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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中胡温的最大顾虑是什么?/ 知识分子和公民韩寒
發佈時間: 2/16/2012 11:27:42 PM 被閲覽數: 372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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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中胡温的最大顾虑是什么?
 


何清涟:权力交接中胡温的最大顾虑是什么?——2012年中国政局分析(三)

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之后不久,“红二代”议政也渐成中国一大政治景观。这个群体的父辈之间恩怨纠结甚多,对中国未来政治出路的看法也并不相同。让他们坐到一起来的原因除了身份认同之外,还有以下几点:1、现阶段他们在利益集团中被边缘化;2、对目前的腐败高度不满,对中共统治有严重的危机感。在中国当局严厉控制言论与聚会的情况下,“红二代”能时常聚会批评时政,且不被当局扣上“阴谋颠覆政府”之类的罪名,国人谓之“讲真话的特权”。

所有这些,都给现政治局常委这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第四、五代权力交接在即。但在专制政治中,前一代交班时最大的愿望是“平安下车”。这一“平安下车”,不仅指权力交接过程的“平安”,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本届领导的政绩不要被继任者否定;二是本届领导层子弟的敛财不要被清算。自古至今,中国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谋国谋身”之说,几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理论体系”,最被认可的就是“谋国也须善于谋身”。明万历朝名宰相张居正善于谋国,但死后却被抄家毁坟,家人下场异常悲惨,被认为是善谋国不善谋身的典型,后世官场引以为戒。中共的政治险恶异常,官场普遍有此考虑,即使是做个市县级官员,在权力交接后都希望留下一些“自己人”,以免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形成了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即可藉反腐为名打击对手帮派首领的羽翼,但一般不会波及子女。近20年以来,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先后入狱,但身家过亿的太子党们至今都未被追究经济犯罪。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基本上出身平民,还有少数是贫寒农家的“苦孩子”。但这种格局能否长期维持?第四代领导层似乎并不是绝对放心。

中国的新老“太子党”之间有矛盾。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3月29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曾提到,以第三、四两代党与国家领导人子弟为主的新太子党“利用金融行业来分享经济利益,牺牲者不但是外国投资者,也包括和中国的革命政权建立者有着血脉关系的“老一辈”太子党”。也正因为第四代领导层看到了这种不满,任清华同方威视集团董事长之职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在为取得机场港口扫描设备合同,涉嫌行贿非洲纳米比亚政府事发之后,离开了商界,现为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也在2010年离开了他创办的新天域公司(主业是私募基金),任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相关属下单位 。第三代江、朱离任后,并未对子女做此安排,是因为他们深知胡温两位性格,对此可以放心。

第四代这种“谋国谋身”的考虑能否奏效,得看第五代政治局常委由哪些人担任。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是出了名的“黑打”,年轻时又有“文革”时期“叛父”的传闻,这种“强势”,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更何况自2011年开始,“老太子党”圈的边缘人物频发议论,公开批评第四代领导层无所作为,将国家“引导到错误方向”。第五代上台后要杀一批腐败分子立威,更是这个圈子的口头禅。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因素,决定了薄督不是一个让现领导层放心的人。

再看双方手里的牌。制度化资源的正当优势与非制度化资源的台底优势,在中共权力斗争中一直处于微妙的共生状态。现任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再不济,其拥有的权力是名正言顺的制度资源。“太子党”身份这种非制度化资源,在江泽民时代,因元老大都健在,因而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胡锦涛时代,元老们相继谢世,政治影响已经虚化。在不发生兵变、政变等非常规权力斗争之时,制度化资源具有压倒性的正当性优势,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由来。

薄熙来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这种“破局”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豪赌,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已经相当被动,其结局如何,既取决于胡锦涛等领导层的目的是什么,也得看薄督今后的应对。如果薄熙来手中并没有掌握可以翻盘的大牌(他的拥挤护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他手中有牌且不止一张),视其态度,其结局大致不外三种:张百发式,自愿退居二线,干点光拿钱不掌权的活,让中央放心;程维高式,因违纪而接受处分退休;陈希同式,先在秦城住上几年再保外就医。至于网络上那“绑上菜市口”的性命之忧,只是网友调侃罢了。

与前几代相比,“今上”算是一个不喜折腾、遇事留余地的主子,交班前夕,国事多难,天步维艰,“平安”第一。更何况薄督也算是“黄带子阿哥”,毕竟是“党内家务事”,闹到天崩地裂的程度,也很不值,更何况国内外还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反华反共势力”,正等着看党的笑话呢。以前铁幕时代,毛泽东将林彪逼到了温都尔汗,可以张嘴说林彪如何坏,自己如何正义。现在网络时代,一切都是半透明,斗到最后,落个狗咬狗的恶评,也很不划算。

综上所述,中共这种明规则与潜规则犬牙交错、互为影响的权力交接方式,不仅成成为失败者的囚笼,还时时煎熬着斗争双方的身心。

VOA

 
 
知识分子和公民韩寒
 
 
 
 
不管承认与否,作为作家、赛车手和公民的韩寒,都是这个时代和国家的标杆人物。他在写作、赛车等专业领域都不算最为优秀者,然而,当这些不完美集聚在一个人身上,人们才会发觉他是一个优秀的公民和知识分子。

   

个人成长性

   

   评价一个人,离不开时代、个人成长背景和专业能力,至于他所获得的社会认可,都是前三者自然而然带来的后果。不能忽视的一个条件是,韩寒成长于城乡交汇的民间,其成长家庭亦是半农半公,与官方体制几无瓜葛。社会阶层和成长背景,在这个国家几乎决定着一个人的前景。笔者强调韩寒的成长背景和社会阶层,并非以此降低对他的评价标准,而是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并且认为成长背景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精神气质和立场。

   韩寒是可质疑并批评的,但在质疑中有学者假定年龄、学识和阅历,不是评价一个公众人物的标准。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一个被忽略的现象是,许多学者、教授本就是依附体制而生存,对别人却高标准要求,这对韩寒不公平。另外,笔者强调韩寒的个人成长性,基于他的平民气质和草根精神所赋予的独立立场,这是对韩寒的一个基本判断。

   

被转移的“三论”

   

   在如此并不优越的条件下,为什么是韩寒,而不是某个教授、学者,引爆对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大规模剧烈辩论?大陆知名“公知”几乎都发表了对韩寒“三论”的评价,这相当罕见,普通网民的参与则更为广泛。这就是韩寒的魅力和价值所在,说明社会大众看重其代表的年轻新势力。但是,非常不幸,韩寒推出的“三论”话题,被公众有意无意的消解、转移。这本是探讨、普及“三论”常识的极好机会——原本知识精英嘴巴里的学术名词、官方玩弄的政治手段,由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民间人物挑起,本可望在讨论中正本清源,但是,被网民麦田的无依据猜测导向对作品是否代笔的混战。

   官方新华社看准时机,企图“收买”韩寒代表的年轻社会新势力。知识圈的短视和功利,将韩寒逼上绝路。公共议题辩论,转为派别站队之争,文化保守势力粉墨登场,独立立场消失了。想起辛亥革命,由于民间思想资源和实际操练均准备不足,导致帝制复辟,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补课。今天这一幕又在重演。韩寒“三论”并非无懈可击,尤其是其论自由中的和解观点,直接越过清算倡导和解,明显违背转型正义原则。

   

知识分子业余性

   

   这场辩论、混战,所涉及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何为知识分子?许多人没看清作为知识分子的韩寒。他的主业是赛车手,以写作关切社会问题是其业余工作。萨义德在《论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批判社会和政府的人,跟从事的职业和所受教育无关。由此推断,知识分子可以是作家、艺术家、学者,也可以是医生、工程师,甚至农民工,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业余性,其有效扩展了社会大众的话语权和专业性。韩寒创办民刊《独唱团》、赴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救灾、关注交通和生态环境、拒绝部分商业广告等,以此事实判断,韩寒是中国大陆最具行动力和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之一。

   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笔者认同其质疑权利,但是,相信韩寒作品的自创性,不苟同方舟子所下结论。“代笔”说辞,进而被部分网民发挥到全盘否定韩寒,近期的非黑即白式辩论,更将人性恶都带离出来,嫉妒猜测、匿名谩骂、人身攻击,这背离了合理质疑和文学批评的底线,更逾越言论自由“言责自负”本意,可见社会浮躁和戾气之重。笔者认为韩寒的评论文章,不乏犀利、机俏,但缺乏写作训练,文字不够凝练,知识积累欠缺,同样存在春秋笔法。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论,对多方都是公平的。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2012年2月号(总第318期),原文因版面限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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