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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传里的蒋介石印象：晚年喜欢坐在湖边沉思   2012/02/03  大众日报 　 　蒋介石作为影响中国的重要人物，已成为认识民国史的重要符号。事实证明，照片是会说话的历史。师永刚等编著的《蒋介石画传》，对蒋介石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解读，改变传统中人们对蒋介石的印象。 　　在《蒋介石画传》中，编者从上万张图片中，精选出五百张极具纪念意义的图片，与台湾政治传记作家杨素一起，采取以图为文的方式，力图从繁琐的历史线索中，厘清一个更真实的蒋介石。画传中的蒋介石，从幼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体、分明。特别是晚年照片中的蒋介石，更像是一位远离人世纷争的落叶老人。 　　照片中的蒋介石，大部分都是身着军装、眼神锐利，或在台上演说，或视察军队。在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蒋介石是热闹的，被围绕着的，只是到了晚年，他的独照才多了起来。蒋介石晚年最喜欢静坐在湖边，凝神沉思。从政坛隐退后，他常常在郊区读报，有时，他也会和身边的随从坐在日月潭边，一边远眺，一边话家常。此时，这位老人已人至暮年，湖边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寂寥，但很深沉。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被称为是20世纪绝无仅有的世纪姻缘，它联系起金钱、政治与权力。与宋美龄成婚是蒋介石人生的转折点，二人的情感属于老而弥坚的那种。在蒋介石晚年的照片里，大部分是和宋美龄在一起的合影——宋过生日时同吹蜡烛，两人也时常在自己的官邸摆弄花草。蒋介石还喜欢站在夫人身后看她画画，有时喜欢故意逗弄她，好让她出错。此间嬉乐，更胜过平常夫妻。 　　晚年的蒋介石喜欢养狗，逗弄宠物。此外，他对野炊也情有独钟。他的拿手好菜据称是宁波炒饭。照片中的蒋介石，兴趣广泛，除了喜欢写写画画，还有剪贴资料的爱好。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和两个孙子一起玩耍，每次赢了孙子后，会乐不可支。或许，在他心里，这样的快乐比当年费尽心思夺来权力要幸福很多。 　　读罢全书，由衷感到，编者把蒋介石当作普通人来看，写的是这个人“真实、世俗、人性化、人间化”的一面。整本书给我们打开的只是一个“针孔”，还不是一个“门缝”。我想，不作无耻的吹捧，也不作盲目的批判，还原一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是我们这代人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读这本画传的最大感受。 　　《蒋介石画传》 　　师永刚 编著 　　凤凰出版社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4起4落：曾因误传被开除党籍   2012/02/04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前，在党内的地位曾几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政治生涯，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其实还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等一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会议他因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上，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他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出发，果断改变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评。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是第二次起落。 　　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发生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七次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在6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没有继续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后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来“九月来信”，对他的正确主张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遭到错误的批判，并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对他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会议停止了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会后不久，又任命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才重新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打击和排挤期间，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妻子贺子珍由管文件改当收发；弟弟毛泽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被撤销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并遭到批判。 　　毛泽东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较大的四次打击。除此以外，他还受到过其他的一些打击。这些打击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泽东没有一一列举，只是说：“比如，不选做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二十次打击，除了撤职和降职外，还包括各种处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他受到的打击和处分绝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则是确定无疑的。 　　毛泽东受到的打击和处分绝大多数是不公正的。他曾说，他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真正的错误没有受到过处罚，而受到的打击和处分则“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奋，最后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认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会使当事者的心态失去平衡，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困扰。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往往从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依然保持顽强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能够正确分析和对待不公正待遇。 　　毛泽东对不公正待遇产生的原因曾作过富有启示性的分析。他认为，不公正待遇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有时是为了照顾整体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为了选举出一个能够执行七大路线，领导全党、团结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三条选举方针：第一，既要选举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而又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第二，组织成分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认识山头，争取最后消灭山头的前提下照顾山头，即照顾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选举能够通晓各方面知识的同志，也要选举只通晓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知识的同志。这三条选举方针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为了团结全党，为了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要照顾各个方面。按照这样的选举方针，在中央委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得一些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知识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呢？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些够条件当选的同志不能当选，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为了防止因选举产生矛盾而影响党的团结，毛泽东再一次解释了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从七大以来，在处理党内事务上力争求得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相比，党内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能力不行，条件不够，恰好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们之所以落选，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选谁不选谁，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观地、心平气和地看待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不要因此而影响工作情绪，影响党的团结。 　　毛泽东还认为，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党内外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会导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在回顾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后，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同志在历史上为什么会挨整，会受到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他说，那些整人的人跟我们并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们跟我们以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思想认识不一致，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必然就有人会产生主观主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在开始的时候是难免的，党内外的各种矛盾永远都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时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难免的。 　　毛泽东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为思想认识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因而在他们统治中央时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和待遇。那么，到了正确路线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的时期，各种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泽东认为，这同样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错误路线被纠正以后，我们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还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区别只是在于，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认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对于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不公正待遇都难以避免这一事实，就能在受到各种冤枉和委屈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正确对待，把挫折变为自己进步的动力。 　视不公正待遇为一种锻炼和教育 　　毛泽东认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无益，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教育全党的党员和干部要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为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公正待遇。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这两种态度，无疑是后一种对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党员和干部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不公正待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事者是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号召发扬民主集中制，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不要压制批评，认为批评所导致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批评者下台、被撤职，或者被调离原岗位，这对被批评者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他说：“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毛泽东从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认真阅读了大量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马列著作。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他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他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信非虚言。 　　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锻炼和教育，既是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总结，同时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关于这一点，孟子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极其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论述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时，一方面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他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本是坏事，但却成就了他们在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的传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为例，进一步说明，党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错误地处理干部，让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当然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被反对、应该被纠正的。但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应该正确地对待，因为“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去吸取许多新知识”。 　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错误的批判、错误的处分、错误的职务变动（降职、撤职或者调职），在某些情况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职务、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作出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锻炼和教育，那么当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种不公正待遇，都应该把党的纪律、党的团结和统一摆在第一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不公正待遇应有的态度。 　　各种不公正待遇中，最严重的恐怕莫过于职务变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正确对待职务的变动，应该能上能下。他说：“（共产党的干部）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正确对待职务上的变动，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纪律观念的表现，同时也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和远大眼光。 　　毛泽东虽然屡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终遵守党的纪律，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意气用事，不因个人的遭遇而影响党的工作，并在这一方面率先垂范，为全党做出了榜样。1932年10月，他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对“积年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目睹了当时毛泽东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就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出过概括性的描述：“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这三条，是毛泽东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也是他能够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坚持的，而且是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的。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党的党员和干部。毛泽东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所有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和思考。（彭厚文）     中南海的好朋友不是隔岸观火 就是落井下石   ——婉拒李克强访问中共和俄国关系起波澜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共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原本今月访问俄罗斯，但俄总理普京却以专心于三月大选为由拒绝接待。事件表明，中俄关系并非想像般热络。 俄罗斯今次婉拒李克强访问相当突然，理由更是牵强。俄罗斯大选距今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且普京与李克强的会晤最长也不过两小时，何来不方便呢？另外，李克强是中共国务院下任总理大热，是未来几年中国最重要人物之一，俄方如此慢待，显然事出有因。 事实上，本月是中国十八大政治明星的外交月，除了李克强预定访俄之外，习近平也将在情人节访美。外交部想通过安排习近平访美、李克强访俄展示两人的外交风采，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造势。当然，外交部安排习李各自访问一个强国，目的是平衡两人的关系，向外界表明外交部在中共内部的权斗中不偏不倚。但如今俄罗斯婉拒，使原本习李两人的双头戏变成习近平一人的独脚戏。 不问是非只问利益 俄罗斯婉拒李克强到访，主因是认为中共没有一碗水端平。中共口口声声中俄是战略伙伴关系，在伊朗、叙利亚、朝鲜等问题上联手对付美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元首出访时，却先安排未来的一把手习近平访问美国，派二把手李克强访问俄罗斯，这显然有厚美薄俄的意味，而且习近平访问美国送去上百亿美元的礼包，而李克强访俄却要在油价问题上与俄罗斯斤斤计较，两相比较，心高气傲的普京怎不生气？ 所以，俄罗斯通过婉拒李克强访俄来展示对中共外交说一套做一套的不满。在莫斯科看来，中国外交油头滑脑，表面亲俄，实际亲美，对俄罗斯只会唱高调，对美国却是千依百顺，而且还不断挑唆俄罗斯站在一线与美国互斗，从中渔利，中共这个朋友根本靠不住。 今次风波，既显示出普京一贯的强硬外交作风，也见证了中共机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失败。中国这些年的所谓「灵活外交」，实际上是不问是非，只问利益；不讲感情，只重投机。 中共表面上朋友遍天下，但多是酒肉之友，一旦遇到多事之秋，这些酒肉之友不是隔岸观火，就是落井下石，无一国能雪中送炭，中国形同孤家寡人，四面楚歌。 　　　　　　　　　来源：东方日报       张居正的君主教育为什么失败   刘志琴   万里如虎 于 2010/7/29 2:43: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明中叶被誉为弘治中兴的名臣丘浚认为:“ 一心兴邦，一心丧邦。”“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1) 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治国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把皇帝的品德列为治国的首务，为此他进献《青宫勉学》要小皇帝记住:“ 祖业起艰辛，皆由俭与勤。每当温饱处，常念冻饥人。治必期尧舜，学须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圣贤书。”(2) 　　程朱理学在明代是主流意识形态，程颐、朱熹的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是为宫廷教育的范本，天子从少年起就要熟读、铭记，以预防君主长大后有可能发生的过失，开创明代帝王教育的传统。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见兴替。”故以“帝鉴”命名。书中讲了117 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词简意赅，生动有趣，堪为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厂为流传。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严格的教育。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岁的神宗刚接位，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又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非大寒大暑不停止这一课程。 　　每天日出，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十遍，《尚书》十遍，再由讲官开讲，完毕，看章奏文件；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上朝之日，仍要温习、练字帖。十一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 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 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对冯保也有所顾忌，读书时稍有松懈，一见冯保，急忙正襟危坐说:“ 大伴来矣! ”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而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应该说年幼的神宗还是接受教诲的，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 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 ”居正说: “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 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明神宗实录》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拭之不灭，辅臣都以为是祥瑞，神宗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作假! ”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祝贺的，道喜的，闹得沸沸扬扬。神宗的爷爷嘉靖为此不断地要群臣写青词，上贺表。神宗小小年纪却不轻信，当场揭穿这是谎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深明大义，还有自己的主见和才华。年幼的神宗还撰写《劝学诗》勉励士大夫:“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颇有帝王气派。但也因为教育的过分苛刻，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甚至连喜好书法也被限制。 　　应该说，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是相当满意的，万历九年在与张居正讨论政务时说:“ 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赋税如期上缴之故。”一再表示:“ 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张居正也认为: “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 　　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的个人品性，或是受之反对派的怂恿，或认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为深沉的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利，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哪怕是扶危济难的耿耿忠臣，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小皇帝年幼，还不能意识权力的作用，自有一股少年的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人物，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享受的欲望，对张居正的劝谏和约束已有所不满。 　　自幼深居内宫的神宗，六岁立为太子，十岁登基，过的是至尊至贵的生活，听的是歌功颂德之词，耳濡目染的是帝王们骄奢淫逸，放荡懒怠的传闻逸事，这与道德说教形成极大的反差: 一边是严加约束的道德信条；一边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是一个少年心理所难以承受的落差。在严厉管教下的神宗，连嬉戏、听乐、玩玩走马持刀的游戏，都要受罚，平民百姓的孩子能享有的童趣，神宗都没有。拥有最高的权力，却没有最少的欢乐，这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畸形环境，一个少年成长在这夹缝中，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发展。他对张居正管教的不满已在潜滋暗长， 　　神宗最亲近的太监是冯保，自小由冯保抱大，长大后的一切饮食起居也由冯保照料。这冯保又是太后的心腹，张居正忠实的支持者，秉承太后的嘱咐，经常要向太后汇报，免不了打些小报告，这就招来神宗的不满。起初他与冯保尚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堪冯保的管教，有一次他在书写大字时，冯保在旁侍候，身体稍有前倾，神宗突然将醮满墨汁的笔，掷到冯保身上，冯保和张居正都大惊失色。这看来是一件不经意的事，却使张居正惊惶失措，可见其份量不可小视。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也无所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地刺激他享用至高权力的欲望，在他尚未亲政时就已表现出这一倾向。神宗大婚以后，有一次喝醉，强令小太监唱戏，由于太监唱不好，神宗一怒抽刀就斩断了他头上的发髻，这是仅次于斩首的惩罚。此事惊动了李太后，在太后的严厉叱责下不得不悔过，写了检查交给张居正。皇帝对奴才随意生杀予夺，是专制主义制度赋予皇帝的权力，太后的批评只是道义的教诲，这种教诲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皇帝一旦亲政，没有任何约束，拥有专制制度提供的穷奢极欲的享受和滥杀无辜的权力。神宗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帝王，是制度的造就，这是皇权专制主义赋予帝王的特权，面对这一制度铸就的特性，一切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教育，以圣哲先贤为榜样的礼义教诲，以天道儆世的天人感应说，以及规劝帝王的谏议制、史官制等各种理论和方法，都不外乎通过道德教育使君主自律，以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这种教育并非完全无效，历史上也有开明的君主，但昏愦的帝王又何其多! 张居正在《帝鉴图说述语》中说:“ 自尧舜以至於今，代更几世，主更几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余君而已。....卓然可为世表者，才什一耳。”(3)值得后世效法的君主才占十分之一， 可见对君主的教育更多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效。无疑的是，在历代君主教育中，张居正拥有教育小皇帝的条件最优越，可失败也最惨重。 　　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张居正努力实践帝王教育的结果得到的是失败回报。他本是裕王府的讲官，又是神宗的老师，为父子两代君王授课，对小皇帝兼有老师和顾命的情谊。作为首辅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赖，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极好机会和条件。按理说，皇帝自小就受到他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本应成长为一名他所期望的圣主，事实上全都化为泡影，这一失败，证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们丢掉对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才能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黄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权，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就在于突破传统的道德制约说，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思路。虽然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这一思想没有实践的可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是他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所以这也可说是抨击君主专制主义思潮酝酿中的阵痛。 　　这种阵痛，是对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神宗是“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4)人们愤怒地痛斥皇帝是:“ 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5) 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返观张居正的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 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沤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 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 　　注释： 　　(1)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 　　(2)丘浚《重编琼台稿》卷三《青宫勉学》。 　　(3)《张居正全集》第一册，卷三，奏疏三。 　　(4)《明史. 冯从吾传》 　　(5)《明史. 田大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