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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西爱国群众 乌有之乡
昨日，由南方汉奸媒体别有用心地挑起的“港人非狗”事端再起波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于1月31日在“港岛各界2012年新春酒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最近，个别内地学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我们对此深表遗憾。这些言论不仅引起了许多香港市民的不满，也受到了许多内地民众的批评。”毋庸讳言，彭清华的此番表态，是针对不久前怒斥部分港人不改洋奴心态的北京学者孔庆东所说的，其主观目的自然是意在息事宁人。
我们山西爱国群众认为：彭清华的此番言论甚为不当，我们对此不得不深表遗憾。彭清华身为我们党和政府驻我国香港地区的最高级干部，却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屈服于汉奸媒体的舆论围剿和话语强势，完全没有认识到此事件背后汉奸分裂势力作祟的问题实质。彭清华此番言论，非但达不到其息事宁人、相安无事的主观愿望，反而会加重香港民众对于内地民众的误解和怨气，助长我国香港地区日益猖獗的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
孔庆东言论究竟有何不当？哪句话不当？不当之处是什么？彭清华语焉不详。彭清华有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没有仔细看看原视频，我们不得而知。但彭清华还是给出了“不当”的根据，说是因为孔庆东言论“不仅引起了许多香港市民的不满，也受到了许多内地民众的批评”。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引起所谓“许多香港市民不满”就“不当”吗？那么，照此逻辑，香港脱离“大英帝国”回归伟大祖国时也曾引起所谓“许多香港市民不满”，难道回归也“不当”吗？我们党和政府坚决打击邪教也曾引起所谓“许多香港市民不满”，难道打击邪教也“不当”吗？
至于“受到了许多内地民众的批评”，则更是无稽之谈。随便打开网络看一看，就可知内地90%以上的民众都支持孔庆东，你怎么就矢口不提呢？也许你要说90%支持未必，那就请你所任职的政府权威部门来全面认真地作一个民意调查嘛，让事实来说话吧！当然，内地确也有一些人批判孔庆东，甚至谩骂威胁恐吓，但那是极少数，而且其中许多是受雇于境外反华势力的马甲，谁人不知？
孔庆东只不过是做了一次极为平常的有关国民素质的评论节目，有何不当？难道此次风波是孔庆东挑起的吗？难道一小撮人围攻中联办是孔庆东撺掇的吗？如果是孔庆东的言论造成的，如果那帮人仅仅是为了向孔庆东泄愤，如果他们仅仅是出于对孔教授言论的“不满”，则他们何以会叫嚣“结束一黨專政”、“反蝗虫”呢？连他们自己都承认，闹事是“因為一黨專政”嘛！“沒有中共，孔慶東這個中共打手敢說這樣的話嗎”？（见链接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12-01-23/C1063_77102.html） 你怎么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
我们山西爱国群众认为，孔庆东言论究竟“当”与“不当”，你彭清华说了不算。那么，由谁来说才算呢？当然应该由广大群众说了才算，由全体中国人民说了才算。
这一事件，表面看是孔庆东骂没骂、骂的是“部分香港人”还是“全部香港人”、该不该骂的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该不该拥有话语权的问题。彭清华的错误表态，究其本质，还是认为话语权不属于人民群众，只属于少数精英。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孔庆东做节目评价时，说的是“香港很多人还残留着往昔情结，夜郎自大、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人情味”，还会发生这番风波吗？一定不会。而其实，孔庆东只不过是放下了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高知身段，将上述语言转换成了老百姓常用的语言，骂他们“狗眼看人低”而已。称他们是“王八蛋”已经是非常客气了，一般老百姓遇到这种人，肯定会自然而然地骂一句“装逼”，有什么不当？本来就是地铁里那几个香港人无礼无德在先么！你们这个也能宽容，那个也能宽容，连药家鑫李昌奎那样的杀人犯都打算宽容，对吴英这样的死刑犯现在到处有人大叫“刀下留人”，为什么就容不得孔庆东替老百姓骂几句无德之人呢？
很显然，为什么有人总想拿孔庆东开刀，一看到孔庆东被围剿就弹冠相庆、心花怒放？就因为孔庆东的犀利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让他们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他们惧怕的是孔庆东的时评像一面照妖镜，毫不留情地照出了各色大小妖魔的嘴脸。
孔庆东刺激了谁的神经？刺激了那些资本家的乏走狗、落水狗、哈巴狗、张嘴欧美教育闭口国学的假洋鬼子、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刺激了那些自己对号入座的狗奴才。但是，孔庆东的投枪和匕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投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和利益，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动和敬仰，也对比出那些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反对他的人的渺小和卑劣。无论那些苍蝇怎么嗡嗡叫，蚍蜉终归是撼不动大树的，因为大树的根深深地种植在广大人民的土壤里！
资产阶级媒体污蔑孔庆东，无耻文人谩骂孔庆东，走狗汉奸丑化孔庆东，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这本来不足为怪。因为孔庆东自觉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针砭时弊，嫉恶如仇，撕开了富华盛世的画皮，揭露了“文明”背后的丑陋。但彭清华身为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却罔顾事实，是非不分，以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实在是咄咄怪事！
对待孔庆东言论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还是少数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一个试金石。这一事件，揭开的是我国当前现实中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究竟是弘扬社会主义文化，还是资本主义文化？究竟是人民大众掌握话语权，还是少数精英垄断话语权？国家的舆论导向究竟是弘扬正气、主持公道，还是助长歪风邪气？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提出的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你看，我们的伟大导师讲的多么精彩、多么透彻啊！直到今天，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是同样还在犯糊涂吗？我们为什么不多读一点毛泽东的书，多学一些认识世界的真本领呢？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问题，首要的是站稳立场的问题。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对“糟得很”进行质疑，从而认真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进一步坚定立场。这是做人的大前提。立场不同，对于同一样的事情，看法会迥然不同。
大家四顾看一看，说“好得很”的人是怎样的人，那些说“糟得很”的又是些什么人？
这些年，我们和身边的广大群众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越是老百姓看不惯甚至恶心得完全看不下去的事情，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深恶痛绝的事情，越是在被时下的主流媒体一件件翻案。现实中我们也往往看到，卑鄙者在社会中春风拂煦、八面玲珑，而讲道德的好人，却四处碰壁，经常倒霉。真应了北岛的那句名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世界呢？
但我们也还记得北岛在这首诗中的另一句话：“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说起来，彭清华虽然名字叫“清华”，其实倒也是北大毕业的，是孔庆东的师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希望彭清华同志能尽快了解一下事件真相，不要被南方系的舆论轰炸迷惑，迷途知返，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为自己的不当言论“深表遗憾”！
虚伪的法治，虚伪的普世价值——孔庆东骂狗事件证明了什么？
2012/02/02 |
作者：黎阳 文章发于：华岳论坛
虚伪的法治，虚伪的“普世价值”
——“孔庆东骂狗事件”证明了什么？（之二）
“孔庆东骂狗事件”让香港媒体扯出一堆焦点话题大做文章，比如：内地母子乘客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内地居民到香港抢购奶粉、中国人的素质、“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等等。然而所有这些无一不能联系到一条：虚伪的法治，虚伪的“普世价值”。
一．内地母子乘客在香港地铁里吃东西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乘客在地铁里吃东西不是新闻，因此被赶下车才是新闻。因此被赶下车的是弱女幼儿则是大新闻。为把这弱女幼儿赶下车而拉紧急制动闸、打乱整个铁路运行计划、使整个地铁系统当时的所有乘客都直接间接受到影响、事后又沾沾自喜引以为荣作为“法治典范”、还借此引发政治性轩然大波——香港地铁这次即便不算创造了世界记录、有资格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也够得上创造了世界级新闻中的新闻了。恭喜恭喜，可贺可贺——如果不说“可歌可泣”的话。
当然，这类事在种族隔离的时代司空见惯，算不得新闻。但如今香港不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法治社会”吗？法治的核心不是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吗？照片为证，香港人在地铁吃东西抠脚丫没人管，洋人在香港地铁吃东西泡妞打人没人管，唯独这此碰到内地弱女幼儿在地铁吃东西就不依不绕赶下车了。这公平吗？公正吗？一视同仁吗？如此充满歧视的“法治”，虚伪不虚伪？
反复看了相关录象，结合录像上的字幕以及能听得清的普通话，可以证实有如下对话：
母亲：“让我跟你解释啊，一上车我们因为不知道。”“孩子一吃我们赶紧制止了。” 孩子：“怪我。”
某香港人：“大人我都有见放到嘴里吃！”
母亲：“他们撒了，我怕掉在地上，捧在手里赶快往嘴里塞，别弄赃了车。” …… （有人拉下紧急制动闸招来乘警后）
某香港人（对乘警）：“他们在这里吃东西，吃到点心面到处都是！”“谁知她找人骂我！”“你发张告票给她吧！”
乘警：“你们谁在这里吃东西？” 母亲：“Sorry，我听不懂。”
乘警：“不要Sorry，下车再说！”
某香港人：“不要和她讲！他们大陆人是这样的！”“等下下车我骂死你！”
从这些记录在案的对话和视屏画面可以知道几个事实：
1．当事的母亲和孩子事先并不知道香港地铁里不准吃东西。
2．当事的香港人出面制止时，当事的母亲和孩子立即停止了吃东西（即便在尔后发生了争吵也没有再吃），并赶紧解释说自己事先不知道。此时的语气商属心平气和息事宁人。当事的孩子主动承认自己有错。
3．当事的香港人不理会上述解释，不依不绕继续指责大人自己也吃了东西，意即当事的母亲把吃东西解释为孩子无知是撒谎。当事的母亲解释说，那是因为怕弄赃地面，所以才赶紧把孩子不小心弄撒的食物接住往自己嘴里塞，意思是自己完全出于好心才这样做。
4．解释无效，对话变为争吵，有人随即拉下紧急制动闸使整个列车停驶，招来乘警。
5．面对乘警，当事的香港人不理会当事的母亲先前的一切解释，把事情定性为“故意吃东西还骂人”，要求乘警给当事的母亲发“告票”（传票？罚单？）。
6．乘警不听当事的母亲的任何解释，不容分说，当即将其母子以及同行人员全部赶下了车。
7．当事的香港人最后宣称“他们大陆人是这样的”。
如果法制健全，那执法人员把乘客中途赶下车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法律根据。那此次香港地铁乘警把几个带着孩子拖着行李的母亲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赶下车的法律根据是什么？
香港地铁这次因“违犯规定在地铁里吃东西”而把母子乘客赶下车之举无疑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对“违反规定”的解释最苛刻、处理最严厉的记录——判定“违反规定吃东西”可以有几种标准：第一，正在吃时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个正着；第二，顶风做案，执法人员劝阻警告了还硬要吃；第三，只要曾经吃过东西就算数，其他一概不管。
此次当事的母亲孩子无疑不属于前两种情况——事先不知道，经人指出立刻停止了吃东西，即便后来发生了争吵也没有再吃，不属于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住，更不属于顶风作案不听劝阻警告。那么以“违反规定在地铁里吃东西”为根据把人家赶下车就意味着香港地铁对“地铁里吃东西要惩罚”的执行标准是“沾边就算——不管是谁，不管吃多少，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情况，不管是不是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个现行，不管是否认错、是否已经改正，只要在地铁里，只要曾经吃过东西、哪怕只啃了一口也死死揪住不放，严惩不怠”。规定如此严厉、执行如此严格、追究如此彻底的公共交通单位天下有几家？
我在美国也常乘公共汽车或地铁。美国也有不许在公共汽车和地铁内吃东西的规定。据我亲眼所见，大部分美国乘客都遵守此规定，但也常有少数人违犯，尤其在早晨上班高峰期，常见一些学生或上班族端着咖啡三明治就冲上来了。有人拿着不吃，有人过一会儿偷偷吃上两口，有人不管不顾吃光拉倒。有一阵子有个在一家点心店上早班的女学生一上车就送给就近的乘客每人一块点心（大概是头天卖剩的，处理给她了）。拿到点心的人都是当场就吃掉了。对此从来没见司机或其他乘客干涉，更不用说把人赶下车了。
我的理解是“不准在公共汽车和地铁内吃东西”是一种“软规定”，有合理性和某种程度的强制性，但又没必要那么严格严厉。原则上讲这样规定是对的，因为如果食物饮料不小心撒到地上，就可能导致乘客滑倒受伤。如果交通运输公司不明文禁止，那碰上这种事故就得负责赔偿，打起官司来受不了。因此交通运输公司必须设此禁令保护自己免责。
但另一方面在车上吃喝导致事故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如果不管青红皂白一律按“必然发生事故”的危险情况对待，那就太严厉了，反而过犹不及。禁止吃喝意味着禁止人获得生存必须的物质。地铁和公共汽车等城市短途公共交通因禁止车上吃喝导致禁止乘客获得生存必须的物质的时间相对而言很暂短，一般来说不会造成什么实际的危险，因此大多数乘客通常能够承受。但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有些上班族早上实在没时间从容吃东西，如果不把乘车时间利用上就得挨饿。有的孩子小饿得快，不象大人那样耐得住。诸如此类例外情况很多，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切，一不合情理，二难以执行，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乘客获得生存必须的物质的短暂禁止在某些情况下会超过一些特殊乘客能够承受的程度。
我看绝大多数公共交通运输部门对此一清二楚，对策是只要不太过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底线是不出事故、不必负责，实际掌握的分寸是不要闹到多数乘客一起吃、弄得地上一塌糊涂的地步。美国如此，据说加拿大也如此。欧洲国家如何不知道，但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国家象香港地铁的规定那样严厉、罚得那样狠的。没有充分的理由却规定如此严厉的惩罚很令人费解——当然，如果这种严厉的规定是英国人留下来的倒好理解了，因为这正应了孔庆东的那句话：“拿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
孩子不知情时出于本能需要吃了东西，难道就不可饶恕？难道即便不再吃了也要被赶下车？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一个加拿大华人评论说：“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以法律的名义对未成年的孩子做出惩罚，都是在道理上站不住脚的！”“任何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绝不会有被赶下车的风险。因为在加拿大，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继续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最终将包括孩子在内的人赶下了地铁。现在不用再去判断事件中任何人的对错，我只是想从孩子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地铁上吃了些东西，我的行为没有威胁或伤害到任何人，而我却被人在众目睽睽下赶下了地铁，我有什么错？这些大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我？’”——这叫什么法治？这叫什么法制健全？
如果香港地铁这次真的依法办事，那就第一，必须公布详尽的“禁止在地铁吃东西”的处罚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出一切例外和不得例外——不准地铁内吃东西，婴儿吃奶算不算？病人吃药算不算？进地铁时嘴里正在嚼东西算不算？反胃算不算？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吃了哪怕一口、立刻改正也不饶？是不是不需要地铁执法人员亲自当场抓住、只要任何人举报就算？象这次内地孩子乘客在出于不知情吃了东西、随后立刻改正的情况该如何处理也必须有明确规定，否则如何证明这次香港地铁执法人员是在依法办事？如何证明香港地铁“法制健全”？
第二，必须以实例证明这条规定对任何乘客都一视同仁，对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无例外，即便是孩子、即便因为不知情吃过东西、即便立即纠正也照样要被赶下车。只有拿出香港地铁曾把在地铁里吃东西的香港人的孩子和洋人的孩子赶下车的先例，才能证明香港地铁这次不是选择性执法，不是专门刁难内地乘客，不是滥用法律整人——既然号称“法治”，那就必须公平公证一视同仁。既然一视同仁，那处理违反“不准在地铁里吃东西”时就不能对内地乘客的孩子一个样，对其他地区乘客的孩子又一个样。换句话说，香港地铁只要拿不出详细的处罚实施细则证明其处置有法可依，或拿不出过去过去把在地铁里吃过东西的孩子赶下车的先例证明有根有据有案可查，就不能证明这次把内地乘客母子赶下车是在依法办事，换句话说香港地铁乘警的这次行为完全违法，用选择性执法专整内地乘客。堂堂香港地铁的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如此“法治”，虚伪不虚伪？
这次当事的香港人在那内地母子乘客停止吃东西之后的一切言行没有任何正当性——你告诉人家地铁里不能吃东西，人家立刻不吃了，完全服从了你的正当要求，你本来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既然已经达到了，那还吵什么？吵，无非是嫌对方的言论不合自己心意。这就过分了：凭什么要求素不相识的人说话合乎自己的心意？法治诛行不诛心——不管说什么，只管做什么。只要人家没在吃东西就没在违法，至于说了什么、发了什么牢骚犯了哪条王法？别人有什么权力干涉？说是吵架，实际是开那内地母子乘客的“批斗会”，跟“文革”时的批斗会一个味儿——抓住批斗对象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上纲，硬逼着人家承认自己明知故犯、蓄意破坏、罪大恶极：人家已经不吃了——不行，还要说人家蓄意；人家说是因为孩子出于不知情——不行，还要追究家长也吃过；人家解释说是那只是把孩子弄撒的食品接住免得弄赃地面——不行，还要追究人家“态度不老实”，非要按“明知故犯、蓄意违法”来定性，还要求乘警开出“告票”，最后到底把人家全部赶下了车。这跟“文革”中的批斗会有什么两样？这可不是“极左路线的干扰”、“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余毒”、“一党专制”、“毛泽东的错误”之类造成的吧？这就顺便证明“文革”中的种种胡作非为并非源于毛泽东，倒是与“普世价值”心有灵犀，一脉相承。
一些推波助澜的香港媒体振振有词：车内明明贴着不准吃东西的规定和警告标志，怎么会看不到？怎么会不知道？
考虑到具体实际情况，这种论调不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是“不生娃娃不知道B疼”。先说孩子：到了学龄吗？即便已经上了学，能认识香港地铁用繁体字和英文标识的不准吃东西的规定吗？即便认识，能在匆忙间注意到这些规定吗？我自己是在乘车多年之后才看到公共汽车和地铁上的禁止吃东西的规定和标志的，是在精神完全放松时有闲情看广告、看热闹，从而才看到了广告中的这些规定和标志。我自己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第一次乘地铁或公共汽车时总是全神贯注不要错过站，从来没顾上注意车里的广告和广告中的规定和标志。要求一个孩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首先注意到这样的标志和规定，实际吗？再说母亲：带着孩子、拖着行李、处于一个人生地不熟（而且时不时能感受到不友好甚至敌意）的地方，此时全身心关注的是什么？孩子，行李，不要错过站——你能指责她们在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焦躁状态下没注意到详细的规定标志吗？（特别如果埋在一大堆广告中的话。）人家孩子吃东西，你一说人家立刻就不吃了，这难道还不够吗？至于态度，第一那不是本质问题，第二别太不通人性，尤其是母性——连抱蛋的老母鸡发现陌生人逼近也会炸起羽毛准备拼命。你骚扰骚扰正在喂崽的母狼、母熊、母老虎试试？母性为护犊最易激怒，人能有多例外？“普世价值”不是最讲究人性吗？怎么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地方的人连这起码的人性母性都不懂，还得由我这个在号称“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性”、“最黑暗”、“最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长大的爷们来开导你、教你学会做人？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段视屏有何感想。我的感受是：一边是身强力壮人熟地熟一身轻的香港大老爷们，一边是拖儿带女加一大堆行李举步艰难人生地不熟的内地弱小女子。身强体壮的香港爷们与乘警密切配合雄纠纠气昂昂地把弱女幼儿赶下了车，这是何等惊天动地、何等气壮山河、何等英勇无畏的伟大创举！真不愧吃透了“普世价值”的香港热血男儿——敢同妇孺争高下，不向洋人硬寸分。香港地铁实在值得为此立碑勒名留念：2012年1月X日，我英勇无畏威风八面的香港爷们配合英雄神武的地铁乘警奋起拼搏，一举将胆敢在车上吃过东西的若干内地妇女儿童扫地出门，捍卫了香港“普世价值”的神圣不可侵犯，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特立此碑，让子孙后代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代代自豪，永志不忘。
当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如此看问题。在许多爷们尤其是北方爷们的眼里，如此对待妇女儿童岂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孔庆东祖籍山东，山东不仅出圣贤，而且出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孔和尚路见不平一声吼，于我心有戚戚焉。
香港地铁这次风波的性质根本不是“内地乘客破坏规定在地铁吃东西还骂人”，而是“有人以内地乘客因不知情而吃过东西为借口寻衅滋事制造事端”。不看实际情况，盲目附和“内地乘客破坏规定在地铁吃东西还骂人”这类说法直接导致了香港群众对内地群众的反感。稍微有点法律常识就应该能看到问题的实质。而香港和内地那么多“法律人”以其法律专业知识岂能看不出问题的本质？明明知道却任凭这种似是而非的挑拨性说法泛滥，这足以证明这些“法律人”的“法治”是何等虚伪。
二．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
如果不是孔和尚骂狗引起的轩然大波把这炒成了一大焦点，我还真不会认真琢磨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这桩公案。刚见到香港媒体以此为题大做文章、义正词严地痛斥内地居民如何无耻侵占香港居民福利的便宜时，我还觉得既滑稽又莫名其妙：有些人一面大骂中国的户口制，一面坚持香港的户口制；一面要求取消中国的户口制；一面要求强化香港的户口制。这还不滑稽？这且不论，撇开中国人到中国的地面还要签证这类是非对错先不提，假如香港当真不愿意让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不让她们来不就得了？嫌人家白占了便宜，收费不就得了？谁拦着你了？中央政府说不行了？内地老百姓说不行了？即便说了不行，实际上又有什么用？主动权在你香港手里。你不批准，人家来得了吗？你的空子你不堵，只见大骂，不见有任何作为，问题不解决能怪得了谁？你留着空子让人钻，人家钻了空子你不亡羊补牢却只会大骂人家不该钻空子。这就好象某人一边敞开大门宣布谁进来都可以白吃白喝，一边大骂邻居为什么不看好自己的孩子、纵容孩子到自己家蹭吃蹭喝——真不想让人白吃白喝，就该要么别让人进门，要么吃喝收费。真不想让别人钻空子，就该赶紧把空子堵上。瞪着眼看着空子不堵，却整天骂钻你空子的人，这是当真不想让别人钻空子，还是故意留着空子让人钻，好时刻保持个骂人的借口？
等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才明白这原来又是“普世价值”在捣鬼——“司法独立”、“司法独裁”的杰作。2001年7月20日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判决内地孕妇在香港生的孩子拥有居港权。由于香港施行“判例法”，此判例便成了法律，今后任何内地居民在香港生的孩子均自动获得居港权，自动享受香港居民福利。由于香港按照“普世价值”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拥有绝对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法庭上享有国王般尊严”、“最高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三权分”……香港行政机关无权更改这一法律。如果法官判错了呢？活该——谁让你坚持“判例法”的？谁让你坚持“司法独立”、“司法独裁”的？谁让你坚持“普世价值”的？
由此可见，闹成一团的“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问题不得解决的真正症结根本不是内地孕妇、内地居民，而是“普世价值”的香港司法体系——“司法独立”、“司法独裁”。所谓“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侵占香港居民福利”是假，“香港司法体系故意让香港居民福利被侵占”是真。要说香港居民福利受损失，那也是香港居民在为香港的“司法独立”、“司法独裁”付代价。
香港“法律人”搞出这个“内地居民在香港生的孩子自动获得居港权”的判例实际是个政治阴谋：故意制造出一个摩擦点，以便随时随地挑拨内地局面和香港居民的关系——如果不想挑拨离间，为什么不赶紧把漏洞堵上？如果没有香港“法律人”的有效宣传和服务，内地的居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漏洞？又怎么可能利用这个漏洞？——起码一切相关的法律手续内地居民自己办不了吧？故意制造出法律漏洞，故意久拖不决，一面为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提供“一条龙”服务大发横财，一面用“内地人侵占香港居民福利”大肆煽情——这就是“法律人”的一箭多雕。
或许可以说“港产内地婴儿”占用了香港居民的一些福利资源，但不能说浪费了这些福利资源——人家长大之后将会回报香港社会。真正浪费（而且惊人地浪费）了香港居民福利资源的不是“港产内地婴儿”，而是“普世价值”、“司法独立”、“司法独裁”。仅举一例：“滥用司法程序浪费65亿公帑”（星岛日报2011年 9月 28日 星期三）http://cn.reuters.com/article/hkBizNews/idCNnCH008059320110928——“港产内地婴儿”占用的香港福利资源全部加起来有没有65个亿？一桩诉讼案就浪费了香港居民65个亿，其他案子呢？既然那么心疼香港居民的福利，为什么不抓这种大头？为什么专门盯着内地居民？
顺便说一句：孔庆东一贯坚决反对这种导致香港“滥用司法程序浪费65亿公帑”、“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纠纷不得解决”的“司法独立”、“司法独裁”。坚决拥护这种体系、坚持要在内地也实行这个体系的是他的政治死敌、“法律精英”贺卫方之类。孔庆动骂狗风波出来后，贺卫方的铁杆、“模范共产党员律师”陈有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孔庆东谩骂香港人是狗”的歪曲结论，并在“陈有西学术网”上全文照转。他们死心塌地拥护导致“滥用司法程序浪费65亿公帑”、“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纠纷不得解决”的司法专制体系。大骂孔庆东实际是在保护这种肆无忌惮掠夺香港居民福利的司法专制体系。闹着要保护香港居民的福利，不骂挥霍浪费香港居民福利、制造“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纠纷不得解决”、“滥用司法程序浪费65亿公帑”、整天挑拨离间制造事端的“司法独立”、“司法独裁”，却大骂坚决反对这一套的孔庆东，这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三．内地居民到香港抢购奶粉
我当然不认为内地居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什么光彩事——谁让内地“道德的血液”面对“三聚氰胺”、“大头娃娃”只会仰望星空呢？但对香港而言买卖上门怎么成了坏事？香港不是靠转口贸易起家的吗？不是巴不得内地到香港买东西吗？内地游客不买东西不是还被香港导游骂成了“狗”吗？不买你东西你不高兴，买你东西你还不高兴，死活都有罪，这不是成心找岔吗？
迄今为止，世界奶制品供应并不短缺。内地居民到香港抢购奶粉导致香港奶粉断货如果是偶然的、一时的还可以理解为突如其来措手不及所致，但如果变成长期的、经常的那就只能解释为另有原因了——有人蓄意制造供应短缺，制造矛盾，象用“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制造纠纷一样用奶粉制造纠纷，是把奶粉变成制造政治事端的工具——“普世价值”不是最讲人情人性人道吗？为制造政治纠纷不惜危及婴儿的生存需要，故意制造奶粉短缺，这算什么人情人性人道？
四．中国人的素质
如今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最常见的内地中国人往往是“先富起来”的暴发户。骂这些人素质低我绝不反感反驳。但如果因此而说“中国人素质低”，那我绝不认同。美国新奥尔良遭灾，全市一片混乱，匪盗横行，导致珊珊来迟的军队到了地方的头一件事不是救灾，而是剿匪。中国四川大地震之后灾区老百姓里出现过这种无法无天吗？就凭这一条，能说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素质低吗？
曾有美国白人托我给他介绍中国房客。他说中国人从不拖欠房租，不喧哗，不酗酒，不吸毒，不闹家庭暴力，不惹事生非，是最理想的房客。但他如果直接说要找中国房客会被起诉种族歧视，因此想请我帮忙。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人的素质高低，明白人心中有数。
孔庆东骂狗引出香港媒体大肆宣扬内地中国游客如何不守规矩：大肆喧哗、不讲公共道德、不排队、不讲卫生，甚至随地大小便，而且有照片为证。
我发现一个共同之处：照片上随地大小便的全是孩子。如果是有厕所故意不用，那是货真价实的没皮没脸没素质。如果是找不到厕所呢？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内急不饶人，大人可以强忍，孩子呢？可以要求大人来个“大活人让尿憋死”，能逼着孩子也如此吗？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问题：旅游者固然该检讨自己，凡事想在前面；吃旅游饭的更该检讨自己，对这类最常见的问题预做准备。要吃旅游饭，就得对“衣、食、住、行、排”这些旅游业最基本的要素一清二楚有备无患。比如美国黄石公园，游客一买票就得到一份注意事项清单，其中第一条就是“至少提前半小时开始找厕所”，并附上一份详尽的公园厕所分布图。又比如美国犹它洲高速公路，一过州界就给你立个牌子，大书：“第一个加油站在XXX英里之外”。如果中国游客常去的地方都有的放矢给出中文标注的厕所分布图，那再出现随地大小便可以说是当事人的素质问题，否则就是吃旅游饭的人的素质问题——你对你的顾客最起码的需要都不知道，都解决不了，出了问题只会怨天尤人。既然如此，那就最好别吃旅游饭：干脆不让人来不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不可否认，许多中国人有“守法不守纪”的毛病——不违法，却违规；虽不够起诉判刑，却着实惹人反感、授人以柄、惹人垢病。这样的毛病是该批评。但批评有个立场问题。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违法与违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违法不违法体现的是大素质，违纪不违纪体现的是小素质。抓住小素质否定大素质，充分证明“普世价值”控制的舆论媒体是何等虚伪。
五．“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既然法治，那就得公平公正。香港媒体学者一天到晚连篇累牍无孔不入反华反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把内地群众一概骂为“蝗虫”可以，从来无人过问。孔庆东说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是狗”，为时不过几分钟，立刻不得了，如同捅了马蜂窝，铺天盖地惊涛骇浪大骂不算，还组织“唱蝗团”、到中联办放狗撒泼——香港那么多人天天那么骂都可以，为什么内地一个人一席话就不可以？这会儿怎么不说“言论自由”了？这算什么公平公正？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这一条在香港落实了吗？“法治健全”的香港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做了哪些事？敢不敢一一列举出来让人们开开眼？
“孔庆东骂狗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证明，“普世精英”们正试图以香港为突破口制造分裂——在内地煽动分裂失败了，便试图从香港找机会。以前香港的卖点是“自由贸易”、“金融服务”，如今则越来越侧重“核心价值”、“普世价值”。换句话说，要把“经济香港”变成“政治香港”，以香港为支点撬翻大陆。
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制造出“内地孕妇到香港分娩”这个摩擦点，才会有“滥用司法程序浪费65亿公帑”。为了拿这些当样板向内地人民推销香港的“核心价值”——“法治”、“人权”、“自由”，所以只好委屈香港居民牺牲自己的福利了。这还算小意思。如果用“政治香港”颠覆内地制度成功，那香港就将失去用处；如果失败，那迟早要找香港算这笔帐。
借“孔庆东骂狗事件”制造紧张关系，无非吓得内地人不敢再来。香港在内地有投资的富人当然不在乎这个。而这样一来在香港工作的居民日子就好过了？就能靠“政治香港”吃饭了？为了政治需要不惜让香港居民倒霉，如此法制，如此“普世价值”，实在虚伪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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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请你不要这样无耻地贬低中国
2012/02/02 |
茅于轼，请茅于轼你不要这样无耻地贬低中国
——评《多方面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很远》
Zhang88
网上闲逛，无意中浏览阅读到《中国新闻周刊》刊登的茅于轼的一片文章，题目是《多方面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很远》。本以为这定是一片名家大作，但看过之后，实在让人感到不齿。
第一，信口雌黄，颠倒黑白。
该文声称，中国1945年“恢复了大国地位”，但接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又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心底却看不起”。
这里，笔者不愿意讨论1945年到1949年的中国是不是“大国”，笔者只想讨论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果如茅于轼所言。
茅于轼说，这时的中国“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笔者倒要请教，既然“无足轻重”，为什么美国还千方百计地要封锁中国，为什么美国还要制定“两个半战争策略”，要针对中国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既然中国“国力衰败”，为什么还能在朝鲜、越南与美国抗衡，把美国逼到谈判桌前？
恰恰相反，中国的力量倒是在不断壮大。这一点，每一本西方的战略著作都完全认可。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发展了“两弹一星”，已经建立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难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都“无足轻重”，“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吗？那时候国际战略界有一个著名的“大三角”，难道这个“大三角”是美国、苏联加上你茅于轼吗？
茅于轼说，“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心底却看不起”。那么美国是不是看得起中国呢？如果美国心底看不起中国，为什么尼克松访华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呢？如果别的国家都看不起中国，中国又是怎样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呢？难道是自己偷偷溜进去的吗？
第二，逻辑混乱，前后矛盾。
茅于轼说，“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但是，就是这样同一个茅于轼，接下来却说“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难道“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还不是世界大国吗？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类似的前后矛盾文章随处可见。比如茅于轼先是说“在世界各国债务缠身的背景下，中国被视为唯一的大救星。中国领导人出访常被看作‘大施主驾临，受到隆重接待。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可是接下来他又把中国摆到了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的对立面，说什么“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似乎责任全在中国。难道中国就是这样在“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吗？这又是一种什么样高深的逻辑呢？
第三，强词夺理、无赖取闹。
茅于轼强调了中国离真正世界大国的很远的4个方面的原因，他说，“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一个专制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大。十多亿中国大陆公民中没有一个获得过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而仅芝加哥大学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再者，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我们认为，这四个理由一个都不能成立。
1、是否是世界大国，与体制无关。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大英帝国是不是世界大国，难道他们是共和体制吗？就算当今的中国在茅于轼眼里是“专制”的，是共产党专制，那么前苏联是不是共产党专制？这个专制的大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大国问题拿体制说事，能成立吗？
2、大国的贡献不能以什么“诺贝尔奖”为标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一直很大，世界上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承认这一点。就算茅于轼所言“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大”是对的，但“贡献不大”也总算有点贡献吧，当年的殖民帝国到处给世界人民带来毁灭与杀戮，非洲的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做奴隶，美国的印第安人被消灭干净，这些殖民帝国都是世界大国，难道中国还不如他们吗？那个“诺贝尔奖”就那么神圣吗？按照茅于轼的理论，如今的中国“被视为唯一的大救星”，这样全世界的大救星，还抵不过那些什么“诺贝尔奖”吗？
3、一些国家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是中国的错。不错，现在一些国家正以中国为对象磨刀霍霍，茅于轼所谓“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的说法实在是轻描淡写，实际情形要比这严峻得多。但问题是，这个责任在中国吗？美国要“重返亚洲”，要寻找战略对手，是中国自己上门报到的吗？周边国家既从中国获利，又在军事上投靠美国，妄想在领土争端上占中国便宜，这难道也是中国的责任吗？
4、移民问题不是大国与否的理由。茅于轼说“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意思好像是说，接受移民多的、所谓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就是“世界大国”。以笔者所知，移民是国际间一个复杂的现象，一些西方大国固然吸收了很多外国移民，但一些不知名的小国也是移民的天堂，如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国，跟是不是世界大国没什么关系。至于“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这个问题更复杂，中国人都知道，这“许多中国人”移民的好像与“人权保护”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到底考虑了什么，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本来，讨论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无可厚非，中国是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国完全可以从几个方面商榷。但是，《多方面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很远》一文根本就不是在讨论大国与否的问题，而是刻意在贬低中国，是无耻地在往中国身上泼脏水。笔者以为，所有西方泼给中国的脏水帽子，在这篇文字里都集中了：专制独裁，这是一顶大帽子，这里以讨论大国的面目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里从另一个侧面进行了表达；人权，这里也做了充分的演绎。这哪里是在讨论大国地位，这简直就是对中国的大讨伐！
其实，人各有志，贬低中国也不是不允的，谁也不能剥夺人家的权力。但是，做人不能太无耻，特别是做学者更要摆事实讲道理，罔顾事实甚至捏造篡改事实，连老百姓都要嗤之以鼻，难道一个堂堂的专家、学者就不感到脸红害臊吗？
所以，茅于轼先生，你的这篇文章，不但贬低中国，而且还是在无耻地贬低。这样做，可能是你的心声，但对你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奉劝一句，还是有点斯文的样子吧，哪怕假惺惺地也好。
附：多方面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很远
茅于轼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中国，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可是我们自己没走顺，接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又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那时，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心底却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各国债务缠身的背景下，中国被视为唯一的大救星。中国领导人出访常被看作“大施主”驾临，受到隆重接待。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中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也自然有所变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经常以大国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与别国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他们是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一个专制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大。十多亿中国大陆公民中没有一个获得过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而仅芝加哥大学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再者，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它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它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它是获得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它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它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它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特别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还是立场公允，不偏不倚。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霸权。
中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性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迅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一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利益。如果他们的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但人们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狭义的“爱国”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与安全放在首位。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的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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