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看人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文章《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2012/01/27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文章《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作者：潘正伯 　 【潘正伯说：每当你针砭时弊，总有人跳出来说：治理一个14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容易吗？你应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帮助当局把它落实，那不比你这些批评指摘更有意义吗？这意见名正言顺，听起来很好听。执行的难度不在贡献意见者这方；而在接受意见者那方。 　 以说真话博得盛誉的《炎黄春秋》杂志，每年第一期都有一篇刊发在首页的编辑部文章，1000多字，要言不烦，极其中肯地提出些瞻前顾后关照全局的建设性意见。接受意见者自然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人。2010-01-12我在本博中贴出《推荐今年〈炎黄春秋〉第1期上总编吴思的一篇文章》，网友们还可查阅，对比现实，看看有多少意见被采纳了。 　 我仍然不灰心。今天，再向大家推荐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的编辑部文章。说得很有道理啊！至于接受方愿不愿听，接受到什么程度，我也只好翘首以待了。（2012-01-11）】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炎黄春秋》编辑部 　　“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要搞“顶层设计”。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如果这样问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恐怕无人能答。直到20年前，1992年1月，改革开放13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历史，才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大胆试，是对改革者的鼓励。不争论，是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 　　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我们不妨接上一句：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 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民间一冲再冲，官方寸步不让20余年。但是，各地各层总有一些思想解放、尊重民意的干部，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阻力远小于当年的农村改革，广大干部极少有反对民主宪政的，可是真改起来，个人或部门利益难免受损，阻力重重在所难免。但是，各地各层，条条块块，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出于权力或利益考虑，总有一些干部愿意改革。邓小平那三句话，既可稳住大局，又鼓励局部突破，碎步前进，很适合这种利害格局。 这是如水随形的顶层设计。想不想改革，能力高下，阻力大小，动力强弱，时机好坏，利害如何，第一线的当事人最清楚。于是，第一线当事人获得授权：你可以看，也可以在适当时机大胆一试。如果成功，可望获得奖励，担负重任。至于舆论环境，现在和30年前不同，人心所向，潮流所趋，有利于调整官强民弱的格局，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改革者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总之，授权当事人自主选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并为此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就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 　　这种设计体现了对广大干部昀信任，也包含了对人民群众的信任。民众同样要看，要试，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不但不该打压，还应支持和推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包含了“允许看”，参与权包含了“大胆试”，表达权包含了“可讨论”。 　　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一方面要求保障“四权”，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求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前者指向民主，后者指向宪政。这些要求，顺应潮流，合乎民心。不过，回顾以往，盘点得失，官强民弱之势未改，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将有重大人事更替。交接之际，重视维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改革发展中的维稳——积极维稳，也有停滞甚至倒退中的维稳——消极维稳。为维稳而维稳，维稳就成了顶层设计，就有停滞倒退的可能。有了邓式顶层设计，维稳才具备改革开放的灵魂。 　　回想当初，本届领导班子以学习宪法亮相。离任之年，如果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可谓善始善终，继往开来。既可防止停滞倒退，又能为心怀改革理想的干部提供一个机会：形格势禁，即使办不成大事，总可以从自身做起．在公布财产等方面有所作为。18世纪，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搞不成土地改革，还能宣布在哈布斯堡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1861年沙皇签署解放农奴宣言之前，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贵族已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堂堂世界第一大党，8000万中共党员，难道会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吗？ 　　我们翘首期盼。 　　　　　　　 (《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第1页)

老照片 解放了 组图 ——回忆 中国60年 2012/01/27

回忆 中国60年        作者：萧沉                                                                1949年南京市民庆祝新中国成立（邹健东摄/图片转自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   -1949年/解放-   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邹健东先生摄于1949年的这张南京市民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很恐怖，领袖崇拜从执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积开始了.   1950年干部向农民宣传土改方针（图片转自互联网）   -1950年/土改-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改法规定，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其总路线与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过程则分为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   事实上，“剥削”这个词用在所谓的“地主”身上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主家的土地与财产既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凭借自己的头脑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积累起来的，亦如今日的私营农场主。以毛泽东的家庭状况为例，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农，其土地与财产的发展和积累状况，也基本与地主是一样的。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说“我父亲是个贫农/年轻时因负债累累/被迫去当兵/一当就是好多年/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靠做小买卖和其他营生/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赎回了他的地......于是/我家有十五亩地/成了中农/每年可打六十担稻谷/全家五口人每年粮食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剩余二十五担/我父亲用这些节余/又筹集了一些资金/又置买了七亩田/这样家境就达到了富农的地位”云云，难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不是这样积累成的么？怎么就成了“剥削”呢？   土改运动，将地主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地加以没收、然后分给原本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贫农和雇农，这无异于公然抢劫。另外，贫农与雇农即使分到了土地，实际也只有“耕种权”，幷无主宰土地的所有权。换言之，分到土地的贫农和雇农误以为自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际只有下地干活“劳动”的义务，因那土地只属于执政的政权，根本不属于贫雇农。执政者无非是忽悠、唆使、利用贫雇农，借贫雇农之手，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财产收归“国有”。这是卑鄙的阳谋，是用不着加引号的流氓行径！什么时候才能对此事进行认真的清算？     1951年十世班禅号召塔尔寺喇嘛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茹遂初摄）   -1951年/捐款-   1951年，中国出兵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建立北韩，轰轰烈烈的所谓“抗美援朝”全面开始。但那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国力异常虚弱，根本没钱打仗，援朝军队飞机大炮紧缺。于是，6月1日，执政党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名义发动全国民众，为援朝战争捐献飞机大炮，口号则是合辙押韵的“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且规定不分城乡、阶层和信仰，进行充分的宣传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呵呵，其实绝大多数穷百姓是没钱可捐的，只能象征性地表表姿态；捐款针对的主要是富人（地主/资本家/演艺界高收入的明星等），舆论宣传一起来，有钱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否则执政党一招呼，穷人们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这就是舆论宣传的厉害，有钱人若猫了个咪的，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是年6月7日，[总会]定出了捐献的具体办法，所有捐献，一律按人民币计算，委托各地人民银行代收。幷开列出人民币15亿元为战斗机1架，50亿元为轰炸机1架，25亿元为坦克1辆，9亿元为大炮1门。捐献运动至1952年5月31日结束，共收到捐款5565亿元，折合战斗机为3710架。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不仅使逾90万志愿军年轻的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美军折兵5万/呵呵/不知谁是真正的胜利方），同时也为朝鲜半岛扶植起一个至今独裁专制、乃至封建皇权世袭制的国家，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干的还少么？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上海资本家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1952年/五反-   “三反”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主要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针对的基本也是党内及各级政府的一些贪污腐化的干部及相关人员（诸如被拉出去枪毙了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而“五反”运动就不同了，于1952年开始后，主要针对的是城市“资本家”；内容则包括“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为什么会包括这些内容呢？经历过的人恐怕皆明白，那时，执政党（或曰执政府）曾强制摊派给各行业的资本家私营企业许多“加工订货”，且付费很低，无异于“霸王餐”，而资本家们则赔本赚吆喝，有苦不敢言。 许多私营资本家为减少企业的亏损，便想方设法与执政党的具体督办人员接触，抱希望于通融。有些资本家还私下组织了诸如“星四聚餐会”之类的企业家沙龙，常聚在一起聊天，议论一下企业如何减少亏损以及如何对应执政党“霸王订货”的一些合理办法。这，于是就成了“五反”运动需要打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了。执政党打击什么呀？打击的就是不顺从、不听话的私营企业家，不论人家有无道理，只要乍刺儿，一律拿下。当年重庆市公安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闻人杰、周英伯、刘雨三、李杭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星四聚餐会”的企业家，而其他诸如“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十一厂联络处”等企业家沙龙性质的聚会也被蛮横取缔。   1953年10月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 -1958年/诗人郭沫若与王老九赛诗（毛松友摄）- -1953年/打油-   1953年10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陕西-临潼县农民王老九，以“农民诗人”的身份受邀参加。王老九，1894年生，原名王建禄，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人称王老九。小时候他只念过一年私塾，粗通些文字。1949年以前，逢灾年讨饭时，他常自编些顺口溜打油诗，以快板的形式唱给流民听。1949年后，他说“恶霸地主斗倒了/穷人分到土地/再不愁吃穿了/我的快板也能上报了/这些事情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啊/没有毛主席/哪有如今这好世道”云云，于是他就编了段《歌颂毛主席》的顺口溜打油诗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作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 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车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 开会欢呼毛主席，千万拳头齐举起。墙上挂着毛主席，一片红光照屋里。 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   像王老九这样编顺口溜打油诗的“农民诗人”，自1949年直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间，一直“层出不穷”，也常被[文化部]、[宣传部]、[中国作协]等中国文艺机构树为文艺榜样和典型。我记得1974年我念初中时，天津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还编入了天津-小靳庄“农民诗人”魏文忠老大爷的顺口溜打油诗。而这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语文，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另：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中国的文艺方针哪里是毛泽东讲的“为工农兵服务”啊，分明是“为政治服务”。呵呵，中国文艺的调子已定，欢呼吧！雀跃吧！难怪连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郭沫若也写出了“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恬不知耻的“伟大诗句”！最后，我想我还是援引一句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的话来作为结束语吧“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的同谋”！     1954年/38岁的荣毅仁（左1）与上海工商界等代表步入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场   -1954年/合营-   1954年元月4日，中央宣布，计划将500个私营厂矿（产值17亿元）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私方股息与红利仅占25%。与此同时，[中财委]也公布了《关于有步骤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幷强调公私合营的办法与形式是“国家投入少量的资金和干部/去充分利用原有私营企业的资金-干部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大家听明白了吧，国家既出钱少，还要派外行的行政干部进驻企业实施管理，而内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其实全是原有私营企业的。最后的利润，私营企业连股息带红利，加在一起不过四分之一。   这就是公私合营，无异于对私营企业巧取豪夺。难怪当年拥有24家企业的上海头号大户荣毅仁在代表私营企业家表态讲话时、咬着后槽牙强作欢笑地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呵呵，说得太好了，简直就是痛心疾首，眼泪哗哗的往肚里咽，胳膊咯嚓嚓地折在袄袖里。荣毅仁因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当时在上海私营企业界也落了个“红色资本家”的光荣绰号。自这一年开始，公私合营全面启动，凡拥有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悉数划入公私合营范畴，无一漏网。   然而，可惜的是，公家在私营企业身上虽然占尽了便宜，捞足了油水，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因政治运动不断，极尽人整人之能事，导致无论国家还是民众，依旧穷得叮当乱响。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当年被公私合营成为国企的企业也皆纷纷倒闭，从这个立场上看，与败家子又有何两样呢？     1955年5月18日/胡风与夫人梅志同时被公安部逮捕   -1955年/胡风-   1955年5月18日，时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的胡风，与夫人梅志同时被[公安部]逮捕，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此前的1954年7月，胡风曾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长篇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他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基础上，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文艺界当年站出来带头批判胡风的人有：周扬、郭沫若、茅盾、舒芜、林默涵、何其芳等。1955年6月开始，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受到牵连者达2100人，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65年，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但夫妇二人旋即又被送至四川-成都西部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元月，[四川省革委会]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加判胡风无期徒刑，不准上诉。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出狱。1980年、1986年、1988年，中央先后三次为胡风平反。后两次平反时，胡风已去世，他病逝于1985年。   执政党打压讲真话的文艺人是一贯的，也是没二话的。可恶的是，文艺界的诸多同道也沦为帮凶，放弃真理与原则，趁机公报私仇。呵呵，还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得好“尽管大家都自认有原则/但当原则变成不方便时/原则往往会被牺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今天，文艺人之间的相互批评乃至反目，幷非皆出于人际关系上的不合而以仇相见。我赞同陈丹青对余秋雨的批评乃至不屑，因为秋雨同志在政治立场、学术原则、道德尺度等方面，许多言行很不靠谱，存在与专制政权成为同谋的重大嫌疑及人格问题。   马克-吕布摄于1957年   -1956年/双百-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幷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但杜威-胡适之流/就不要让他争鸣/在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是我们的方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则进一步解释说，双百方针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a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很明确，是有限制的“开放”和“争鸣”，既然不让杜威、胡适之类的花开放，这个“百花”其实仍然只是一种花、或一类花，亦如牡丹花之类的，细微处也有许多品种，但皆属牡丹系列。而牡丹系列之外的仙人掌、刺玫瑰之类，就不许开了。文艺界中很多人没听明白，真以为可以随便开、自由说呢，结果你一随便自由，就被打成了右派，秋后就免不了要找你算账了。 a 自1950-1956年间，那时允许开的花又都是些什么花呢？以文艺为例，那时开的是与抗美援朝有关的战斗歌曲，与土改有关的《谁养活谁》的宣传画，歌颂进入新社会才得到治理的老舍的三幕话剧《龙须沟》，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旋即挨批），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演出梅兰芳的“无害”旧京剧，贺敬之与丁毅合作的歌剧《白毛女》，演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推广农民诗人王老九的顺口溜，出版部分苏联文学名著，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出版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上演电影《鶏毛信》，演出昆曲《十五贯》等。而遭到批判的则有电影《武训传》，查禁京剧剧本《引狼入室》，文化部通令停演《大劈棺》，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思想等。   1957年反右开始时的大字报（魏德忠摄） -1957年/反右-   其实在1956年时，国内便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先后有万余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而知识分子则纷纷批评执政党和 政府在工作中所出现的缺点，意见尖锐。许多位处领导岗位的干部和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批评，则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压制，造成极大民怨。1957年4月1 日，中央针对党员干部，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 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 义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指示》也强调说，本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整风指示》发出仅一个月，没想到全国各界人士便纷纷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尤其是各民主党派人士及知识分子，意见如雪片般飞来，[北京大学]甚至也出现了“民主广场”，[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则发表演说，公开提出胡风的思想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要求予以平反。而党外人士则就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发表意见，甚至提出了“轮流坐庄”以及应该建立一个自由言论的“海德公园”的说法。这些信息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批示说“把这些言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a 5月15日，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一封信，给党内高干阅读。信中，毛泽 东把社会各界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幷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 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云云。但实际上，毛泽东幷未给“右派”更多“走到顶点”的时间，中央于6月8日便向全国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由此，“整风运动”眨眼之间180度调转炮口，变成了“反右运动”，由对党内干部的整风、一下转为整各民主党派人士及知识分子。   [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是第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高校代表；而[中国作协]第一批打成右派的则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民主党派中，[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领袖人物也皆被逼公开检讨。从7月15日至22日一周的时间中，《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二十篇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诸如费孝通的《向人民伏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章乃器的《我的检讨》、黄绍竑的《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陈铭枢的《自我检讨》、龙云的《思想检查》、张云川的《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黄琪翔的《请求人民的宽恕》等等等等。呵呵，他们哪里是向人民“伏罪/投降/宽恕”啊，分明是受到专制政权的淫威逼迫！   10月15日，中央正式出台了划定右派分子的宏观标准[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而煽动群众、分裂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与此同时还规定，右派分子中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幷加以积极鼓吹者；[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者；[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此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者。   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俟形成上述“宏观”标准，打击面就大了，且不论什么人、什么事，只要想打倒， 就都能找出理由或说词，装进这个大筐里。此次“反右”当然不例外，而全国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总数您知道有多少么？仅知识分子便高达55万人，是当时知识 分子总数的11%。罪名则更是五花八门，大到中央高层显要人物，小到一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出于不懂事或好玩心理而给报纸上的毛主席像画八字胡。   1958年/天津贾沽道家庭妇女在土法炼铁（杨克摄）   -1958年/炼铁-   钢铁这玩意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炼着玩的么？没那么简单吧。但1958年，中国的随便什么人就都热火朝天地炼开了，你能怎么着？而土法炼鐡技术几乎退回到商周以前。可全民大炼钢铁这事儿又是怎么闹起来的呢？是1958年5月召开的中央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闹起来的，这个[总路线]同时也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的口号，这口气可真不小，于是，全国各条战线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6月，中央要求把钢铁的产量指标迅速提高。8月，中央正式发出《全党全国人民 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鼓励全国各地要将“大跃进”推向“更高潮”，且还乐观地预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了”。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在6月17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甚至提出了“两年超过英国”的雄心壮志和美好近景，他报告的题目就叫《两年超过英国》。呵呵，从1750年便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已积累了200年的雄厚工业基础，中国人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夸口说只用两年就能超过人家，真够牛B提气的，这是好事情啊！   为实现本年度1070万吨钢产量的宏伟目标，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均亲自挂帅，且让各行各业都要为大炼钢 铁让路。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的人数和土制炼炉飞速猛增，据历史资料统计，是年7月，大炼钢铁的人数约几十万人，8月底便增至几百万，9月底猛增至5000 万，10月底增至6000万，年底则达到9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6。土制高炉呢，8月时有17万座，9月便增至60多万座，10月则高达数百万 座了。薄一波10月21日视察完徐州的工作后，甚至还总结了“全面炼钢的十大好处”[1]/培养出1000万熟悉钢铁冶炼技术的干部和工人。[2]/最大限度地组织了劳动力，使城乡无闲人。[3]/大大加快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4]/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5]/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6]/改善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7]/贯彻了以小为主、以土为主的方针。[8]/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大闹技术革命。[9]/破除迷信，没有工程师和专家，也能炼出好钢铁。[10]/培养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    全民大炼钢铁，其结果究竟是成就斐然、还是彻底失败，我看也用不着下结论了，我们只看年底算总账也就明白了。 12月21日，[财政部]一算总账，您猜是个啥结果？[财政部]在《关于土法炼铁的处理问题向中共的报告》中写道“目前在土法炼铁上问题不少/从 财政上说/亏损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据各地的材料反映/土法炼铁的成本平均至少每吨在25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今年土铁产量 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呵呵，土法炼铁的成本，数字不错啊，够吉祥啊，每吨250元，比生铁的调拨价还多了100元。 而大炼钢铁这一项，竟然使国家亏损了15个亿，“大跃进”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250！     -1959年/庐山-   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次会议。7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份意见书，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中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浮夸风普遍滋长/和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犯左的错误”。7月21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持相同意见，批评“大跃进”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7月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表示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都是他的主张，他是始作俑者，而亿万人民的狂热激情则是自发的，这次“共产风”也使全国人民都受到了教育。毛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很不愿接受众人对“大跃进”的任何批评意见。会后，毛泽东指示将彭德怀和张闻天二人的意见印发，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常委们注意这些意见的“性质”。   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会是开完了，但彭德怀等提意见者的命运却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因为全会迅速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是《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将会议期间给“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周小舟（时 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归类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幷建议将四人调离要职。而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呢？就是“公开散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三 面红旗”者。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示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 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云云。   从此，为夺得天下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彭德怀，时年61岁，直到其身患癌症病逝的1974年 止，连续15年的牢狱和监禁厄运也开始了。1959年的当年，他便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等职务，搬出[中南海]，移居京郊挂甲屯[吴家 花园]。1962年，因被指控“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小集团”遭到立案审查。1965年被令往成都。1966年被押回北京，监禁于[北京卫戍区]部队驻地。1967年在北京20 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将肋骨打断。1973年因患癌症被关押在[解放军总医院]。1974年11月29日病逝于[北京301医 院]，时年76岁。其骨灰被秘密化名为“王川”，以一个陌生平民的死者身份，移至[成都东郊殡仪馆]，险些遗失。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那句话怎 么说来着真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1960年/捡菜叶的市民   -1960年/饥荒-   以往，人们通常把1960-1962年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哪是什么自然灾害，纯属是“大跃 进”极左路线的“人祸”闹的。客观讲，自然灾害是年年有的，至今也免不了。而当年12月28日[新华社]在报道中虽然说“全国各地农村遭受了近百年没有过 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云云，但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是颇值怀疑的，因为那时的媒体在大跃进时期连“亩产12万斤”的大瞎话 都敢说，何况其他。事实上，农业方面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主要是因农民们也都发展工业、大炼钢铁去了，哪还有人下田种地。加之[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大锅饭”政策，自己家里用不着做饭了，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嘛，所以，国家的饭，不吃白不吃，直至把粮仓吃空。   自1960年始，全国皆闹粮荒。其实早在1958-1959年间，各地的粮食供应便一天比一天紧张了。1960 年8月，中央紧急发布了《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同时要求各地的粮食供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式。但即使是所谓的“瓜菜”，也 种不出多少。饥荒大面积降临，仅城市机关与高校中，因饥饿造成的浮肿人数便相当可观，当年有报道说，重庆九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 太原的十四所大学则为13.5%；山东省[财政厅]则更高达35%......本年底，[财政部]所统计出的因“大跃进”运动给国家带来的财政赤字，已高 达81.8亿元。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难道怨天么？ 固始陈琳水稻大丰收（1961年8月/魏德忠摄）   -1961年/吃饭-   “新中国”成立幷发展了十年多，民生最基本的“吃饭”竟成了大问题。1961年元月14日，中央劈头就在八届九 中全会上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口号，幷宣告“大跃进”结束。全会还指示今后的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主要任务，重点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 业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大办农业，解决吃饭问题。吃饭，多么基础的问题啊，美好的社会主义乃至眼看着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在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了十年多后，竟然让国民把肚子给饿着了，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倘若放草民们自个散养呢，是否比让他们领导着强？ 3月23日，《农业60条》出台，其中提到了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重新开放集贸市场。而“公共食堂”仍继续办，只不过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了。5月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湖南省谈 农村工作问题时，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实行“包产到户”，此也为其日后遭到批判埋下了伏笔。6月19日，中央又出台了《商业40条》，主要指示“城乡互助/内 外交流”。9月16日，又出台了《工业70条》，规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防止瞎指挥。同时强调要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让广大职工参与企业 的管理和行政监督。总之，这些条条依旧是在领导着国民步入“正确的轨道”，至于是否正确，还是走着瞧吧。   雷锋骑借来的摩托车拉风的照片 -1962年/雷锋-   这一年本博出生。这一年，有一位叫雷锋的解放军叔叔(汽车兵)，因意外事故殉职了。这一年，军队开始酝酿着把他树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于是，我觉得凡1962年出生的，大概皆是雷锋的“转世灵童”。被精心策划、包装宣传的“雷锋精神”，从我出生的那年起便教育着此后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雷锋精神”是什么呢？是“干一行爱一行”，是“艰苦朴素”，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种精神因被广泛宣传，乃至已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衡量“好人”的标准，尽管今天想来皆是反人本、反人性的，甚至也皆是为达成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一个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或工作，未必从心眼里热爱，更多情况下，不过是出于生存压力而已。换言之，谁不愿意 闲着呢？谁不愿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呢？而人性的常理其实与“干一行爱一行”正相反，是只有爱一行，才有可能干好那一行。他自己不喜欢、不愿意 从事的劳动或工作，执政者靠“淫威/压服”的手段硬要他热爱，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爱在嘴上”。所以，执政者所宣传的“干一行爱一行”，不仅剥夺了人们自 由的选择权，同时也隐含着执政者让你干什么、你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极权目的。   而“艰苦朴素”亦是反人本、反人性的，中国人难道人人愿意自己所穿的衣服、袜子之类皆如雷锋那 样补了百八十个补丁么？皆愿意过穷日子苦日子么？不是的，执政者之所以要如此宣传，我看正是要遮掩乃至逃避他们对这个国家执政方向的错误与执政能力的弱 智。执政者若没有让国民过好日子的执政能力，是要下台的。然而，他们肯下台么？肯放权么？退一万步讲，他们肯对要求过好日子的国民负责么？肯认真工作、积 极想办法、为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做奉献么？尽管执政者天天也是这样对国民说的，但看中国那些年穷凶极恶的实际状况，便可明白纯属一派谎言！你执政者没本事让国民过上富裕日子，反过来却要求国民“艰苦朴素”，且把那些正常追求吃好、穿好、活好的人批判为资产阶级，居心何在？ 那“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拧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意味着你就是个小马仔、小粒巴、小土坷垃、小灰尘，要听话，别乍刺，别有意见，老老实实低头干活儿，甭想要什么权利，也没人拿你当人；你若敢反对，就捏死你、废了你。呵呵，不要小看了雷锋，他虽只是个大头兵，也死了，但仍可利用这个死人来“罩”全国人民，来达成执政者自身随心所欲地对国民实施极权统治的目的。今天我只想说雷锋是无辜的，而真实的雷锋其实打心眼里也幷非“干一行爱一行”，幷非愿意“艰苦朴素”。否则他就不会有穿皮夹克、戴英格纳手表、借人家摩托车拉风所照的照片了。   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   1963年/文艺   这一年，电影《李双双》火了，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其实在那年头，只要是公开发表的文艺作 品，八成都能火，作者、演员五六的也都能很快出名。因为文艺媒体很少，能够符合党的文艺方针、文艺标准、文艺趣味且能获准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很少。那时的文 艺人之所以很看重发表，原由多半如此。媒体皆控制在官方手里（其实如今也一样/只不过网络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官方垄断言路的独霸局面），文艺人只有官方的 出口，所以，报刊杂志广播电台之类的编辑工作，也牛逼大了，他们手握言路的生杀大权嘛！当然，真正的生杀大权幷不在编辑手里，而在行政官员手里，他们尽管 不懂文艺，却明白政治风向。而文艺是不能随便乱写乱说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只是个幌子，为政治服务才是根本。 5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特别强调“要真实地表现新 的人民的时代/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和工农兵相结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它的前提是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竞赛和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云云。这话表面一听，似乎没啥毛病，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因为文艺这东 西，幷非命题作文，而是自由创作，用不着别人领导或指引方向。与工农兵结合也好，不结合也罢，关键不是在于你创作的东西究竟有没有人欣赏嘛。倘无人欣赏， 那是自己没本事，作者也不会怪别人乃至国家。换言之，我写成写不成、写好写坏，你管得着嘛！我不用你告诉我跟谁结合，也不用你告诉我“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是党对文艺工作坚定不移的政策。若真要文艺百花齐放，就该撒手闭眼，各种花才能开出来。况且，官方所说的百花齐放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所谓的“百花”，也就只能是牡丹花里的一些小变种而已了。可是，文艺凭什么只为工农兵服务？凭什么只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那 句话我愿意给谁看就给谁看，你不爱看，可以闭眼嘛！ 事实是，人家不仅不闭眼，还要时刻睁大了眼睛盯着你，不让你随便服务。只要跑出了工农兵或社会主义这个圈儿，就捏死你。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批示说“彭真-刘仁同 志/此件可以看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 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云云，你看，毛所谓“死人”的意思就是抱怨文艺行政管理部门有撒手闭眼、不管不问的现象，所以他不满意，怕文艺人的创作没 按照他指出的方向走。是啊，文艺倘皆按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只朝东边走，那还叫百花齐放么？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但当年的文艺人就是那么傻，误以为工农兵不就已是好几种了嘛，再加上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多丰富啊，花色品种简直海了去了......但等你一创作出来，可就傻眼了；倘再挨批挨斗，就更懵了。 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罢，只要是带着前提的，就皆属“伪命题”。我可以进一步说只要中国“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之类的文艺行政管理机构存在一天，就不会兑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全是骗人的！我的话说完了。   -1964年/二子-   1964年2月，中央号召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之所以要学大庆，是因大庆油田自1960年开采三年来，已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且吃苦耐劳，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学习典型。农业之所以要学大寨，是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能在贫瘠的荒山上开辟梯田，不要国家一粒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学习典型。在树立了这两个典型的同时，也树立起两个典型人物，一是大庆油田的钻井队长王进喜，一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王、陈二人那几年也屡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幷由工农业一线基层单位的积极分子迅速跳级升迁，至1968年时，王进喜已官至大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市级），次年便成为中央委员，且进入主席团成员。而陈永贵早在1967年便升任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省级），1969年同样成为中央委员，1971年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则直线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则干脆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王进喜倘若不是在1970年病逝的话，也一定会在1975年荣升国务院副总理的...... 问题是，在一线基层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人，未必就具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水平与能力。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毛泽东及其执政党不明白么？不是的，他们明白极了。之所以将这些无甚文化学养的工农提上来，一是头脑简单、听话，在权力上构不成威胁，也识不破高层政客们的花花肠子；二是知恩必报，表面上也能让穷苦人感受到党和毛主席对工农大众的深厚恩情，更加心甘情愿地做奴才（谢主隆恩啊）；三是即使在中央或国务院给他们一官半职的，在重大或关键问题上，他们其实也无权，也说了不算，整个一群木偶般的傀儡，小线儿永远攥在极权者手里。 选拔国家高层管理者或领导人，竟然是以在一线基层单位“体力劳动”的表现优劣为标准，而非治国才干或管理才能，中国执 政党的这一做法堪称举世罕见，简直就是拿管理国家当儿戏。况且，从中央到省市乃至区县各级的官员，自1949年以来的六十年间，也皆是自上而下“指定” 的，如此一群幷非是由国民信任与认可的人，始终在管理着这个国家与国民，包括国防军事、外交援助、城市规划、基础建设等等。这些直接关乎民众或纳税人利益 的重大权力，谁赋予他们了？他们凭什么拿着国民乃至纳税人的血汗钱自作主张？凭什么想援助朝鲜100亿美元就援助赠送了？凭什么想把城市弄成什么样就弄成什么样？这林林总总的权力数不胜数，哪一个是国民赋予的？ -1965年/海瑞-   1965年末，上海《文汇报》对明史专家吴晗创作于1960年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可谓是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这部历史剧的写作初衷，其实是为配合毛泽东在1959年曾针对一些人不敢给党和中央高层提意见、不敢讲真话、且提出要学习明代官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而创作出来的。1959年的历史情境正值“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而“反右”之前是“鸣放”，正因在“鸣放”阶段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给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提意见的号召、提完了意见就被全被打成右派的教训，所以就没人敢说话了。   吴晗配合政治宣传，写了《海瑞罢官》，1961年元月在北京首演，大获成功，颇受观众好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嘉许。但到了1965年，情形就不同了，主要是因1958年就被毛泽东罢了官的彭德怀，又三番五次地上书申诉，引起毛的反感。其实早在1962年，江青就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主要是因在一次饭桌上，毛与吴晗谈历史，江青插嘴，被吴晗指出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后来，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这部历史剧虽然可鼓动某些人继续提意见、以便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但同时似乎也顺便歌颂了因直言批评“大跃进”而被他罢了官的彭德怀。而1965年当姚文元写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幷发表于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后，毛似乎忘记了几年前他曾嘉许过的这部戏，来了个180度大掉头，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又大加赞扬，幷指示各大报纸一是要转载此文，二是要出单行本，三是要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因拒绝转载《文汇报》的批判文章，遂被免职。此后《人民日报》虽不得不转载此文，但加上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编者按。1966年初，伴随北京几大报纸的批判文章，迅速引发了全国各媒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高潮。吴晗自然也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幷被关入监狱。1969年10月11日，他在狱中吐血自杀。其妻袁震被折磨至死。养女吴小彦亦因精神错乱而自杀于精神病院。   图为1966年8月18日/北师大附中学生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标    -1966年/文革-   1966年元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2月3日，五人小组就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拟定了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主要强调文艺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在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其目的就是防止将文艺批评衍生扩大为政治运动。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然而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的 谈话中，却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说这份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北京市和中宣部皆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扣压左 派稿件，是阎王殿。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就得解散，五人小组也得解散。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与此同时，毛还点名批评吴晗、廖沫沙、邓拓写的《三家村夜话》以及邓拓的《燕山夜话》，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毛泽东在杭州的若干次谈话，被整理出一份纪要交给时任毛泽东贴身秘书的田家英手上时，田家英觉得有些话是毛泽东随意说的，尤其是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部分内容，不便公开出去，便自作主张删减了一些。此事被江青抓住后大做文章，指责田家英是“篡改毛主席著作”。5月22日，田家英突然接到令他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以及让他全家搬离[中南海]的通知。次日，田家英便死于[中南海]，结论是自杀，但也有人怀疑他杀。 a 5月16日，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其内容，一是决定撤消“文革五人领导小组”，彭真、陆定一等被撤职；二是批判《二月提纲》，且列举了十条错误，幷定性为违反毛路线，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三是重新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此通知一发，北京首先就乱了，文艺界开始大批“三家村”，5月18日，邓拓自杀。   5月25日，署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七人，率先在校园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以严厉逼人的语句，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三人进行批判，大字报称“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云云。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全文抄送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毛批示说“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等十多人决定以后他们所写的大字报，均以“红卫兵”署名。于是，“红卫兵”这个名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开。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且毛所说的“司令部”其实正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幷指责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毛借文化革命要打倒刘少奇，主要是因自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60年饥荒以来，毛的治国方略屡屡失败，不得人心，而刘少奇在那几次运动中一直属于不断的“纠错者”，故在中央及地方，其威信与地位迅速上升。   8月18日，伴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革终于轰然爆发。那天，有数万名红卫兵以及100万北京各界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之女时为[北师大附中]学生的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袖标。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据说宋彬彬此后曾一度改名为“宋要武”。毛的 这句话，其实也直接煽动了文革“武斗”在全国的全面开始。而此后的8月22日，[公安部]也配合红卫兵造反，发出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 定”，规定强调“不准以任何理由出动警察镇压学生/不准开枪/空枪威吓也不行/除杀人放火投毒者外/运动中一律不准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校园/遇有打架 行为/警察可以劝解/若革命学生揍了警察/则坚决不准还手”云云。这个规定直接导致警察对红卫兵以及学生的一切暴力行为从此开始袖手旁观。8月23日，著 名作家老舍便是在被造反派与红卫兵加以暴力凌辱后，投太平湖自杀的。9月3日，翻译家傅雷及夫人亦在上海被暴力揪斗后，因不堪凌辱而双双自杀......   11月25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毛在寒风中坚持了4个小时。次日下午，毛泽东在林彪的陪同下，乘敞蓬汽车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红浪翻腾，两天来人数高达250万，领袖崇拜终于登峰造极。12月25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率5000多名师生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第一次公开点名提出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名誉教授S.施拉姆，他在总结“文革”及毛泽东时说“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权的也是毛/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词汇的仍是毛/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2012/01/27  联合早报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 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 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译：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