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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7日 – 作品: 《青藏高原 》李娜, 大小: 992 K, 作者: YESIR ... 青藏高原 . 摄影丁敢. 制作Thunder. 演唱李娜. 摄影丁敢. 制作Thunder. 旅程从4月上旬开始 ... v.youku.com/.../id_XODEwNTE... 2009年3月28日 - 4 分钟 03:40; 经典的《青藏高原 》,李娜原唱! 164668. 青藏高原 -韩红; 03:20; 青藏高原 -韩 红; 9490. 《天路 ...
深深影响近代史 中国的两个第一家庭(组图) 毛泽东与母亲 蒋介石与母亲
青年时代
中年时代
人生晚年
晚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毛泽东与毛岸青 蒋介石与蒋经国
毛泽东与毛岸英 蒋介石与蒋经国
毛泽东与毛岸青 蒋介石与蒋纬国
毛岸英 蒋经国
毛岸英 蒋经国
毛岸青 蒋纬国
晚年毛岸青 晚年蒋纬国
毛新宇 蒋孝文
蒋家第四代蒋友柏、蒋友常
毛泽东的三个妻子:贺子珍、江青、杨开慧
家庭照
越南改革何以後来居上?
羅天昊
今年春節前夕,中國掀起一股紀念鄧小平南巡20周年的風潮,個中意義深远。
20年前,鄧小平南巡,爲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搖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國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會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動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爲社會主義國家,最近几年,越南國势蒸蒸日上,其奧秘何在?
東亚崛起,群龍竞舞。以“升龍”爲國都的越南,同爲龍图騰之國,其現代化,亦與中國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經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發動機,而在其中,中國、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
“龍象之爭”,世所關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無意被國內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開始的越南“革新開放”,相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領域,2002年,越南國會即可质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機構;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經实現了總書記的差額選舉;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組織,國會議员实現了直選,國會甚至可以否決政府總理提出的關于高鐵投资的計劃;2009年,越南又实現了地方党委書記由党员直選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財産申報制度,党政軍及社會組織、國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幹部均需公開個人財産。
越南基本实現了党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並且确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行政權力基本不幹涉法院运作。
在經濟領域,越南亦成績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國民生産總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則突破1000美元大關。革新以来,越南綜合經濟增長率,大约爲7%左右,居東盟各國之首,在亚洲亦僅次于中國。2005年,越南更被聯合國 “人類發展報告”,盛贊爲 “一個同时達成發展與均衡的國家”,其基尼系數,爲亚洲國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後發先至?
領袖“早死” 國家之幸
打破舊世界與建設新世界,是两種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國家,由于革命領袖的巨大贡獻,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從革命領袖,晉升爲和平时代的全民領袖。
但是,由于領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繼續革命乃至终生革命,無法完成自身角色換轉的革命領袖,比比皆是,亦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一直到傳统革命領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領袖才有力量啓動國家現代化的計劃,這種案例,在世上的革命國家裏屢見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個幸运的國家。其革命領袖與建設領袖,完成了顺利的過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無可爭議的革命領袖,其數十年的革命生涯,爲越南全國所折服,爲全國唯一具有最高權威的全民領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經領導越南实現了獨立,並且取得了抗法战爭的勝利,抗擊美國、统一南北越南的重任,也完成了一半。
此时,無論誰繼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現代化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無法與胡志明相比,因此,胡志明死後,越南已經没有絕對權威,强势如黎筍,亦無法制衡党內各種势力,爲越南政治的多樣性,預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間。
胡志明的繼任者黎筍奉行親蘇反華的政策,在國內推行極端政策,並引發中越战爭。盡管如此,黎筍当政十年間,中間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並未像一些別國那樣,被殘酷清洗一空。
黎筍1986年去世後,繼任的温和派長征,即利用其體制內程序,解放了被稱爲“越南的鄧小平”的改革派領袖阮文靈。正是阮文靈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開放”之路。
革命領袖早逝,造成的派系與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間巨大。阮文靈雖然因爲改革觸動官僚階層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態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現一派獨大,越南國內亦從来無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內鬥。
自胡志明始,越南總共經曆過八位總書記,其中,黎筍和農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際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後,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駕馬車的格局,党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形成分權模式。而在人员構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與北方派系、技術派與意识形態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領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開啓了現代化曆程,整個國家和社會,逐步走向開放、博大與恢弘的氣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时期初级階段”理論,主张容納多種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將馬克思主義本國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個先鋒隊”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階级的先鋒隊,同时又是勞動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鋒隊”。同时,連總書記竟然都進行了差額竞選。越南的改革,由此風潮千裏。
領袖不幸國家幸,領袖强势國家災,這種領袖悖論,在後發獨立國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領袖的權威,如果不能及早馬放南山,則權力的劍刃,必然傷及民族國家。丘吉爾雖領導英國人贏得二战,戴高樂帶領法國人獲得新生,但是他們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衆趕下台。让領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縱容領袖以權力的劍刃戕害國家。這樣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領袖的早死,無意中去掉了越南的曆史包袱,使其輕装上陣,升龍在天。
十年與三十年
越南革新開放能夠迅猛推進,與其特殊的國家發展軌迹有極大關系。
中國的改革開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階層。而其起源,其实已經在建國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爲中國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國政府在全社會啓動改革,比這個时間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國在建國大约30多年之後,才推行改革開放。
当时,有經世濟民才華的人士,已經在政治清洗中,靠邊站了很多年。30年时間,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毀任何正茂的風華。後来培養的青年人,則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設之才。因此,整個中國,在改革之初,上層改革的設計者和推動群體中,具有現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鳳毛麟角角。“摸着石头過河”,並非托詞,而是現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開始革新開放。
在此十年間,越南的南北經濟模式的优劣,對比明顯。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國人經營,实行現代體制,經濟相對發達,具有比較强的市場經濟基礎。繁榮程度,已經超過了当时的泰國,甚至西贡被稱爲“東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後,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對所有的企业实行國有化,對農村实行集體化,把资本主義“掃地出門”。
南方“北化”之後,越南人發現,不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榮的南方,亦開始凋敝。整個越南,就開始了反思和對比,在維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經濟的那一套,还是贏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層的認同。
此外,在長期的越南战爭中,还有大批的幹部,長期生活在南部,他們對于越南南部的經濟制度,非常熟悉,對于發展經濟,亦多贊同南方體系。
因此,越南在內外交困中決定革新開放时候,阻力相對中國小多了。中國發動了對“两個凡是”的批判,進行了“黑貓白貓論”的總動员,同时,從1976年到1978年,經過了两年多时間,才实現了核心領導層的和平更叠,完成改革的組織准備。而越南在黎筍去世之後,僅僅半年,過渡書記長征,即高風亮節地將改革派阮文靈推上了前台。
因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開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經營才華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機會复出,贡獻其才華,不似中國,經過了整整三十年,曾經富有才華的人已經垂老。越南的經營人才,雖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經過蟄伏,依然可以喚醒,並没有出現人才的斷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幹部,紛紛進入越南高層,他們相對而言更具有現代眼光。這樣,在改革的“頂層”設計上,越南即與中國不同。他們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氣。
除越南改革的靈魂人物阮文靈外,前總理武文傑、前國家主席阮明哲、現總理阮晉勇等,都是越南党內改革派的棋手。而現在風头正勁的阮晉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從胡志明市發生飛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開放之間的时間距離,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毀越南的市場經濟血脈,抹掉其現代文明的積累,由此,越南的革新開放之後,對于現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國成功得多。
虛职入手,逐步突破
雖然中國方面非常忌諱谈論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爲學生的越南,确实已經將老師远远甩到了身後。
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過于總書記实現差額竞選。而這一职位,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乃是諱莫如深,無人敢對其産生方式提出更改。
事实上,越南的改革,能夠如此深入,得益于其善擇时機、漸進突破的策略。
在实行總書記差額竞選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現了政治局設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設中央書記處,其成员除總書記外,稱爲中央書記處書記。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稱爲“五人小組”,爲越共高層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後,越南的政治局規模也不大, 目前只有14人。
政治局核心成员,分工既明,分權制衡。總書記是中央書記處成员,不擔任國家元首之职;總理实權較大,但無軍權和党權;國家主席有名義上的軍權和政權,總書記有实際軍權和有限的党權,却無政權;國會主席职權雖虛,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越共改革開放之後,逐漸形成强势者任總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國家主席、國會主席、總書記的態势。在越共高層,党政軍權力相当分散,呈現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幹部的權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書記同时兼任人民委员會(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越南的這種高層制衡,不同于中國的“核心制”。
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鋪墊,使總書記不再是一權獨大,對于總書記的差額竞選,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彈。2006年,在越南十大上,时任總書記農德孟與阮明哲竞逐總書記,最後農德孟連任。
在核心实權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國會代表這種相對虛职的普遍竞選制度。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屆國會選舉中,越南推行了國會代表差額竞選制度,從875位候選人当中選出500位新任國會議员。在很多“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人大代表或者國會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數是“花瓶”和門面。而越南的直選則是真刀真枪,越南共産党中央推薦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數的落選。國會代表的竞選,增强了整體政治活力,亦使國會更能代表多數國民的意志。
而在2011年初的越南共産党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額選舉。大會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産党第十一屆中央委员會委员候選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選人218人,中央候補委员候選人61人。大會投票産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補委员。這屆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額選舉比例爲24.57%。
虛职突破,循序漸進的改革模式,使越南改革的阻力減小,革新開放不斷向前推進,越来越接近現代政治文明。
作者:羅天昊,中國長江商學院前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國家及企业竞爭战略研究
原載: 金融时報
《纽约时报》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12-02-18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6日文章】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作者 上海成为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 许多人都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但这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或任何与此有关的政治制度,仅仅是一种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的手段而已。 在跨越几千年由人类治理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民主的重要试验。首先是雅典,历时一个半世纪;第二是现代西方。若把民主定义为每个公民一票,则美国的民主只有92岁。在实践中,如果从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它只有47岁,与中国的大多数朝代相比,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它的成功永远得到了保障? 答案就在当前的民主试验的源头。它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开端。处于其核心的是两个基本的理念:个人是理性的,以及个人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两个信念为现代世俗信仰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仰的最终政治表现是民主。 在其初期,政治治理的民主思想促进了工业革命,迎来了西方世界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时期。然而,就在开始的时候,正是这场运动领导者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在这个试验中嵌入的致命缺陷,并试图加以遏制。 美国联邦制拥护者阐明,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设计了种种手段来限制民意。但是,就像在任何宗教中一样,信仰被证明超越了规则。 公民权范围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如美国人所说:“加州就是未来。”而这种未来就意味着无尽的公投、瘫痪和破产。 在古希腊雅典,不断提高的民众参政程度导致凭借煽动进行统治。在今天的美国,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宪法共和国。选出的代表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寻求当选连任时,他们表现出响应舆论的心血来潮。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人们投票支持不断降低税收和不断增加政府开支,有时甚至是支持带来自我毁灭的战争。 因此,西方与中国目前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的冲突。现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权视为人类发展的顶峰。这种信念以一种绝对信仰为前提。 中国所走的道略则不同。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10年中所做的那样。 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世代,从而推动中国获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看法的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政治权利是上帝赐予的,因此是绝对的呢,还是应被视为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国情来加以谈判的特权。 西方似乎越来越无力减少民主,甚至在其生存可能就取决于这种转变的时候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美国类似于昔日的苏联,因为当年,苏联也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就是最终目的。 历史对美国的道路来说预兆不祥。事实上,基于信仰的思想傲慢可能很快就会让民主制度坠下悬崖。英媒体人称“中国模式”不可复制 据6月2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诺-巴伯、副总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副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首席要闻撰稿人乔纳森-福特、国际新闻主编肖恩-当南等日前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马利率领的人民日报代表团在该报伦敦总部举行小型午餐会,谈及中国模式内涵、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走向及国际地位、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及新媒体作用等内容。 沃尔夫、斯蒂芬等资深专栏作家认为,中国这些年的成功发展表明,中国模式是独特的,其内涵具有不可复制性。中国数十年实行一党政治,没有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方式,但维持了国家稳定,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尤其令人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估计总是过于保守,关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很难作出解释。西方学界正在研究中国模式的内涵、实质与效应。中国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它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密切相关。中国的发展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发展仍有一致性,也将面临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与考验,比如贫富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 沃尔夫、当南等认为,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合作与竞争将会交替出现。这对中国的今后发展而言,是个挑战,尤其是竞争性挑战,比如亚洲及中国周边邻国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南海问题如何解决等。中国政府如何成功应对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多变环境的挑战,保持空前的发展速度,非常引人关注。 他们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十年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非常罕见,是中国政府取得的不容否定的成就。人们目前关心的是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巨大成功说明,其政策方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出现低迷或者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人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可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媒体将起什么作用等,都是英国(西方)媒体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环球时报》记者在与这几位英国传媒界资深人士交流时感觉,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沃尔夫、斯蒂芬等都是欧洲传媒界的“重量级人物”,其发表的专栏文章,对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比起别的西方专家更显均衡和理性。 与《金融时报》资深媒体人的看法相似,25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聚焦中国前景,其中提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现状让人喜忧参半,快速发展带来的高通胀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若是看到在1994年,中国的通胀率居然高达27.7%,就该知道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调控获得的成效来之不易。其实,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并不喜欢用“盛世”来描绘,因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以及中产阶级面临的发展瓶颈,都让中国的发展变得不轻松。但是,中国无法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浮现。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中国模式”。 近年来,西方有不少著作论及“中国模式”。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与其表象相反,既不会走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不会趋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必须放弃中国会变得比较西化的理想化期望,转而专注恢复自身的实力。 中国模式的优势是“百国之和” 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点。 - 以独特的政治为例。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普通百姓把国运昌盛、国家长治久安看得很重。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 中国执政党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历史上形成的“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定会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个理念: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选贤任能”。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在今天对外开放、国际互动的全新基础上,这种源远流长的合法性来源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可能很快变成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西方的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实在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作者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wenxuecity 评论
发现“正常”读者们就是爱回避闪躲辩论的关键。很简单:你能明说共产党从无到有是有道理的还是没道理的?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被推翻是有道理的还是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