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洪水滾滾而來，導致中國官方和民間猝不及防。二十年多來，在中國大陸，民眾的性觀念不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最直接和最極端地作用到中國人的性行為上。就這一點而論，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和社會危機之間其實只有一線之隔。

近日多種國際媒體詳細報道了中國的嚴重社會問題，它們都離不開一個字︰性。性，性別，性觀念，性行為，性犯罪，性賄賂，中國官方與性有關的各種政策和法律等等，在中國大陸曾經經歷過令人難以置信的反復。而當這條曲折的道路走到今天，中國政府當局才恍然大悟︰危機已經無可避免。

綜合福布斯、國際先驅論壇報、路透社、英國廣播公司和英國衛報等西方媒體2007年1月12日的報道，1960-1980年在中國大陸被成功滅絕了的梅毒等多種性病不僅死灰復燃，而且來勢凶猛。

1949年中共當政初期，性病曾經是大陸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據信當時性病泛濫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娼妓流行，二是不良衛生習慣和惡劣生活條件。人們大多所忽略了的這第二個原因也十分重要。因為1930和1940年代在中國內蒙古等地所泛濫的性病就與娼妓流行的關系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不健康的衛生習慣和糟糕的生活條件所致。中共當局以強硬的政策措施對實行多年的娼妓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造，輔以新生活方式的提倡和貫徹，終于使中國大陸變成了當時世界上罕見的“無娼國家”。

[圖片說明︰世界衛生組織呼吁中國政府推行和普及避孕套的使用。圖片來源︰英國衛報]

在長達數十年間，中國大陸的性病病發率始終保持極低的水平。根據國際媒體廣泛援引、將于明天(1月13 日)正式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的權威披露，僅以梅毒為例，在1993年，中國大陸每十萬人中病發率僅為0.2，而到1999年已經發展到6.5。另外，先天性梅毒的病發率也在發展之中。19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每十萬個新生嬰兒中先天性梅毒病發率僅為0.01，而到200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19.68，年增長率竟高達72%。

中國大陸的“性危機”同時還反映在其他許多方面，例如艾滋病的流行。與上述談及的情況相類似，艾滋病大幅度流行也同時緣于性泛濫和對疾病的認知和預防水平兩個方面。

令人深感擔憂的是中國大陸的性泛濫已經嚴重影響到年輕的一代。就在不少中國人還認為“西方人更加性開放”的同時，許多訪問中國的外國人和海外華僑發現最開放的其實還是中國，尤其是性開放。中國官方英文媒體中國日報日前報道了北京地區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陸青少年的性放縱已經達到了令社會難以接受的程度。另據一項完成于2004年的類似社會調查報告，有相當多的青少年敢于性冒險，初嘗禁果的年齡越來越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學校是好學生，在父母面前是乖孩子”。調查報告還說，他們許多人在發生性關系的時候不使用避孕措施，女生對反復墮胎毫不在乎。據路透社1月12日轉引來自中國大陸官方的統計說，每年全國共有近兩百萬婦女進行人工流產，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未成年少女”。

由性泛濫所導致的社會危機，在中國大陸不僅僅局限在“社會”層面，它也將影響到中國政府當局的政治決策和政策走向。

去年大陸民間網絡媒體曾經總結說，貪官絕不拒絕色情。在近年來被清洗的一系列中共高官中，性濫者不計其數，並且被揭露和處理的“落馬者”級別越來越高。可以想見，這些性丑聞不可能不對民眾產生政治影響。因此，應對中國社會嚴重的性危機，從更深層的含義上說，對胡溫政權其實也是一種政治挑戰。正如美國哥倫比亞新聞2007年1月10日所報道，就連胡錦濤本人也並不否認這種“重大挑戰”的存在。

但是，面對危機，中國政府當局、特別是地方政府顯然還沒有一個全盤的方略。2006年，中國民間輿論就是否允許“娼妓合法化”進行過激烈的討論。中國一些地方當局強制妓女在“工作中”使用避孕套，曾經引發公眾關于“娼妓合法化”的猜測，但始終未能得到政府當局的證實；目前在中國大陸，賣淫嫖娼仍然屬于犯罪----盡管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全國從各級政府官員到普通百姓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屬于“罪犯”。去年年底，中國深圳警方為“掃黃”而將妓女和嫖客游街示眾，在大陸和國際上引發了強烈的反彈，這集中反映出中共在處理大陸社會危機方面的思路混亂和無法無天。英國泰晤士報1月12日報道說，中國居民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在未來的十五年中可能變得更為嚴峻。可以想象，這也將嚴重加劇目前中國大陸令人頭痛的性危機。

1月10日英國衛報文章的赫然題目是“梅毒在中國報復性回歸”。梅毒曾在大陸絕跡，但它現在又卷土重來，這的確是中國的一個悲劇。中共政府上個世紀滅絕梅毒，無疑是一大歷史功績，但它在這個世紀是否能再接再厲還難下結論。然而無論如何，當危機無法控制的時侯，這一“報復”才真正是毀滅性的。/萬維記者捷夫編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