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在新书《千日无悔》发布会上介绍狱中遭遇.

曾被中共政府以间谍罪名下狱的资深传媒人程翔在刚刚出版的一部新书中描述了他被囚期间所承受的巨大身心创伤。程翔说，尽管他因“文字狱”坐牢千日，并没有改变他的爱国初衷。

程翔新书题为《千日无悔》。新书2月29日发行当天，他对美国之音谈及为何他坐了一千多天的监牢，仍然感到“无悔”？

程翔说：“我在狱中反省自己（每）一分钟（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即便有今天这样的遭遇，我也不需要后悔了。这是一层意思。”

*身心折磨不堪回首*

程翔说，《千日无悔》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那些日子的煎熬，的确是非常的痛苦；但是，熬过去以后，他感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而且悟出很多道理，因此觉得无悔。

不过，程翔说，他在狱中，尤其是最初一百天被单独囚禁的日子，所蒙受的身心折磨不堪回首。

他说:“最痛苦的是头一百天单独囚禁的状态。因为单独囚禁的是一个没有自然光，只有灯泡的地方。它有窗，但是窗都用厚厚的遮光帘给挡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社会动物。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流，人性是不能够全面体现的。”

*单独囚禁吞噬人性*

程翔说，单独囚禁给他造成很大的焦虑、恐惧；再加上不见天日，很快导致身体出现一些病变，比如说失眠、便秘，并很快发展到严重的心律不齐等。

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下，程翔希望从哲学里得到启发。但是他说，在看过佛教、道教和儒家的书之后，痛苦有所减轻，但是心中总是有一种 “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位曾经的无神论者说，他最终从《圣经》中找到了解脱。

现年62岁的程翔是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报道特派员。2005年4月在广州被捕，翌年8月31日被以间谍罪判刑5年。2008年2月初，程翔获假释回到香港。

*程翔：间谍罪实为“文字狱”*

程翔当时被指向台湾间谍组织代理人、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负责人薛宏义和戴东清提供中国国家情报。

不过，程翔一直坚称他从来没有从事间谍工作。

至于获罪原因，程翔至今以敏感为由拒绝多谈。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说：“关于这个原因我现在还是不想多谈。书中只是很简单地一笔带过我猜测的原因。那么我猜测呢就是卷进高层的政治斗争里面，不自觉地卷进去，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程翔将自己的遭遇归因于“中国文化里一些不好的基因”，也就是“文字狱”。

*杜绝冤假错案须有独立司法*

程翔在书中谈及他的“冤假错案”，将中国刑事诉讼法和他的亲身经历做了“详细对比”。他说，中国的法律从文字上看挺不错，但问题是，写归写，做归做，因此搞出很多冤狱。

他说，中国的制度需要改革。程翔说：“我觉得关键还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始终不从政治中独立。如果说司法是为政治服务的话，那么中国的冤假错案是根本不会平的。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彻底改变司法为政治服务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这样才能够根绝这种冤假错案。”

程翔被一些香港媒体称为“爱国分子”。他认为自己很迂腐，尽管有此遭遇，仍然不改初衷。他说，磨难反而让他更坚定地沿着“爱国道路”走下去。

VOA

     　拙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出版后，中外媒体有大量的采访。书出来就不属于自己，品头论足，小骂怡情，大批足诫，都是应该的。但瓜田李下，李代桃僵的事，在正文之前，我还要说一说。
    
     　　我说掏心窝的话，大实话，信不信由你。

     
    　　关于我与刘源的关系。刘长序中讲得很清楚，不用多说了。我们的心当然是相通的，需说明，我的书是 2009 年写的。因我书中内容和李零的大量著作是讲战争、兵法史，刘当时在军科院当政委，他想在军科出版，向军人们推荐，本是善意抬举。刘因此写了序言，提出“三问”。序是2010 年写的，他当时是军科院的最高领导。
    
    　　有不少人说刘源是政治人物，不是学界人物。军科院就是军队的社科院，不研究学？罕见了。还有网文联系到军人干政。这显然是不了解，外行了！军科院就是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战略、战术的，他是政治委员，当然是“政治人物”，当然要“干政”。而他作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史学会的领导，现在还仍兼着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不算学界？是否算学者？恐怕不宜等闲视之吧？最简单的，去调查一下即可知，他已于 2011 年调总后，而至今军科院上上下下可随便打听，大家一致公认，刘源的理论功底、学术底蕴、知识结构，甚至被认为是历届政委中学识最好的领导，我所接触的学界领导和学者，把他在军科成功的原因，甚至归结为他的知识结构好，在战争理论、兵法战法、军史战史上，还不说政治、历史理论上，他可不输任何专家，而且深受尊重。背靠背，不需多少调研，一个电话，即可了解。
    
    　　他希望由军科出版社出版我和李零的书：又为我写了序言。书出版前，2011 年 4 月，他刚调总后。召开新书发布会，本来第一召集人是人家军科出版社，该由人家主持，我要求安排在税务杂志社，由我张罗，我请了主持人，刘源来参加，并带了几个学术部的领导，都是军界大专家，太正常。被网上炒成“军方力挺”的怪事，显然是不究就里了！本来就是军科出版，应人家主持又是政委写序，各学术部参加发言，建议军官参考阅读，有什么不正常的？顺便说一句：原总参副参谋长张黎上将看书后接受腾讯网采访，没商量过，不约而同他也特别提到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阅读，而且还特别称赞刘政委序言好，推荐了好书！
    
    　　因为我的书是“读李零”，李零是公认的古兵法、军战史专家。我的书，近一半也是讲战争，而刘源又是军事科学院政委，序言“三问”里第一问就是“战问”。这比较专业了。本想“史问”、“路问”大家会更感兴趣。正相反，后两问没多少人提出什么疑问，咄咄怪事，还真出了里勾外连、内外结合的个别学霸，此辈对军事、战争、兵法、军战史一窍不通，却什么都敢评敢批，高声反对，断章取义，刻意歪曲。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至今我没听到一位军事学专家提出异议。相反，军人们是一片赞扬！无知不可耻，不懂装懂，以无知为荣，无知又无畏，就是无知无耻了。
    
    　　战争，决定古今中外一切大格局的变化，这是常识。一边说人家不是学者，一边自己这等学风的自吹学者，太丢人了吧？！太外行了吧？！
    
    　　再一层，想澄清一下：刚才说，发书会应是人家军科出版社主持，我揽过来，军科出版社社长也在场。我请的人，大都是熟人，有许多人与我常见，互有切磋，都是搞理论的，也都是办报纸杂志的。尽管见解相异，也不失为同行，应可以容纳歧见，甚至还可交友。发书会是怎么回事？该讲什么，谁不知道？刘源重视，又是序言作者，一来就先声明半小时后还要参加另一个会。许多人要与他合影，误了时间，本来应该给他发言时间。吴思上来先讲，书刚拿到，没怎么看，但有不同意见。
    
    　　人家尊重你，请你来，你一上来就说书我没认真看，然后就一大段讲朱厚泽质疑新民主主义。刘源忍不住打断：“怎么又扯上朱厚泽了？”我理解，意思是说，讨论新民主主义，不讲毛、刘、张闻天，说说胡、赵、杜润生也行，朱厚泽他又不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发明者和重要执行者。
    
    　　我心里评价，讲到新民主主义，朱厚泽的权威性还真没有刘源高呢。我想多数学者也会如此认为。刘接着说：“在这种场合，别说讨论新民主主义，就是讨论你《炎黄春秋》的事儿也说不完！”这话背后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了：刘源是《炎黄春秋》最早的创刊人，他当郑州市副市长时，因在邙山筹建炎黄二帝塑像，刘为筹资组织了民间委员会，请出大批老干部和大学者当委员。肖克老将军任主任，刘是秘书长，需有个杂志，就办了《炎黄春秋》。所以，他当之无愧是创刊者，一手操办了杂志诞生。久而久之，杜导正先生都记不清是谁办的杂志了！近些年，刘源对该杂志的倾向性和大量文章导向有意见，曾正式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吴思才知道有这么段历史，所以刘点了他一句，意思明确，这是发书会，别扯太远，别当成你的发书会。之后，吴思为此还真道了歉，承认失礼。并说：“不过我还歪打正着，讲的那些，为木生的书做了广告。我成了个托儿！”对此话，听者恐怕也只能一笑了之吧！
    
    　　之后，不少网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心中之块垒，完全扭曲了，逢官必仇，闻官必恨。把真专家、真学者说成非学者，以人废言，不以对错论是非，而以是官非官定对错。人家非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好在多数聪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妇，一窍不通的石中取火，水中捞月。其实削足也好，刻舟也好，对足和舟都不公平。
    
    　　书上明明印着军科出版社出版，将军们都讲了话，评我的书总是明摆着，评我的书哪怕唇枪舌剑，甚至口诛笔伐，也是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许多将军前来本是善意待我，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蜚短流长，信口雌黄，只能见笑大方了。
    
    　　只好我借此机会讲讲。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挨批，文革中毛整刘有路线之争。像陈伯达、纪登奎这样的老人，文革后都说过，“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毁誉同担，刘源讲这段历史，讲新民主主义，还有点权威性吧？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我曾直面侠骨刚肠、快人快语的刘源。作为党史专家，他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民主主义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他对父辈们热血冷泪铸就的辉煌理念充满敬意。但当我问到新民主主义在今天能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时，作为“政治人物”的刘源回答得光明磊落、斩钉截铁：“我坚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新民主主义作为今天的行动理论，我也代表不了刘源，我只能代表自己。
    
    　　关于“最大公约数”，我说几句。吴思在阳光卫视采访中最后说：“对木生讲的，我心服口服，确实包容了理论精髓，作为一个政策，我完全拥护。”这有影碟为证。与“乌有之乡”座谈时，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所知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不同，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要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个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
    
    　　怎么会又说连共识都没有？关于胡德平座谈会。他们邀我参加，我并不知他们要讲什么，我只准备了我要讲的。我讲的似乎与会上发言的气氛、倾向不合拍，限时已到，我没讲完。
    
    　　关于我召开研讨会，是发了通知，确定了主讲。后因技术性原因，提前两天取消了。之后，我起码参加、召开了几十场讲座、座谈会。不明白有人怎么总抓住那一场没开成的作文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等王小强伤愈，我们一定将那未开之会开了。到时，我们拭目以待，海外那么多专评这场未开的会，他们会失语吗？不会。
    
    　　关于“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是泛指，上下皆有。如明明管经济，偏偏说普世，明明腐又黑，放下眼前说天边，当然是拔旗易帜的先声。
    
    　　最后一个问题，恐怕最易说明，可又最易引起误会：即我与“第五代”的关系（所谓代言人）。我 1980 年代被杜老调入农研窒。当时一大批精英，像王岐山、王小强、翁永曦、陈锡文、周其仁等都是，但我不是，我很边缘。习近平、刘源等在农村县乡里工作，杜老也把他们（可能是四人）定为通讯研究员。他们回京时，常到我们这里座谈。老熟人，又有几乎相同的经历，以后几十年，有的过往渐疏，有的甚密，如此而已。我能或容易理解他们，相信他们也很容易理解我的论述，特别是老一辈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仅此而已。我不是网上说的代言人，我从没讲过代表他们讲话。我只代表我自己。中外媒体采访，我都讲过，但还有人好那一口。
    
    　　不仅好那一口，几乎“八国联军”都采访过我，而且是数次。我书中的军事思想概括成一句话：“能战方能不战”。而西方给我的定位：“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上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