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晚报

肘子体：谁证明？×××能证明吗？

　　网友将方舟子在“韩方大战”事件期间的视频资料截图做成表情，配上他常用的句式PS各种搞笑图片，质疑对象变成各种动漫人物、文体名人、影视剧主角，多啦A梦、陈坤、柯南等都被恶搞，让人备感欢乐。这些图贴到社区、微博上被迅速转发、评论，更激发了网友们极大的创作热情。

　　在从不缺人才的论坛上，网友们在原有的“谁证明？×××能证明吗？”文体样板下，结合热门人物、时事热点进行了疯狂的再创造。“肘子体”自此成型，在天涯、网络等各大论坛以及微博上遍地开花，网友以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让它出现在各大网络热点中，并以此来表达对方舟子“打假”的质疑。

　　方舟子和韩寒的激烈骂战，让有心炒作出位的人找到了新的热点。日前，微博上出现一名炫富女“张梦怡不加V”，她不但在微博上晒出满床人民币的照片，还自己曝光了许多尺度很大的照片。该女声称“要嫁给方舟子”，并称自己是“全球第二大隐形富豪”，“前高官的孙女”，干爹则是“某军区高官”，不但给她买了辆人民币100多万元且挂军牌的BMW与300多万的保时捷等名车，还说自己拥有“最贵的跑车也只是Bugatti Veyron而已。”

　　引来众多网友回帖，“盖楼”近万条

　　【主楼】风靡网络的肘子体，不了解你就OUT了。

　　满意回答：来源于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一个网络事件。打假斗士方舟子质疑韩寒的文章为团队代笔，靠自己的猜想断定韩寒的文学作品非本人创作，每次韩寒拿出证据，方舟子就毫无根据地断定证据不成立，并且在微博上单方面高调宣布自己打败韩寒。网友用他在事件期间的视频资料截图做成表情，配上他常用来狡辩的句式，借以讽刺。是为方舟子体，也叫肘子体。

　　【沙发】网友“123单眼皮”：只看各种肘子图，笑惨了，太欢乐了……方舟子凭这些表情可以去当演员。

　　【各种回复】

　　欢乐型

　　网友“小菲菲”：哈哈，太有才了，方舟子那猥琐的表情，泼妇的吵架方式，叫兽般的推测，简直战无不胜啊。

　　网友“拆掉你的脊椎”：喜欢陈坤和夏洛克的那两个！因为我整个寒假都在花痴他们！哈哈哈哈哈。

　　网友“艾米羊”：笑伤了，尤其陈坤那个。太抓住人物精髓了。

　　网友“说道一下”：此套图乃百搭梗，每个版本都笑死人！

　　惊叹型

　　网友“万能曲奇”：原来证明体是方舟子发明的。

　　网友“不挺谁”：竟然连肘子体这种东西都出现了，广大“银民”的智慧啊……

　　【歪楼了】

　　“肘子体”走红后，引起方舟子的少数支持者不满，他们认为这次PS图在网络的火爆可能是韩寒“水军”的阴谋。

　　网友“傲视愤青”：极个别韩粉果然是无下限的！

　　网友“ally0711”：这些人太恶毒了，这些PS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这种复读机式的变换不同臆想中的质疑对象，将矛头始终针对方舟子的破图，累积多了，确实会造成一种假象——方舟子的正当质疑，完全就是一种偏执的疯狂的、无理取闹。

　　网友“周周”：我觉得方舟子的质疑很多是有道理的，韩方除了打悲情牌，并无任何实质澄清，而且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就这件事，我已有了个人的判断。

　　【总结】

　　“韩方大战”如火如荼，算上整个网络的影响，应该韩寒支持者占多一些。“肘子体”的发明，让方舟子再度陷入“无理取闹”的境界，网民围观看得欢乐，但是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唏嘘。

中国为什么总是谣言四起？ 2012/02/20

作者：余晓平 是不是谣言是你自己来判断的，指望别人来辟谣，依赖权威部门，就是放弃自己去思考，最后被人骗是必然的。与其说中国谣言四起，不如说是民间运用了自己的信息传播方式，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听到一则消息，我的第一反应猜猜是什么？是打开CNN看看。有人会说，你肯定觉得只有CNN才能说出真相吧。其实正好相反，要我评价，CNN传播的谣言可能还比真相还多。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解，麻烦你先不要拿我这句话来断章取义，你首先要了解国外的新闻体系。 什么叫新闻？就是从你这个角度刚刚得到的信息，也就是新得到的传闻，这个信息无非就是三种情况，真的、假的、还有半真半假，怎么来证明呢？国外的做法是很多中国人想不到的。国外没有专门发布真相的地方，没人帮你判断，是真是假完全由读者个人判断。就像美国首次登月这件事，过了几十年，依然有人认定那是假的。其实这无关紧要，并不影响美国航天发展。包括科学都是如此，有人相信人是上帝造的，有人相信达尔文，说不清楚哪个是真相其实没关系。 对于同一个事件，观察者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同，你无法认定说张三的角度就是真相，而李四的角度就是谣言，新闻的功能就是把他们两个人所陈述的东西都展示出来，因此新闻就是新闻，没有真相与谣言之说，对于任何一件事，你得到的信息越多，离事实真相就越靠近。 一件中国人还特别不习惯的事情就是信息比对，你从新闻里找出吻合的地方，认定那是接近真的，而不是绝对真的，因为你得到的信息量总是有限的。找出矛盾的地方，挂在那里等待新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肯定是有头脑的人。国外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不依赖老师给的答案，自己去找答案，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而在中国，教科书改来改去，有时竟然变成相反的，教你的时候都说是真相。 为什么依赖CNN？众所周知那里的信息量最大。当然还有更多知名的通讯社，他们的记者触角遍布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有雄厚的实力既得到谣言，又得到真相，然后一古脑全都给了读者，剩下来的事他们竟然就不管了。这时候你的大脑便起了作用。为什么说那里的谣言大于真相呢？因为他们信息快，信息越快的地方就越不准确，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嘛。除了实力雄厚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新闻到底限制是什么？ 新闻自由是什么？中国人总提到自由这两个字，其实对这两个字误解很深。自由的前提是守法，守法的前提是法律百姓来定，后一句比前一句更重要。美国有专门的法案来界定，什么是不能说的，除此之外都可以说。中国是正好相反，除了可以说的，其它都不能说。什么是可以说的呢？按新华社通稿为准，通稿要以维护执政者的利益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新华社同样实力雄厚而不可相信的原因。 百姓要守一个什么样的法？立法的时候不能知道自己在这个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比方说美国国会立法，里面既有执政黨，也有在野黨，那么这个法就肯定不单纯维护执政者的利益，当然也不能单纯反对执政者的利益，谁知道四年以后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呢？没有这样的忌讳，那么大家就争着提维护选民利益的法案，也就是说问选民，你说怎么合适吧，所以说法律红线是百姓来定，是有利于百姓的，同时也有利执政者。比如说恐怖活动的理念不能传播，反人类的纳粹理念不能传播等等，除了划好界限的，什么都可以说。 中国谣言四起是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人们在真理部没有发布通稿之前只好用民间的渠道传播信息，这其实和CNN一样，里面有真相，也有谣言。 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真理部所发出的信息，是因为自己屡屡被骗，甚至十几年前所发布的“真相”到了十几年以后证实是相反的，那你拿什么来说服我再相信你。现在社会步伐快多了，昨天还在辟谣，今天已经被证实为真相了。但有些中国人很有意思，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跌倒。 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人类总是习惯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在谣言四起的中国表现得十分突出，问题不在于曾经相信谣言的人，而是在于供人们判断的信息太少。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总是有一些人被洗脑，或者说甘愿被洗脑。什么叫“被洗脑了”？就是你甘愿放弃自己思考和判断，只听别人的，或者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当然这也看对方的信誉。因此说，洗脑的一个前提就是强行阻断信息，其中包括自我阻断信息，但这不能反过来推论。不一定身处国外信息丰富的环境就一定会用大脑，这一点因人而异，也因事而异。 接着文章开始的话题，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只要是关于中国的新闻，第二个打开的网页就是新华网，然后就是世界各大著名英文通讯社（别的文字我也看不懂，就这样已经是海量信息了），当然还有新浪、搜狐这样的国内大型门户网站，最后把所有的信息拿来比对。同时还要不断更新信息，也许昨天还判断为谣言的东西，今天就被证实是真相了。很多中国人懒得经过这些繁琐的环节，这样的人一生被人愚弄。 所以说，是不是谣言是你自己来判断的，指望别人来辟谣，依赖权威部门，就是放弃自己去思考，最后被人骗是必然的。与其说中国谣言四起，不如说是民间运用了自己的信息传播方式，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012/02/20

作者：钱理群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 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 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 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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