,一是《进军报》,二是我在林聿时和吴传启倒台後创办的《长城报》(不过我只编辑了四期),上面有当时情况的很多记录。“文化革命”过去三十六年了,至今没有人撰写学部的文革史。我离开中国已经二十三年,没有这些资料了,只能作片段回忆。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部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文革史”。(2012-1-2)
(2012/01/15 发表)


 
 

 

张春桥真实身份:潜伏在中共的国民党特务?


2012/01/14 


人民网  


  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本文摘自《公审江青四人帮纪实》,吕相友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

  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来以阴冷著称的张春桥,对于林彪、江青这些能够实现他反革命野心的权贵,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钻到上海搞所谓京剧改革,说需要一个“帮手”,张春桥就见机行事,奉迎于江青驾下。他本来不懂京戏,现弄来唱机跟着哼哼现学京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勾结到一起。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于1月6日鼓动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喊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席卷全国夺权大劫的“一月风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曾亲自出马威逼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30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党羽拘留审讯和隔离审查了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不久又先将接触过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局长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关的6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和10名一般干部、20名群众逮捕起来,于1968年2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就是这个今天在法庭上歪斜着脑袋、半闭着两眼、半死不活、死赖硬顶的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他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暗地里对人说:“我提这两人,林彪一定很满意。”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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