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冰山/我们能安心退休么/中国式悖论与困境/美国不战屈华之钱/中共两大经济利益集团
發佈時間: 2/3/2012 1:01:07 PM 被閲覽數: 601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Brian Crain -- Moonrise, Sunrise

来源: switchoverwenxuecity
 


1. Moonrise 2. Sunrise






 

南极冰川发现30公里裂缝 或形成世界最大冰山(组图)

 

2012/02/03 


新浪科技

  这张2011年11月从外太空拍到的惊人图片2012年2月1日才被公布,它显示一块尺寸和纽约一样大的冰山将从南极洲裂开。


这张2011年10月拍摄的照片显示,裂缝贯穿松岛冰川。


美国宇航局长期以来都在监测这条裂缝,这可能是科学家首次看到一个巨大冰川的形成过程


科学家乘坐一艘名为DC-8的飞机在松岛冰川上空观察了裂缝情况。


松岛冰川从2001年以来第一次崩解产生冰山。

北京时间2月3日消息,美国宇航局的卫星照片显示,位于南极洲西部的松岛冰川已形成一条长达30公里的巨型裂缝,而1个月前裂缝仅约28.8公里长。科学家推断,断裂的部分即将脱离松岛冰川,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冰山,面积堪比美国纽约

  美国宇航局代号为“冰桥”的空中观测小组于2011年首次拍到这个裂缝。根据美国宇航局“泰拉”号飞船在2011年11月拍摄的照片显示,裂缝正快速变长。但在美国宇航局DC-8冰架飞机2011年10月拍到这个巨型裂缝以前,没有人看到这块冰架开始断裂的任何证据。

  位于南极洲西部的松岛冰川是南极最大、移动速度最快的冰川。从哈德森山蜿蜒前行,直到阿蒙森海,长30英里,好比一条巨大的“舌头”。松岛既大又不稳定,所以引起科学家关注。他们称,它是全球海平面上升预测最重要的消息来源。

  但美国宇航局指出,松岛冰川上正在发生的这个裂缝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该裂缝的多数地方有260英尺(79.2米)宽,但有的地方宽800英尺(243.8米),其深度是195英尺(59.4米)。冰川完全脱离时,就会覆盖约906平方公里的海平面。

  雷达数据显示,裂缝区域的冰架约有1640英尺(500米)厚,但只有约160英尺(48.7米)漂浮在水上,其他的都在水下。这座冰山一旦漂走,很可能使冰架边缘退却的幅度,比20世纪40年代首次记录它的位置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郎咸平一语道出问题严重性:我们能安心退休么?

 

2012/02/03 


凯迪


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而且最后几次的上调幅度都在10%左右。国务院为何如此重视养老金问题?养老金的实际状况到底怎样?

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悲惨的生活。2010年3月29日有媒体发表文章说,如果退休以后每天只吃盒饭,需要100万元的退休金。现在一般盒饭的市场价格是10元,随着通胀率的不断上升,假如以4%来算,30年后盒饭的价格大概会涨到32元,如果一日三餐都吃盒饭,一天就需要100元,30年的盒饭钱就需要100多万元。当然,4%这个数字肯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1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以更为严重被低估的3%的通胀率来计算,20年后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1年就需要9万元。假设离退休还有20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现行的养老制度,如果月薪4000元,再假设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退休时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需要的费用却是242万元,连零头都不够。

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现在是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10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4个,将出现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

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做的。比如智利在养老金这方面做得就比我们好。其中有一条就是它们的社保基金经理人必须交纳他所管理资金的1%的个人资金做担保。比如你负责10亿美元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必须自己拿出1000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智利政府养老基金监管部门单独雇用审计人员、律师进行审查,而且养老金的投资交易当天上报,财务和资金情况要月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规范的流程,尽管智利已经有几个养老金公司倒闭,但是养老金都没有受到损失。

我们的养老金全部统筹运用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省跟任何一个市只有总量,其他所有的资料,如何投资、如何回报、如何使用,全部都不透明。社保局征收的效率极低,还要单独找一批人进行企业财务核算,监控企业工资,通过类似税务总局的征管软件去进行调查、稽核、征缴,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都要从社保基金的收入中扣除。很多地方的社保返还率都不到40%,也就是说60%都被当成费用扣除了。需要花60%的社保金去做这种调研、征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社保金。

这个钱是可以省下来的。支出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既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问责。最不合理的是政府根本就不鼓励大家存钱。我们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参保人交费年限满15年以上者,达到规定年龄后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交费不足15年的,可以交费到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没有投资回报,也没有任何的政府鼓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也没有办法鼓励大家为自己多交养老保险,因为交了,这个钱就直接进入政府的统筹账户里面去了,但少交还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愿意交规定的数字,多交就亏了。

我们现在是在用年轻人交的养老金去补老年人的支出。玩的就是一个“庞氏游戏”,就是拿后面的钱补前面的,等到前面的退休金都被拿光了,并且现在的年轻人也退休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讲,没钱了。目前就是这么危险。

当然,养老金也会破产。比如中国香港,2000年香港大学退休金破产时,学校竟然召回所有合同重签。过去答应给你的退休金,现在一笔勾销,不认账了。如果你不愿意重签合同,你就别干了。如果你想通过跟学校打官司来讨个说法的话,那你就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掏得起律师费。打不起官司只有重签合同。所以,像笔者这种级别的教授,本来可以拿到2000万港币退休金的,但是现在就只能拿20万港币了。

内地的养老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比香港地区还要糟糕。如果现在不解决养老金问题,这么多退休的父母亲怎么办?将来一对年轻夫妻要养12个老人。如果国家不趁现在把问题解决掉,将来怎么办?所有的担子全部都压在年轻人的身上。笔者建议最好对整个社保基金做一个改革,最起码每个人要有一个独立账户,而且这个钱是不可挪用的,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存有多少钱。这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慢慢管理。当然,个人也要养成投资理财的好习惯,通过多种理财工具和产品,丰富自己的投资手段,在社保之外,自己动手为养老做好准备。也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够像温总理讲得那样,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

 

中国式悖论与困境

2012/02/03 


作者:伟达


新年伊始,有关于中国的两大观察。首先,据国际权威统计,中国大陆成为财富成长最迅速的国家,10年间人均金融资产成长5倍,截至2010年中国富人人数已占全球四分之一。另外,有越来越多家庭跻身中产阶级,在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已达约2.2亿人,其中超过一半居住在中国。

譬如刚刚过去的圣诞、春节期间,据报道中国人在海外消费约达5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笔者刚刚去过夏威夷,那里的不少酒店和度假村都为接待中国游客,出台了专门举措和优惠。

另一方面,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眼下似乎正处于下降期,而且情况在变糟。中国领导人担忧他们可能面临类似“阿拉伯之春”那样的社会动荡。中国官方当然是一如既往地对此加以反驳,并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经济发展成绩,笔者认为应该取双层的视角。首先要切记中国的起点很低,普通民众在30年前根本就缺乏正常的经济利益和生活。通过改革开放,目前不少中国人开始大步赶上来了。再者,执政党和政府的核心政策是稳住阵脚,少折腾多发展。应该说这种政策取向,与中国当前的总体状况还是基本相适应的,因为一个自19世纪末以来就饱经内战和外侮的国家民族,改革开放加修养生息确实是现实的明智选择。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还要不断追求文化、形而上,和治理方式上的优化。随着一个社会经济实力上升与中产阶层的增长,自主发展诉求和公民意识也加速成长,边出声边发财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渐成潮流。但中国政府对这种趋势似乎有些忐忑不安,情急之下甚至还诉诸更严厉的管制和封堵。

搞“闷声大发财”恐怕并非长远之计。这其中的一个重大副作用,是道德与文化上出现真空和畸形,腐败及特权由于缺乏监督更加肆无忌惮,最终甚至会弄得人心向背,葬送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中国历史上已有清朝末期“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前车之鉴。

中国最高领导层其实也看到了这种危机,目前主张繁荣自身文化以应对外来的异类影响。但繁荣自身文化,如果不是靠提升整体社会环境的自由及宽容,而是试图以官方文化来主导公民和民俗文化,就颇有舍本求末,束缚发展的倾向,最终结果将适得其反。

一个社会如果正常言论出不来,官方言论又缺乏说服力,那么就经常会导致低俗言论跳出来哗众取宠,以求一逞。譬如最近中国大学有所谓“教授”不断对广东以至港台发出赤裸谩骂,难道大学师资就这个档次?退一步论,怎么不见其对身边时有发生的腐败滥权,民生事故也发出抨击?

至于中国式悖论与困境是高速发展中的问题,还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结构问题,明眼人想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从深层来讲,这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最艰难的障碍。古典封建政治讲究占山为王,与民众没商量;而现代国家治理主张契约政治,与民众好商量。

所谓契约政治并不复杂,其实就是从制度而非口头上落实“权为民所赋”,即上台执政的党派及个人,必须事先与人民有一个法律承认的约定或合同,以确保其执政期间最大程度地按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行事。如果出现违约,就应有相对的惩戒措施。再者,凡合同都应具备有效期。合同到期后,人民则有全权决定是否续约,还是另请高明,这乃是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所在。

至于契约政治的具体实现路径,没有必要照抄他人,完全可以独辟蹊径。有了契约政治就可以和平合理地运做,否则就难逃古典式的治乱循环怪圈。目前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中东地区试图走出传统治乱怪圈的最新尝试。

本文作者伟达,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美国围而不攻 不战屈华之钱

2012/02/03 


神州观察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中的最高谋略,可惜当今中国人已丧失祖先智慧,孙子兵法反而被美国人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对华围而不攻,不战而屈华之钱。

美国虽然经历金融海啸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但仍然拥有打败和彻底肢解中国的能力,只不过这样做的代价太大,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七伤拳」,既害人又伤己,甚至得不偿失。在美国看来,中国最好成为一头听话的大肥猪,美国有需要,中国便主动、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养料。

要想叫中国乖乖听话,重要的是捆住中国四肢,牵着其鼻子,因此美国采取全面围堵、围而不攻的战略,以最小成本争取最大收益。更何况,美国围堵中国的成本,很多都是由盟国甚至中国自己买单,纯粹无本生利。

譬如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费用,完全由日、韩政府承担,美国还借倾销军火大赚一笔;美军在菲律宾驻防和联合军演费用,由菲政府支付,而菲国财政收入则来自中国的贸易让利;至于越南向美国采购军火的支出,则来自盗采中国南海油气田的收入;美国援助疆独、藏独组织的经费,则来自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美国围堵中国,不仅不花钱,而且还有钱赚,何乐而不为?

派钱求安 愈派愈多
最重要的是,中国高官及军头们的老婆孩子竞相前往美国定居就业,将财产转移到美国藏匿,变相成为美国人质。中国若不听话,敢对美国逞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随便公开一些高官的美国护照、银行帐号,就足以令北京阵脚大乱。事实上,美国已编织一张天罗地网,中国成为网中之物,毫无还手之力,这张网就像一台榨汁机,美国要想喝中国的血,只要将网收一下,中国便源源不断地供上。

近年来,但凡中国领导人访美,无不以钱财开路,派钱求安,数目由过往几十亿美元,到如今动辄逾百亿美元,愈派愈多。习近平将于情人节赴美「朝圣」,想必也会奉上大礼包。问题是,长此以往,中国永远为美国作嫁衣裳,谈何大国崛起?

一直以来,外界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是要肢解中国,这种认识显然是盲人摸象。其实美国真正目的是不战而屈华之钱,打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随心所欲地榨取中国鲜血。美国政要常说「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这是真心话,美国的确不希望中国这头肥猪瘦下去,或者突然死掉。


 

 

美国历史教授:中共内部出现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


2012/02/03 


明镜月刊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洪朝辉

一、 导论:“黎安友转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共政权的两难困境与困惑。

一方面,他们根据政府统治的理论(The Regime Theory),认定集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1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集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认为,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3并在2006年时,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规模崩溃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4谢淑丽(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被众多的恐惧所缠绕,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5


其他政治学学者(如Arthur Waldron,Jeffrey Wasserstrom和Bruce Gilley)等,也加入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的明确时间,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共的“残局”(endgame)将开始。8而著名的民主转型问题专家Larry Diamond,在2006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内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也许10-15年”。9基于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没有猜中当初前苏联何时崩溃所出现的集体尴尬,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再度尴尬,一些学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积累的学术声誉,冒险对中共崩溃的时间进行算命。尽管学术风险很高,但一旦预言成真,学术收益也极大。


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以自由派中国问题专家著称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的误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经典的关于集权体制的西方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政权是具有适应和恢复的能力(resilient)。11


针对集权体制能否重获活力和新生的问题,Talcott Parsons曾经认为,全能的专制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只要满足下列四大条件,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并继续生存下去:一是放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和魅力型的领导人;二是促使大批技术官僚掌权;三是引进复杂和专业的官僚制度;四是减少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控制。12而Richard Lowenthal则认为上述的适应性行为,并不能改变全能专制制度的特征。13对此,黎安友认为,在不将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经完成了上述四大改变。14


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17


尤其是,黎安友开始意识到,中共统治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之出现,与中共体制内部权力的平衡存在关系,因为在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派别因素的减少,有助于产生能力卓越的领导集体,并在党内“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别;而且由于缺少一个或二个控制一切的人物,所以导致决策过程的日趋集体性。1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的派别不再存在,而是他们的权力是在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构之下运作,并都从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19


与黎安友的反思相呼应,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并没有处于频临崩溃的危险。。。。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它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能够适应的(adaptable),并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已经说明第四代领导人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求自我生存的战略”。20沈大伟(David Shamebaugh)也认为,“中共仍然是相当的强大和富有恢复能力的制度”,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不足以展示中共“系统性崩溃的真正的可能性”。21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认识的基本变化脉络,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改革持悲观和批判观点的重要变更”。22首先,他们曾经认为,一个具有恢复和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制约和平衡的机制,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既没有制约,更没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权是没有适应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充满恢复和适应能力的历史事实,这些西方学者一方面没有改变基本的价值和信念判断,即制约与平衡是一个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能也不应修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学术假设:中共内部也许存在一些具有中国和中共特色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最后,为了实证研究中共内部是否存在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产生的过程,旨在观察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是否经过长期的博弈和妥协?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和担任常委后所表现的执政偏好和政策优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和特定的区域利益?


对此,Richard Baum认为,“关于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成功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这样,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就进入了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领地。以前集权制度转型的例子,已经不足以解释或预测中国进化的问题。”23


同时,沈大伟列举了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崩溃的近70个因素,并比较了苏东共产党和中共的异同,试图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于死地的因素。其结论是,在21种经济因素中,中共只有六种与苏东崩溃前类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只存在5个,占三分之一。但在11个社会因素、8个文化因素、5个压制性因素和3个国际因素(排除与中国无关的3个因素),中国分别占了8个(73%)、6个(75%)、3个(60%)和2个(67%),远远超过经济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现在经济上(29%的相似度),可见经济是中共不致崩溃的最重要功臣。同时,中共在政治适应方面的成果显著,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只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方面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度。中共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因素。


二、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29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毛泽东整掉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紫阳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胡耀邦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睿智判断,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31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32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33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34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6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党人”的行列。38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39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明镜月刊》第14期)

 


上兩條同類新聞:
  • 千万淡定/中国危险的一年/西藏维稳任务艰巨/15条生活定律/心灵感悟/贪官悔过
  • 边境/中国史上十次文革/毛泽东被迫每天吃鸡/鲁迅遗容/六尺巷/杨丽萍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