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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家在硅谷帕洛阿尔托一个非常宁静的街区

去年春季，盖茨和佩奇就是从这扇小门进入看望病危的乔布斯

Alta Mesa公墓为悼念乔布斯的来访者准备的留言册

乔布斯长眠于绿树芳草之中

　　虽然只是2月，加州却已进入春季。帕托阿尔托一个宁静的街区，一座的普通两层住宅。与周围的豪华别墅相比，这座红砖青顶的房子略显寒酸，几盆一人高的植株挡住了主门，紧闭的窗户和白色的窗帘严实遮住视线。门前的院子刚除过草，裸露的泥土散发出一种青草的气味，栏杆边盛开着无名的小花。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凡，似乎只是住着一家普通的居民。但5个月前，这里却聚集了全球的目光。警察和保安在街旁紧张地来回巡视，不断有陌生人来到这里，在栏杆前摆上一束鲜花，放下一张卡片，点上一根蜡烛，搁下一只苹果。因为，这里是苹果前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家。

　　时间回到去年10月5日，当所有人都在为刚刚发布的iPhone 4S兴奋时，他们听到了一个意料之中却又无比震惊的消息：乔布斯去世了。意料之中，因为乔布斯已与癌症抗争多年，刚因健康问题辞去苹果CEO职位；无比震惊，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曾经多次改变世界，引领科技潮流的伟人离开的事实。

　　但这次，这位被此前被戏称为“乔不死”的传奇人物是真的走了。如他隐秘的个人生活一般，家人秘密为他举行了葬礼。在斯坦福小教堂和苹果总部，他的生前好友和苹果员工分别举行了悼念仪式。而全球的媒体在不遗余力回顾乔布斯给科技行业带来的贡献时，都会问上一句：没有乔布斯，苹果会怎样？

　　苹果帝国走向全盛

　　乔布斯走后10天，全球苹果迷再次抢购上市的iPhone 4S，排队热情不减以往。他们把这款外表似乎没有差别的新机称为iPhone For Steve，视为乔布斯亲手打造的最后产品。而语音助手Siri则引发了更大的热情，几乎每个拿到新机的用户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Siri，用各种口音与这个革命性的语音助手进行对话。

　　乔布斯走后20天，他生前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乔布斯传》在全球同步发售。这本详尽记录乔布斯辉煌一生和心路历程的传记很快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书中记载的大小轶事成为了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

　　乔布斯走后3个月，苹果发布截止去年12月底的2012财年第一财季业绩；他走后的这3个月，苹果的财报甚至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当季营收463亿美元，同比增长73%；净利130亿美元，同比增长118%。而去年iPhone销量高达9300万部，6%的份额却攫取了将近八成的市场利润。单是iPhone部门的业绩就超过了整个微软(微博)。

　　比苹果业绩更为疯狂的则是股价。乔布斯走时苹果股价376美元，如今已经飙升至513美元，4800亿美元的市值高居全球首位。按照媒体的对比，苹果市值相当于微软与谷歌(微博)之和，更是电商巨头亚马逊(微博)的五倍。而苹果所持近1000亿美元的天价现金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乔布斯亲手创办了苹果，又如救世主般回归，将一度濒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球科技业的巅峰。在他的统领下，苹果从硅谷的一叶小舟成为了一艘巨型航母；而在他离去之后，这艘巨无霸仍以惊人的速度前行。但这是来自苹果本身的巨大动力，还是之前乔布斯推力的惯性使然？或许答案会在未来两三年内逐渐浮出水面。

　　上升空间日益有限

　　股价反映了投资者的预期，苹果股价的不断上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对苹果未来增长的看好。正因为苹果财报一次次超出华尔街的预期，才推动股价一浪又一浪的涨潮。但已经登上行业巅峰的苹果，还有怎样的增长前景推动股价上涨？

　　得益于乔布斯的高瞻远瞩，苹果以iPod、iPhone和iPad三驾马车先后改变了娱乐、移动和阅读等多个行业。而其中最伟大的产品莫过于iPhone，iPhone开创了真正的智能手机时代，拉开了移动互联网的大幕，也给苹果带来了巨大的营收和利润。

　　iPhone贡献了苹果53%的营收和70%的利润，也是苹果最为强大的业务。第一财季苹果共售出3704万部iPhone，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24%的份额。每年仅出一款的速度，价格最高的智能手机，获得如此的销量和市场份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业绩。但这样的表现也带来一个疑问：iPhone还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Gartner给出了他们的观点：iPhone 4S的热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达15个月的新品空白期，市场需求压抑导致被iPhone 4推高预期的消费者在新机上市之后几乎疯狂地抢购，而在未来的数个季度，iPhone市场占有率可能会逐渐下滑。

　　市场压力不断增加

　　每年一款的新品速度，Android机群的围剿，Windows Phone的攻势，让iPhone头顶似乎悬挂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智能手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一旦错过潮流就可能迅速落后。苹果必须确保每款iPhone都走在技术前沿，软硬件体验都超越对手，才可能维持目前的市场地位，否则“iPhone”的光环就可能逐渐暗淡。

　　iPad的市场状况与iPhone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苹果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渐缩小。在2010年初推出之后，很长时间内iPad就是平板电脑的代名词，占据了主导性市场地位。不过，这很大程度也归功于竞争对手的绵软无力，Android平板始终未能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用户体验，而微软平板甚至还没真正起步。

　　但亚马逊Kindle Fire的出现，给苹果敲响了警钟。这是一款真正热卖的非iPad平板，去年年底上市之后，销量很快逼近400万部，迅速抢占了14%的市场份额，压倒三星(微博)坐上第二把交椅。而苹果iPad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市场份额则从64%下滑至57%(iSuppli数据)。11月中旬上市的Kindle Fire，仅仅用一个半月就达到了iPad全年销量的十分之一。

　　从目前的iPad 3各种传言(显示屏与摄像头)来看，第三代iPad更像是功能升级版，而非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虽然iPad仍然具有技术和用户体验优势，但长远来看，未来iPad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的确是在逐步缩小。而错位竞争的Kindle Fire也在蚕食着苹果潜在的低端市场。

　　设计师文化是关键

　　微软董事长盖茨曾指出，苹果软硬件结合的封闭战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乔布斯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了乔布斯，苹果还能坚持设计师优先的公司文化，以超一流的用户体验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吗？乔布斯以巨大的个人魅力，吸引了诸多优秀人才组建苹果管理层；在他走后，风格迥异的库克是否还能留住这些人才？

　　目前的苹果，在硬件设计、用户界面、生态系统方面明显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这要感谢乔布斯给苹果带来的设计师文化。与其他创新公司的工程师文化和成熟公司的销售员文化相比，苹果是一家设计师优先的公司。乔布斯本身具有极高的美学品味，授予了苹果的设计师很大的特权。

　　苹果工业设计副总裁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被认为是仅次于乔布斯的苹果产品灵魂人物。在乔布斯的极力赏识下，艾维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设计才华，地位凌驾于任何部门之上。因为某个细节的设计，艾维曾和苹果前硬件工程主管荣·鲁宾斯坦(Ron Rubinstein)激烈争执甚至差点动手。乔布斯坚定地站在艾维一边，这也导致被称为“iPod之父”的鲁宾斯坦出走。

　　乔布斯离去之前，艾维就曾多次流露出回英国的想法；如今最大的知己逝去，艾维还愿意留在苹果多久，谁也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在iPhone 4S的推广活动中，艾维表现得异常低调。乔布斯回归苹果之后推出的数款革命性产品，背后都有艾维的天才设计贡献。如果这位灵魂人物离开，苹果产品是否还能“市场最酷”，这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人才流失问题显现

　　除了艾维，乔布斯还拢聚了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没有了硅谷传奇乔布斯，这些本能独当一面的人才是否还会留在已经登顶的苹果，而非寻找新的挑战？其实，在乔布斯去世之前，他的无敌舰队已经出现了人才流失问题。

　　在凭借不断创新获得高速增长之后，苹果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期，没有了乔布斯，苹果是否还能在盛行挑战和创业文化的硅谷，抵挡住Facebook等创业新贵的攻势，打消原有人才的跳槽雄心，恐怕会很难。原苹果零售店主管荣·约翰逊(Ron Johnson)离职出任美国第二大百货公司JC Penny CEO，就是最好的例子。

　　近期离职的苹果高管还包括了：iAd部门主管安迪·米勒(Andy Miller)、全球安全部门副总裁约翰·特里奥特(John Theriault)、设计部门高级总监莎拉·布罗迪(Sarah Brody)、iPhone及iPod工程副总裁戴维·图普曼(David Tupman)、政府销售部门副总裁荣·普利斯(Ron Police)、iCloud服务高级经历约翰·赫伯德(John Herbold)、Macintosh设计师波特兰·赛利特(Bertrand Serlet)、Siri部门主管达格·基特劳斯(Dag Kittlaus)。

　　当然，苹果是一家人才储备非常充足的公司，可以通过内部挖潜和外部招聘来顶替离职高管，短期内人才流失的影响还不会造成显著的冲击。但随着乔布斯去世的影响逐步浮现，新人融入苹果的固有文化也需要时间，未来两三年才是最考验库克留人魅力的时候。

　　社会责任与供应链

　　除了内部的设计师文化和人才流失问题，库克还得面临日益沉重的公众责任压力。今年1月底，《纽约时报》发表深度调查，将矛头指向苹果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状况，也令苹果的供应链成为了关注焦点。在媒体聚焦以及美国民众的抗议压力下，库克选择了迅速回应，并邀请美国ABC电视台独家拍摄富士康工作状况。

　　在苹果的产业链中，富士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环，承担了iPhone、iPad和Mac等产品的组装重任。ABC报道认为，富士康并不存在虐待工人等行为，工作条件甚至还明显高于其他中国工厂。但美国非盈利机构公平劳工委员会则认为，富士康还存在“大量问题”需要予以解决。

　　2月初，富士康宣布全面上调大陆工人薪资，调薪幅度在16%-25%，目前大陆基层员工薪资标准已远高于各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在这个时间加薪，富士康背后显然有苹果的施压。而在苹果获得的炫目利润背后，富士康的利润率却从2006年的6%逐步下滑至去年的2%，每部iPhone拿到的利润回报不到1美元。加薪给富士康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压力，此事或许会对苹果未来产业链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虽然盛世之下的苹果暗藏着危机，但这艘高速前进的航母短期内仍会继续前行；此前乔布斯多年苦心积累让苹果拥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和财务实力，这个帝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崩塌。但苹果的未来很大程度上维系于产品创新上，或许传说中的“iTV”很可能会成为这艘航母新的核动力。

　　后记：

　　从乔布斯家出发驱车不到15分钟，就是Alta Mesa公墓，乔布斯就长眠在公墓的某片芳草之中。为了保护他家人的隐私，乔布斯的具体安葬地点并未公开。公墓管理处设置了专门的留言册，供来祭奠的乔布斯崇拜者写下哀思。

　　由于2月24日是乔布斯的冥寿，最近来缅怀他的人很多，留言册上写满了各种语言的哀思，而其中最多的内容就是感谢。一位来自的日本女孩Halco写道：“感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而另一条留言说“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奇妙产品，希望你的苹果能真正伟大”。

　　离开公墓时已近黄昏，阳光温暖地洒在草坪，绿草上摆满了祭奠者的花环，四处安静得只听到鸟鸣。对于苦心创业一生、不懈追求完美的乔布斯，或许这里是他最好的安息之所。

　　再伟大的人物，终究回归尘土；再伟大的公司，也有兴盛衰亡。硅谷数十年见证了一代代传奇来去，也目睹了一家家公司兴衰；而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创新的传统。 乔布斯离去了，有扎克伯格接过大旗；而对于苹果，也会有后来超越者。

老太子党从军 新太子党从商 2012/02/24

神州观察:老太子党从军 新太子党从商 国资委最近陆续公布了部分央企新负责人名单，值得关注的是，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出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出任中国移动副总裁。新太子党们竞相出掌大型央企成为潮流，在社会引发诸多议论。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号召「向解放军学习」，当时的高干子女纷纷以穿上绿军装保家卫国为荣，中共元老政要几乎家家有人从军，以致现时解放军中老太子党们成堆。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新太子党纷纷下海从商，闷声发大财，而且近年来从过去的跨国投资银行纷纷转战央企，太子党回流成为当下中国政坛一景。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是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也是中国六大基础电讯运营商之一，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主营业务涵盖卫星到车载GPS定位系统，总资产近千亿元。温云松从投资界一跃进入央企，在短短两年之内便出任一把手，跨度之大晋升之快实所罕见。 国家劫难 寡头机遇 除了温云松、李慧镝两人，新太子党在央企风生水起的并不少见，从中央一级到省市一级效益好的国企中，总能找到他们的身影。现时的国企早已不是朱镕基时代的国企，当时企业包袱沉重，举步维艰，经过十几年抓大放小改革，现存的国企都是超级巨无霸，在行业中占据龙头垄断地位，资产超过千亿元的比比皆是。 这些国企掌握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谁掌握住央企，谁就把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中国特色的寡头。 当年苏联垮台后，一大批党政官僚下台，食不果腹，寝不安席，甚至要沦落到变卖勋章度日的悲惨境地。然而与此同时，前苏联国企中一大批官员却在国家劫难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发国难横财，成为亿万富豪，变成左右俄罗斯政局的寡头。国家的劫难成为一部分人的机遇，虽然可悲但却是事实。 目前中国的政局也是混沌不清，仇官仇富心态不断蔓延，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当局维稳愈维愈不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都在准备退路，有人将家小移民海外，有人将财产转移海外，但太子党们则期望在央企占据有利位置，学习俄罗斯寡头，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左右今后的中国政局。即便中国有朝一日真正实行全民普选，这些人照样有办法在神州呼风唤雨。 老照片还原潇洒雷锋：可爱调皮的时髦男孩（图） 2012/02/24  　(左)1954年，雷锋在清水塘小学加入少先队，这也是雷锋拍的第一张照片。(中)喜欢白衬衣，还喜欢把领子露在外面，雷锋引领着当时的时尚潮流。(右)刚入伍时的雷锋眉清目秀，算帅哥那个梯队的　　老照片还原当年潇洒雷锋 　　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额前总是留着齐刷刷的刘海。 　　喜欢白衬衣和背带裤，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是时尚潮流的追求者。 　　活泼，好动，又有些调皮，是公社大院里的小明星。 　　他，就是雷锋。 　　这些影像，是胡道明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贝。今天，我们试图用这些泛黄的图片，给大家还原当年那个可爱、调皮、受欢迎的时髦男孩——雷锋。 　　3月24日，长沙东塘，胡老的家。 　　他的书柜里满是雷锋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有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能让他和老伴思念满怀。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们小心翼翼吐出每个字，生怕一不小心就跌碎在地上，胡老珍爱它们犹如珍爱自己相伴终生的亲人。年过八旬的老人，愿意将内心里最柔软的思念展示出来，以此向雷锋表达敬意。 　 (左)1956年，刚参加工作时，雷锋在望城县照相馆拍的纪念照，围巾、皮鞋，再配上小偏分的发型，玉树临风，书生气十足。(右)1957年夏天，雷锋留着时下很流行的齐刘海，白色的衣服上还写着“锻炼”二字，颇为英俊潇洒。　　1956年，胡道明20多岁，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和他同住在一个大院。起初胡道明不认识他，只知道这个孩子整天像百灵鸟一般活泼，背着包整天蹦蹦跳跳的。一次，胡道明在新华书店碰到了这个孩子，因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人相识，成了好朋友。孩子叫雷正兴，也就是后来的雷锋。 　　那个时候，雷锋是望城县委的通讯员，每天都要去公社送信。公社办公室里有个叫聂建辉的姑娘，也就是胡道明现在的老伴儿，喜欢恶作剧的雷锋最喜欢逗她。当时，聂建辉的头发长到垂到了小腿，雷锋悄悄地绕到她身后把她的头发系在了椅子靠背上，被聂建辉发现了，要动手“教训”他时，没想到椅子却被头发吊起来悬在了空中，一旁的雷锋高兴得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 　1958年10月30日，雷锋（下排左一）和公社里的姐姐们合影留念。雷锋喜欢拍照，公社里的姐姐们留影时也不忘叫上好人缘的雷锋。　　雷锋虽然调皮，人缘却相当好。每次见到公社里的姐姐们，雷锋总喜欢跑上前，给每个人一个大大的熊抱。好人缘的雷锋总是能在姐姐们那里讨到好吃的，一颗糖，或者几块小饼干。 　　雷锋爱整洁，白色的衣领永远露在外面，背带裤也没有一点折痕，总留着齐刷刷的刘海。去团山湖之前，雷锋拍了一张照片，小偏分的发型、黑灰色围巾、书生气十足的长袍。胡老说，这是雷锋最喜欢的一身打扮。 　　1958年底，雷锋离开望城，去了辽宁，离开之前，雷锋还特意在聂建辉的笔记本上留了一句话作别：“今日百灵鸟飞去，不知何日回音。”没想到，胡道明和聂建辉再次听到雷锋的消息时，却是雷锋牺牲的消息。那只飞去的百灵鸟没有再飞回来，但始终在他们生命里一遍遍歌唱。 　　这些年，作为好朋友的胡道明搜集了大量关于雷锋的照片，整理和书写每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如今胡老年事已高难于表达，他更愿意向人们展示这些图文集，讲述当年那个和他在新华书店里相识，近而成为朋友的小男孩的故事。图/胡道明提供 文/记者张祥 实习生王浩明 红网　   雷锋，一颗被政治利用的镙丝钉 2012/02/23  雷锋，一颗被政治利用的镙丝钉 新华网报道，从1973年开始，北京一所小学的学生坚持连续写雷锋日记。这所学校就是北京雷锋小学；湖南也发起千所学样重温《雷锋日记》活动。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雷锋是一颗被政治利用的镙丝钉。 伪造的神话，总会被人揭出破绽 人类朴素的互助精神，自古而然，传统社会通过三字经等读物，使孩子们知道做好事是一种人道或孝道，慈善、乐于助人在宗教文化里，也是获得善报的必要条件。学习雷锋不从人类文明宝库中获得素材，而是将雷锋打造而一个革命圣人，其政治用意昭然若揭。毛泽东号召向他学习，因为雷锋日记里有一条，人不吃饭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行。将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人的吃饭看成一样重要，一个是生存食物，一个是干革命的精神食粮。 人类本能的善良仁爱精神，没有任何尊重，似乎一切做好事，行善举，都是学习雷锋，而学习雷锋做好事，又与雷锋的政治热情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巧妙联姻，几乎做到了天衣无缝。但它却使人忘却了自己源于内心的真诚与爱意，人的互助与关怀，只能与政治行为联结在一起。雷锋成为精神符号，每一个人行善都要从雷锋这里出发。 当年中考，我们考试作文题就是《当我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无从写起，我的作文有史以来第一不及格，而在日常作文课中，我的中小学作文几乎都成为范文，在班级中被阅读，或被抄在黑板报上，供同学参考。我内心无法接受学习雷锋这样的政治号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上大学，还有学习雷锋的活动，我们被组织到城市市区一些脏乱差的地方，清除应该有城市环境卫生部分清理的卫生死角，我们到轮船码头候船大厅，帮助他们打扫他们几十年没有打扫过的窗户与墙壁。 学习雷锋就帮助那些失职的人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青少年们一年又一年，被当成扫把与抹布，去清洁这个永远垃圾满地的社会。学习雷锋成为成人世界的谎言，而被制作成青少年世界的蜜糖，孩子们被迫服用，服用这颗蜜糖之后，就会反智，不顾常识，被组织或有关部门驱使，利用，制造另一种假像，让整个社会感受到，雷锋还活着，还有大街小巷里表演着。 但随着网络时代到来，雷锋日记不断被质疑，伪造的神话，总会被人揭出破绽。 譬如雷锋大年初一帮农民捡粪：在1960年的一次录音报告中，雷锋说："比如，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想到，一 定要在新的一年当中，多做更好更多的成绩。因此，我连过年所放的假都没有 休息，我去捡大粪，初一初二那两天我一共捡大粪600来斤。我想到这也是响应D的号召，大积肥，也搞了卫生运动，也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这次录音报告以 "一辈子学习毛著"为题收入《雷锋全集》) 有网友找出雷锋三次为农民捡粪，每次都能捡到300斤以上，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粪的来源一般是狗粪或牛粪、猪粪，这些多会由农民自己捡拾到粪坑里成为肥料。一般二三个小时最多只能捡拾到五六十年，也就是一担，因为稻谷一担也只能装满一百多斤，如果按这样的最高效率，雷锋一天不吃不喝，也难以捡到三百斤重的粪肥。而且粪肥各有其主，各家田地里、房屋周边的肥料各归其主，雷锋如果去捡拾了，可能损害了别人的权益。 我们在上初中时，被一位政治先进教员驱逼着每天早上给学校田地捡肥料，每天早上二三个小时最多能捡二十来斤，如果想捡到五六十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别人牛棚，把别人的粪堆装在筐里挑回学校。雷锋捡粪故事，显然是后人代笔的，而且严重违背生活常识。 "东方论坛"上一位叫王凯奇的家长说，自己四岁女儿就质疑雷锋日记的真实性，雷锋雨夜遇到一家母子，雷锋将雨衣披在母亲身上，自己帮人家抱着孩子，最终呢，孩子没有淋上雨，这样的违背常识常理的故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识破，为什么还堂而皇之让孩子们学习呢？ 在稻草背后做着自己的政治游戏 新华网北京2012年2月22日报道说，自1973年开始，北京一所小学的学生坚持连续写雷锋日记。这所学校就是北京雷锋小学。21日，该校学生在升旗仪式上宣读了本学期的第一篇雷锋日记。 日记是日记，作文是作文，日记是不能公开宣读的，为什么学校不从小培养孩子们珍视自己与别人的私密生活？这样的公开日记，就不叫日记了，应该改成每日作文，或者叫作文素材。如果唤起孩子们内在的爱心需要，那么，这份爱心是持久的，发自内心的，而一旦将其作为日记公开化，孩子们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就无区别了，容易产生假像人格，做事不是为了内心的感受，而是为了得到表扬，或者与某一个精神符号联系起来，成为给雷锋贴金的外在行为。 这篇报道说：当年的日记本如今已经泛黄，一些用铅笔写的字甚至也已经开始模糊不清，但雷锋精神却在随后的一本本日记中传递。"我帮一位老人拎菜篮子""国庆彩排大家互相关心"……现在，孩子们仍然用笔记录着自己学雷锋的点滴。因为学雷锋做好事，曾有一个笑话，一位老人过马路，不断被孩子们牵到马路对面，来来回回无数次，因为孩子们好不容易发现一个老人过马路，老人只好配合学雷锋的孩子们，来来回回过马路，这样孩子们好回去写学雷锋日记。 关于北京的雷锋学校，新华社的报道还说，2006年，两个三年级孩子发现学校附近60路车站的公交工作人员经常没有水喝，就自发每天给他们送水。现在两个孩子早就毕业了，但送水的任务却被学弟学妹们接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们要追问的是，60路公共汽车的管理者严重失职，不关心工人喝水，五六年都没有改观，是因为没有工会造成的，还是其它原因？为什么孩子们在弥补成人社会的缺德与失职呢？ 国际在线报道2月23日报道：重温《雷锋日记》：2月22日，湖南省会千所学校、百万学生"续写雷锋日记，争当雷锋传人"活动启动式在湖南大学举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说，希望每位学子在学雷锋实践中不断创新学习载体、丰富时代内涵，续写雷锋日记，书写青春篇章。 陈润儿这样的官员，自己学过雷锋没有？网络上检索，没有看到他自己学雷锋的日记，也没有看到他学雷锋的报道，现在他突然要求百万学生学雷锋，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学雷锋，他自己呢，学过雷锋没有？陈润儿这样的官员 应该公开自己的财产，中国的成人社会与领导阶级，只有一厢对下面的各种精神要求，但对自己呢，只有领导权，既无监督，又无公开，这样的学雷锋，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他们实在是找不到别的玩法了，实在是没有任何道德精神引导了，搬出雷锋这根稻草，做成稻草人，让别人跟着稻草人起舞，他们自己呢，在稻草背后，做着自己的政治游戏。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艺术观照》、《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等多部文集与专著。多次被评为年度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德国之声 幕后面不为人知的果岭:实拍平壤的高尔夫球场(图) 2012/02/24  网易新闻 　　 　　平壤高尔夫球场是朝鲜境内唯一的18洞标准球场高尔夫场，位于距离朝鲜平壤市约有30公里的西南郊区台城湖畔，距离市中心有40分钟的车程，占地面积45公顷，方圆约7公里，洞穴共18个，可供100余人同时进行比赛。图为平壤高尔夫球场的航拍图。 　　 　　这个球场由当时的日朝侨投资兴建的，球场建成于1987年，围绕着台城人工湖，球道沿湖畔自然起伏，每个洞穴有其特色。 　　 　　据朝鲜方面报道，平壤高尔夫球场是最高领袖金正日的指示与监督下建成的，当初有官员提出异议，认为高尔夫球场属于非生产性设施，不能创造价值，结果金正日闻讯后亲自督工，一力促成了这座球场的建成。图为高尔夫球球场附近的朝鲜领袖巨型铜像。 　　 　　在朝鲜媒体的报道中，金正日首次下高尔夫球场打球就打出了11次一杆进洞，18个洞打出了低于标准杆38杆（职业高尔夫比赛单轮最好成绩为低于标准杆14杆）。显然，老虎伍兹在这样的成绩面前都必须膜拜得五体投地。图为在高尔夫球场，有金正日当年打出低于标准杆38杆的记分牌。 　　 　　还有传闻说金正日有过一杆连进5个洞的奇迹。因为金正日打出的成绩实在“太不可思议”，部分圈内人士表示怀疑称这应该是9洞成绩，而不是18洞成绩。可最终陪伴金正日打球的警卫员证实这是18洞成绩。图为高尔夫球场的记分牌，显示金正日曾经的神奇纪录。 　　 　　建成当时主要是为那些旅日侨胞以及外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所有的设施长时间以来都处于关闭状态，但一直有人养护。然而随着进入新世纪后，这座高尔夫球场也开始向朝鲜政府官员以及到朝鲜洽谈投资的韩国人开放。图为高尔夫球场内的前台服务人员。 　　 　　一旦进入球场会觉得很空旷，球场装饰有一个巨大的壁画，献给“金正日大元帅，21世纪的太阳”。这个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为2700平方米。图为高尔夫球场的服务中心的外景。 　　 　　服务中心的商店装修得像是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杂货店，与朝鲜的国家“特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图为高尔夫球场的服务中心的商店。 　　 　　服务中心的洗浴室可以容纳多人同时洗浴，淋浴和浴池的服务也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餐厅、商店、休憩室、娱乐室、会面室等服务设施。 　　 　　通往球场的一条10车道的公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而平时在这里的所有这些地方，都找不到朝鲜当地的球员，原因是“高尔夫是资产阶级的没落的运动”。要知道朝鲜人均月工资约为6000朝鲜元(约合300元人民币)，而在这里，买个二手球就需要1.1欧元。图为高尔夫球场的朝鲜服务人员正在运送高尔夫球。 　　 　　而每年来朝鲜的西方游客非常少，大约每年会有1500-2000名英国游客来到这里，美国人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在这里打球人也就更加少了。除了金日成的高水准成绩之外，有记载的选手中成绩最好的是一位韩国人，打出了71杆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图为服务中心内景。 　　 　　1990年亚运会，朝鲜派出一支男子队伍参加了高尔夫球比赛，但是当时的队员都是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平壤高尔夫球场于2005年8月举行过南韩女子职业高尔夫平壤公开赛，由于朝鲜当局的管制措施，这场比赛现场并没有观众，只有球员、球童和官员。当时有韩国选手参赛，但是举行有外国人参加的高尔夫比赛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图为高尔夫球场的少女“球童”们。 　　 　　去年，这座高尔夫球场进行了一场国际比赛，高尔夫比赛由英国夜狼旅行公司倡议并筹办。该公司经常推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游览路线，包括此前组织的参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图为参赛选手与“球童”合影留念。 　　 　　比赛的组织者迪伦?哈里斯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朝鲜还有高尔夫球场，此次到朝鲜举办比赛的提议最早是受一个高尔夫爱好者的委托。 　　 　　这名苏格兰人打电话说，特别希望能去朝鲜打高尔夫，后来哈里斯就尝试帮他联系，没想到朝鲜方面竟然接受了这项方案。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十几位记者报名参加这项业余比赛，但都被拒签了。而参赛选手则需要先到达中国边城丹东，然后出发抵达平壤。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参加比赛的15名选手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卢森堡、南非和英国。由于比赛的定位是国际业余高尔夫爱好者公开赛，因此参加比赛的都是业余选手。除了参赛选手外，还有一些翻译人员随行，一共20几个人。图为选手在用餐。 　　 　　参赛选手将为这次比赛为组织方缴纳849英镑，其中包括办签证，旅途餐饮费用，还有在平壤享受四晚上的五星级酒店住宿，以及在朝鲜境内的旅游项目。 　　 　　当天的比赛持续了整整一天，虽然这天平壤的天气并不太好，风不小，还下了会儿雨，但这些球手们还是打得很认真。每每打出一记好球，就会博得现场的阵阵掌声，最终来自芬兰的球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比赛时间为3天，外加3天游览革命圣地、金日成纪念碑、金日成凯旋门、金日成天才儿童学校等地方。还有在妙香山上，看着巨大的国际友谊展览馆，是在妙香山上，看着巨大的国际友谊展览馆，里面展览着送给“最受爱戴的领袖及其接班人”的20万礼物。礼物来自毛泽东、斯大林、卡扎菲…… 　　 　　在朝鲜期间参观期间，选手在任何时候都要由导游陪同，并只能访问已预先核准的目的地。在旅游的过程中，一些选手会趁导游不注意的时候拍照留念，但这些参赛选手在回到边境线时，相机记忆卡中所有会“危及单纯的朝鲜公民”的相片都被删除。   中共党报发改革信号 王立军案成契机     美国之音    2012-02-24   中共党报连日发表评论文章，称“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对上层文宣突然出现的“异动”持谨慎态度。但也有评论认为，王立军事件成为中共政改的一个转折点。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星期四(2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在北京政治学界掀起涟漪。 这篇署名“本报评论部”的评论文章说，“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刀战。” 文章说，“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 ... 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刀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 评论直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次日(2月24日)，《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接力刊登题为“对改革的共识是什么，争议是什么”的社评，称“有一些道理肯定不会错：改革应促进新共识。” 该评论文章虽称“政改不是为改而改，不是为了获得西方的掌声”。但该文强调“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是‘必须改革’这个判断。” 文章说，“必须改革”的判断“来源于过去30多年来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其他一些国家拒绝改革或改晚了导致‘革命’甚至国家解体的教训。” 知名政治异议人士、前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视作为当局打算着手大力推动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他认为，该文的重要性相当于1992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芍党校讲话的文宣前奏，也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 所谓“皇甫平”是指一个在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班子，其笔名有黄浦江、辅助邓小平改革之意。从1991年到1992年，“皇甫平”在上海《解放日报》刊发的几篇支持改革的评论，后被称为“皇甫平系列评论”。 陈子明认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传达的是党内最高层的意思。 他说：“这个意见现在还没有传达到下面。就是知道的人还很少，所以知道这个文章意义的人，现在是出于政治直觉，而不是政治信息。就是，鼻子灵的人都闻出来了。但是我是闻也闻出来了，听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位政治学者认为，当局这次“会走得比较远”。 至于有关此类文宣是否为中共领导层换届营造气氛的揣测，陈子明则认为《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反映的是本届政府的意愿。 他说：“如果是下一届的人愿意讲这种话，我觉得是不奇怪的。因为在几年前，我在分析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说，他们会这样讲话。但是呢，应该说比较意外的，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这个代表的是本届的意见。” 陈子明还说，他认为传达了上层意志的评论文章与近期造成轰动效应的王立军事件有一定的直接关系。 他说：“就是说，王立军这个东西就是证明呀，前一段有些人也想试试看的那条道路，以薄熙来为代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而其他政治观察人士对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的反映尚较谨慎。 上海的文化学者王晓渔担心这只是权力更迭时期的诳暂现象。他在微博上说，“1978年、2003年，都曾出现诳暂的言论宽松时期，好事者称之为‘小阳陂’。但这主要与权力更迭有关，权力未稳的一方，通过许诺未来以换取支持；等到权力巩固之后，就陂去秋来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也在其微博上留下“陂风不度玉门关”的话，对多年来改革未见推进有所感慨。 由于《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是以该报评论部名义刊发，不同于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因而一些观察人士对于该文是否直通上层仍持观望态度。 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说：“因为他们这个组，你注意，他们的评论一向是比较开放的。凡是以他们的名义发的都比较开放。那么，我想是代表了体制内一部分人要求改革的意见。但是说，是否有非常重大的突破，现在还不好说。” 改良派：冀望新一届领导层推动政改 近期面临整亢压力的史刊《炎黄陂秋》的创办人、自称“体制内改良派”的老报人杜导正则更冀望下一届中共政权推动政改。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和我周围一批朋友的看法是，习近平新班子上台以后，我们国家的全面的体制改革，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启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这一套纲领，这一套实践，绝不可能后退。后退是死路一条。” 但是，杜导正认为，因为中国内部种种因素相互制约，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以大踏步的前进，可能性却也很小，甚至于不存在。 杜导正说，历史上，中国在经历�那�年皇权统治后，搞了一套斯大林模式，接着又是一套毛泽东极左的东西，加之国内各种因素，诳时间内搞民主、宪政是不可能的。 杜导正等“体制内改良派”预计中共的改革步伐更可能是中、小幅度的。他说，现在与邓小平、赵紫阳和胡耀邦时期不同：彼时主观力量强大，改革步伐也能大一些；此时各方权力则掌控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 《人民日报》评论中提到的苛求改革的“乌托邦”也作出强烈回应。被视为“左派”言论中心的“乌有之乡”网站刊载的一篇署名“温暖阳光”的文章批“宁要微言，不要危机”就是“权贵闹剧”。该文针对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的论点逐一批驳，称其为“自相矛盾”的“政治流氓宣言。”     文革北大有多少学者教授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图)   2012/2/23  消息来源：人民网   　　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老舍先生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ニ篮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 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ッ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 “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 “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 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乔瓦尼乐队 《随风》 1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