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私约进出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发生,严重动摇了薄熙来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观察人士分析,此举不仅标志着重庆“唱红打黑”正当性丧失和薄熙来“极左”路线的全面破产,更可能将他从十八大常委候选人中剔除,成为薄熙来仕途噩梦,从而彻底断送从薄一波、薄熙来等薄家两代人苦心经营的政治布局。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王立军被抓后,薄熙来为了自救,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把“唱红打黑”扔到一旁,开始高调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靠拢。根据重庆官方发布的消息,2月12日,在王立军事件后的敏感时刻,薄熙来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这一举动,和当年陈良宇被查处前诚惶诚恐地向“胡温”靠拢的举动如出一辙,被广泛解读为是薄熙来向胡锦涛服软并举手投降的标志性动作。
有分析指出,此举亦说明围绕王立军叛逃事件进行的调查可能已经向薄熙来延伸,而薄熙来也目前的政治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甚至不排除王乐泉问题处理模式,在十八大前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全国人大或政协,挂名副职了却政治残生的可能。
薄熙来历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等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可谓顺风顺水,步步高升。据说,还一度被提为副总理候选人,遭高层极力反对,淡出高层领导的视野。随即于2007年底被派往山城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当时,薄熙来虽然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又从中央下放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到重庆后的薄熙来开始以“唱红打黑”为基础,打造“重庆模式”。希望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重新进入北京政治舞台中心。
到重庆不久,薄熙来在重庆树立中国最高最大的毛泽东雕像。今年初,又向成都军区赠送35尊毛泽东铜像。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李宝柱吹捧薄熙来“得民心者,得天下”。《重庆模式》作者之一、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更是露骨地表示,薄熙来像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乌有之乡网站长期转载薄熙来的讲话,不断发表支持薄熙来的文章。左派利用薄熙来摇旗呐喊,薄熙来利用左派谋局造势。
在重庆,薄熙来苦心经营四年多,从不久前获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三次高度评价看来,薄熙来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十八大常委宝座几乎稳占一席。
现在回过头看,人们不难发现,薄熙来在重庆一向推行极“左”政治路线,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处处抵触,并热衷搞“毛式”政治运动。每逢开会,薄熙来经常引用中共四代领袖的言论,“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锦涛总书记”不绝于耳。虽然薄熙来也常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胡锦涛的科学发展,但这只是点缀,只是客气和套话,主调还是他的“唱红打黑”。为了造势,薄熙来还亲自率领14支队伍组成的“红歌团”进京巡演,结果失望而归。
在薄熙来“打黑”过程中,引起轰动的“李庄案”值得一提。北京律师李庄被指为重庆涉黑嫌犯辩护,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判监一年半。时至2011年4月,李庄刑满出狱前夕,重庆又称要追诉其在上海的“遗漏罪行”。
最后因“证据存在疑点”不得不撤诉。薄熙来的人气就此逆转。
在“唱红打黑”被挖掘殆尽之后,薄熙来又先后提出具有民粹主义均贫富思想的“分蛋糕”理论。与此同时,薄熙来还频频邀请名人到访重庆为其造势。包括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全国31家省级党报总编辑、海内外600多位华文传媒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等都曾为薄熙来坐上常客。
面对“左”的批评,薄熙来公开表示,“有些人怕人说自己‘左’,有意回避红色文化。”对邓小平当年南巡提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毫不在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薄熙来的理论定位有误,向“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靠拢,引起右派反弹和中间派不安,直至引起中央关注。而王立军事发,则让所有一切戛然而止,一切又都回到原点。
南方多维博客 撼山易,撼“重庆探索”难! 2012/02/16 | 撼山易,撼“重庆探索”难!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朱明熙
2012年将注定会是一个极不平静的一年。因为,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异常复杂、困难和持续低迷,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是地区冲突的激化,必将对外向型经济比重过高的我国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就业和我们每一个人的钱袋,以及社会的稳定。此外,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具有更为重要影响的是政治,这一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将进入“换届年”,尤其是我们中国也将面临18大的新旧换届。有一位哲人说得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18大后将会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中央集体领导,18大以后新的党中央将会实施什么样的施政纲领和治国方略,必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格局和趋势,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是走向经济继续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安定,环境自然优美,国家强大自信,实现“缩差共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又重新回到贫富悬殊,私欲横流,贪腐遍地,民不聊生;假冒伪劣黑毒娼盛,坑蒙拐骗汉奸盛行;国家四分五裂,外国殖民瓜分;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动乱纷争不已的旧社会?在面对这样一个决定中国人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各种利益主体、各派势力代表之间必然要进行各种公开的和地下的、明的和暗的生死较量。
这不,新春佳节才过完几天,马上就出现一个始料不及、轰动一时、吸引上亿民众眼球的惊天大事――“王立军事件”。一时间各种说法四起,有官方的正式说法,更有民间网上的各种八卦,总之是各种正言和谣言都有,特别是谣言更多,甚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什么“腐败说”、“刑讯逼供说”、“投敌叛国说”、“内讧说”、“黑打黑说”、“野心家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大有“高天滚滚寒流急,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对此,许多善良的人们,许多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不禁心中焦急、担心和忧虑,但在一些右派、汉奸、走资派们看来,却是天赐良机,欣喜欲狂,以为拣到个可以以此攻击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和“重庆探索”的“重磅炸弹”,以为可以以此打倒薄熙来,彻底推翻“民生导向,缩差共富”的红色的“重庆探索”。按照他们的计划,红色的“重庆探索”主要是由薄熙来一手策划、组织、推行的,而“重庆探索”中的“唱红打黑”,打造一个清明、平安的重庆又是由薄熙来的得力干将王立军具体实施的,既然薄熙来的得力干将王立军“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那么,薄熙来难道没有问题?既然薄熙来“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难道薄熙来策划、组织、推行的“重庆新政”没有问题?因此,只要扳倒了王立军,实际上就意味着打倒了薄熙来;打倒了薄熙来,“重庆探索”也就算是“玩完儿了”。
他们这些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扳倒了王立军,就可以打倒薄熙来,推翻“重庆探索”。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却落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君不见,虽然关于王立军的谣言满天飞,却不见如同以往凡曝光一个贪官,国人一片痛骂,人人皆曰可杀的一边倒的愤激场面,反倒是怀疑者有之,叹息者有之,喊冤者有之,支持者有之,而愤激者却少之。更有甚者,怀疑“王立军事件”不过是中央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甚至认为,像王立军这样一个目前少有的一身正气、一身豪气、一身杀气、一身挂满奖章,让黑社会和贪官污吏都为之胆寒的清官、好官,到头来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大贪官”、“伪君子”、“野心家”、“残酷打击迫害家”,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内还有几个能够值得老百姓信赖的清官、好官呢?今天的共产党还有没有“反腐倡廉”的希望呢?还有没有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呢?中国还有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族复兴和强大的希望呢?
“王立军事件”竟然出现这样一种“乖张”的结果,恐怕是右派、汉奸、走资派们所始料不及的。
那么,为什么“王立军事件”会出现这样一种“乖张”的结果呢?我想,这既是因为王立军“打黑”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因为王立军“打黑”的结果。
何以见得?
我认为只要深刻了解当今的天下大势,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王立军事件”的“乖张”的结果。
君不见,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焦头烂额,苦无良策,甚至连西方国家精英们的大本营--达沃斯论坛今年都提出了“大转型:塑造新模式”的口号,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旧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而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社会论坛” 今年也同时提出“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与环境正义”的主题,对目前这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而去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提出“99%对1%”的抗议口号,明确反对目前这样一种华尔街极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人受穷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人吃人”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而中国呢?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一跃而为世界第二,虽然全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广大老百姓获得的利益远远比不上极少数资本、官僚、买办以及外国资本所获得的利益,其表现之一,就是反映我国目前个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甚至高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并且远远高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发展而看不到扭转的趋势。除此而外,我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也居于世界之最。此外,我国目前道德沦丧,私欲横流,贪腐猖獗,民怨汹汹;假冒伪劣黑毒娼盛,坑蒙拐骗汉奸盛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面对这一切问题和矛盾,以薄熙来为代表的重庆市党政领导,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高超的施政艺术,敢于突破,敢于碰硬,敢于亮剑,敢于独辟蹊径,以民生为导向,“唱红打黑”、“缩差共富”,创建“五个重庆”,落实若干民生工程,大搞干部“三下乡”、“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接访”,而且在去年明确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缩小“三大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具体指标和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恐怕是目前国内外任何一个省、州或者地区,甚至国家都没有提出的)等等,把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落在实处。这三年来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治安大有好转,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生态环境得到改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党和政府深得民心,这应当说是多年来没有的景象,以至于重庆的广大老百姓担心薄熙来因为18大可能入常而调离重庆,是否会使重庆的探索戛然而止。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重庆市实行的民生导向,“缩差共富”,创建“五个重庆”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探索可能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欠妥之处,但这种探索的大方向却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不然,就真会出现像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改革,改出一个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改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的改革就真走到邪路上去了。与其如此,不如不改。邓小平同志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警钟长鸣。他的话代表了中国99%的老百姓的心声!
正因为如此,为什么“王立军事件”会出现这样一种“乖张”的结果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正是王立军具体实施的“打黑”,打掉了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打掉了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肉霸车霸;打掉了组织非法卖淫的各色黑帮;打掉了黑社会后面的“保护伞”,还了3千多万山城人民的朗朗乾坤,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放心大胆地居住出行,因此得到了广大重庆市民的拥护。所以,才有那么多老百姓在“王立军事件”后会为他鸣不平喊冤,甚至质疑,而不是一片喊“打得好”。试问,当今中国有哪一个贪官污吏出问题时会获得如此的厚待?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人心所向!
当然,毫无疑问,作为薄熙来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王立军,如果真出了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出了多大的事情,“重庆探索”都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甚至如果包括“重庆探索”的推手薄熙来出了事,也必然会对“重庆探索”有更大的影响(当然,我们是不希望他们两人出事的。)。但是,“重庆探索”也一定不会因为出现“王立军事件”,甚至将来可能会出现的“李立军事件”、“张立军事件”而受到多少阻碍,“重庆探索”不管有没有王立军、李立军,甚至薄熙来,都必然会继续探索下去,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现“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它是共产党获得人民拥护保持执政地位的必然,它是中国人民要幸福美满,要安居乐业、要和谐安定的必然,它也是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敢说,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回首这段往事时,很可能会一笑置之,认为它不过是浩浩荡荡的长江黄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因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2012-2-15
于成都光华村
| 谁能打倒王立军? 2012/02/16 | 谁能打倒王立军?
作者:黎阳 华岳论坛
打倒人有两种打倒:从权力上打倒和从人心上打倒。从权力上打倒一个人很简单,谁官大权大谁说了算。但这种打倒未必靠得住,还有翻盘的可能——官场上今天摘了官帽子明天又戴上的人多了去了,连判了无期的贪官都能没几年就又溜达出来,何况摘官帽子?官帽子能戴就能摘,能摘就能戴,眼下栽了将来说不定又东山再起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而一个人一旦从人心上被打倒了,那可就真倒了,永远也休想再爬起来,哪怕权力上没倒、甚至权势熏天灼手可热也没用——从权力上看,岳飞被秦桧打倒了;从人心上看,恰恰相反:秦桧一生官运亨通,但在老百姓心目中永远是跪在地上的臭狗屎,不管谁来拼命扶也枉费心机。
由此可见,权力上打倒不打倒是官大权大的说了算,人心上打倒不打倒是老百姓说了算——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什么权力都没了,人心上照样屹立不倒,想打倒毛泽东的人再有权有势也无可奈何——权力上倒不倒由得你,人心上倒不倒可就由不得你了。
“王立军事件”出来后,只见重庆老百姓几乎一边倒地说他好,没见谁出来说他坏。说他好的老百姓举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几年重庆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以说前面三任的总政绩加起来也不如这一届”、“不光是GDP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最关键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了,老百姓安全指数高了,老百姓幸福指数高了”……这证明王立军至少在重庆很得民心。而这个民心是王立军用热血、辛劳、眼泪、汗水、生命、实际行动、实际成绩赢来的,不是靠哭天抹泪之类廉价表演哄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打倒王立军?
从根本上讲,只有王立军自己才能打倒王立军——比如叛国或刑事犯罪。只要是这种情况,不管他以前做了多少好事、不管有多少人为他说好话都不管用了——叛国或刑事犯罪意味着损害了全国十几亿老百姓,相形之下得到他好处的人就是少数了。少数得服从多数。
但如何证明王立军犯了叛国罪或刑事犯罪?如果王立军自己跑出来证明自己,比如跑到外国或外国驻华外交机构里死活不出来、在清醒而不受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公开宣布寻求“政治避难”、当众控诉自己“受迫害”、公然宣布要当“带路党”、欢迎外国占领中国、“三百年殖民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吃里趴外向外国出卖中国要害经济利益、或者出卖国家机密时被国家安全部抓个正着、人赃俱获,或者当众杀人越货欺男霸女民愤极大铁证如山……那没的说,证据确凿,板上钉钉,半点不含糊的叛国罪或刑事犯罪,什么民心民望也救不了驾。
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被证明”有罪,那老百姓就不得不多个心眼打个问号了——这年头这个“被”字里的名堂还少吗?“被增长”、“被幸福”、“被和谐”、“被情绪稳定”、“被车祸”、“被自杀”……谁知道这次会不会是“被滞留”、“被叛国”、“被犯罪”?——“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整天造假说瞎话不把公信力当回事,现在凭什么让人相信这回是真的?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仅凭“莫须有”之类“可疑”、“合理假设”、“逻辑推定”等等岂能让王立军在老百姓心目中倒掉?——“法律精英”们为刘涌、药家鑫、李昌奎、龚刚模、吴英、黎庆洪等辩护时不是很津津乐道喋喋不休再三再四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么?难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之类义正词严只对黑社会头子杀人犯才神圣不可侵犯,碰上劳苦功高的打黑英雄就屁滚尿流了?
只要拿不出这样的硬梆梆的证据,那就意味着无法让王立军自己打倒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王立军,还有谁能打倒王立军?
从理论上讲除了王立军之外只有两种人能在人心上打倒王立军:一种是比王立军干得更出色、更有公信力的——你实干我比你更实干,你廉洁我比你更廉洁,你干得漂亮我比你干得更漂亮,你得民心我比你更得民心,你有威信我比你更有威信,你负伤20多处,我负伤40多处,你造福了重庆一个市,我至少造福了一个省甚至几个省……只有这种比王立军更功劳卓著、更有威信、更德高望重的人出来说“王立军是坏人”,多数老百姓才有可能相信。这叫“钻石划钻石——硬碰硬比过硬”,谁更硬谁才能在对方身上划出道来。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自身不过硬就别想跟王立军较量民心,否则只能适得其反——你说王立军坏,你还不如他呢。人家至少给老百姓做了实事、带来了好处,你呢?除了卖嘴加搂钱还做了啥?人家再不济也比你强。
另一种是找到比重庆老百姓更多的人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王立军——你重庆XX万老百姓说王立军给你们做了什么什么具体的好事,我召集XXX万老百姓一齐出来说王立军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什么具体的灾难,让全国老百姓相信:王立军造成的受害者比受益者多得多得多——只有这样才可能让王立军在全国多数老百姓心目中倒掉。然而这样的人在哪里?
如果不能满足这两种条件,光凭官大权大硬要打倒王立军,这在权力上可能得逞,在人心上必定失败——抓“叛国”,不碰刘晓波,不碰余杰,不碰茅于轼,不碰外国总统访华时点名单独召见的,不碰单独进了白宫与美国总统秘谈的,不碰外国赏了和平奖的,不碰几十年如一日定期领外国基金会基金的,不碰鼓吹放弃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不碰藏独疆独闹动乱时发表文章替藏独疆独说话的,不碰把成万亿中国老百姓的血汗换成外国白条的,不碰替国际垄断资本效劳摧毁中国独立自主的民族工农业、不顾一切在中国推广安全性毫无保障的转基因作物的,不碰老婆孩子家产都已经转移到国外的、只剩自己在中国裸体当官玩命捞的,不碰“把利润送给外国、把污染留给中国”的……
主流媒体几十年一直大张旗鼓大骂“爱国贼”、“狭隘民族主义”、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全球化”、“融入世界”……什么时候积极搞过爱国主义教育?卖国“精英”肆无忌惮车载斗量,多少年都视而不见,如今突然一反常态想起“叛国罪”来了,没有过硬证据就硬要把“莫须有”叛国大罪按到几十年如一日风里来雨里去、勤勤恳恳舍生忘死保护老百姓、功劳卓著的模范功臣头上——这岂能让人信服?如此“被叛国”,怎么处置怎么宣传是你说了算,怎么判断怎么评价可就是老百姓说了算了。
比如这次对王立军,重庆老百姓的反应就一条:“为什么为老百姓干实事谋福利的官员没好报?”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除非有“王立军主动出来公开宣布自己就是要叛国”这种过硬证据,否则不管如何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连篇累牍给王立军扣上无数大得吓人的罪状,哪怕说得喉咙出血、说破大天,在老百姓看来仍然就是那么回事:坑老百姓的整为老百姓的,不干好事的整干好事的,舞文弄墨的整流血流汗的,一天到晚坐办公室空谈的整深入实际出生入死实干的,文官整武将,贪官整清官,秦桧整岳飞,奸臣整忠臣,奸佞陷害忠良——你眼下权力再大,比当年的秦桧赵构如何?
你权力在手,当然可以重演“莫须有”、“风波亭”,不过顺便也就得准备着当“三陪”之外的“第四陪”——陪跪:从此世世代代陪着秦桧夫妇一起跪下任人唾骂。这可是你自己争先恐后心甘情愿上杆子抢着去跟人家秦桧赵高套近乎要当“第四陪”,并没有人逼你。(前一阵子闹“让秦桧站起来”时不是就有人预言:“秦桧站起来,岳飞必然倒下去”吗?难道这么快就应验了?)
的确,人是会变的,历史上前半生干好事、后半生干坏事的人有的是。对此必须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一码归一码,这才叫唯物主义。还不仅如此。有人说:“重庆不过为老百姓干了点实事,干了一些该干的事情而已,这是公仆的份内之事。仅此而已。这些事情是任何模式都应该干的。”——问题在于:如今对老百姓来说,公仆们能不贪不捞不干坏事就已经烧了高香了,还敢奢望他们规规矩矩“干份内之事”么?象王立军这样不要命地替老百姓干了实事的官有多少?好容易出了一个还找碴打掉,以后还会有谁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谋福利?不是说改革就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养懒汉”、“一个干,一个看,还有一个在捣乱”吗?怎么改来改去改得当官的“贪的没事,看的没事,捣乱的没事,只有实干的出事”?
再说一遍:我跟王立军素不相识毫无关系,既无恩无惠也无怨无仇,他倒不倒跟我个人毫不相干。如果当真有令人信服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他犯了叛国罪或刑事犯罪,我决不替他辩解。有些话就算白写。但只要没有这样令人信服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也决不捕风捉影人云亦云、拿“莫须有”当宝贝、把任何可以凭权势人工合成的“罪证”当真,写出的话就继续有效。
刘涌、药家鑫、李昌奎、龚刚模、吴英、黎庆洪等坑害了老百姓,“法律精英”们拼命在证据里鸡蛋里挑骨头,不是说证据不足,就是说罚不当罪;王立军保护了老百姓,“法律精英”看都不看证据,立刻异口同声一口咬定他犯了“叛国罪”,而且幸灾乐祸“乐坏了”——同样的“法律精英”,对犯罪的一个样,对打击罪犯的又一个样,爱憎如此分明,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没有确凿无疑的过硬证据,仅凭几个小时的“莫须有”就把一个出生入死功劳卓著的公安英雄一棍子打死、把人家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光荣历史一笔勾销——这下看清了吧?眼前正在草菅人命制造冤案的,正是那些整天最起劲地大骂“文革”、“极左”、“迫害功臣”、“制造冤案”、“滥杀无辜”、“富田事变”、“延安整风”、“肃反扩大化”的;如今大喊大叫“叛国罪”最起劲的,正是多少年来一贯大骂“爱国贼”、“极端民族主义”、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带路党”、“融入世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
就凭这,第一,可以明白这些人对文革、反右、延安整风、“毛泽东的错误”、“富田事变”、“饿死三千万”之类的声嘶力竭有几分可信。第二,可以明白“文革”、“反右”、“肃反”中的一些冤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群笔杆子抓住人们这种几小时的疑点无限上纲诬陷成罪制造出来的。
就凭这些“精英”自以为是、丝毫不管别人死活、抓住一点辫子就无限上纲、随心所欲定案下结论的轻率劲、狂妄劲、蛮横劲,一旦大权在握岂能不制造冤案、岂能不擅开杀戒?至少别指望他们会承认“九.一三”事件中飞到温都尔汗的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是烈士——“精英”嘛,就是口气大,一动嘴皮子就能把几千万老工人变成“改革代价”,抹掉个人还不跟捻死个蚂蚁似的?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尊重别人的生存,更何况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几十年的奋斗历史汗马功劳?毛泽东为什么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制止纠正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满不在乎地把人一棍子打死的歪风。
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没见到过硬的证据就随声附和,听风就是雨,随随便便把人家几十年的功劳一笔勾销,那么如果当年大权在握的是你,你会不会赞同草率定案甚至杀人?如果会,那就会对当年闹革命那种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出现的一些偏差有所理解了。如果不会,那就顺便明白了一件事:“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并非仅仅因为情报灵通——能从混杂着真信息和假信息的大量信息中挑出真信息、不上假信息的当可是一种真本事。
顺便来点胡思乱想信口开河:有人拿王立军的“滞留”拼命大做文章,尽情发挥想象力。“寇能往,吾亦能往”,你能自由发挥,我也能自由发挥。反正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里“滞留”期间实际发生了什么永远无法证实——王立军讲的你会信吗?美国人会讲吗?即便讲,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总而言之真相已经成了千古之迷,任凭大家猜。你猜得,我难道就猜不得?
甲公司有一保安,勤勤恳恳没日没夜呕心沥血忠于职守,盗贼们恨之入骨,悬赏500万要他项上人头。不仅如此,还有与盗贼们穿一条裤子的“法律精英”们的无数阴森森的眼睛从四面八方日夜盯着他,专门等着挑他的毛病,随时准备一发现可乘之机就立刻扑上去把他撕成碎片。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这一切决定他不得不格外警惕日夜防范,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24小时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被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高强度运转眼弄得心力交瘁,看着要崩溃,没累死也快累疯了,越来越容易失控冲动。而这是干保安的大忌——实际是需要精神高度紧张、容不得半点冲动的一切行业的大忌。比如歼十的首席试飞员雷强曾离婚。按规定,试飞员一旦离婚,其试飞员资格就被取消,必须转行,因为试飞这个行当容不得试飞员的精神状态有半点不稳定。雷强因为素质好,领导又了解,所以才没转行,但也差一点儿。能说让他转行就是要整他吗?当然不能,因为这是一种关心和保护。
甲公司的保安长期精神紧张易于冲动——“不足之处是,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领导怕他因此出问题,决定让他转行不干保安了。正在这个时候该保安发现乙公司当地代表不但勾结内鬼挖甲公司墙脚,而且诱拐了甲公司藏族小喇嘛,便气冲冲到乙公司代表处交涉。乙公司代表矢口否认,该保安一怒之下冲动毛病发作,伸手给了对方一嘴巴,立刻被对方扣了下来。甲公司领导问讯大怒,立刻调集人手前去要人,事情就闹大了。
这时乙公司总代表出来圆场说:你们甲公司总裁即将到鄙公司总部友好访问商谈合作,不要被这区区小事搅了大局,还是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于是甲公司秘书长宣布“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
——让精神冲动的人干保安无疑很邪乎,但造成了别的保安都不干活、谁认真干保安谁就孤立无援,只能自己保护自己,只剩下不累死也得累疯一条道的全国性大环境就更邪乎——整天说人性人道“普世价值”,怎么对人家时时面临悬赏500万要人头的死亡威胁、不得不格外警惕日夜防范、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天24小时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实际困难实际处境毫不体谅同情、反而对人家被累垮逼疯幸灾乐祸横加指责?这算什么人道人性“普世价值”?对忠心耿耿保护国家社会安全的人都如此没人性不人道,今后还能指望谁给你卖命?尤其是等你退下来权势不再之后,还能有多神气? |
从《宪法》看重庆模式兼评薄熙来 2012/02/16 |
作者:韩奇德 三个代表学习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版)明确表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通过宪法以上的表述,不难看出:重庆模式探索是正确的! 唱红就是宣传和维护文化领域的正确舆论,是弘扬无产阶级先进文化!
(反对的人就说是文革复辟?难道宣扬资产阶级的暴力文化、剥削文化、荒淫文化才是普世价值?)
打黑反腐除恶是为了消除贪腐官吏和黑恶势力联合起来绑架改革开放、鱼肉百姓和搜刮人民血汗! 多项举措保民生,是落实共同富裕。
重庆模式的探索无一不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和要求,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仅仅保证少数权贵和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不良富豪们的物质享受和财富继承甚至财富转移海外。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薄熙来同志怀抱政治理想,言行体现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立场,从没有离开过正确的政治方向,主政重庆以来探索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成就,重庆人民最有发言权。 有人因为挟怨和报复攻击他有“野心”,完全是污蔑!如果这“野心”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人民群众会满心欢喜地欢迎和拥护这样的“野心家”。希望这样的“野心家”愈多愈好!很多人民群众都希望薄熙来能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行列,这就叫众望所归!
人无完人,薄熙来同志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那些攻击他的人自己又是几成货色呢?是身陷囹圄的贪官?还是外逃移民的贪官裸官?还是坐享人民群众劳动成果的太平官、钻营管、裙带官?
在人民群众眼里,真正有野心的恰恰是那些攻击薄熙来的人,还有那些“前赴后继”的贪官和裸官们,他们想扳倒打黑除恶的典型,以便侵吞人民财富、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及移民外逃时更加地如鱼得水、无所顾忌、来去自由。 看看中国其他地方,很多领导干部只知道对上奉迎、对下欺瞒、不干实事、只求虚名,出了成绩全归自己,出了问题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以升官、以捞了多少油水为目的。比起这些人来,薄熙来可谓是稀罕少有的人物。可惜的是偌大的中国这样的典型只有一个,所谓木秀于林,薄熙来成了唯一的标靶毫不为奇。
如果薄熙来下台了,中国将再无强力反腐打黑除恶的官员(无论地方中央),因为为官者都会顾忌薄熙来的前车之鉴,如此一来,实乃中国众多贪官之幸,而非13亿人民之福。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彻底被权贵资本主义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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