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學校元旦開學以來，忙到有點喘不過氣來。這裡只能說幾個重點：
1/ 孔慶東在八九學運中的角色，當時北大籌委會的同學們（包括我）就有質疑；
2/ 他是1989-4-25日中途插進來的，不是最初站出來的同學；
3/ 4/25改選的代表性很成問題，但孔慶東卻以第一高票當選，所以做了7天北大籌委會招集人（而非媒體上所謂的「高自聯常委」）；
4/ 很多籌委會同學質疑孔慶東和沈彤常去校黨委表忠心（孔是黨員）；
5/ 孔慶東和沈彤堅決阻撓4/27大遊行，可能是校黨委授意的；
6/ 孔在5/2改選落選後，就未見繼續投入學運【這是我記錯了，但確實沒有什麼突出表現】；
7/ “六四”後孔似乎也被下放內蒙古【這也可能弄錯了】，後來考回北大讀博，余杰的師兄；
8/ 孔文筆不錯(如《47楼207》)但口吃，所以北大選舉對話團成員他也落選，做了教授口齒好很多；
9/ 孔近來的極左表現，令很多同學非常吃驚；也許是在玩“無間道”，故意挑動國內矛盾？
詳情附後——拙著《六四日記》中有關孔慶東的記述與註釋，各位可參考。
孔庆东
下面這張照片，網絡和媒體普遍說是【1989年初，孔庆东（红圈示）与王丹参与学运，是发起罢课的高自联常委。】其實當時(1989-5-1)二人都不是北高聯常委（孔慶東從來都不是，但在5/1日還是北大籌委會招集人；王丹當時也不是，北大籌委會4/29決議：在北高聯王丹不代表北大，由我任高聯常委，4/30我當選北高聯主席。這張照片是5/1中午中外記者會的情形，王丹的一貫作風是喜歡在記者會上高調亮相，導致外界容易誤認為他是主要負責人（至今外界還依然如此誤會），而實際上卻既不做組織工作（比如這裡手中的稿件全是別人準備的，會場籌備也是別人在做），在學生組織內部也沒有多大影響力，每次改選都被邊緣化或出局（詳情參見拙著）。作為歷史當事人，我能看清楚這些差異，從中明白許多道理，深感幸甚，也覺有責任如實記錄下來，哪怕別人誤解我或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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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封從德《六四日記》中有關孔慶東等人的記述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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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星期一
這兩天籌委會領導層有些混亂，沒有組織好今天的全校學生大會。我知道這事莽撞，卻沒順勢推行全校直選，痛失機會。
……
4月25日 星期二
籌委會改組競選
競選會場設在文史樓104。等我進去時，能坐40人的教室擠了70來人，講臺兩邊都擠滿了。說是各系各班來的代表，但門口沒有檢查代表資格，也未查學生證，使此次競選的合法性有所缺憾。……
競選程序是先提名，後演說，再投票……最後唱票選出籌委會“五人常委會”。……結果兩個新成員高票當選，原先籌委會成員則有三人當選，但票數較低：我是37票，沈彤、王丹依次排在最後。[1]
……
獲票最多的是孔慶東。他演講提到的非凡經歷給人印象深刻。他是法律系八五級學生，身為共產黨員卻領導過“擦鞋運動”【可能搞錯了，見註】——北大學生去人民大會堂前擺攤為“人民代表”擦鞋。[2] 這是一個黑色幽默、無聲的抗議，官方卻無可奈何。這既反映出知識的貶值，又諷刺了官員借改革而發橫財的現實。孔慶東給人感覺既沉穩又富於鬥爭藝術，於是在64票中，以47最高票當選，自然也就成為籌委會第四任招集人。[3]
……
“特殊身分”的進修生
一個瘦高個子的參選，令我很是擔憂。此人自稱王振群，是“北大唯一特殊身分的進修生”，因此沒有同學，也不住在校內。大家都睜大了眼睛——這是不是臨時安排“進修”的便衣？王振群還向大家晃了一下藍色學生證（我們的都是紅色），其實國安要做個假證件易如反掌。我不記得他說了甚麼有內容的東西，身上帶有一絲掩藏不住的痞氣。但是，就這麼一個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人，竟然只差兩票就當選，這使我更加擔憂在場代表們的成分。……
王振群雖然落選，後來又在籌委會的幾個宿舍東奔西走，一會兒到聯絡部說他腿長，適合於聯絡；一會兒又到理論信息部說他頭腦清晰善於分析；最後乾脆到秘書處對柴玲吹噓他有整潔的習慣，最適合做機要秘書。總之，他對籌委會的一切工作都有興趣且能勝任。他最終跑到我面前，我一面給予高度讚揚，一面請他做些看門之類的工作。這樣，他乾站了一會兒，便自覺地不見了。從此以後，這個一米九的帥哥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不止一個同學舉報他，說他就是昨日在臺下慫恿丁小平、張智勇上臺的那人，但在競選會時我並不知情。
……
4月26日 星期三
四二六社論與學生的遺書
……
五人常委否決四二七遊行
4月26日晚，北大籌委會按照民主機制，否決了五人常委關於四二七不遊行的決議，讓北大學生順利參加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偉大遊行，避免了一次歷史性的笑話，也使我看到民主機制的優越性。
……
北大本來反對四二七遊行。北高聯在25日晚便通知北大籌委會準備四二七遊行。……
恰恰這時四二六社論出籠，北高聯開始動搖，北大同學反而要遊行了。……
但北大籌委會五人常委多數比較保守，反複討論後以三比二票否決了參加四二七遊行的計劃。孔慶東、沈彤和王遲英堅持認為，中共態度強硬，以不出校門為宜，這樣既避免流血衝突，又可保存同學們的體力。[4] 王丹與我則認為，四二六社論出籠後形勢已有根本變化，此前還可與官方協商妥協，現在這頂帽子扣下，雙方衝突已昇級，目前首要任務是施加強大壓力摘下帽子，否則一切努力都將被此帽子掩蓋；而且目前同學們情緒高漲，只宜順流，不宜逆流。當時我的一個信條是：運動應該是大家推著組織者走，而不是由組織者拉著大家走，組織者最多快半步。
擴大會議推翻五人常委決定
出於這樣的憂慮，我把希望寄託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上。五人常委否決出校後，大家一片嘩然，雖不滿意，但誰也不知該怎麼辦。大家對籌委會的組織程序還不熟悉，我便走上講臺……
聽我解釋完，當即有11個部委與分籌委會聯名。於是召開擴大會議，經半小時激烈辯論後，最終以大大超過2/3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五人常委的決議。
這晚的擴大會議我特別注意審查代表資格。……
北大同學能夠順利參加四二七大遊行，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勝利。這說明了民主程序較少數獨斷為優，保證了能容納多數人的智慧，因此在重大決策上犯致命性錯誤的可能性低很多。四二六擴大會議也證明，只要本著民主的精神，即使缺乏經驗，也能闖出一條民主的道路和制度。
行政與立法二權開始分離
……
4月27日 星期四 晴
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
清晨6點半我被廣播吵醒。……
但是，我卻不准去領隊遊行！這事來得突然。7點鐘，當我做好準備正要下樓時，孔慶東和沈彤出現在樓道中。孔慶東沉著臉對我說，他不同意我參加遊行，要我留校“坐鎮”。沈彤也附合了幾句，這時王遲英也過來了。我心裏又急又氣，知道這是他們不滿我昨晚啟動擴大會議否決常委的決議，也就是他們三人的意見，於是阻止我出校門。只要我不在，出校後隊伍由他們帶領，以王丹的性格也難以堅持獨自領同學們到廣場。
見我抗議，孔慶東便起用組織程序說，現在5個常委有4人在，可以開個常委會，討論封從德是否應該參加遊行。我盯著王遲英逼問他的態度，王遲英支唔了二聲，不置可否。他總是這樣，似乎永遠沒有自己明確的見解，在籌委會裡幾乎沒聽過他提甚麼建議，哪種意見占上風，他就附議。結果，我的申辯自然是徒勞。既然參加了組織，就得按組織程序辦事，我不再說甚麼，老老實實到2樓240宿舍廣播站，眼瞅著同學們浩浩蕩蕩在喜慶中衝出校門。[5]
孔慶東、沈彤等人的過度憂慮，可能同北高聯主席周勇軍的舉動有關。[6] 面臨與軍警衝突的可能，周勇軍在當局的壓力下，終於承受不住，在27日凌晨連續派遣了幾十個聯絡員，到各校傳達他的“手諭”：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要求各校取消27日的遊行。[7] 但這些舉動已無濟於事。……結果，四二七大遊行有百萬市民與學生上街，沖破了軍警一道道防線，成就了1949年後最大的一次反官方示威遊行。
後來聽許多同學講，這次籌委會的表現很不如人意。原來，隊伍一出校門，便在中關村遭遇警察攔截，孔慶東等人拼命要同學們返校，同學們當然無法接受。途中他們又屢次勸說同學們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學觀察仔細，發現官方學生會也從中作梗，派了他們的人馬，裝做積極的模樣扯開大旗，走在了隊伍的前列，但在該帶隊衝鋒時，他們卻要捲了旗幟回校。
……
4月28日 星期五
……
推動直選合法化
4月28日中午例會上，我竭力主張儘快進行全校直選，以使學生自治會名副其實地合法化。……
在我推動下，籌委會通過了30日舉行全校直選……
可惜當時大家的熱情還沉醉在罷課、遊行、上街募款、開會等熱鬧場面上……
直選計劃沒能完成，還有一些客觀原因。……也許大家覺得籌委會在25日才作了新的選舉，如果再搞一個直選，感覺和重選一個新籌委會沒有實質差別，沒意識到直選的重要性，反認為多此一舉。我雖一直擔憂25日選出的第四屆籌委會的代表性，卻不能在籌委會上公開質疑，更不可能得到孔慶東、王遲英他們的贊同。因此，在遇到種種障礙後，我精疲力竭，只得作罷，空留遺憾。
4月29日 星期六
王超華要求我主持高聯
本來，王丹一直在北高聯代表北大，但北大籌委會總感到王丹沒有足夠的影響力申張北大觀點，尤其當北大與高聯有分歧時。……故在王超華的提議下，北大籌委會選派我作北大籌委會駐北高聯代表。[8] ……
王超華實際上是希望我去做主席主持高聯。周勇軍由於四二七前夕的違規表現，28日便被高聯罷免，由吾爾開希接任主席。……超華對開希也不滿意，在推薦我去高聯後，她對我講有意支持我做高聯主席，這樣北大就可領導這次學運，她認為北大籌委會在組織上最為堅固、最為完善。[9]
……
“個人記者招待會”
回到北大後，繼續到籌委會開12點的例會。會上，王丹介紹了他與吾爾開希在香格里拉開“個人記者招待會”，並講有便衣跟蹤他們。王丹的做法受到籌委會一些同學的批評，因為籌委會已經立過規矩：常委不得以個人身份見記者。[10]
那晚在文史樓101，北大籌委會舉辦了一次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柴玲對我盛讚楊濤主持與答問時的機智。後來我一直不明白，王丹與楊濤這對搭檔，為何那晚各自分開辦了個記者會？尤其是王丹與開希只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何就懂得要辦和如何辦“個人記者會”？不過，當時這些疑問也就是一絲掠過，沒有多想。
4月30日 星期天
北大研會成功改選
……
王丹開希任“掛名常委”
4月30日晚的北高聯例會，依然在北師大物理樓104召開。高聯例會前，還有一個常委會。這晚記憶較清晰的事如下﹕
一、王丹、開希以安全理由請求留任北高聯，作“掛名常委”。
開常委會時，吾爾開希和王丹顯得很緊張，說昨晚在香格里拉飯店開個人記者會後，中共便衣盯上他們的汽車，若不是幾個香港記者掩護，可能已被抓走。因此他們希望不再到高聯開會，但希望繼續留任，這樣可以利用高聯的組織而起某種保護作用，使中共不敢輕易下手。我理解這種在脫離組織孤立無援的恐懼感，也認為高聯有責任保護他們的安全，參加者在投身時便決定了冒風險，組織也應該利用群體的力量來保護帶頭人，盡可能減低他們可能受到的傷害。由於我到北高聯替代了王丹的常委資格，因此在會上盡力為王丹的請求說話，結果大家決定他們可作為“掛名常委”。[11]
開希躲得很深，他從自己宿舍搬走，藏到一個同學的宿舍，一般人都不知他在何處，這幾天的常委會和例會也不來參加。周勇軍代理他主持會議。[12]
二、我當選北高聯第三任主席。……[13]
……
三、討論各校學生自治會合法化的問題。
……
四、討論復課問題。
……
我主張分批復課，先部分復課再分期復課……
五、討論對話代表的分配問題。
……
六、決定舉行新聞發佈會。
這項任務交給北大去籌辦。我負責督促北大籌委會作一切準備工作。……
5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的記者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幕後卻有點小波瀾。……[14]
安排北高聯新聞發佈會
……
發言人宣讀九項聲明
北高聯的人已經來了，我請他們到中央的木桌附近。高聯設立了發言人，宣讀了九項聲明﹕[15]
……
孔慶東、沈彤想選掉王丹
自從四二五選出第四屆北大籌委會以來，經過一周的發展，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大家都希望在“五四”之前調整領導班子，以適應“五四”期間的重大活動。
五一中午例會後，孔慶東在29樓外拉住我，對我講他有意將王丹選下去，希望我在晚上例會上支持他。我沒有說甚麼，只是靜靜地聽，心裏暗暗吃驚。過了一會兒，沈彤也對我做類似的表示，我感到是籌委會換屆的時侯了。
請熊焱“出山”
我決心請熊焱復出，因為今晚將選拔北大對話代表。……
高聯常委會形勢分析
五一高聯常委會由我主持。……開希和王丹既為“掛名常委”，高聯會議就沒出席。
這晚的高聯例會也由我主持。……
……
選拔對話代表引發改選
柴玲與父親在前面慢慢走，趙體國和我跟在後面。我對趙體國講了孔慶東和沈彤找我的情況，也詳細講了改選籌委會的想法。他對五人常委的工作同樣不滿意，雖然不怎麼說話，但我清楚他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們都感到孔慶東、王遲英的領導能力偏弱，沈彤與官方的關係則很曖昧，為了提高組織效率、迎接五四的大規模活動，籌委會有必要改選。這是一個光明磊落講義氣的漢子，我相信他一定會使改選行得公正。後來趙體國在籌委會上的非凡表現，更使我驚嘆他的深謀遠慮。
沒想到這晚北大例會引發改選的，卻是因為選拔對話代表。……孔慶東自薦作對話代表，但他說話有點結巴，表達意見時觀點不鮮明，缺乏個性，甚至有點官腔，因此大家反對。孔慶東堅持說他有語言才能，大家便開始批評他，認為他缺乏領導能力。在一陣難堪中，他收回了想做對話代表的意思。
……
趙體國的批評和方案
……
會上通過了擴大部委權力後，趙體國當即提議部委分籌委聯席會議行使權力，罷免了第四屆籌委會五人常委，並提議由籌委會全體會議改選新的常委，以適應五四紀念活動的需要。體國的謀略出乎我的意料，我沒料到他能把一個棘手的改選問題，安排得這麼順理成章、這麼漂亮！
三權分立的自然體現
……
籌委會再度改選趨於穩固
北大籌委會全體會議的改選結果，我和楊濤、熊焱、常勁、王丹當選為新的五人常委。
……這五人不光都是籌委會創始會員，既有工作經驗又互相信任，且各有所長，也都較得各部工作人員敬重。……
沈彤與孔慶東忿忿不平
孔慶東對改選及其結果頗感意外，也十分憤怒。他認為是我起了關鍵作用，也一定記著他同我提過撤換王丹的籌劃，這時便衝我激動地吼起來﹕“老封，你搞甚麼鬼？！本來我們這屆籌委會，我剛剛把工作理順，剛開始正常起來，你就又……”眼睛裏充滿怨憤。但孔慶東畢竟有較多的社會經驗，能壓制內心的情緒，在籌委會內很快又找到新的位置，一直在學運中堅持工作。相對而言，王遲英的反應極平淡，完全隨遇而安，柴玲有一次對我說他還會算卦。
沈彤的反應與孔慶東差不多，他在會議快結束時才趕來，顯得既忿忿不平又很疑心﹕“兩次改選，為甚麼都在我不在的時侯？為甚麼每次都是把王丹選上？”另一次改選可能是指4月20日夜裡選出郭海峰那次，那時他正在雨中帶領北大遊行隊伍。沈彤生氣也有道理，實際上王丹與他的票數一樣，並列第五，但他不在會上，大家自然就讓王丹做了常委。[16]
這次柴玲找我做和事佬。以前丁小平被免職後就去搞分裂，為了避免這種問題，柴玲在29樓外將我拉到一邊，說﹕你最好推薦沈彤去高聯籌備對話團。我采納了柴玲的建議，對沈彤介紹高聯最近物色人選協助成立獨立的對話團，也許日後運動中將是焦點性的組織，會在全國電視上發生影響，而他的興趣又一直在宣傳方面。沈彤馬上就答應了同熊焱一起幹，情緒也就很快平息下來。[17]
由此可見，落選人員的善後很重要，許多人因為落選有面子問題而脫離組織，甚至帶著情緒搞對立，實在是組織的損失。
我和王有才對李祿的冷漠
……
5月2日 星期二
……
張炳九與丁石孫
……
據說張炳九很得校長丁石孫的賞識，二人私交很好。……
這晚我們商量好，明日由他帶我們去會見校長丁石孫。我看不出這是他的意思還是丁校長的，不過我也覺得有必要親自探探校方的態度。
5月3日 星期三 晴
……
丁校長贊同校園民主計劃
……
就長期而言，我向丁校長正式陳明籌委會的校園民主計劃。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長明確的贊同。丁校長說：“我支持在校園內搞民主改革。學生會也可以改嘛！我願北大做為全國高校的校園民主改革試點單位。”丁校長說，校園民主不僅可以包含籌委會成立時提出的兩條目標，學生自治組織和校園獨立報刊，還可加上第三條：「教授治校」。
……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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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據張倫講，這次“擦鞋運動”是劉剛組織的，“為中國的教育籌集資金”。見《爭鳴》1991年7月號第80頁。【可能是我將孔慶東與姬軍混淆了，孔應在中文系，法律系的姬軍參與了擦鞋運動。】
[3] 前面三任是丁小平、郭海峰和熊焱。“六四”後孔慶東到內蒙古教了幾年中學，後考回北大獲文學博士。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火爆登场，人称“北大醉侠”，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他隨後的變化頗令人吃驚，如吹捧北韓統治者金正日，並稱專制不一定不好；2007年章詒和的書遭禁後，孔公開貶斥章詒和等等。
[4] 其實背後另有原因：沈彤和孔慶東那時與官方聯系並有協議，但沒向籌委會講明。詳見27日“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一節的註。
[5] 沈彤沒在回憶錄中提到阻止我出校，反而說我與王丹和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甚至繪聲繪色地描述途中我們的討論。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203-204頁。
[6] 還有別的原因。直到91年巴黎會議上沈彤才講了背後的原因：孔慶東和沈彤那時常與官方聯系並有協議：“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建議北大籌委會不要遊行。這是一個條件，如果北大不遊行，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將以正式的方式幫助學生和政府之間搭橋。”但他們當時一直沒把背後的原因講出來，大家只知道他們常去校黨辦，有的同學甚至憂慮他們出賣學運，但更多是不喜歡他們的黑箱操作。實際上26日晚沈彤與孔慶東並沒有遵守擴大會議關於27日出校遊行的決議，而是暗自“作了許多準備”、“第三次與校方及團委接觸，商量時，提出搞校園靜坐”，凌晨還與師大吾爾開希（他也受到校方壓力）約好五大院校都不出校門，這些動作都是背著籌委會的。另外，周勇軍也說吾爾開希那晚“也曾提不出校遊行的建議”（《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8頁），而馬少方等高聯常委也持類似意見。27日晨孔慶東要去廣播站宣佈取消遊行被楊濤阻止，於是又與沈彤試圖配合官方學生會半路將隊伍帶回，也沒成功（《回顧與反思》第63、65頁）。由此可見，至少政法、師大和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首領，都受到校方不同程度的壓力，且皆有與校方妥協的舉動，但最終沒能阻止同學們遊行。由此也可看出，八九學運其自發的成分比組織的成分大得多。
[7] 據香港記者記述，周勇軍是27日凌晨“在校方團委的陪同下，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簽發不遊行的信，並乘政法大學團委的車，逐間高校去送信，送到天亮。”見《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7頁。
[8] 王有才回憶說，北大籌委會當時投過票，決定讓封從德去北高聯替下王丹。撤下王丹的原因，主要是籌委會內很多人、特別是趙體國和楊國忠不喜歡王丹熱衷於跟記者搞些記者招待會，卻不願意參與組織活動，因此代表性很差。而封從德被選派去高聯後，王丹就不再是北高聯常委，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大家對沈彤也有類似看法。見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9] 王有才修訂補充：“應該說，在你沒有離開北大籌委會之前，我一直在你所負責管轄的範圍內工作，這也是我不願意你離開北大籌委會的原因。（另外，你去北高聯能當北高聯主席也是與我希望北大主導發揮作用一致的，所以我是不同意一些人提議撤換你的代表資格的。）當時對話代表團我個人也是支援熊焱、沈彤去的。當時你應該是北高聯主席，所以應該不會希望你去的。因為北高聯更重要。”
[10] 王丹和吾爾開希對學運組織隱瞞了他們的媒體策略，無論是“個人記者會”還是“便衣盯梢”，其實都是二人製造個人形象的媒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直到91年巴黎會議上大家都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據當時接近二人的香港記者記述，“四二七大遊行後，學潮曾經沉寂下來，學生代表欲維持這股聲勢，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首先是吾爾開希匿藏起來，王丹以至其他同學散佈二人生命有危險，已被點名，隨時被公安逮捕。後來二人都承認這是策略，因為怕同學情緒渙散，再策動不起來。”（《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頁。據稱這個主意是王丹出的：“我們可以製造緊張氣氛”，見舒琪《天安門演義》第24頁，到海外後吾爾開希承認其實沒有便衣跟蹤）。據當時隨行的程真回憶，她也完全不記得有便衣跟蹤這回事（程真“六四口述實錄”）。又據在場的沈彤回憶，二人的“個人記者會”確實很“個人”，吾爾開希對記者澄清說他不是藏人，王丹澄清說他沒私吞捐款（《Almost a Revolution》第208-209頁）。據記者羅綺萍的文章介紹，“吾爾開希還挺會與記者打交道，差不多每晚都親自或叫他的摯友到記者聚居的飯店”，見《香港經濟日報》5月11日3版“一個學運領袖的誕生——吾爾開希”。“個人記者會”是王丹和吾爾開希以個人超越組織的第一次突出表現，第二次是發起“個人絕食”。第一次時，學運組織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想到後來絕食的失控，就是因為已經形成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局面造成的。當時大家只是覺得個人見記者會帶壞風氣，但聽說有便衣跟蹤，二人又要求組織保護，也就沒多說甚麼。這樣也就未嚴格追究、對外澄清，這是學運組織的一個嚴重失誤，而我作為北大代表和高聯主席，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11] 當時我完全想不到，所謂“便衣盯梢”其實是王丹和吾爾開希的媒體策略，為了引起外界關注“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詳見29日“個人記者招待會”一節的註。
[12] 也可能和昨天一樣是王超華代理主持的。
[13] 實際上我這時犯了一個嚴重失误，沒有意識到媒體的重要性，沒有對外宣佈高聯新換主席的消息，也沒太在意吾爾開希和王丹愛出風頭的毛病，致使外界很長時間都以為他們是北高聯的主席或負責人，導致名實不符及他們得以輕易凌駕於組織之上開展各種“個人行動”，如非組織化的“個人絕食”，而學運組織無力阻止。外界誤以為吾爾開希一直是高聯主席的例子很多，而對王丹則稱為“北高聯負責人”，但也有稱王丹為“高聯主席”的（如《香港經濟日報》5月3日8版）。
[14] 後來才知道趙體國對沈彤和周培勝很有看法，並影響到柴玲等籌委會成員，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此前他辭過職，原因主要是對沈彤和王丹有看法。
[15] 一些官方資料誤記為王丹主持了這次記者會，如《中國六四真相》第254頁。
[16]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大家對沈彤、孔慶東跑去校黨委獻媚的反感。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
[17] 沈彤對他落選這一段的憶述偏差很大。他很不滿意王丹當選，把他的落選歸因於柴玲故意沒通知他，還借我的口說楊濤任主席的這屆籌委會只有3天任期（《Almost a Revolution》第214-215頁、《回顧與反思》第78頁）。而實際上，籌委會五一改選後就進入黃金時期，變得非常堅固而穩定。外界不清楚甚至低估北大籌委會的作用，一是因為其中主要成員守規矩不去見記者出風頭，二是愛出風頭被內部邊緣化、但對媒體影響卻比較大的成員誤導外界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