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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一三之歌/毛泽东盛怒/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中国富人/共产党的触手/梁祝
發佈時間: 2/16/2012 1:53:38 AM 被閲覽數: 7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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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ko Suwanai] -《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Butterfly Lovers Violin Concerto

来源: 古典音乐花园 于wenxuecity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諏訪內晶子在上海大劇院演奏,2009年紀念梁祝誕生50週年。日本美女小提琴家Akiko Suwanai諏訪內晶子出生於東京,是「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大賽首獎」史上最年輕的得主,也是少數能同時在「帕格尼尼國際大賽」、「伊莉莎白國際大賽」以及「東京國際音樂大賽」勝出的演奏家。放棄在二十歲之前踏上國際樂壇的機會,換取未來更為長久的演奏生涯與更深刻的音樂詮釋,其實是相當聰明的抉擇。十五年之後,獲得海飛茲生前御用銘器:史特拉底瓦利名琴「Dolfin」,所散發出來的透明度,被譽為演奏之中兼具魔鬼完美技巧與成熟音樂內涵。(zt)

 
 
 
 
 

七七一三之歌

 

 

(献给复旦新闻系七七级诸同学并请斧正)

 

 

 

你可有精神的家园?

不论身在何处,                   

总会梦绕魂牵!

 

你可有心灵的密码?

只要轻轻点击    

就会心潮翻卷!

 

你有、我有、他有

这就是复旦!    

这就是七七一三!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

你在山东、我在塞北、他在海南......

有人做工、有人当兵、有人种田......

 

有的娇儿绕膝,

有的贤妻相伴,

有的还是懵懂少年。

 

冥冥中谁把线来牵, 

首届高考的志愿栏里,

我们填的都是复旦!

 

春天里、浦江岸,

六十条才女好汉,

汇聚成七七一三!

 

可记得课堂上的探讨,

可记得熄灯后的卧谈,

可记得实习时的磨练......            

 

经历思想解放的洗礼,

饕餮名师执掌的盛宴,

那可是激情燃烧的四年!           

 

曾经幼稚、曾经肤浅,

曾经勾心斗角,

曾经口无遮拦......

 

不同的价值观念,

各异的生活习惯,

碰撞中我们变得深邃丰满。

 

练成著文章的妙手,

铸就担道义的铁肩,

七七一三谁不是豪气冲天!

 

十里洋场的香风,

熏陶出小资的情感,

无论江南小妞、北方大汉。

 

建一个温馨时尚的家庭,

让生活五彩斑斓,

对未来谁没有甜蜜的期盼!

 

忘不了毕业前的合影、赠言......

忘不了聚餐时的豪放、缠绵......

满怀期待,我们告别了记者的摇篮!

 

三十年栽培浇灌,

现在是丰收的秋天,

回首过去你会有怎样的感叹?

 

为参天大树喝彩,

我等青青小草,

同样生机无限!

 

与怒放的鲜花相伴,

我等幽幽绿叶,

也把春天装点!

 

你有你的芬芳,

他有他的娇艳。

五光十色才是七七一三!

 

说不尽的喜怒哀乐,

道不完的苦辣酸甜,

三十年谁没点独特的体验!

 

成功是努力的回报,

挫折是上苍的磨练,

过去的一切都是对未来的铺垫!

 

让我共享你的快乐吧!

你的辉煌,

能使我信心增添。

 

让我分担你的痛苦吧!

同学一场,

理当携手并肩。

 

六分之一的七七一三,

在港澳、在东瀛,

在大洋的彼岸......

 

事业可顺达?

身体可康健?

GOD BLEES YOU,七七一三!

 

多少年未曾相见,

还记得你的名字和笑颜,

咱可是五百年修成的缘!

 

抽点时间、带上家眷,

回来聚聚、互相见见,

咱们都不年轻,可别留下遗憾。

 

从那遥远的天国,

也传来七七一三的祝愿,

愿我们快乐、祝我们平安!

 

那是隔不断的绵绵思念,

那份情,

沉甸甸!

 

有的人年过花甲,

所有人鬓发霜染,

我们的内心呵春意盎然!

 

多少美景值得欣赏,

好好拍吧,

数码相机不用胶卷!

 

多少宏愿等待实现,

好好干吧,

我们的字典里没有赋闲!

 

多少亲人值得眷恋,

好好活吧,

陪他们再过四十年、五十年!

 

烧一手好菜,唱两曲名段,

品美酒三盅,搓麻将四圈,

这些国粹呵也需要承传!

 

敬佩你的执着,

还在股海里腾翻,

国库里每天都有你的奉献。

 

当个勤奋的驴友吧,

去巡游美丽的河山,

趁国泰民安、趁腿脚灵便。

 

让我们做个约定吧,

相会于2012年的春天,

不得缺席、违者罚款。

 

不负时代,不负苍天,

无愧亲人,无愧复旦,

这就是我们,七七一三!

 

 

 

 

   

 

刘强     2011.4.28 草成           于西安

 

2011.9.29 改定 

 

來源:邦泰

 

 

 

 

慨一下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来源:
 
 
20121,是大学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国内同学的纪念聚会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据我向周围朋友打探,七七级今年的紀念活动,声势很大,就好像全国七七级的同学都动起来了似的。我也想回校参加活动。可惜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插着公司,要想专程回去一趟,实在有点儿奢侈。不过,纪念活动还真是撩起了一点儿怀旧的心情,激活了这么多年想说说七七级的 “年级情节”的愿望。不为竖碑立传长篇大论,就图了个愿。

 

我一直觉得七七级跟其他年级有点儿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是七七级的就这么说。首先七七级进校就跟所有其他年级都不同。从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中间有十年空白。在这期间大学要么关门,要么进不进大学与读不读书一点儿关系没有。只有那些真正想读书又爱读书的人,才会在政府反复明确宣布书最好不读,读也白读的时代,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为读书而读书。要不说七七级有点儿书本气呢。读书在当时可能只是排遣或爱好,但却无意中为那场姗姗来迟的高考打下了基础。要知道,从19771021日宣布恢复高考,到19771210日开考,中间只有六周时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准备。因此,那次高考拼的是老底,拼的是到工厂到矿山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书本没丢基本功还在。有的七七级同学觉得自己能从570万考生录取273万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定很聪明,素质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七七级胜是胜在小李飞刀出手快,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又有人说77年的试题特别浅,所以七七级占了便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竞争都是横向的,胜负定于一拚。纵向比没有意义,就像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相对论就比牛顿聪明一样。七七级的同学会说,给我一点时间复习,我会考上更好的学校。所以还是那句话,77年考试是一个突然袭击。面对突然袭击,仓促上阵,能够攻城拔寨,就算七七级对此有点儿得意,也不能算目中无人忘乎所以吧?有贾岛“剑客”为证:“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

 

对于一些七七级同学来说,入学也有点儿惊险。人民日报19771021日头版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是这样界定招生对象的:“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我相信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反反复复逐字逐句地读过这段文字。坦率地说,这个通知写得有点儿粗糙,文字前后反复语气含混。光年龄就划了三条杠: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岁,放宽到三十岁。另外又加了三个括号来扩大范围。文字表述也不清楚,什么叫“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通知是一个紧急决定的产物。事实上,虽然八月六日已经决定恢复高考,但直到九月二十日经邓小平批示,教育部才最终决定停止原定的七七年推荐招生而改为恢复高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改变,不仓卒才怪。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怎么感激邓小平都不会过。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通知没有为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关上大门。我是初六八级的,过了二十五岁,又没上过高中。通知中没有明确说可以报考,但也没有说不能报考。让不让考,就看单位怎么解释这份发挥空间很大的文件。我宁愿相信这种发挥空间是一些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对读书上学报有发自内心的认同的人们的蓄意而为。耐人寻味的是,从我们这批人入学还算一帆风顺来看,社会和单位对于上学读书的支持和尊重,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做着大学梦的毛头小子的预料。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对读书和读书人的抬爱,不是十年对文化的反动所能颠覆得了的。

 

七七级入学是七八年三月的事。七八年是个什么年代?那是刚从文革走出来的年代。我们年级一位有心的同学,保存着当年学校发给每位新同学的欢迎词,弥足珍贵。我借花献佛,把它贴一段在这里,作为纪念。欢迎词是这么写的:“新入学的战友:红梅报喜讯,战鼓迎新春。十一大路线指航向,抓纲治国见成效。看,神州大地春满园;听,祖国四方传捷报!在这举国欢歌庆胜利,万马奔腾齐跃进的战斗声中,我们满怀革命激情,热烈欢迎你们—---又一批朝气蓬勃的新战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亲爱的新战友!你们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选拔,担负着社会主义祖国赋予你们的历史任务,即将踏进大学的校门。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华主席抓纲治国英明决策的丰硕战果!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召唤!让我们并肩战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奋勇前进吧!”这些文字今天读起来,恍若隔世,其文风和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幸反复聆听并摇头叹息的北朝鲜纪念金正日逝世的文宣有几分相似,在读多了北岛舒婷王朔韩寒李承鹏们之后,我们也许会对这些文字报之一笑。但如果我们因此对它们取倨傲轻慢的态度,就是对历史不敬了。这段欢迎词用很八股的文风所记录的,是一个不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们自己都是历史性的时刻,又岂是北朝鲜的廉价煽情可比?坦白地说,它们今天读来甚至很亲切。人就是这样,在知道再也不必担心走回头路之后,走过的山路也就显得不那么崎岖艰辛了,路上的别样风景甚至会留在心中。我还记得当年读到这些文字时的喜悦,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如今,经过三十年的打拼,七七级迎来了毕业三十周年。七七级的年龄跨度大,到今年年纪大的同学很多已经退休,年纪小的也已进入不惑之年。就大多数同学而言,事业上大局已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感情的疾风暴雨早已平息,年轻时的打球跑步熬上一夜第二天照样上课的精神头已不见踪影,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件时不时的会要求关照。这就是今天的七七级。而再过十年,当七七级下次聚会纪念毕业四十周年的时候,保不准有些同学会永远地离开了。(但愿不会如此!)岁月催人,因此这次同学聚会难免有些伤感沧桑的味道。然而,相对于重新集结的喜悦,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气应当还在。当再次相聚,我们可以把许多过去没有讲后来又不能忘的故事重新讲过,去掉一些青涩,添上一些老成,灵犀一点,来一次回到青春时代的时空穿越。我们可以再经历一次灵魂的朝圣,相逢一笑,洗净铅华。这样的聚会人生又能有几次?这样的同窗之谊一个人又能有几多?所以,让我们祝福这毕业三十年后的重逢。

 

 

77、78级现象

 

 

 

2012-01-31


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到中学几乎都是在运动中度过的,基本没有很好的学习过文化课。什么文革,学工,学农,学军,写大字报,捡粪,拉练,串联,批师道尊严,判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等等等等。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从来没有的现象,却被我们这些人亲身经历和实践了。

说到感恩,我们这两届人都感谢一个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今天,他就是邓小平。没有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难逃上山下乡的命运,中国也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尽管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如果没有邓的改革开放,中国就很难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现象,美国也不会有430万华人。看看三十年前的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天翻地覆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曾几何时,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当年有种说法是如果大陆的上GPD高于台湾就谈统一,现在没有人说这话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白怎么一回事大陆就有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而且大大超出了他们给出的条件。我和许多去过台湾的陆客聊过就没有不说台湾落后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进行的就是高招制度改革,废除"文革"中一度实行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恢复高考制度和相应的教育体制。当年冬天,"77级"参加考试并于次年春天入学。紧接着,"78级"春天考试,秋季入学。都说这两届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大学生中最刻苦的人,这话一点不假。我们幸运的抓到机会,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幸运,但同时深知机遇来之不易。我们努力刻苦,发愤图强,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这代人从一入大学就被社会的需要赋予了历史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77、78级"大学生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也是社会的怪胎,没有很完善,系统的知识结构,更多的是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励练出来的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只有中国社会才能出现77、78级现象,就像只有美国社会才能出现黑人总统一样的不可思议。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不如说我们是被赶到历史舞台上的一群草根。对社会我们担负了回避不了得历史重任,对家庭我们同样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我们是即深刻又浅薄,即骄傲又自卑,即传统又开放,什么都董又什么都不懂的矛盾混合体,是用小米加步枪样的知识结构投身到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去,在不知到自己到底半斤八两就被推到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一群人。 

30多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那两届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文革"十年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教育。 政坛"77、78级"现象耐人寻味,从政治对教育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下放权力、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另一方面,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2年,确立了新的干部人事工作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建立干部任职期限制度和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选拔方式,在传统的委任制基础上,探索实行公开竞争的选任制和考任制,从群众公认、有能力、作风正的同志中选拔领导干部,不仅拓宽了领导干部的来源,而且激发了人们干事业的热情,为年轻干部特别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成为干部队伍的生力军。

可以说"77、78级"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现象,而它的出现从宏观上来说是必然的,是与社会需求、时代机遇紧密相连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这样一批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77、78级"现象的出现也有个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因素。这些人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展现出突出的个人因素:因在社会底层磨炼多年,凭着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有着较强的奋斗精神,所以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由于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在工作岗位上易于较快地与他人形成适当的人际关系,等等。但是,一个人能否得到提升,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机会的出现,而机会并不是同时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单位的内部环境、内部风气,上级领导的赏识;又如,个性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结局,等等,都对人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是这两年入学的学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后因腐败而落马的。

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绝大多数人成为当今社会的骨干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但是,能否成为领导者、特别是能否成为高级领导者,则有一定的个体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总体上讲,"77、78级"所展示的共同特点,足以使人们从共性上分析历史的必然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77、78级"现象终会成为历史的名词,新一代各级领导者将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中坚,这在基层乡镇乃至县级领导班子中已经显露出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77、78级"现象会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独具色彩的一笔。

由平凡往事张贴   wenxuecity
 

 

华盛顿纪念塔内200多英尺高度第十层内壁的汉字碑文(组图)


2012/01/30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松龛徐继畬像 清代画的神子,民国太原美丽兴照相馆摄,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克林顿:徐继畬直探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核心理念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正如我在同江主席的记者会上所说,我们自己为了达到这些理念也还在不断追求。美国的立宪先贤了解我们永远达不到完美境界。他们说,美国的任务就是不断的“组成更完美的结合”,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会完美,但我们总得不断努力改善。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White House, where I live in Washington, D.C., the monument to our first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dominates the skyline. It is a very tall obelisk. But very near this large monument there is a small stone which contains these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established titles of nobility and royalty, nor created a hereditary system. State affairs are put to the vote of public opinion. This created a new political situation, unprecedented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How wonderful it is. Those words were not written by an American. They were written by Xu Jiyu, governor of Fujian Province, inscribed as a gift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our nation in 1853.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at gift from China. It goes to the heart of who we are as a people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freedom to debate, to dissent, to associate, to worship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state. These are the ideals that were at the core of our founding over 220 years ago. These are the ideas that led us across our continent and onto the world stage. These are the ideals that Americans cherish today.

       As I said in my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Jiang, we have an ongoing quest ourselves to live up to those ideals. The people who framed our Constitution understood that we would never achieve perfection. They said that the mission of America would always be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 in other words, that we would never be perfect, but we had to keep trying to do better.

        ——节选自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

http://www.xujiy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

         

 

 

 

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

2012/01/30 

作者:戴维•皮林


几年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年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

他表示,多年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日本在过去20年经历的、以及美国和英国现在正经历的情况是,即使利率为零,人们还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们只是一味地还贷。”如果他说得没错,那么西方经济体将可能进入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下面这一点或许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东京至少还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

西方的困境令东方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当然,关于这一主题出现过多种变异,比如更具干预色彩的政府。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试验,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和印度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都遭遇了惨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由此放弃了共产主义。1991年,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因为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所言,它们的经济在同一条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现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他表示。在印度,人们深深担忧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和西方金融推动下的增长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甚至中国经济也在放缓,少数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可能出现硬着陆。

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年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关于政府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从金融监管到产业政策的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银行的角色。在亚洲,银行的职能通常较为狭窄,其角色是把资金引导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

亚洲或许忍不住会坚持其狭隘的模式,不仅因为这样的银行给经济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为在危机时期更容易对它们进行“围护”。自2008年起,北京方面就发现,保持银行的驯服、并通过它们以固定利率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亚洲各国政府已经看到了放松银行管制的危害,它们为什么还要向“更复杂”的西方银行模式转变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这样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中国应该继续走开放经济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导的银行在根据政府指令分配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陷入麻烦——也确实陷入了麻烦。亚洲开发银行的李昌庸表示,让亚洲经济体放弃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是错误的建议。“如果不飞,就不会有事故,”他举了最近西方灾难的例子。“西方有许多飞机,所以会有坠机事件。那么,我们应该不要飞机吗?”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平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它鼓励创新、无所不能,并且促进个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样明显。它非常多变、对员工残酷,并且在经济低迷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他更偏爱北欧的高税收、相对平等、较少发生盛衰循环的制度。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和韩国有点接近这一模式。

在受够了西方的说教后,亚洲人现在或许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困境中获得一些愉悦。但亚洲唯一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国家,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巩固优势地位之前,经济就陷入了停滞。中国建立了在贫穷国家实现高增长的机制,但它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在不对其进行“大修”的情况下,赶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内,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预,也可以减少计划。在亚洲许多国家,这些政策选择尚有待讨论。不过,在选择的压力猛然增大时,大多数人都信服资本主义,并且,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国家,将只能依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市场机制和激励的力量——确实得到显现,”李昌庸表示。“一些资本主义的要素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为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1967年毛泽东盛怒: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办不到


2012/01/28 


党史文汇

核心提示:2 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

 

 

中国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 看完之后你就郁闷了

2012/01/31 


凤凰博报  

中国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在过去六年中飚涨了70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富,也说明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更提醒中国政府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矛盾,急需从收入分配政治体制上进行大刀扩斧的改革了。

过去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七年翻一倍。尤其是从2005年超过意大利后,经济大跨越的步子就没有停止:2006年,超英国;2007年,超德国;2011年,超日本;在不远的将来还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除了GDP,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总额的1/3。

而2011年中国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总额已是2005年的70多倍。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以2010年年末为准,中国千万富翁达96万人,亿万富翁也达6万人。2010年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消费额高达190万元人民币。有着“海上劳斯莱斯”之称的英国圣汐克2010年和2011年仅在中国就售出大约20艘游艇。这款豪华游艇的单价为100亿韩元。

在欧美经济陷入困顿后,中国俨然成为欧美豪华名车的救赎者。一辆在海外基本售价达24万5000美元在中国售价高达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劳斯莱斯,2011年的销售量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劳斯莱斯全球最大的市场。

英国《每日邮报》春节前以“奢侈品商店准备收货‘北京磅’”为题报道,伴随着中国龙年,商店正在准备从遥远的东方购物者手中收取成千上万的财富。世界奢侈品协会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发布报告称,预计圣诞、春节期间,中国人在海外消费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10年,美国十大新闻热词“中国崛起”排名第三,2011年美国智库最新岁末盘点说,中国崛起潮流依旧,不过这回贴上了“有钱”的标签。在美国复苏无力、欧洲沦陷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俨然成了最扎眼的“大款”。“现金富足”“富豪财富总值全球第二”“中产阶级崛起”……法国《看板》杂志甚至称,2012年G20峰会上最有发言权的国家将是中国,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有钱。

中国富豪总身家六年飚涨70倍,普通百姓过去六年间的收入增长情况又如何呢?国家统计局公告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2011年为6977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14倍;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民币,2011年为21810元人民币,2011年是2005年的2.07倍。

统计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六年仅增长了2倍左右,如果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收入增长微乎其微。统计数字显示的是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意味着,还有很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被过高的收入者平均拉高的,真正达到平均收入线以上的并不占多数。

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中国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之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民政部官方的统计数据。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有近亿人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维生,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数字庞大的群体被社会所遗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中国金字塔上的富豪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欧美乃至亚洲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他们对中国经济除了攫取就是掠夺;只有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抑或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属于所谓的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和教育医疗开支,他们随时都会沦为贫困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而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并没有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调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所以不统计这一指标。

国家统计局没有能力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不等于别人就统计不出来。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到0.18,19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世界银行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即使不是当今世界最大,也属于最大之一。贫富悬殊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统计部门为此装聋作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权贵官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在香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日薪也不会低于600港币。

 

《纽约时报》让中国的苹果“包身工”受关注(图)

2012/01/30 


联建科技公司中毒工人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长篇报导,披露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生产条件恶劣、员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情况,在美国引起广泛反响。目前已有媒体呼吁消费者抵制苹果产品。

1月25号,《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iPad是以人为代价制造出来的》长篇报导(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该报导以详细的资料描述了在中国苹果代工



厂中工作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困境;文章的矛头特别指向台湾鸿海集团属下的富士康科技有限公司,指富士康存在让工人超时工作、车间环境恶劣、无视工人健康状况等问题。

*美国媒体呼吁抵制苹果产品*

虽然美国媒体以前不断刊出类似的报导,但是没有一篇文章象《纽约时报》的报导一样一石激起千层浪。最近几日,让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闻风丧胆的“抵制”一词频频出现在美国媒体上。1月26号,《洛杉矶时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以《消费者是否应该抵制苹果?》作为标题促消费者进行思考。

著名的《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丹·里昂(Dan Lyons)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这种做法太“野蛮”,不过最终责任并非在苹果或者其它的电子产品公司那里,而是在我们消费者这里,消费者必须要求(那些公司)做出改变。

《福布斯》专栏作家彼得·科恩(Peter Cohan)也加入了讨伐苹果的行列。他在一篇名为《23个人死于制造你的iWorld:是否到了抵制苹果的时候了?》的(23 Died Building Your iWorld: Time to Boycott Apple?)文章中说:如果把所有因制造iPhones和iPads而死去的人数加在一起的话,那会是个很惊人的数字。”

*人权组织希望苹果善待工人*

长期关注苹果代工厂劳工状况的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项目干事陈诗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苹果公司关心的只是产品进度和进货价格等问题,对代工厂中员工的权益可以说是漠然置之。陈诗韵举了屡次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和车间爆炸事件的富士康为例,她说:“其实富士康把员工的权益放得很低很低,虽然他们设了员工关爱中心,或者办了很多活动,我们也只是觉得那都是一种公关手段。富士康根本就没有任何诚意去检讨他们的生产流程,或者是他们的管理模式会不会(对工人)构成很大的压力。”

2010年8月份,苹果在苏州的代工厂联建科技公司发生130多名工人因为使用含有正己烷的清洁剂擦拭液晶触摸屏而中毒的事件。苹果公司在2011年公布的《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中已经承认此事,但是至今为止没有给出一个让中毒工人和劳工团体满意的答复。记者在2011年8月份采访中毒工人代表贾景川的时候,贾景川表示,苹果公司对工友们的中毒情况如此漠视,反映了苹果公司只追求公司利润,却无视工人健康状况的丑陋一面。

1月中旬,苹果公司首次披露了iPhone和iPad等产品在全球的156家供应商名单,另外苹果还在其2012年度《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指出,公司确实发现很多供应商在对待工人方面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是并没有切实提出解决方案。

*苹果公司抨击外界批评*

对此,劳工团体表达了强烈不满情绪。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项目干事郑依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苹果至少应该在以下两方面做得更好:“应该提高单价,让代工厂的员工能够有更好的福利和待遇,把产品的利润分配比较均匀。(应该)延长交货期,不要说这星期下订单,下星期就要交货,产品出来之前要有足够时间,这样工人才不会有太大压力。这是品牌公司在对待代工厂和工人方面应该负起的责任。”

近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给公司员工的一封电邮中,抨击了外界对公司的批评,指“任何暗示我们不关心工人的说法显然都是错误的,是对我们的无礼冒犯。”

记者在30日就美国媒体提出的“抵制苹果产品”的言论致电加州的苹果公司总部公关部,但是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记者截稿时,苹果公司都没有任何回音。

VOA

 

 

经济学人:共产党的触手

2012/01/31 

经济学人

在许多都市人类们饕餮的西方杂志的中国版本中,比如《大都会》、《绅士季刊》和《时尚》等,一些行政官员仍然对里面有影响力较大的标题进行详细审查。12月,一群共产党官员聚集在杭州这个东部城市来庆祝一份迷人的期刊——《非国营企业的党建工作》的首周年庆。其中一个人说到,杂志的首年亮相很漂亮。本文所提到的杂志,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加入了共产党如何保持在不断增长的私营企业中的影响力这一微妙议题。

这个主题揭露了当今一些横亘于中国社会核心的最深刻的矛盾。共产党如何才能在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地方维持其控制?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的倒闭动摇了共产党的根基。在过去十年里,共产党的秘密组织部门(它掌握了这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强力政党的人事事务,现在仍未出现在电话号码簿上)优先在私有商业,或者官方语言称之为“新型经济组织”里成立了党组织。在1999年只有3%的私营经济有党组织。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是将近13%。沿海的浙江省称所有雇员超过80人的私营企业都有党支部。

在共产党官员们看来,在私营企业里设立分支不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一个曾经革命的政党仍在同人民大众保持联系。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并动荡不安的时期,官员们希望新的党组织将会维持稳定并让党与潜在的麻烦保持同步。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鼓励建立党组织,这些公司至少需要三名共产党成员。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当地官员阿谀奉承。但是其他的人有着疑虑。他们担心那些“红领”工人,有些时候被叫做共产党员工的,也许会干涉公司的运行。

在国有企业,党委一度控制着员工的生活,监视着一切,从员工的意识形态是否正确一直到他们的生理周期。虽然共产党经常试图把党支部当做行善的典范,但在它们的具体事务方面,党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在明面上出现了。

中国的国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丝毫不带讽刺之意地报道说,去年7月共产党在上海外资公司的支部扮演了“红色动力”的角色,帮助公司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成长。它说一个在英国船舶设备公司的党支部给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写信,建议公司利用本地需求强劲的优势,将更多的业务从英国转移到中国。在接到这份建议后,英国方面高管“眼前一亮”,公司于是执行了共产党的计划。

事实上,党支部是最不可能讨论公司管理意识形态的。甚至在党派内部,也有很少人依旧相信马克思主义。投身私营企业去一展宏图还是维持对共产党的效忠,这种矛盾总是摆在新生共产党员们面前:他们年龄20左右,手握iPhone手机,疯狂地在推特上发言。他们中许多人起初加入了共产党,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校时是最优秀的一部分群体,且将入党视为赚钱之道。

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方,政府征收一种税款,其额度通常是工资的0.5%,来支付私营企业的共产党活动开支。少有人公开抱怨,但是一些人抵制皈依党派。非政府组织——在共产党的措辞中闻名的“新社会组织”——已经证明了渗透是极其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害怕一些人也许会发展成敌对团体,力图让它们维持较小规模。但是12月,政府智库出台的一份报告警告说非政府组织的“党派领导层”需要加强。否则,报告警告说,它们或许会变成“敌对外国势力”的工具。

在一场危机中,中国共产党希望它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帮助劝阻人民举行公开抗议以及向官方提供有关可能的动乱信息。在新疆遥远的西部地区,官方对穆斯林中的分裂动乱组织保持高度警惕,至少在私营企业中的某些党组织希望对潜在麻烦制造者作出汇报。去年官方在吉木尔萨县从私营企业中选举了39名党员来汇集民意和关于“敌情”的情报。一个当地八月份的党群工作报告称,已经通过这种途径收集了九个“有价值的信息”。明显的,一些红领工人仍然把共产党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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