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最新博客文章呼吁中国直选市长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青年作家韩寒12日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出博文《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呼吁中国直选市长，作为“最生动的民主练习”，让政改迈出第一步，尽管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但已经在网上流传开来。据《联合早报》今天（2月14日）的报道，对此，韩寒在回复该报询问时，仅简短表示“不是我自己删除的，可能越线了吧”。
韩寒在这篇最新博文中坦承，现今在中国，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未必实际，但他表示：我代表身边很多年轻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地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上一句，“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这句话借用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的那句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于（先选起来）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中国很早就开始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韩寒认为，这种实践步子走得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文章还提出了具体建议说，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指定代表，那怕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
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市长候选人，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的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 此外，在某个大城市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他还建议，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韩寒相信，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他的理由是，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也会顾及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
联系到近来引发国际关注的“王力军事件”，韩寒还语带玄机地说：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就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此外，韩寒前几天就曾在《说说王立军》一文中分析说，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极其分裂的，他们上午进会场，晚上进会所，一方面要学习和领会六十年代风格的文件，一方面又要在互联网上仔细分辨微博和QQ的区别，而他们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要精确地知道美领馆的位置。在这里，你读不懂中国。
报道又说，韩寒在去年底一连发表三篇政论意味浓厚的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在网络上掀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肯定与否定阵容都很强大。他在最新博文中指出，大量评论令他感到意外也获益匪浅，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准备在春暖花开时，继续“再谈”革命、自由和民主三个题材。
本文来源：法广中文网
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韩寒吁“最生动民主练习”直选市长
2012/2/15 消息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人气偶像韩寒呼吁直选市长，作为“最生动的民主练习”，让政改迈出第一步。
韩寒前天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发出博文《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文章不久后就被删除，但已在网上流传开来。韩寒在回复本报询问时，仅简短表示“不是我自己删除的。可能越线了吧”。
韩寒在这篇最新博文中坦承，现今在中国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未必实际，但他表示：“我代表身边很多年轻人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的希望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一句——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这句话借用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博文认为，至于（先选起来）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
中国很早就开始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韩寒认为，这种实践步子走得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
博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写道：“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指定代表，哪怕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候选市长，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
韩寒博文认为，在某个大城市的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
他也建议，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他相信，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他的理由是，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
博文还语带玄机地说：“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他指的是最近引发国际关注的“王立军(专题)事件”。
韩寒在去年底一连发表三篇政论意味浓厚的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在网络上掀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肯定与否定阵容都很强大。
他在最新博文中指出，大量评论令他感到意外也获益匪浅，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准备在春暖花开时，继续“再谈”革命、自由和民主三个题材。
附全文
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
首先，这篇文章的原名叫《彼岸花》，也就是年前回应麦田的文章里说的正写了一半的那篇。很遗憾年前美好的讨论气氛被一场闹剧摧毁了。那次讨论其实使我获益匪浅。看了很多人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由于这会儿还在保养期，就先不修正了。待春暖花开时，我想《再谈革命》，《再谈自由》，《再谈民主》。让我意外的是，我以为这些枯燥的话题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为我问过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表示最爱看我写的——影评。我甚至看见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年，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同时也表明了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无用的，弄不好自己还要惹一身麻烦。
但是当有一个口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大家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会愿意谈论，甚至为社会的改变而行动。期间发生了台湾的选举。虽然台湾和大陆在生态上有诸多的不同，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曾想到，国民党居然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反攻大陆，没有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弹。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履历，终于让我想起了我经历的第一次选举：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班里选班长。我们班级好像一共是42人，每个同学可以选多人。我因为人见人爱，学习成绩突出（我小学的确是学习委员，不用诧异，每个胖子都瘦过），得了满票的42票，而我的竞争对手则比我少了一票。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我并不是班长，因为老师说，你这个同学，太不谦虚了， 居然能全票通过，你怎么好意思投自己一票。
于是，我落选了。虽然现在我是反对在学校进行班干部选举的，但那次在黑板上画“正”字，至今深印在记忆里。从那次以后，我至今没有见过选票。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在1985年说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最终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口号。毫无疑问，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而且似乎已经超额实现，有一部分人他妈的太富了，虽然中产阶层也在增多，但在这一部分暴富者的映衬之下，老百姓好像更穷了。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先不去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但政治改革依然不见起色，你看，十八大还没召开，老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说实话，我觉得现今中国一人一票选主席未必实际，社会各个阶层人数差别太大了，互相割裂，地区发展也不均衡。能做到一步到位朝发夕至的似乎也只有霸权和独裁，而非民主与改革。其实我能接受现在就知道2012年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就像当年邓小平钦点接班人也没问题——邓立君，正常。但是我代表身边的很多年轻人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地希望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一句——让一部分先选起来。
至于这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是这种实践步子走的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当然，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民选代表，哪怕都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候选市长，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某个大城市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同时，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那人民代表就不再形同虚设。如果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因为我坚信，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保全，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最生动的民主练习。
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
| “活着”的王立军 考验着中国官僚机器
2012/02/14 |
=多维新闻/王立军未来的命运成为当下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聚集的焦点。他“罪不至死”占据了民间的主流声音。众多分析人士不约而同地指出，他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异数”，但这样稀缺的“异数”终究太少。而中国这部世界最大的政治机器，会不问青红皂白地用自己特有的惯性，将这样的“异数”碾于身下。
新华社用44个字确认了王立军曾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事实，透过这部共产党宣传机器“吝啬”的几个字不难读出王立军目前面临的境况。一是以外交部名义表态，意在回应美国国务院之前的说法，肯定确有其事，但王立军现仍是“副市长”；二是“滞留”并非公务，有问题是肯定的，但没有用传言中的“叛逃”等字眼，说明该事件尚未定性；第三，有关“部门”，而不是“地方”正在调查，表明王已经不在重庆；第四，未提所谓的“休假性治疗”，王的“精神和病情”有待进一步确定，可能否定了重庆的说法。
王立军是国家机器树立起的仍活着的“一级英雄模范”，中共此前确实没有处理该类事件的经验可借鉴，这无疑相当考验中共的政治智慧。遵行以往对“问题干部”的处理手法，首先是调查王立军究竟为何去美国领事馆“滞留”，在领事馆期间究竟做了说了什么，这些是外界最想知道的“秘密”；接着就会进入最为考验政治技巧的对王所犯错误级别的鉴定和定性，这直接关系到王立军的命运甚至生死。但无论中共如何“处置”王立军，民间大都会以一种同情的姿态认定他是“流血流汗又流泪”的好警察、好官吏，毕竟他一直是为百姓、为这个社会和这部国家机器做了太多的事……可能其中有一步走得很糟，但论功过是非，王立军仍是一名“英雄”。
“真实的英雄”
不为人注意的是，王立军是蒙古族人，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在蒙语中乌恩意为“真实”，巴特尔是“英雄”。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和平年代，官场纷杂又固守成规的矛盾制度下，能被称为“英雄”已实属罕见，但王立军的确是这么一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又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式人物。
墨守成规成不了英雄，更多的是体系下的寄生虫。王立军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因为他不是平平庸庸、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警察。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人，他把刀口对准的不仅是黑社会，还有自己所属的司法领域，这无疑是向自己“插刀”。他会毫不留情面地“打击”部下，乃至对自己管辖的公安队伍进行清洗，这让还在跟他一起办案的警察们咬牙切齿。他以“打黑”成名，只要涉黑，连自己的老上级都不放过，忘恩负义的恶名也没让他少背……
王立军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时代的“酷吏”，他的确也符合历史上对酷吏的诠释，比如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既然是酷吏，肯定不会受欢迎，特别是同朝为官的僚属们对其恨得是牙根痒痒；酷吏“能干”，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政绩因此大都相当突出，清廉度也很高……历史评论家还总结道，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但最终结局却大多很凄惨……
王立军是否该被扣上“酷吏”这顶帽子，与记者接触的中国观察人士们大都不同意这么看待他。
从各种详尽材料和他本人经历可以看出，“彪子”王立军应归类于技术阁僚，而不是一名政治官员。王立军无论是在辽宁还是重庆，作为公安局长的他都能很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打黑”只是他的标志，公安专业的很多技术学科他都是佼佼者，比如现场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法医学、法学等等；同时，他是很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被世界闻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力邀加入他创办的研究所，成为特聘的专家、教授。
除此，王立军对待工作真的是很“玩命”。他旺盛的精力几乎让每一个跟他工作的同僚大呼痛苦。王立军在中国警界和犯罪分子、黑道人物打交道20多年，获奖、树敌无数，公开的报道称他全身上下大小伤有20多处；他曾经亲自上阵同黑社会头目、辽宁省前拳击冠军格斗并将其生擒；他在办公室被炸身负重伤；一次中枪昏迷长达二十余日。
古时的“酷吏”，其生存的背景往往跟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王立军则不然，他炫目的光环不是靠包装和炒作渲染出来的。如果他继续“服服贴贴”跟着薄熙来唱红打黑，很有可能跟着成功“入常”的薄熙来到中央，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但是，彪呼呼的王立军选择了“不再被嚼”，更是很不“政治”地跑到美国领事馆“滞留”超过24小时。
体制的悲剧
长期以来，中共被称为是最善于树立时代“代言人”的政党，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等，一个个无比光辉的形象被树立了起来，并通过塑造这些英雄人物影响了不同时代的很多人。王立军更是如此，他在中共官僚机器下几乎囊括了所有“奖项”，他荣立一等功六次、二等功十余次，先后被授予公安部一级英模、二级英模（两次）、全国英雄模范、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先进工作者……被中国各大官媒或机构评选为各色各样的“十大人物”、“中国正义人物”等等。他还是中共“十四大”、“十六大”全国人民的代表。
但他终究还不能和雷锋、王进喜们并列站在中共光荣榜的神坛上。因为王立军还“活着”，只有死去的英雄们才能永远矗立在神坛之上。当这么一位“活着”的英雄人物犯了匪夷所思的错误时，执政者们其实是最为尴尬的——如果他的错误罪大恶极，通敌卖国，一定要罪该至死吗？如果他真的是长期过度紧张疲劳，在所谓抑郁病发作时做出了“幼稚”的事情，那执政者如何解释和如何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如果是他真的被动陷入因政治引发的巨大险境，为求自保迫不得已走入美国领事馆，难道真的要让英雄独自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吗？对这样一位人物的处理，既不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更不能让民众大跌眼镜指责执政者们的种种不义。
无论中共当局如何处理“王立军事件”，它揭示出的更深层次与更尴尬的问题是，中国这部年久失修的机器似乎出了问题。这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变的机器，被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官吏制度等不断地向前推动，已带领中国碾压了一切牛鬼蛇神、碾平了一条走向康庄大道的改革开放之路……而如今，这部机器已经开始让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
王立军的一句“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让民间感叹不已。其实王立军所说的“口香糖”并不是针对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而是对中国官场制度的无奈，对国家这台机器的无所适从。因为他不知道会被这部机器带向何方，结局又如何？
对于王立军如此，何况于普通百姓呢！最近一直被海内外所热炒的“中国政改”话题，无论是从政治体制本身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造，中共这部超大型的官僚机器都要顺应时代作出变革的选择。时代需要一个现代的、更充满人文的、更为透明的机器，过去那种传统、封闭、僵化的运转模式还能继续带领中国前进吗？王立军事件的出现，尴尬的同时无疑提供了检验这部机器自我修复能力的机会。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下，其实官员的生存也是相当艰难的——是成为贪官、庸官，还是做酷吏、能臣，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所不能决定的。中共管理层应该认真考虑对“乌恩•巴特尔”这样技术型官吏的人文关怀，这区别于所谓的“官官相护”。管理层要敢于承担起历史和制度遗留下来的责任。或许王立军真的在极端情况下做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只要没有触犯大的原则和涉嫌贪腐，都应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或许可以安排他在能发挥技术能量的岗位，而不再错放于一些位置和一些人的身边，卷入过多的所谓政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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