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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最大危险不是腐败/潘汉年:搞情报大多没好下场/关露自杀/石友三/判决书
發佈時間: 2/24/2012 2:27:17 PM 被閲覽數: 182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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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基督城地震一周年 相同地点景象对比(组图)

2012/02/22 



2012年2月21日,新西兰,合成图像中,上图为克赖斯特彻奇发生地震7个月后(2011年9月28日),克赖斯特彻奇大教堂公民战争纪念碑照片;下图为地震一周年纪念日(2012年2月21日)纪念碑的状况。基督城是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2011年2月22日发生6.3级地震,185人死亡,周围郊区受损严重。



2012年2月21日,新西兰,合成图像中,上图为2011年2月22日克赖斯特彻奇发生时曼彻斯特街上倒塌的建筑;下图为2012年2月21日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时相同地点的照片。



2012年2月21日,新西兰,合成图像中,(上图)2011年2月22日地震后救援人员在曼彻斯特街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下图)相同地点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时的照片。



2012年2月21日,新西兰,合成图像中,上图为地震时曼彻斯特街上倒塌的建筑;下图为地震一周年纪念日(2012年2月21日)时相同地点的照片。



2012年2月21日,新西兰,合成图像中,(上图)2011年2月22日地震后救援人员在曼彻斯特街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下图)相同地点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时的照片。


综合新闻

 

武当山现数排疑似“寄死窑”

 供年长者自生自灭(图)


2012/02/22 




武当山不明窑洞

本报讯(记者 高道飞 通讯员 石头)鄂西北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就要被遗弃在一些“洞穴”中,只给他三天的食物,让老人自生自灭,然后把遗体取出来二次埋葬,这样的“洞穴”,就叫“自死窑”,也叫“寄死窑”或“老人洞”。昨日,十堰市“寄死窑”探密者认为,位于武当山南麓丘陵的不明窑洞,就是“寄死窑”。

武当山不明窑洞,处于其南麓丘陵的灌木草丛中,窑洞依山而建,洞口很小,只有容一人大小,洞形形状规整,隐约留有人工痕迹。但被发现的石洞中,未留下任何物件。石洞所建年代?是何人所建?又用作干啥?都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探密者发现,窑洞配有两个门栓和两个插门槽,它们的位置很奇怪,门栓在外,插门槽在里。于是,有人据此认为,从门栓洞的设计看,山洞可能是古代用来关押犯人的。

但鄂西北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永安称,这种窑洞,用作关押犯人是极不牢固的,况且民间或者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和说法。他说,这些洞,其实就是崖墓。它广泛存在于鄂西北地区。

徐永安说,至于民间的“寄死窑”传说,目前虽无铁证证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说法的存在性。如果这些山洞,确属那种寄死方式,那么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孝道历史,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一章。

 

论中国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腐败


2012/02/22 


作者:宪之  乌有之乡     

腐败话题,在中国可以说是个唯一的争议最小的话题,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从精英到草根,特别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中国腐败的严重性,有着大致相同的评估。

在阶级分化对立日益严重的中国,这一现象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 “端正党风” 30多年,我们这个党,腐败得已经不能再“深化”下去了。天下汹汹,任何粉饰歌颂都无济于事。无视这一严峻现实,拒绝改弦更张,继续“不动摇”下去,才真是“死路一条”那。

既然如此,说腐败是中国最大的危险,难道还错了吗?

诚然。

连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左右两翼都无共同语言,难道在关乎国家民族前途问题的认识上,二者会那么一致吗?

其中必有蹊跷。

个中自由玄机。

请试言之。

一,腐败不过是中国“转型接轨”“初级阶段”官僚买办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  

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的名言一点没错。  

问题是,执政党党风为什么腐败到今天地步田地。  

资改之初,标榜“完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四人帮把党的传统搞丢了,“四人帮”粉碎,天下大治海晏河清立马可待。

记得曾有 “端正党风三年大见成效”的许诺,这与“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的许诺一样,言犹在耳。

30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党风究竟“端正”得如何?

不能也“实践” 检验检验吗?

毛泽东时代,曾经创造出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清明吏治。

怎么“拨乱反正”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难道“只有深化腐败才能解决腐败”吗?

   

原来,腐败是标不是本。  

先看看,30年来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曰“转型”,曰“接轨”。  

“和平演变”历史有过否定性结论,目前颠覆还不是时候,暂不管他,如今我们叫“转型”。  

“演变”有点被动式,“接轨”完全自觉主动。  

它是霸权制定的话语方式,“只能做不能说”的典范。  

三岁小孩也不糊涂:“接轨”者,与美国、与美式“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接轨”耳。  

“不问姓社姓资”,“不争论”中,大踏步“姓资”耳。  

一层仅仅几毫米的透明玻璃纸,不能戳破就是。  

不如右派说的坦白:“补课”。  

转型之初,也跳不过原始积累“初级阶段”。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百万富翁”。但是,没有资本的积累,没有个别资本的增大,能有资本主义的崛起吗?  

抓住了原始积累这个纲,再来看中国诡异奇崛的世相,也就豁然贯通了。  

   

“一辆摩托一杆秤,跟着小平闹革命。”  

那是“万元户”时代的口号。  

煤老板,房地产,大亨,温州式高利贷崩盘,权钱黑联手,一朝暴富,动辄数以亿计。  

则是与时俱进到今天的状态。  

中国距俄罗斯式的六七个寡头垄断国民经济,还差一个叶利钦跳跃。  

“民主宪政”,“顶层设计”,就是要完成这个跳跃。  

   

据说,社会主义的罪状是“平均主义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才能“有利于”。  

上升到理论,叫“市场经济”。  

指导我们思想地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  

实行市场经济,谁有本事谁发财,各人、各阶层,自然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先富起来”,“能挣会花”。  

一切优势中,最大优势无疑是“权”, 掌握在官僚阶层手中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自己的话语,叫寻租。这自然也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  

   

所以,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式,他们的老祖宗,欧美绅士“大国崛起”时用的是贩卖黑奴和灭绝印第安人,是鸦片贸易,是用血与火,用赤裸裸的掠夺方式。  

马克思讲的最生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子孙们“来到世间”时,历史条件已经大不相同,利用权力进行“内向型”掠夺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在第三世界,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旧中国的四大家族,都是范例。特别是“转型接轨”国家,权力掠夺,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俄罗斯最有代表性。从戈尔巴到叶利钦不过十余年,社会财富的一半 “产权明确”到六七个寡头手里了。而“先富”暴富阶层中的多数,还是原先的党官僚——不是靠权还能靠什么!  

所以,转型中的“腐败”与一般意义上的吏治腐败不同:它是“接轨”的初级阶段,官僚买办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一个基本方式。  

也因此, “腐败”也成了“转型接轨”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如影之随形,无论怎样“加大力度”,都不可能稍有避免。  

腐败是标,资改才是本。  

舍本逐末的反腐,最多也只能是扬汤止沸。  

正本清源,回归社会主义,才能根除腐败。  

二,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姓殖”:变成美国四分五裂的殖民地。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资改西化,“传统”语言讲得最科学,叫走资本主义的路。  

30年前这样说,光唾沫星子就能将你淹死。  

经历漫长岁月,许多中国人开始明白:毛泽东主席后半生所致力的“继续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家所预言的,不是一一变成了现实吗?  

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有时要花一生的时间。  

国家民族要明白一个道理,所花的代价,比这要大得多。  

迷途知返,回归社会主义,要花残酷的历史性代价。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险要比反腐严重一万倍。  

   

这不光是最大的,而且是最现实的。它既是美国的最终目标,也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带路党的最终目标。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苏联,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民主”了,“人道”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国无宁日。  

何须什么“顶层”,华盛顿早就给你“设计”好了。  

“不改革死路一条”。  

“生路”何在,殷鉴并不遥远,苏联、东欧、伊拉克、利比亚,就是现身说法。  

买办汉奸带路党的叫嚷,说明这“生路”业已呼之欲。  

只缺一个 “顶层设计”,或者是“颜色革命”。这都有例可循:前者, 戈尔巴、叶利钦式的“民主人道”“普世休克”是也;后者,中亚“颜色”,利比亚“带路党”是也。  

资改派怀抱着一个极为幼稚的迷信不放,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我们“转型接轨”,“姓资”了,就能够顺顺当当投靠美国旗下,“融入世界”。怀着这单相思,多年来,无论美国人如何穷凶极恶的对待中国,他们都九死不悔,“不动摇”走下去。政治,以美国为“先进文化”;经济,不惟以美国 “现代企业制度”为法式,而且“外向”成了美国的殖民附庸;干部,靠哈佛和中情局培养;公知,由民主基金会和哈佛基金会打造……中国事实上已经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政治上的附庸国。中国在按美国的意志一步步“改革深化”,所差的,只是最后一级跳跃,就能如愿以偿地完美实现美国人的期望。  

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遮蔽了一个现实:美国人要的不过是中国“姓资”,作为一个大国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人家要的是四分五裂一蹶不振,将中国变成任其宰割的殖民地。  

只要看看美国人对中国分裂势力不遗余力的扶持,看看他们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态度,你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只要看看被美国输送过“民主”的国家,你就不会再犯糊涂。  

这才是摆在中国面前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危险。  

三,通向“最大”的几条危途  

第一,经济上,“攻坚”国企,彻底实现私有化  

“特别是”30余年,经济上已基本完成了私有化,“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名存实亡。  

不过“国有企业”毕竟合法地存在着,它堂而皇之地由尚未完全颠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保障着。它一天不私有化,资改派就一天不能消除疑虑。  

右翼媒体集群攻击国有企业,又是“垄断”啦,又是腐败啦,罪莫大焉。  

什么叫“改革”,他们有一个不容争论的“原道”诠释。在他们的词典里,只有“甩包袱”、把一切投向市场,什么都产业化,才叫改革。只有无休止的“招商引资”,特别是引外资,“快卖卖光”,才叫改革。把外汇借给人家,再从他们手里“引”过来,才叫改革。私有化是改革的核心,只有私有化才叫改革,“国退民进”叫改革,“国进民退”就犯了原罪。经理给自己加工资,年薪几十几百几千万,叫改革,叫“现代企业制度”;工人有点不平,那叫“民粹主义”,“平均主义铁饭碗”,是“倒退”,“走回头路”。  

国有企业“完善”30几年,花样不断翻新,利改税、拨改贷起步,踏着越来越“大一点”的步子,开始是“一包就灵”,后来是“一股就灵”,但除了让老板捞了个钵满盆溢,别的什么都不灵,越改越糟,最其终,还是非得产权明晰给“管理层”不可。  

说什么完善不完善,抢夺本来是明火执仗,“次优选择”嘛——本来就是要将你搞垮,难以为继。  

国企的腐败,正是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解决国企腐败问题,只有回归社会主义,终止私有化改革。  

   

国企尽管事实上在官僚资本化,但毕竟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作为合法的国有财产,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回归社会主义所剩下仅存的一道经济屏障。自然,他也是资产阶级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道最后障碍。  

攻坚,名副其实。   

   

第二,政治上,顶层设计“民主宪政”。  

30年资改,资产阶级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的强势阶级,他们垄断着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一切权利。公权早已成为他们保驾护航的称心如意工具。不过,大众在慢慢觉醒,共产党内反思的人也越来越多,重庆模式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所以,一天不改旗易帜,共产党一天不下台,他们就难免心有余悸。而“民主宪政”,就是通向“改旗易帜”的康庄大道,“民主宪政”普世之日,也就是共产党下台完蛋之时。  

正如国企的腐败一样,共产党的腐败,正是资改的必然结果,是颠覆毛泽东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主席后半生研究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致力于探索跳出黄炎培 “周期律”的途径,以保证共产党不致由公仆变主人。最后下决心冒着与许多战友决裂的风险毅然发动文化革命,他的着眼点,在于给人民群众以真正的民主,而“四大”,就是这民主具体应用。毛泽东身后,文革被彻底否定,并被无所不用其极的妖魔化。当前腐败的横行无忌,正是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在右翼公知笔下,不光“牛棚”,就连“三反”运动都受到咬牙切齿的咀咒,这不都是大张旗鼓地给腐败鸣锣开道吗?  

彻底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甚至连上访都在事实上变成非法。大人先生们还侈谈什么“民主”,不是欺人太甚吗?  

凤凰主编在一个节目中说得好: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你有多少钱就可以享受到多少权力,想要民主吗?就拼命挣钱吧。  

   

你们的民主,不过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的民主,是资本的民主,掠夺者的民主。  

你们的所谓“法制”不过是颠覆社会主义宪法的法制,不过是为私有化掠夺和肆无忌惮卖国保驾护航的法制,不过是将疯狂掠夺来的财富合法化,用国家机器给以强力保护的法制。  

你们的“宪政”,不过是将台独藏独疆独合法化,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最终将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变成四分五裂的“中华联邦”。  

四,买办精英为什么热衷鼓吹反腐?  

右翼反腐,角色颠倒。考其玄机,不外三个:  

   

一曰推卸罪责。  

右翼以控诉“牛棚”起家,鸣冤叫屈为走资派还乡大捞造势,乃最初的政治使命。随着控诉的“深化’,连“三反”不能幸免。  

众所周知,“主流经济学家”有个著名的“吐痰经济学”,认定腐败是转型接轨的“次优选择”,乃改革开放的必由之途。  

朱学勤有过“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的名言。  

奇怪的是,如今又高调反腐了。  

“次优选择”是“黑猫”;如今,变成了“白猫”。  

曾记否,某公子是以大声疾呼“赦免原罪”名世的。近期,忙于各种纪念之余,又发出“96%的官员都贪污,、包二奶;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这样搞很危险!”的惊世骇俗之论。  

也许出自高官之口过于刺激,不久又收回。出自微博,到底是谁所为,且置勿论,总之,不是空穴来风。  

个中玄机,意味深长。  

他们近期高八度鸣奏“顶层设计”,30余年,中国的“完善”与改革,那一项不是出自他们的“顶层设计”?  

敢作敢当,求仁得仁,衮衮诸公引领资改潮流,导致这愈演愈烈的腐败现实,翻脸不认账,算什么英雄好汉!  

   

二曰忽悠群众。  

“春天”,“完善”,“端正党风”,“拨乱反正”,“先进”……30余年,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不能“启蒙”个没完没了。  

腐败愈演愈烈,三陪二奶、卖淫嫖娼遍地,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权钱黑联手……不亚“大海般胸怀的蒋委员长”当政年代。  

天怒人怨。  

此时此刻,如何继续忽悠?  

最佳选择,莫过于举起“反腐”大旗。  

   

叶利钦当年就是打着这面旗号击败戈尔巴取而代之的。  

叶利钦是苏共中央核心中最激进的改革派,看共产党给“民主人道”“完善”得差不多了,一个鹞子翻身,公开宣布推出共产党——他这一与时俱进,立马捞到更为可观的政治资本。从而可以保证他进行新的“顶层设计”,搞“休克”“普世宪政”了。  

世事就是这样吊诡。  

   

三曰归罪体制。  

疯狂掠夺聚敛,肆无忌惮卖国,霸权在握,盛世高唱,可惜他们自己也缺乏自信——不然为什么纷纷“裸官”,忙着把老婆孩子和财产转移海外?  

利用群众对腐败的痛恨,煽动群众将怨气和愤怒指向“体制“,不惟推卸了自己的罪责,而且可以借此推翻共产党,改旗易帜,彻底将中国分化私化殖民化。  

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买办精英高调反腐,玄机就在这里  


 
 

 

1955年潘汉年:

 

凡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好下场



 

来源:辽沈晚报 作者:佚名

 

1945年盟军在比利时巴斯托尼处决德国间谍行刑前照


核心提示: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4月23日第8版本 作者:佚名 原题为:中国情报史上的“多面”袁殊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其情报经历之曲折,常常很难让外界理解,以致于长期以来极少能有客观全面关于他的文字介绍。

袁殊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他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左翼文人 革命斗士

袁殊,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没落官宦家庭。他从小就产生了改变社会状况的强烈愿望。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

在大革命期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留学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3月,回国后的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1931年2月,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

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

二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却无可奈何。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将他调到情报战线。从此,袁殊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戴笠的角色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袁殊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

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共避免了很大损失。

情报战绩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其它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

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军统迟钝的嗅觉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

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

后来,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嚎啕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摘自《老年日报》)

本文来源:辽沈晚报

 

大陆已杀3000逮捕逾万台谍/中国茉莉花革命周年/薄熙来的末...

 

著名红色女谍关露为何晚年精神崩溃而自杀?


2012/02/21 


著名红色女谍关露为何晚年精神崩溃而自杀?

核心提示:关露平反后,于1982年12月5日服用安眠药自杀,她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对于人生,真的倦了,就让她歇歇吧!

本文摘自《民国娘们儿》,作者:红色玫瑰,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她是民国期间的“人造美女”,做过鼻子的垫高手术,被苏青讽刺为“人造美女”;她是和张爱玲齐名的才女,电影《十字街头》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就来自于她的手笔;她是女特工,深入虎穴,成功策反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文革”期间,她是汉奸,在监狱两进两出,几近精神崩溃。在最近热播的电影《风声》里,她是顾晓梦,作家麦家说,她也许就是那个老鬼……

她就是我国著名的红色间谍——关露。

逃婚的清末姐妹花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籍贯是河北省宣化人。胡寿楣的外祖父是一位没落的封建官僚,由于赌博赢了钱,输家没钱还债,就把自己的女儿徐绣凤嫁给了胡元陔。两个女儿胡寿楣、胡寿华相继出世,这就是以后的关露和胡绣枫,关露是胡寿楣在左翼文学中的笔名,胡绣枫是妹妹为了纪念母亲,而改了名字。

两个姐妹花,都没有遵循家谱中设定的“寿”字辈,她们自己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她们各自有着各自的精彩。

按说,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又做着官,一家人应该生活得不错的,可是,胡寿楣没有那么幸运,父亲在她八岁的时候,就在离任的途中,得了中风死在了途中。

关露的母亲徐绣凤,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她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和教育,关露和妹妹在母亲的教育下,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看了很多的进步小说,为她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厚的基础。

后来,这位母亲做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家里的教师,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做了家教,能做教育大臣家里的家教,可见关露的母亲学问,应该是不浅的,假如这位母亲能够一直陪着两个女儿读完大学,陪着女儿嫁人生子,那么关露和妹妹的一生,可能会走得顺畅一些,可惜好景不长,这位母亲竟然生病死了。那一年,关露才十五岁,她不得不和妹妹相依为命。

可是,她们年纪太小了,这么小的年纪,靠什么生活呢?由于父亲死得早,父亲原配的儿子又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抢去了,如今的两个姐妹,可以说是凄惶度日,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她们的二姨收留了姐妹俩,关露一天天长大了,她脸庞圆润,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关露的二姨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以后也就省去了自己的心病。

作为家长,这种想法是没错的,谁也希望自己的晚辈,生活得富裕一些,自己也就宽慰了。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一位银行经理被介绍给了关露,可是,关露不愿意去相亲,她很想继续求学,她毕竟跟了母亲十五年,母亲的一些上学求进步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她,可以说,关露的母亲和关露的二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二姨认为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而母亲生前的教育却是:上学读书,才是出路。

关露不想听二姨的,她逃婚了,带着妹妹,去了上海读书。所幸她们遇到了进步人士刘道衡,刘道衡曾经是国民党,后来看到了国民党的诸多黑暗,就退了党,他对于关露的遭遇很是同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抗拒家庭逃过婚,他毫无条件地担任起关露和妹妹的日常生活,还送关露去了学校读书。

可以说,刘道衡是关露姐妹一生发生转机的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关露姐妹懂得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从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在刘的资助下,关露姐妹读完了法学院,后来,关露又完成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的深造,妹妹胡绣枫,转学到了法政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和自己共度一生的爱人刘剑华。

刘剑华是一位进步的教师,胡绣枫和刘剑华结婚的时候,没有办理任何的手续,也没有请证婚人。他们思想一致,合得来就一起过,合不来就分开,他们认为,这比起办一张形式上的结婚证,要好得多。

可以说,妹妹的婚姻,让关露的心里起了波澜,她祝福着妹妹,也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

我不是你的爱情备胎

关露的一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她一生没有嫁人,可是她的性格并不孤僻。她是一位性格开朗、直率、活泼的女人,她热爱共产党,仇恨日本在中国土地上造成的兽行,她内心火热,并且把这份火热传递给了她身边所有的人,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写诗,写小说,鼓舞受封建压迫的妇女站起来,可以说她是一位热血的战士。

既然她是一位有热情有个性的女人,可是,为什么关露没有嫁人呢?这是因为关露的恋爱生活屡遭不幸。

像她这样才情、美貌的女子,身边围绕的男子,应该是不少的,她也有过浪漫的幻想,跟所有初恋的女孩一样,她希望遇到一位懂得个浪漫、懂得诗情画意的男人,她希望自己的恋人是英俊的,爱国的,她希望他能有一番抱负,不拘于现实。

在她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她的确遇到了这么一位“才子”,他风流倜傥,会给关露写动人的情诗,他也有一番抱负,希望以后出国留学,学得文化后回国任教;他对关露关心备至,在关露面前,表现得无比痴情……

这个人叫刘汉卿,长得相貌英俊,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且他还很会哄女孩子,关露一到学校,他就注意到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他殷勤地充当引路人,把南京的各处风景对关露介绍。

当时,关露才刚刚二十一岁,正是少女情怀都是诗的年纪。以前的抗婚,是出于对读书的渴望,她不希望婚姻阻碍了自己的求学,更不愿意一生成为男人的附庸,她希望像那些外国小说中描写的,和一位有共同语言的男人结婚。

这个男人,用他的浪漫诗句和殷勤的恭维,渐渐获取了关露的爱情,关露渐渐爱上了刘汉卿,她憧憬着,和刘汉卿能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可以说,此时的关露,虽说有了进步的思想,可是更多的,她的希望是做一名有学问的老师,她希望和未来的丈夫过一种琴瑟相和的日子,那时候的她,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红色间谍,也没想到,自己会遭受那么多的不幸……

关露恋爱了,她和刘汉卿一起畅游这所南方驰名的大学,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由于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是当时很著名的一所学校。

如今的南京中央大学,经过改制重编后,分化为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等,由它衍生出来的学校,现在已经达到了十二所,成了我国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民国期间的南京中央大学,人才辈出,徐志摩曾经在这所学校做教授,热情洋溢的刘汉卿为关露朗诵徐志摩的诗句,在绿草茵茵的草地上,他们沉浸在“再别康桥”的爱情篇章里,关露的心,被打开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抱负,刘汉卿还领着关露去宗白华的家里去参观,宗白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他在美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在宗白华的家里,关露看到宗教授的墙上和桌上,都是艺术装饰品,再加上刘汉卿在旁边的娓娓述说,关露答应了刘汉卿,以后一定去国外深造,就像白老师一样,成为一代宗师!

可以说,那个时候,关露的心里都是爱情的火焰,刘汉卿不仅有一副好的口才,还能滔滔不绝地说马列著作,是一位多才多艺、思想进步的青年。她和刘汉卿一次次徜徉在学校的花坛边,流连在情人们喜爱的舞厅影院,被爱情滋润的女孩是美丽的,关露等待着刘汉卿所说的,“出国后,等着我把你也接出去,一起完成学业!”

为此,关露刻苦地学习英文和德文,她早就为出国做着准备。

可是,这场看似美丽的恋爱,最后的结果,却以失败收场。刘汉卿去了比利时后,关露对他的思恋,日日增长,她写了无数的诗句,来纪念他们的爱情,她怀着甜蜜的盼望,希望自己能被恋人迎接出国,一起深造,一起回来报效祖国。

等到的,却是噩耗,噩耗还带着一个丑陋的现实,刘汉卿到了国外,就开始追逐别的姑娘,他是一个多情而且也滥情的男人。其实,关露在他心里的地位,不过是国内的一个爱情备胎,到了国外,他就把关露忘到了九霄云外,他陷入了一场三角恋里,不能自拔,最后,他竟然自杀于外国,事前,也没有给关露通一个信,在他的心里,关露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不消说,关露的心里,是多么悲凉,假如这个男人,是由于其他原因去世的,那么,他还有回忆的价值,可是,他却是为恋爱不成别的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关露情何以堪!

关露毕业的时候,才仅仅二十四岁,这段感情,成了她心口一道不愿揭开的伤。人家都说,初恋是一个女人珍贵的记忆,也有人说,初恋是美好的,虽然没有结果,可是值得每个女孩子去珍藏。关露却不愿意珍藏这段感情,她很想忘记这场感情,很想忘记那个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尸体的男人,也想忘记他曾给自己吟诵过的诗句,忘记他的温柔,忘记他的体贴……

这对于一个感情丰富,文学才能出众的女子,是多么大的考验啊,就像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说的,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瘙子。

关露的心灵被伤害了,更加令她不可置信的消息又传进了她的耳膜里,原来刘汉卿出国期间,已经订了婚,留学的费用,还是女方出的。

关露没想到,刘汉卿竟然是订过婚的,不仅如此,他还可耻地用未婚妻的钱去留学,他口口声声谈抱负,谈理想,看来都是哄骗女孩子的,要是一个有志气的男人,怎么会接受别人的钱呢?况且,那时候他已经和关露表示了衷心……

很多次,关露都咬牙切齿地恨他,可是,她也知道,他已经走了,即使恨,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甚至没有给关露留下遗言,因为他已经彻底地把关露忘了……关露也想忘了他,思想却像小虫,不停地啃噬她的心,她恨自己还记着他,还能回忆他,即使他不爱了,死了,为别的女子死了,她还是忘不了他……因为,他是她的初恋,是自己真心付出过的爱情。

关露不是随便的女孩子,一旦付出,就是一颗真心,她在这种矛盾的挣扎里,几度不可自拔,这场恋爱,彻底伤了她的心,妹妹胡绣枫看姐姐消沉抑郁,担心姐姐出什么意外,就把一个叫沈志远的男人,介绍给了姐姐,希望姐姐能够把心思转移到别的男子身上。

这就是关露的第二次恋爱。

关露虽说初恋受伤了,可是她并不是一位随意交付身心的女人,此时的她,成熟睿智,沉静的表情下,有着淡淡的忧伤。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她积极参加妹妹和妹夫的左联聚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有一位叫常任侠的男人,也曾经对她抛出过爱情的橄榄枝。常任侠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他1996年逝世,在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冰庐琐忆》是他写的很知名的一首小词,里面记载关露的美好的姿容和对关露的歆慕。

常任侠的《冰庐琐忆》说关露:“颀长玉立,秀眉隆准,华服高履,体态盈盈”,虽然寥寥几句,却勾勒出常任侠眼里的关露,是一位无比美丽的女子。其实,现实中的关露,并没有词里说的那么美,从这也可以看出,常老对关露的一种殷切的爱慕之情。

可以想见,当初他是追求过关露的,关露没有选择他,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理想,她爱的男人,一定要像自己一样,有着伟大的抱负,救国救民的理想。

这个时候,沈志远就撞进了关露的心里。

沈志远是1925年入的党,比关露还早七年,是一位先进的青年。他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进步书籍,还积极动员群众闹革命。

关露经过第一场爱情的失败后,对感情谨慎了很多,她斟酌了再斟酌,发觉沈志远不仅长相斯文,气质儒雅,文学程度也很高,关露暗暗地考察了他的人品,结果也很满意。

沈志远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男人,也没有像刘汉卿那样甜蜜的嘴脸,他性格有些沉郁,除了发表演讲,动员群众的时候,他是活跃的,其他时候他不善言笑,也没有轻浮之气,应该是一位好人。

关露知道了沈志远在苏联有过一次感情的伤害后,她对沈志远越发同情起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让她的心和他贴近了。

很快,关露就和沈志远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日子,她期望自己和沈志远,就像妹妹和妹夫一样,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可是,矛盾还是来了。

关露由于经常参加革命活动,很少和沈志远相聚,所以引起了沈志远的不满,他的思想,竟然也和一些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一样,觉得一个女人,总是东奔西走,不是正经事儿,他希望这个家,由自己做主,回来了,关露能够像别人家的妻子一样,做好家务就行了。

关露不愿意成为家庭妇女,他们争吵过后,沈志远说:“现在多少女人希望在家做太太,你还忙于奔命,左联离开了你,就垮了吗?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听到这些话,关露懵了,她没想到,志远竟然是这样的人,口里说着革命,思想里却还是男子汉士大夫那一套!

从此后,关露和沈志远的感情就淡了下来,关露每一次回家晚了,沈志远都要争吵一番,沈志远甚至想,只要关露有了孕,可能就会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好好在家待着了。

后来,关露果真怀了孕,沈志远希望关露把孩子生下来。关露却去医院做了手术,他们为此又吵了一架。感情越来越疏远,当关露第二次怀孕的时候,正处于左联运动的当口,很多进步文人被抓,关露要做的革命事业还很多,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发表在当时的《妇女生活》上,她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带给人们更多的醒悟。

所以第二次怀孕,关露又一次没要那个孩子,沈志远就此离开了她。关露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两个孩子。她的一生没有子女,身后孤零一人,1982年12月5日,关露临死前,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那是她难了的夙愿。

其实,她也是爱孩子的,但是,她为了工作和事业,付出的太多了。

关露和沈志远分手后,在进行革命工作时,认识了王炳南。

王炳南是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张学良的回忆录说,西安事变,王炳南是策划者。他周旋于杨虎城、张学良、周恩来之间,成功策划了西安的和平演变,是周恩来不可缺的左膀右臂。可是关露和王炳南的爱情,至今都是一首悲歌。

关露的妩媚靓丽,吸引了王炳南的眼睛,王炳南在革命事业上的果敢坚强,也吸引了关露的心。

可以说,才情美貌如关露者,只有遇到匹配的男人,她的光和热,才能燃放到极点,以前的两次恋爱,是关露并不成熟的感情,只有王炳南,才是关露最终找到的真爱。

他们互相通信很多年,各自在自己的阵营里,为党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血汗。关露在做特工期间,王炳南是理解她的,当时很多左联的进步人士,对关露进行了嘲弄和误解,王炳南还对她会说:“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可惜,他们的感情,最终也没有结出硕果。解放后,王炳南本来想迎娶自己等了十年的女人,可是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关露做特工的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

王炳南把组织的意见转达给了关露,关露的心死了,她和王炳南互赠相片,互相思恋,十年来,她一直是用王炳南那句“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来安慰自己的,没想到,只是一场空。

这是关露的第三场爱情,由于寄托的感情太深,由于希望太大,当失望到来的时候,关露精神出了分裂,后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她的心死了。

关露的爱情经历,很是令人伤感,为了革命,她失去了孩子,还失去了恋爱的权利,当她死后,王炳南已是白发苍苍,他参加了关露的追悼会。那天,天是阴的,很冷。

天若有情天亦老,不知王炳南的心里,还会不会回忆起关露曾经妩媚的容颜。

关露的每一场爱情,都被伤得那么惨,这个女人是不幸的。

诗人,还是特工?关露,还是老鬼?

关露是才女,是诗人,她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过诗集《太平洋的歌声》,诗句里带着火样的热情,她还写过长篇小说《仲夏梦之夜》、《新旧时代》,本来她是一个写字的文人,依靠写文也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可是,她却成为了一名特工。

当时,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活跃在上海的基本上有三股间谍势力。一股是日本人的势力,这股特务机关有五大系统:陆军,海军,宪兵,外务省和满铁;一股是国民党的势力,这股特务机构是军统和中统组成,军统头子是戴笠,中统头子是陈立夫;另一股就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其中的潘汉年系统是很重要的特工组织,另外,汪精卫手下的极司基斯菲尔路76号,也很庞大,主管76号的,就是李士群和丁默邨。

李士群早年参加过革命,后来被捕,转变成国民党的走狗,后又叛逃国民党,成为了76号的头头。他既镇压国民党,也镇压共产党,但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军统仇恨最深,所以,共产党打算利用这一点,策反李士群,让他为共产党做事。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谁也知道,76号就是魔窟,假如不能成功策反,那么,自己就有可能被对方暗杀,而且由于特务组织的酷刑非常多,做这个工作,简直是虎穴取崽。

关露在左联期间,就认识了进步文人丁玲,可以说,丁玲是她最崇拜的女作家。她早就听说,丁玲被国民党曾经囚禁,后成功逃离。关露对丁玲那一段经历非常钦佩,她觉得,既然做革命工作,就不怕深入虎穴。

多年之后,关露的妹妹还捧着关露的遗照哭着说:“姐姐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因为我,本来组织是要我去76号的,结果姐姐代替我去了。”

原来,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和李士群有一段交情。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他的老婆怀孕,找到了胡绣枫,胡绣枫安置了李士群的老婆,这事过后,李士群一直对胡绣枫有感激之心。

当时上海的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很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抓,共产党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安置在汪伪政府的身边,借以传送情报,打击汪伪的特务组织。胡绣枫当时有任务在身,最后组织决定,派关露去李士群身边卧底,可以说这是一步险棋。

关露认为,爱国不能只体现在口头上,还应该体现在行动上,她答应了去76号,这个决定,让她的一生都背上了悲剧色彩。

她终于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她走进了76号。李士群也想为以后留条后路,关露在李士群身边,利用自己的机智,成功策反这个头号杀手。以后,在李士群的配合下,她给党发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让党受的损失达到最低。

为了革命需要,当时她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要好,她为了不引起李的怀疑,经常和叶一起去逛街,去商场,或者去外面游玩。可是,也正是这些举动,她被以前的娘家人“左联”所唾弃,还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许广平,她很想和许广平说话,可是,担心自己的特务身份给别人带来麻烦,最后,也没有联系。

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她并不想扮演这个角色,她希望回到革命根据地,但是,当她对组织提出要求的时候,组织要求她继续在敌方工作。认为此刻回去,还不成熟。

由于特务内部的斗争,李士群被日本人暗杀后,关露又去了日本控制下的《女报》做编辑,主编伊藤俊子是日本的左翼进步人士,关露的任务就是通过伊藤俊子,和日本左翼的共产党拉上关系。

虽然不是很情愿,关露还是受命。做编辑期间,她并不愿意登载一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相反,她还登载了很多革命者的文章,发掘了很多进步文人,在读者信箱栏目里,她关心妇女的解放,鼓励妇女走出家庭,依靠打工来自强自立。

可以说,关露这段时间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可是,1943年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却毁了她。

本来关露不想去的,她怕去了以后,会更加的让人误会。可是组织希望她去,组织决定,去日本去接近日本的共产党分子,借以探听日本左翼的动静。

关露去了,她的照片也被登载了报纸上,很多人唾骂她是个汉奸,还有一张叫做《时事新报》的报纸说:“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在左联作家那里,关露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

其实那次会议,张爱玲、苏青也参加了。三个女作家还一起照了合影。张爱玲和苏青很不受左联作家的喜爱,进步人士认为她们两个是亲日派,所以见到关露竟然和她们一起,很多对关露不利的舆论,迎面扑来。

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关露得以回到了解放区。当关露重新拿起笔,写自己未写完的小说《新旧时代》三部曲时,却被告之,不能用关露的名字了。

由于关露和李士群夫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声势浩大,所以关露已经受到了路人的侧目,再加上到了《女声》,她出席了一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她的名声很难洗白了。

做特工的就是这样,没解放的时候,身处敌营,处处小心谨慎,不敢暴露身份;解放了,还不能暴露身份,这种痛苦,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姐整的不是容,是寂寞

我们已经知道,关露在日本人控制的《女声》做过编辑,那段时间,苏青也在上海办了分杂志,那就是《天地》。

虽然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张爱玲、苏青和关露照了一张貌似亲密无间的相,其实,她们之间并不和睦。

在当时的上海滩,杂志和杂志界也存在着竞争。苏青、张爱玲、关露、丁玲是当时得到承认的四大才女,可是在写作方式上,四人各自结友,分成两派。

张爱玲和苏青,更关注的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情绪化的反应,可是关露和丁玲,关注的是劳碌大众,是社会底层人士。

假如关露不从事特工生涯的话,她应该会和丁玲一样,成为新中国很驰名的作家,她的将来,比张爱玲也差不到哪去。可是,自从她进入了76号,为了掩饰身份,她就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后来进了日本办的《女报》,由于这份报纸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她再也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她的文学创作陷入了低潮。

 

 

民国军阀第一“变色龙”石友三被部下活埋


2012/02/21 


半岛晨报 

石友三(1891—1940)

  人生简述: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系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在军阀混战时期,他三次叛冯,后来又投蒋(介石)反蒋,投张(学良)反张,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七七事变”后勾结日军反共,屠杀抗日军民,最后被部属诱捕活埋。

  另类经历: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之极。

  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常用来比喻反复无常的小人。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倒戈和跳槽是常有的事。不少军阀是变色龙,今天是这个派,明天又是那个系,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之极。这个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就是石友三。

  成冯玉祥麾下“十三太保”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 1908年辍学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新军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整日游手好闲。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由于他天性机灵,善于察言观色,不久便成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他的地位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不断擢升。 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此时的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一道,成为冯玉祥麾下著名的“十三太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

  三叛冯玉祥 投蒋又反蒋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了刀兵。

  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3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了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既往不咎。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冯玉祥又任命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秋写的词中所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 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500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13路总指挥。

  这个变色龙再次易帜。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

  这一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其所部开赴广东,去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

  其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石友三共同讨蒋。石友三欣然同意,举起了反蒋的大旗。 12月1日,唐生智领衔各路军阀通电讨蒋。2日晚,“雷厉风行”的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可惜这些人都不是老蒋的对手。不久,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间接地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 5月,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参加了中原大战,受命率10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冯阎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了冯玉祥,也背叛了曾在危难之时帮助他躲过蒋介石惩罚的阎锡山。

  投张又讨张 老本都蚀光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投奔其门下。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军部驻邢台,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6.4万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60万元。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 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讨伐张学良。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同敌人。很快,石友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下,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次年,他协助韩复榘,成功暗杀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

  军统下毒药 却没能成功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从烟台乘船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与勾结,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旧部及汉奸、流氓、失意军人等筹办汉奸武装,多次军事骚扰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极大的麻烦与威胁。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恨之入骨,便乘机要军统局对他迅速惩处。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派特务王文收买了石友三的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

  先鸿霞从军统手中取到了一种剧毒药,他用金钱买通了厨师在菜中下毒药。那天晚上九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上桌吃饭,那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来。由于过度紧张,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厨师坦白,厨师讲出了下毒实情。先鸿霞见厨师望着自己要指认,知道事要败露,便伸手摸枪,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先鸿霞的手枪。


  恼羞成怒的石友三,令参谋捆住先鸿霞送日租界宪兵队,称其为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由日军处理。军统刺杀石友三的这次行动计划全部失败了,石友三继续过着悠哉而又浑浑噩噩的日子。

  联共又反共 抗日变哈日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编,任命其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编在名将宋哲元帐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石友三还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

  背信弃义的石友三再次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多次发生冲突。还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春,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他执迷不悟地认为: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他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投降日本前 被埋黄河边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对他十分不满。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本报特约撰稿刘继兴

 

文革中一份“反革命”判决书

 

2012年1月12日 转载 

 

 

   文革中一份“反革命”判决书


    
    整理宁波的辛亥革命遗迹,走访问了一些辛亥革命志士的后人。在民国期间被誉为“甬上四老”之一的孙表卿后人家里,发现一份孙表卿的儿子、宁波民革党员孙礼桐,在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的判决书。今在此一晒,以长见识。 /博讯





来源: 没有期待2011-10-24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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