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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腾蛟对指控他的罪行供认不讳

　　1980年11月25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开庭，由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对江腾蛟犯罪事实进行第一次法庭审问调查。

　　面对审判员的审问，江腾蛟供认，他在1971年3月31日晚上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参加了林立果召集的秘密会议，为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参加会的还有王维国(7341部队政委)、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林立果在总结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的老政委(江腾蛟)联系。”

　　法庭在审问调查中宣读了同案犯陈励耘1980年7月14日的供词;宣读了同案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程洪珍1971年4月初在日记本上记载的上海秘密会议的情况。

　　法庭还传同案犯周建平出庭作证。

　　法庭用幻灯放映出了《“571工程”纪要》的第17页“实施要点”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法庭出示的书证、幻灯、人证和江腾蛟口供是一致的。

　　12月26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对江腾蛟继续审问调查。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员高斌、任成宏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对江腾蛟在1971年9月8日至11日晚，四次参加林立果、周宇驰召集的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会议进行调查。

　　江腾蛟供认，9月8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并与林立果、周宇驰共同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油库，趁混乱之机杀害毛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法庭上的旁听代表听到了供词，再次为反革命分子的残忍预谋感到无比的愤怒和震撼，使人感到刀光剑影，令人毛骨悚然。

　　江腾蛟还供认：他多次参与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的行动，并规定了代号和联络暗语。

　　法庭宣读了同案犯李伟信、王飞、关光烈(0190部队原政委)的证词。同案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氓(空军司令部原作战部长)出庭作证。

　　鲁氓在证词中说，9月11日晚约8时，江腾蛟和他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他们就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有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 (指毛主席)搞掉。林立果指着江腾蛟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

　　审判长伍修权最后说，通过上述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密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残忍的，证据是确凿的。

　　11月27日下午3时，第二审判庭开庭，对江腾蛟第三次审问调查。今天副庭长黄玉昆老将军主持庭审活动，审判员高斌、任成宏对江腾蛟参加周宇驰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法庭调查。特别检察厅副厅长史进前到庭。

　　江腾蛟供认：1971年9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8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7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6时到北京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待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指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法庭宣读了在押犯王飞的证词、《“571工程”纪要》中第四页的有关内容。

　　在押犯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副主任)出庭作证，除证明江腾蛟的上述犯罪事实外，还讲到，在策划南逃会议上拟定的第一批名单是他执笔的，于新野进行了增删。法庭投影出示了名单，原件是1971年9月13日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的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刘世英用手指着投影上的名单说，上面写的“江” 和“江家”等，是于新野加上去的。刘世英说，“江”是指江腾蛟，“江家”是指江腾蛟的家属。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江腾蛟外，还列入29人，其中有：王飞、鲁氓、贺德泉、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等。从影印件可以看出，名单中被于新野圈掉的有四人。

　　在押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总参谋长)在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八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八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号两架，安12型231号一架，安二四型024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特别法庭副庭长黄玉昆指出，上述证据和被告江腾蛟的供述，证实了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主席的计划破产，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这个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可靠，法庭已经调查完毕。

　　12月1日下午3时，江腾蛟第四次被押到法庭。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庭审活动，对江腾蛟接受江青勾结叶群，通过吴法宪指使他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等五家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

　　江腾蛟在庭审江青时，曾被传唤出庭作证，他除了指证江青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这里根据新华社记者李耐因的江青受审“旁听侧记”记述一下江腾蛟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犯罪活动。

　　江腾蛟在北京和叶群还给郑君里等五人编了代号，哪个叫“老大”，哪个叫“老五”，一共编了七个人的代号，规定：抄家时用代号，抄来的材料也用代号标记，以免泄露“机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把张彪找到办公室，对他说，吴司令问空军有多少可靠的好同志，我说你老张算一个。现在有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你先去把几个人的住址帮我查清楚，晚上到我家来一趟。江腾蛟向张彪说了那五个人的名字，另外还有周信芳和于伶一共七人。

　　张彪是空军某部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是个瘸腿，他却奔走于上海的里弄，把这些人家的住址查清。晚上江腾蛟向他交了底。因为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家门现在还被“红卫兵”把守，于伶久病在家，就住在空军招待所对面，太显眼，怕抄他家暴露“马脚”。江腾蛟专门打电话请示北京，没有抄这两家。

　　江腾蛟和张彪议定，选派上海空军警卫排的战士化装成“红卫兵”，又选了些空军干部子弟组成了抄家队伍，又筹备了卡车、红卫兵袖标、大口罩和便衣等，领头人还带了手枪。第二天张彪带领刘世英、袭著显、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等，挨家去看了地形、门牌、进出口等。他们中间有人问：抄什么材料，似乎交待得不很清楚。江腾蛟回答：“这个不用问，问也不会讲。反正不是我江腾蛟要找的，上面交代的，你们就不用问了。”江腾蛟还规定了五条军纪：“只抄出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化材料，其他一概不抄……”

　　10月8日12时一过，五路抄家队就出发了。天亮前，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都运到了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法庭宣读了吴法宪1980年7月1日的供词，张彪的证词，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科长卫球的证词，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的证词，并传同案犯刘世英出庭作证。

　　面对大量证据和审判长的审问，江腾蛟对他所犯的这方面罪行供认不讳。

　　审判长宣布，法庭对起诉书指控江腾蛟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完毕，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二、辩护人依法据理为被告辩护

　　公诉人图们首先发言，他说：

　　庭长、审判长、审判员：

　　近日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行进行了调查。审问了被告、出示了证据、书证13件，宣读了证词23件，有七名同案犯到庭作证九次，证实了江腾蛟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中犯有严重罪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讲到江腾蛟在阴谋杀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分裂国家的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江腾蛟的反革命目的是明确的，态度是积极的，地位是重要的：他是武装政变指挥班子成员;他负责上海、南京、苏州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是上海地区的第一线指挥，表示“坚决干”;在策划南逃广州时，由他负责安全，他是罪恶活动中的组织领导者、是主犯。

　　第二，图们着重揭露江腾蛟和林彪、叶群、林立果之间的关系。指出他是卖身投靠者，江腾蛟投机钻营，林彪也积极拉拢江腾蛟。江腾蛟从1965年到1968年，先后写过20多封对林彪一家的效忠信。

　　第三，系统地讲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主席的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

　　第四，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统一，给我们国家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江腾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有参加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直接策划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阴谋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阴谋败露后，又犯有密谋策划跟随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罪行。江腾蛟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必须依法惩处。

　　被告人江腾蛟在公诉人发言后说：“我老老实实认罪、服法。”

　　江腾蛟的委托律师王舜华、周奎正联合发言，为江腾蛟作了三点辩护意见：

　　他们在第一点中说，从法庭调查的犯罪事实可以证明江腾蛟积极参与谋害毛主席和策划南逃广州的阴谋活动。指出他的这一严重罪行是在林彪指挥下，在林立果直接指使下进行的，他与首犯林彪、主犯林立果是有区别的，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在第二点中说，江腾蛟组织派人查抄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是江青勾结叶群策划的，江腾蛟是执行者。他把查抄到的材料送到以后，如何处理，他不知道。对于这一点也希望法庭予以考虑。

　　第三，辩护人认为江腾蛟交待罪行较早，在林彪1971年9月13日凌晨叛逃的第二天，即9月14日，当领导上找他谈话时，他就主动交待了不少罪行，写了《谋害毛主席阴谋事件的经过》等，并揭发了其他同伙。

　　辩护人最后指出，江腾蛟有悔罪表现，他对《起诉书》的指控有两句话：“一是罪有应得，应当受到人民的审判和惩罚;一是起诉书是实事求是的”，他还说：“在事实面前我低头认罪，认罪服法”。

　　公诉人沈家良发言，他就江腾蛟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中的地位、身份和主要罪行又作了说明。指出，大量事实证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中，江腾蛟是主要成员，他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他对辩护人提出的江腾蛟的认罪态度问题，表示“没有异议”。

　　审判长伍修权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权，本法庭是维护被告人的这一权利的。被告人江腾蛟，你有什么最后陈述的?

　　江腾蛟说：“我没有什么辩护的，我的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我只有老老实实的低头认罪、服法，愿意接受任何我应该得到的惩罚。”

　　审判长伍修权宣布：“被告人江腾蛟，等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评议后宣布判决。”

专访比尔.盖茨：我的梦想是实现生命价值平等(图) 2012/01/25

新浪科技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资料图) 1月25日午间消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微博)今天面向全球发布了一年一度的公开信。在信中，盖茨回顾了过去一年盖茨基金会在全球慈善领域的工作，分享了他的忧虑与希望，呼吁各国更多关注全球十亿贫困人口，增加资源投入，积极加入到创新改变世界的比尔·盖茨致新浪微博粉丝的新年问候媒体来源：新浪科技行列。 　　时值中国春节之际，盖茨日前接受了新浪科技的书面专访，并通过微博向中国网友致以新年问候。 　　新浪科技：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你持久追求的又是什么？ 　　比尔∙盖茨：无论是过去在软件行业还是如今在慈善领域，我都会因为自己的工作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而开心！我在微软工作时，最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可以把科技的力量传递给成百上千万人们的手上。很幸运，这项工作同时还为我和我的家庭创造了大量财富。现在，我很高兴可以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返还给社会，并渴望继续给人们的生命带来积极的影响。在盖茨基金会，我们的目标是把那些曾让微软实现繁荣的创新思路也引入到慈善领域，并且帮助最贫困的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盖茨基金会的使命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对于我而言，这样的机会太重要了。我曾经实现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家软件公司。我现在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有好的教育，从而保证他们未来也有同样的好机会。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在他们出生伊始就被迫面临诸多挑战，他们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极其渺茫。比如，他们可能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关键疫苗，或者忍饥挨饿营养不良，还可能上不了学。这是个悲剧——因为这些孩子生活在艰难的景况里，无法得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美好生活。我和梅琳达坚信，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都值得拥有成功的机会。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我们所不懈追求的，就是希望实现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 　　新浪科技：你被人们看作是技术和商业天才。在软件产业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你创立和管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有何助益？你又是如何实现全职慈善家这一角色转变的？ 　　比尔∙盖茨：其实，很多促进商业成功的因素同样适用于慈善领域。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在微软，我们总是努力以创新的思路寻找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如何让产品更好？怎样让产品更便宜？盖茨基金会也在使用同样的思路，比如：有没有新方法让我们在递送疫苗时不必冷藏？可否使艾滋病治疗药物更廉价？如果世界上的智慧贤才愿意致力于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领域，那么我相信，实现商业繁荣的创新力量同样会给慈善领域带来很多给力的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很多我从微软学到的东西，实际上也在指导我在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比如，你必须雇用最棒的人，并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最棒的成绩；你必须设立远大的目标，并且时时衡量工作产生的成效；如果你失败了，那么你必须认真查看数据，寻找原因在哪里。这样的严谨态度对于慈善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慈善领域是很难得到信息反馈的。对于风险承担，你也必须有健康的应对态度。也就是说，要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严谨精神。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微软还是在盖茨基金会，我最关心的是如何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因此，我可以把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同样带到慈善的新领域。 　　新浪科技：在你看来，我们的世界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比尔∙盖茨：我和妻子梅琳达都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impatient optimist)，而乐观也是盖茨基金会四大核心价值之一。在我们这些乐观主义者看来，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50年前，每年有20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去。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800万以下了。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拯救了成百上千万孩子的生命。而且，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好。1960年代，世界上大约有40%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如今，这个比例是15%。而中国就是一个伟大的例子！中国不仅很快地降低了自己贫困人口数量，并且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支柱。 　　但是，问题在于全球是否有决心继续推进这些进步？我们不能忘记，每年还有800万儿童因贫病而离开这个世界，还有15%的人口约十亿人还生活在极端困窘的境遇中。特别是当全球经济遭遇挑战的时候，我尤其忧虑——那些曾经在减贫救困领域实现突破的援助资金，如今将来自于哪里呢？ 　　不过，我还是对于创新改变生命充满乐观的希望。我相信，只要把慷慨和创新的力量引入到帮助受疾病和贫困折磨的人们的领域，我们一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 　　新浪科技：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 　　比尔∙盖茨：我年轻时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可以用来沟通和学习的电脑。在当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当时的我而言，都很难得到一台。因此，为了去使用计算机，我必须晚上偷偷溜出去。那时候，计算机实在是太贵了，即使是计算机生产公司也觉得我是痴人说梦。的确，开始的时候，计算机要100万美元一台。但是，谁会想到今天却只需要1000美元了！因此，如果你有一个梦想，那么实现的过程可能很长。但是，如果你在旅途中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朋友、做出一个具备可行性的计划，那么就可以保证你每天都朝着梦想前进。 　　如今，我的梦想是实现所有生命价值平等。在盖茨基金会，我们不懈努力增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但是，我也深知这条道路有多么的艰难！未来，我会不遗余力朝这个目标努力，也热切希望有更多伙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新浪科技：人类已经进入全新的2012年，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希望吗？ 　　比尔∙盖茨：我非常乐意与年轻人交流，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决策者。通过我和他们的交谈，我感觉他们对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充满激情。对于我们如何一起努力产生积极影响，年轻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创新设想，这让我非常欣慰！。 　　在我发布今年的年信之前，我曾经面向全球鼓励青年人给我写信，发表他们对于解决全球贫困和疾病问题的看法。我真诚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认真思考一些当今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前些日子，我在基金会开会时看到了来自年轻人的第一封信，他所提及的设想非常棒，我甚至考虑雇用那个年轻人来基金会工作！ 　　在我看来，给年轻人机会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努力使用更多建设性的途径，鼓励年轻一代加入到全球问题的讨论中来。我相信如果创造更多参与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改变世界！ 　　在此，我也要问候和感谢通过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给我和基金会写信的中国网友！希望大家可以下载和读一读我的年信，在信里我写了自己对于2011年的回顾、以及对2012年的展望。我非常希望倾听中国网友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欢迎给我们留言(新浪微博@盖茨基金会)、参与对话，并分享自己的想法！

服装史专家解析龙袍历史:皇帝独享龙袍源于明代 2012/01/25

新民晚报 　皇帝独享龙袍源于明代 　　东华大学服装史专家解析龙袍的历史 皇帝独享龙袍源于明代 　　中国人说到龙，除了丰富多彩的龙民俗外，还会谈到一种特殊的服饰——龙袍。长期以来，它是中国皇权的象征，也是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实，龙袍指定作为皇帝的正装，历史并不太长，源于600年前的明朝。 　　此“龙袍”非彼龙袍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服装史专家包铭新教授告诉记者，明朝以前，中国的帝王也有穿“龙袍”的，但与后来的龙袍明显不同。其一，看先秦的龙纹，形象比较质朴粗犷，大部分没有肢爪，近似爬虫类动物。秦汉时期的龙纹，多呈兽形，肢爪齐全，但无鳞甲，常被绘成行走状，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根本不像人们今天所熟悉的龙袍。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明朝前，龙纹服饰虽是一种权威象征，但未必就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利”，其他的贵族也能穿戴所谓的“龙袍”。 　　目前为止，尚无考古发现证明，明朝以前的皇帝有专属的龙袍。比如，元朝的每个皇帝都有生前画像，他们服装简朴，都没有龙袍相伴。不过，虽然没有强化龙袍的观念，但以前的帝王中，也有以龙纹服饰为正装的。宋、元时期的小说中，已经有了龙袍这个词。 　　黄色不是龙袍唯一色 　　进入明代，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龙袍被指定作为皇帝正装，而且他人不得穿戴。明朝、清朝的龙袍绣有9条龙，其龙纹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图案。明朝的皇帝不像电影里那样总是穿着明黄色的龙袍，明朝的龙袍有素色的(白色)、玄色(黑色)、黄色等，是以五行代表色为基准的，这些颜色的龙袍都是平时上朝时可以穿的，主要是看皇帝的心情。另外，明朝以后，皇帝亦赐龙袍予王公大臣，他们的服饰上绣着龙纹，但不能称为龙袍，只能称“蟒袍”。 　　兴也龙袍衰也龙袍 　　专家指出，龙袍作为服饰制度的核心确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新阶段。服饰制度不仅规定龙袍是皇帝的唯一合法拥有者，而且对各级官员也有服饰要求。服饰是等级制管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一段时间内，对稳定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起到了作用。然而，服饰制也正是中国封建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的标志之一。皇帝、官员依靠服饰来彰显权威，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常常显得无能，时间一长，这样的统治必然瓦解。据史料记载，除明清帝王外，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复辟称帝的袁世凯等均为自己量身定制豪华的龙袍，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稳定的皇帝宝座。伴随着辛亥革命，封建服饰制度终于寿终正寝，龙袍亦成为历史文物。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肯尼迪生前秘密录音公布 总统遇刺一语成谶(图) 2012/01/25

肯尼迪生前秘密录音公布 总统遇刺一语成谶(图) 中央社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24日公布了肯尼迪总统生前最后45小时秘密录音，其中他在飞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前夕曾说，预料访问行程会是“难熬的一天”，不料一语成谶，随后就在当地遇刺。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自1993年检视与公布总长248小时会议录音与12小时电话录音，24日公布的45小时为其中一部分，内容从美苏关系到连任计划等无所不包。 　　在一席对话中，他和幕僚讨论1963年11月22日的德州达拉斯行程，肯尼迪说，“周一？喔，这可是个难熬的日子。” 　　一名幕僚响应他，“总统先生，这会是地狱般的一天。” 　　不料一语成谶，肯尼迪也就是在这一天，和妻子共乘车队时遇刺。 　　已和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协力处理录音10年的解密档案保管员波特说，“总统的聪明才智在录音中充分显现出来。” 　　波特说，从录音中听见，肯尼迪即便是该领域门外汉也能诘问专家。 　　波特表示，其中最具纪念价值的是高阶官员向肯尼迪作简报后，他们之间对越南问题的讨论。 　　这些高阶顾问前往南越实地考察后向肯尼迪作简报，观点大异其趣，在录音中听见肯尼迪对此下的评论是，“你们去的是同一国吗？” 　　波特说，录音中总统声音的抑扬顿挫以及对话的高低起伏，可提供历史学家有别于官方会议纪录中的独特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