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张润芝
    
    核心提示：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68期 第31页） 作者：张润芝 原题：尘封的平民“文革”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者反思作品，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通人“文革”里的生活则少有人关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说《无主题变奏》以先锋的姿态闯进人们的视野，一度轰动。《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共同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徐星和刘索拉也成为“现代派”的标志性人物。之后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间，进行纪录片创作。2008年他做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试图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叙述当中。现在，他在做一部关于农民的“文革”纪录片，拍摄已经完成，后期工作尚在进行，片名他始终没有想好。
    
    “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徐星在微博上给自己纪录片的注脚。
    
    画作背面的犯人登记表
    
    2010年徐星结识了画家贾和震。“文革”期间，贾和震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里丰监狱度过了十年。他利用自己“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和协助管教队长做犯人的学习改造中的一些文字杂事）的身份，用监狱里“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全部都带了出来。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见证。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文革”期间的“犯人登记表”，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当然还有罪名。徐星给记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这些罪名包括：为首犯贡献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制造政治谣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书写反革命信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刘少奇、参加反革命集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地下团团长……
    
    现在看来，有些说法充满荒诞色彩。但是在当时，这些农民都按照“文革”期间不成文的规定被判处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一直以来关于“文革”的反思里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影，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数量庞大的农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历史当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间，徐星就觉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和现状。2011年10月，徐星一个人扛着器材走访了浙江20个郊县，寻找当年“犯人登记表”里的人。有些19世纪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还有一些搬迁了住址。当年的住址多以“红旗”、“革命”这样的词汇为名，很难对应到现有地址。
    
    拍摄用了40多天，几经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个当年的“犯人”，还有一位没有在登记表中，但是当年一个“犯人”的同案犯。这些人现在大部分是70多岁，神智都还清楚，往事被重新诉说。动乱过去了，他们身份一直是农民。
    
    尽管官方历史显示，“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是徐星访问的这些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释放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说到平反，但是当时平反的都是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农民就没人管。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蚂蚁一样出生，蚂蚁一样死去。”
    
    根据徐星的了解，“释放”的过程仅仅是“释放”，监狱告诉农民当时错判了可以回家了。监狱方面会给农民一个释放证，内容是：从××年到××年，“文革”期间×××，被××组送到××服刑，根据××给予释放。没有澄清，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官方无罪认可。
    
    农民回到家发现形势已经变化，再去找当地的镇、乡政府，试图找到某些说法或者补偿，当地政府给出的基本统一：国家有困难，要体谅国家，“文革”的灾难都是“四人帮”搞的，全国都是这样，如果人人都赔偿怎么赔得起。
    
    “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登记表上记录的他们的罪行大部分都是夸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一个表情，一个态度就可能是犯罪。”徐星说。
    
    农民周明夫的罪行是“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偷听敌台”的罪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少见。周明夫装了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苏联那边的信号比较强，周明夫偶然听到了，就被别人告发了。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徐星给周明夫看他当年的“犯人登记表”，周明夫觉得意外又荒谬，喃喃说：“真可笑，罪名都很可笑。”很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以此避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周明夫的妻子裘玲是一个异数，她选择相信丈夫，她觉得丈夫没有罪，她问农场里的领导，对方说周明夫没有什么错，裘玲觉得欣慰：“农场里的领导这么说的，还有良心哦。”
    
    周明夫本人对这件事的想法是：“想起来十年嘛，这样过去了……过去了，我想已经过去了，二个呢他也是受别人指使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农民翁志渝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他的“犯人登记表”并不是胡俊录的同案犯则被迫给自己捏造了“罪名”。农民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定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为了避免“串供”，把他们隔开审讯，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一下，如此逼问之下，翁志渝自知屈打成招是肯定的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问名称出来了。”
    
    “他们（指审讯员）说，不会没有名称，你们有组织有纲领，你们的名称是不是反共。我说不是，我知道这个（反共）一讲要枪毙。我想，没有办法了，再不捏造一个名称出来，不打死也要打出脑震荡。”
    
    翁志渝当年有读报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着《浙江日报》。他看到报纸上经常提到“反苏反修”，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要反斯大林。当时的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翁志渝暗暗想，想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呢？翁志渝还见到过报纸上有“启蒙”这个词，觉得“中国老百姓糊涂了，要启蒙，不能这样下去”。
    
    审讯员逼问之下，翁志渝想起了自己偷偷有过的想法，说“我想是想了一想”，审讯员立刻问：“你怎么想的？”翁志渝答：“启蒙。”审讯组并不知道这个词，也不知道启蒙两字怎么写，问翁志渝什么意思，翁志渝说：“毛主席是个人崇拜。”审讯组大惊失色，狠狠地打了翁志渝一下，“现在想起来还疼”。翁志渝只说了启蒙两个字，审讯组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是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定罪的时候其他“犯人”对于“启蒙”两字毫不知情，对自己的“罪名”也一头雾水。1970年3月份，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判刑。
    
    “每个人故事都不同，但荒谬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农民们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记表都是什么反应？
    
    徐星：农民反正你知道，他们表达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现行反革命”这个罪行最少都判了十年，十年在监狱里，对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农民还是干嘛的，都是一个很惨痛很悲惨的记忆。尽管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表达能力也很差，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记表的时候表情还是非常震撼。
    
    每个人都有故事，各自都不同，但是荒谬和荒诞是一样的。他们说的话都很有哲理。我觉得让他们开口不太难，底下的农民都挺敢说的。悲惨的经验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愿意说。
    
    时代周报：你试图提醒他们错判应该有补偿，或者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事情吗？
    
    徐星：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来做。我就是自由职业的艺术家，我没有权力，我帮不了他们。我只能以我的作品角度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引起关注，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补偿平反。
    
    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得让人知道，不能被忘记了。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老婆孩子，也许地位比较低，但他们是人。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他有他的尊严。
    
    从艺术上讲，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比较触动人心的角度。长城上的砖，你要想去做，每块砖都有一个故事，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不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时代周报：现在这些农民怎么看待当年的那些斗争？当年的斗争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伤害吗？
    
    徐星：“文革”时期，农村里都要要表忠心，能把敌人都揭发出来就是最忠心的，当时大部分人都在这种漩涡中。他们能理解揭发批斗自己的人。
    
    问这些人，当年是谁揭发你、打过你，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不说了，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怕伤和气。如果揭发自己的人死了，他们就说，他已经死了，叫什么什么。农民都很宽厚。
    
    时代周报：这些农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徐星：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基本还可以，江南地方本来就富裕。但也有过得特别苦的，单身汉非常多。判刑之后，很多人面临的情况是“妻离子散”，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个词，说把我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那个时代，丈夫被判“现行反革命罪”，老婆不离婚就是“反革命”家属，小孩也是“反革命”家属。
    
    时代周报：这些年关于“文革”的各种材料很多，你觉得这个纪录片和之前的那些有什么不同？
    
    徐星：你们能从这个片子看到底层、农民，他们在“文革”的时候的经验、经历，反正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之前的反思也好，回忆也好，艺术作品也好，他们更关心知识分子、干部、艺术家、走资派，没人关心农民。
    
    时代周报：这几年，影视剧里提到“文革”年代的事情，好像会陷入某种套路，模式化的情节，你觉得是为什么？
    
    徐星：你在我的片子里看到“套路”的东西了吗？如果有我就特别不成功。
    
    你说的“套路”情况也许是因为年轻人没有真正的经验，当年有过经验的人都老了，做编剧又不太可能，所以会呈现某些“套路”的情节。至于逸事、花边，我觉得可能有学术上的研究受到限制的情况，只能做花边。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几年对于纪录片有兴趣，而且都是拍的小人物？
    
    徐星：小人物的题材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他们的生活是千差万别的，都有故事，都有魅力，是水淋淋的，和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特别刺激，有一种活着的感觉。
    
    你根本不知道底层的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我在北方农村的时候，遇到农民老头老太太，他们问我，你是北京来的？我说是的，他们指着电视里一个洗发水广告问我，真有这样的人？那是一个美女，头发很漂亮，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有人这样的活着，那么干净那么漂亮地在洗头，那就是他们的天使，他们不相信人间会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时代周报：对于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徐星：你要让我说建议，我建议年轻人多到民间去，到最底层，通过今天的社会现实多少也能折射出一些历史的错误。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福州新闻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达延汗画像 资料图
    

    本文摘自福州新闻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元朝灭亡之后的蒙古历史
    
    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既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而是率领着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
    
    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帝国依然存在。
    
    1368年，享国运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既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而是率领着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近似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汗国、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只算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享有宗主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帝国依然存在。
    
    残元政权的灭亡
    
    1368年，享国运不足百年的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推翻了，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既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而是率领着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奇迹”。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近似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汗国、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只算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享有宗主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帝国依然存在。
    
    元顺帝是元朝皇帝中少有的接触汉文化较深的一个，大都陷落仓皇北归的打击，对于他来说是极大的，虽然依然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也不能排解他“去国怀乡”的忧愁，尤其是明朝军队对于他的继续打击又接连不断，更使他惶惶不可终日。终于，1370年5月23日，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
    
    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然而，他非但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还面临着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1372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哈拉和林，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一旦被明军攻破，蒙古帝国将彻底在世界上消失，因此，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但是，被誉为“万里长城”的徐达一路上势如破竹，爱猷识里达腊几乎到了绝望地边缘。所幸，明朝的大军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继，受阻于土拉河畔。
    
    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这位第三任残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的规模，恢复祖上的荣光更显得毫无可能了。
    
    1388年，一支10万人的明朝军队在大将蓝玉的率领下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木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
    
    这次的失败使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的残元政权丧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脱离它而自立。1399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乞儿吉斯部首领贵力赤，否认了最后一任残元皇帝额勒伯克的宗主权，于1399年将其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至此，苟延残喘了29年的残元政权灭亡了，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不复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当中。
    
    群雄纷起争汗位
    
    残元的灭亡，使明朝失去了政治上的敌人，蒙古已经成为了“边患”，而不再是前一王朝残余势力。因此，永乐皇帝对于贵力赤表示了极大的友好，承认了他对于蒙古各部的宗主权。
    
    但是，贵力赤也并没有保持汗位有多久，便在1400年被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和卫拉特部首领马哈木的联军打败。阿苏特部是蒙古化了的伊朗人，起源于高加索，因蒙古西征而进入中国，元朝军队中有一支由他们组成的军团。而卫拉特部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个强大的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被称为“林木中百姓”，定居在贝加尔湖西岸。
    
    阿鲁台和马哈木都不想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们最为希望的还是自己的部族独立于蒙古人之外而获得承认，因此，在打败贵力赤后，便向明朝效忠，表示自己不同于其他争夺蒙古帝国汗位的部族。这样的臣服是明朝求之不得的，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的支持。依靠这种支持，卫拉特部将其霸权扩张到从贝加尔湖西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整个西蒙古地区。
    
    然而，阿苏特部和卫拉特部对于蒙古中部和东部控制都没能长久，贵力赤之子额色库重新崛起，要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大汗宝座，双方进行了十几年的战争，直到额色库于1425年病死。
    
    在额色库不停的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最高宗主权的同时，在1403年，残元末代皇帝额勒伯克之子本雅失里复辟了自己的汗位，宣布自己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作为黄金家族的后代，本雅失里无疑要比阿苏特部和卫拉特部具有号召力，不久，包括阿鲁台在内的各蒙古部落聚集在这位正统代表者一边。而好不容易盼到忽必烈家族衰亡的明朝，对这位新一任蒙古大汗的敌视是不言而喻的，永乐皇帝下旨要本雅失里作出臣属的明确表态。但希图重现祖上功业的本雅失里怎么会向推翻自己家族在中国皇位的朱氏家族表示臣服呢？于是，永乐皇帝亲自率军进入蒙古，直抵成吉思汗故地——鄂嫩河上游平原，于1410－1411年击溃了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的军队。这次失败对本雅失里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这使他丧失了作为大汗的权威。1412年，卫拉特部首领马哈木乘机将他击败，夺取了汗位。
    
    在此之前，马哈木一直与明朝永乐皇帝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这时，他已经真正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了。于是毫不犹豫地与明朝皇帝断交。这引得永乐皇帝再次亲征蒙古，虽然马哈木的抵抗使明朝军队遭到严重损失，但为了保存实力，他率军撤退到土拉河以西休养生息。马哈木的威信由于这次入侵暂时受损，因为他也未能阻止明朝军队进入蒙古草原。
    
    哈斯木逃走后，大汗宝座又悬空了下来，这时，居住在兴安岭以东、满洲边境的嫩江附近的科尔沁部首领阿台在1425年率部众占领了蒙古中东部地区。那个见风使舵的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这回又支持阿台杀死了本雅失里，拥立阿台为蒙古帝国大汗。科尔沁人是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儿的后裔，也属于黄金家族。虽然永乐皇帝对于卫拉特的背叛不能容忍，但为了消灭在蒙古人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黄金家族，又开始支持卫拉特部。自然，对于这支持，卫拉特部也是欣然接受的。
    
    定鼎卫拉特
    
    永乐皇帝所贯彻的为了打倒黄金家族而扶持卫拉特势力的政策，在他死后才发生了效力。在1434至1438年间，卫拉特首领、马哈木之子脱欢率军攻进蒙古东部，杀死了帝国大汗阿台和他的重要辅臣阿鲁台，夺得了大汗宝座。
    
    虽然，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的一个王子、额勒伯克之子、本雅失里的兄弟阿占在此时被拥护正统的首领们宣布为大汗，但在事实上，蒙古的帝国已经从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转到了卫拉特——绰罗斯家族入手中。
    
    对于明朝皇帝来说，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已经完结了，草原的这些新君主是一支没有显赫历史的民族，他们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既不显赫也不重要，他们不可能如黄金家族那样具有无上的威望和号召力。那么，蒙古人对于中原的威胁就应该自此结束了。
    
    但是，卫拉特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继承的是蒙古帝国的汗位，虽然在表面上，他们把自己和其他蒙古人尤其是黄金家族的距离拉得很远，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蒙古帝国原来的疆域。
    
    当然，在明帝国还很强大的时候，卫拉特人是不会随便捋虎须的，他们还记得祖上马哈木的教训。因此，恢复帝国的第一刀他们向东南地区的察合台汗国砍去。脱欢的儿子额森（也先）击败了察合台汗国的卫思汗，强娶了他的妹妹哈尼木公主，因为卫思汗是黄金家族，所以这一联姻，使得卫拉特人有了足以号召所有蒙古人的血统。
    
    额森继承其父脱欢的汗位时，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巴尔喀什湖延伸到贝加尔湖，又从贝加尔湖延伸到长城附近地区，象征正统的都城哈拉和林也是帝国的领土之一。1449年，他向中国公主求婚遭到悔婚，于是，额森蹂躏了山西北部、大同附近的中国边境。明朝英宗皇帝及太监王振前往迎战。在土木堡展开战斗。额森给明军灾难性的打击，歼灭明军10余万，俘英宗皇帝。然而，因不善围攻战，额森无法攻陷该地的设防城市大同和宣化，于是，带着俘虏英宗皇帝帝返回蒙古。
    
    三个月以后，他卷土重来，进军至北京西北郊，但是，他遇到明朝名将于谦的抵抗，发动的各次进攻都被打退，不久明朝的各路援军赶来。由于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他沿居庸关撤退。1450年，额森决定释放英宗帝，并于1453年与中国议和，并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这一行动表明他抛弃了蒙古帝国的宗主权，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可汗。这样做无疑并不明智，原本已经臣服于他的各黄金家族的部落和汗国又重新自立。
    
    1455年，额森被暗杀。额森之子阿马桑赤台吉继其父汗位，在1456入侵察合台汗国，在伊犁河附近打败了在位的羽奴思汗。而在这时，皇后哈尼木（察合台汗国卫思汗妹妹）在后方制造混乱，她的儿子亦不刺忻和也里牙思两兄弟对阿马桑赤发动叛乱，却没有成功。但经过这次内乱，卫拉特的实力严重的被削弱了。
    
    黄金家族的复辟
    
    在卫拉特人实力削弱的时候，成吉思汗后裔们并未立即组织反攻，因为他们正在家族战争中互相残杀。
    
    1467年，成吉思汗的第27代继承人满都古勒大汗在讨伐他的侄孙和继承人博勒呼济农的一次战争中去世。而博勒呼济农在他能够称汗之前的1470年也被暗杀。一度人丁兴旺的黄金家族中，现在仅剩下一个5岁的男孩、博勒呼济农之子达延。
    
    达延的命运及其不幸，家族的长辈都在内讧中死去，小小的孩子孤苦无依，连他的母亲都抛下他改嫁了，这简直比成吉思汗年幼时的遭遇还要悲凉。所幸，满都古勒汗的年轻遗孀满都海赛音可敦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满都海赛音可敦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不但抚养了达延，还在1470年宣布他为大汗。最为难得的是，满都海赛音可教作为女人率领军队打败了卫拉特人，将他们彻底赶出了蒙古中东部地区。为达延汗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1543年达延汗去世之后，他的孙子博迪继承了汗位。虽然广大的领土被达延汗的众多子孙瓜分，但从1544年到1634年蒙古帝国的汗位一直稳固的在达延汗的长支后裔察哈尔部中传承，历经博迪汗（1544－1548年）、库登汗（1548－1557年）、图们札萨克图汗（1557－1593年）、彻辰汗（1593－1604年）和林丹汗（1604－1634年）。
    
    蒙古帝国的灭亡
    
    虽然达延汗的长期统治稳定了蒙古帝国汗位传承，但并没有克服蒙古民族的最大弱点——实行瓜分家族遗产的习惯法。当帝国的创建者死后，帝国便成了一种类似联邦式的家族国家，国内的各级首领，都是兄弟或堂兄弟，他们虽然承认察哈尔部的最高权利，但处于相当的独立状态。
    
    随着时间的流逝，察哈尔部的汗位继承者们逐渐失去了足以统治整个蒙古的力量，西方的卫拉特人和东方兴起的通古斯人（满人）都是他们可怕的敌人。但这个时候，卫拉特人正在对付哈萨克汗国、沙皇俄国以及内部的绰罗斯家族与和硕特家族的权力争夺，因此，结束蒙古帝国历史的，只能是通古斯人建立的后金帝国了。
    
    1604年，林丹继承汗位，接受黄教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库图克图汗。林丹汗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可汗，他早已看出后金帝国对于蒙古的野心，因此上从继位始，便开始从新统一各部，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巴图鲁青吉斯汗”。1627年派兵收服右翼鄂尔多斯、喀喇沁、土默特等部，与喀尔喀部却图汗结为联盟，声威大振，所辖地域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但是，次年，朵颜兀良哈的苏布台、喀喇沁的达来台吉、土默特和布石图汗、额尔多斯的额仁沁济农以及永谢布、阿苏惕、阿巴嘎、喀尔喀等部联合组成大军十万，在土默特的召城一战中，消耗了林丹汗精锐兵力四万余人，这使得林丹汗的实力大为削弱，而他的敌人是综合了蒙古人的彪悍和汉人的谋略的后金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就注定只有勇猛而少计谋的他只能失败。
    
    努尔哈赤时，科尔沁部、扎鲁特部便在联姻之下归附了后金。土默特、喀喇沁、兀良哈等部为了避免林丹汗的报复，也投奔了后金。1625年，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后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退走。皇太极即位后，把林丹汗做为主要的敌人。1628年，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林丹汗统治的喀喇沁部会盟，共击林丹汗。9月，皇太极亲率大兵至绰洛郭尔，宴会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和喀喇沁等部领兵前来的诸首领。林丹汗空有大汗之名，但已经陷入了孤立，被迫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固守。
    
    1632年4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多尔衮从征。至西拉木伦河畔，会集蒙古诸部兵，共击林丹汗。面对势力远胜自己的敌军，林丹汗无奈自归化城驱人畜十万渡黄河西逃。但面对已经大势已去的大汗，部众十之七八在途中散去。林丹汗逃奔青海，两年后在青海打草滩病死，他临死前，也许会和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样，哀叹“朕不是亡国之君！”，他们都努力过了，但是他们的才能都无法使他们重现祖上的荣耀。明帝国和蒙古帝国争斗了两百多年，谁也没能消灭对方，最后，在相差不到10年时间内，先后被满清所灭。
    
    1635年，多尔衮与岳托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部众于额哲，林丹汗的妻子和儿子归降，交出可汗印信，整个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蒙古帝国的汗位至此断绝，而蒙古帝国，也永远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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