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17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