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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1期 作者：张淑燕，原题：《文革时期的特殊高考：炮制“白卷英雄”始末》

每年初夏的“高考”，它绝非某一个高中毕业生入学考试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个家族的期待。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高考换成在一个非以成绩、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会演绎出更多荒唐、离奇的故事。于是，出现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六十年，它总在扮演着决定个人和时代命运的角色。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白卷英雄”诞生前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对这些“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们也不敢多加指教，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张铁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篇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后被收录进了云南省新增的中学《政治》（各年级用）课本第49页的附录中。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的“马前卒”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张铁生和同学们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又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张铁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有意打造的一个“造反榜样”，他充当了“四人帮”冲击1973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

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报》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随后，张铁生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他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然而，法院最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虽然“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他确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

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接他出狱的是他在铁岭农学院的老同学董礼平，此时她已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一名讲师。不久，张铁生迎来了他41岁生日。11月4日那天，昔日好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41岁生日快乐！

世事轮回，沧海桑田。从一个“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阶下囚，终又做回了一介平民，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张铁生一心想做个普通人。他本想和董礼平悄悄结婚，一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反对，说董等了他这么多年，悄无声息地娶进门可不行。于是，当年12月22日，张铁生出狱后的第78天，他和董在兴城县城举行了婚礼，出席的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

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活儿。在人们眼中，张铁生是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1995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饲料业前10名的大型农牧集团，净资产过亿元。现年60岁的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一条亡党亡国的血路 2012/03/01

作者：雨夹雪　　乌有之乡 　 　 “资本主义光靠固定地盘的利润是混不下去的，利润一下跌，游资一泛滥，可就不折不扣的无恶不作了，豁出命去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一、血路是怎样杀出来的？　　 大体说来，我国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放权让利。　　 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用作企业基金和给职工发放奖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扩权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00家企业。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这5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补充计划所生产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定价自销；（2）实行利润留成，企业有权自行安排使用利润留成建立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企业的留成比例；（4）企业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自己生产的产品，并按国家规定获得外汇留成。从1979年7月到1980年6月，根据统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已经扩大到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60％、利润70％的66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上海、天津的试点企业利润达到80％以上，北京达到94％。　　　　 1979年的放权让利和1958年的工业企业下放是有本质的不同的。1958年在工业企业下放的同时，大力推行工人民主管理，而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营企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破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这显然会损害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不利于国营企业发展的。因此，放权让利不可能成功。　　　　 果然，放权让利以后，尽管多发了一些工资，但企业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失败。但是，放权让利中损害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没有恢复。相反，1980年9月，胡耀邦对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的一封信作了批示。信中提出对工业学大庆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　　1981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事实上否定了大庆经验和“鞍钢宪法”，使在放权让利中扩大的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得到了确认。　　 第二个阶段是利改税和承包经营。　　　　 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随后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然而，它很快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上涨，中央不得不停止推行承包制。　　 我国于　1983年6月1日　推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仍采用税利两种形式上交企业利润，按照国务院　1983年4月24日　批准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对不同规模、行业的盈利企业采取不完全相同的办法：1．对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征收所得税，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2．对有盈利的小型企业，实行彻底的利改税，按照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征收所得税后，剩余利润归企业自行支配，由企业自负盈亏。但对税后利润较多的企业，国家可以收取一定数量的承包费或按固定数额上缴一部分利润。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实行税利并存的格局。　　 　　1984年10月1日　，在全国全面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主要内容是：在完善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得税办法的基础上，取消其他税后利润上交办法，统一改征调节税；将原来的工商税一分为四，即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的调节作用。第二步利改税，将国营企业应当上缴国家财政的收入，主要通过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也就是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　“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行安排使用，使企业逐步做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广企业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承包制。承包制的基本原则为“包死基数、保证上交、超收自留、欠收自补”。从形式上看，它包括：（1）“上缴利润定额包干”；（2）“利润比例分成”；（3）“上缴利润递增包干”；（4）“亏损企业减亏包干”；（5）“两保一挂”，即保上缴税利、保技改项目，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　　　　 从1987年到1993年底，强调企业改革的重点必须从扩权让利转到转换企业机制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仍然是强调完善承包制。因而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企业法》实施条例，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机制条例》，赋予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同时，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不少国有企业被推入了市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利改税后企业的发展全部依赖“剩余利润”，企业必然要为争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而排斥一切非本单位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本单位的利益为中心，必然破坏国家计划，必然互挖墙角，必然增加内耗，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的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利改税后，国家只管收税，不再为国营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国企需要的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这样，国营企业就面临高利率和高税率双重压力，陷入了绝境。再次，承包经营极大的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基本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实际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础上实现了经营权私有化。而厂长经理不可能满足于经营权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盘私有化。而承包经营使厂长经理失去了工人的监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盘私有化的能力。　　　　 实际上，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实行以后，国营企业几度一窝蜂地追求高利润行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造成国营企业内部无序竞争，浪费了国家的资源，降低了国家资源与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加剧了厂长经理的腐败，损害国营企业的效益。像作为《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1988年到1993年，中国出现了企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困境。　　 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全盘私有化。　　 1993年，中国修改了宪法，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修改宪法的本意是明确国营企业的所有权，但客观上为全盘私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国营企业是产权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经营，政府无权出售，国有企业是产权政府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改组成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即要以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明确责权、加强企业管理为核心，深化企业产权制度及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创造基础。与此同时，全国人大还颁布了《公司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本意是使国营企业摆脱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实行以后的严重困境。但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定义和少数极右势力鼓吹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资本主义早期单纯追求最大利润的古典自由企业制度几乎完全一致，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行工人民主管理和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的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只字未提。这就不可避免的被极右势力利用，掀起全盘私有化浪潮，进一步把国营企业逼入绝境。　　　　 在极右势力嘴里，所谓“产权清晰”，就是把本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老板自己的产权自己负责管理，这样产权就算清晰了。否则，不管如何聘请高级会计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也不能算清晰。所谓“权责明确”，就是只有私有企业才能有权有责，国有企业是“所有者缺位”，是没有权更没有人对企业负责任的。所以，要私有化，自己的企业自己经营，才能有无限的权力，才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责任心，才能真正负责。所谓“政企分开”，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必须完全撒手不管，砸毁监督机制，实行“内部人控制”，为有关官员捞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管理科学”，就是即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代替“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彻底废除残存的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肆无忌惮的压榨剥削工人。一句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全盘私有化。　　　　 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本意在使国营企业摆脱日益严重的困境。但是，极右势力曲解为“国退民进”，进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宣传“诸城经验”。 “诸城经验”即原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通过各种形式把诸城市272家国企廉价抛售给私人，陈光因此也被称为“陈卖光”（ 1997年调到菏泽后，陈光又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菏泽国企送给私人，又被称为“陈送光”）。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诸城经验”，但是，私有化舆论和行动屡禁不止，被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的私有化带头人陈光也步步高升。陈光是1991年由潍坊共青团书记接任诸城市（县级）市长，一年以后接的诸城市委书记，1997年调到了菏泽，由地委副书记干到菏泽市（地级）委书记，2008年擢升为山东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资委成立的本意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抵制全盘私有化浪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国资委部分官员“私有情结”严重，并希望从出售国有资产中牟取暴利。结果他们利用职权勾结资本家把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掀起了空前的全盘私有化浪潮。不少地方的国资委事实上变成了“卖国委”（甩卖国有资产委员会）。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　　2003年11月2日　　讲话时，用“心情沉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旗号的全盘私有化浪潮危害远远超过了利改税和承包经营。首先，使遍布全国的十多万家国企应声倒地，变身私有，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国企（国企已经倒闭80%以上），导致3000万（一说6000万）工人下岗失业，每年数百万大学生无法就业。其次，使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恶性膨胀，硕果仅存的少量大型国企的高管层接连不断发生腐败丑闻，面临被内部蛀虫蛀空的危险。再次，残存国企的工人待遇急剧下滑，不少老职工被买断而新职工毫无保障，厂办医院、学校被改成市场化运作或撤销，职工工作时间大幅延长，工资被大幅压缩或干脆长期不发工资，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被彻底废除。一句话，“现代企业制度”为旗号的全盘私有化浪潮使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几乎不存在了，把中国工人阶级逼上了绝路。　　　　 总之，国企改革导致国企日益困难。共和国前30年国营企业没有破产的概念，共和国后30年国营企业破产了80%。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78%，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5.5%，今天，国有工业占不到10%。1978年，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不仅有铁饭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且有尊严、有地位，参加企业管理，是名符其实的领导阶级。今天，国营企业变成了厂长经理的一言堂，工人不仅完全丧失了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而且生活毫无保障。这一切表明，尽管中央本意是提高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但是实际上国营企业改革中资本主义改革方向占了上风，导致共和国后30年的国营企业改革彻底失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几乎不存在了。　　 二、血路是流得谁的血？　　 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部分参考了《关于保定铸造机械厂缘何破产的调查报告》） 　　保定铸造机械厂（以下简称“保铸”）原隶属于国家一机部大型国营企业，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业之一，该厂建于1956年，拥有资产3亿多元（人民币当时币值），职工2000余人，建厂50多年来，生产形势一直很好，从未停过工、停过产，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企业，就在文革期间，因生产等各项指标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机部的表彰，成为该行业全国的优秀样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利用厂长经理负责制，大搞“铁腕治厂”，把工厂变成厂长经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此时的“保铸”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后不久，就强令600多名职工下岗。通过这种“铁腕治厂”，“保铸”完全变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铸”依照当时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程维高（因腐败被处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车集团，遂改名为“河北省田野汽车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总经理，但其性质仍为国有企业。在经营形式上依旧延续原来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田野集团没有实质上的联系。肖中庶对“保铸”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独断专行，做出任何决定，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这就为他侵吞国有资产洞开了方便之门。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二步是在厂内建立私企，啃噬国有资产。2001年12月7月，“保铸”总经理肖中庶在“保铸”内成立股份制私有企业——“保定维尔铸造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肖中庶为总经理。这样，肖中庶就有了双重身份，既为“保铸”法人代表，又重叠着“维尔”的法人代表。实质上“维尔”是个既无资金，又无实质性经营场地，也无人员构成的空壳。“维尔”建立后，肖中庶双脚踏跨“保铸”“维尔”公私两个企业，统一操控，分别运营。他精心构思了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啃噬“保铸”，养育“维尔”。整个生产经营系统仍然是原“保铸”一套人马。“保铸”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产，但生产出的产品却贴上“维尔”的产品标签，以“维尔”名义销售，利润自然流入“维尔”帐户，而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各种保险，社会统筹、税金等却都由“保铸”负担，记在保铸开支的费用里。就连职工身穿印有“维尔公司”字样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铸”出钱购买，总之就是这样，吃“保铸”育“维尔”，削瘦了国企“保铸”，养肥了私企“维尔”。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三步是肢解国企，将国企的优良资产切划给私人企业。　2002年7月12日　，“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钢铁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签订协议，以入股“亚新”的名义，将“保铸”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近250亩地的场地及附着物肢解，以不可思议的条件廉价割划给“亚新”。评估的总地价额为5034.59万元，也就是说土地价格为27.13万元/亩。当时该地段农田价为50万元左右/亩，现已升值百万元以上了。企业场地价格应该更高。既便按当时市场农田价计算，244亩地应为1.22亿元，按土地资源局所评估的185.55亩计算地价总额应为9277.2万元。实际较之评估价额5034.59万元，差额为7165.41万元。国土资源局的评估即压了土地额，又压了地价，仅此一项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165.41万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的合作共使1.3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私企及个人腰包。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计谋划国企破产，借机吃光掏尽剩余的国有资产。　2007年12月21日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号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通知中说：债务人实际资产总额为134253794.08元，负债总额为163183045.94元，资产负债率为121.55%。从字面数字看“保铸”实际亏损资产额为28929251.86元。但保铸实际财产却远远超出评估财产。在评估资产时，肖中庶隐瞒了价值近3个亿的两大部分厂区，一是原属于“保铸”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楼、大礼堂等十几处建筑，现又建为“维尔”的大型组装车间厂区。这一部分价值1亿多元。另一部分为保铸生活区的建筑群。这些建筑有20栋单身宿舍楼、托尔所、供热站等价值2亿元。　2009年1月5日　，对“保铸”的拍卖活动设在肖中庶的小会议室进行，那天，厂公安处人员倾巢出动，严密封锁通道，严禁其它竞拍者和“保铸”工人们进入，这就保证了肖中庶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9466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评估值1.5亿元，实际价值5亿多元资产的国企，（440亩土地现按农田每亩100多万元，光土地就价值5亿元）。致此，“保铸”全部归为“维尔”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尽的美餐。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国退民进”的改制，肖中庶个人发了财，从昔日的穷光蛋，变为今日的千万富翁，成为了新兴的权贵。他在房改时没钱买房，到处告借才凑够几千元的购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辆高级轿车，其爱人由一个农妇变为一个满身带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的豪门富婆，每天开着高级轿车进出赌场；家有豪宅4栋，“维尔”账面上还有99万元的股份，还有大量其它财产。他又相继把其儿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厂内，安排到科室任要职，拿高薪。更可笑的是亲自把其儿子提拔为室主任，享受中层干部待遇，真是一人当官，全家沾光。广大“保铸”工人则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铸”工人们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学，娶不上媳妇，在最低生活水准下挣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厂职工的工资，医药费，保命钱等达1.1亿元至今不给，还想借破产“程序终结”一笔勾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是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极力支持的。仅以肖中庶伙同“亚新”肢解“保铸”为例，　2002年7月15日　，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书长苑丰平（肖的老乡）副市长李文泉呈报“关于以厂区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报告中这样写着：“最近，在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撮合下……保铸将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约200亩基本闲置的土地经评估后入股“亚新”……　2002年7月30日　，保定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呈报的“关于对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公司以划拔土地入股亚新钢铁有限公司的意见中了写着”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用闲置土地约200亩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扩大再生产。　2002年8月28日　，保定市主管副市长陈永久在该国土资源局的意见书上批示了“同意”二字。还有工人不断的同肖中庶斗争，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制。例如，当工人们气愤地将肖中庶侵吞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审计部门也进行了查证，情况属实，将材料转到市纪委。但当检察院对此要立案侦案时，市纪委一位常委却诡称“材料丢失了，没法查了”。 　　看看保定铸造机械厂“国退民进”的“改制”历程，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一共差不多10亿原属于人民的资产就被肖中庶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持权抢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铸造机械厂绝非个别现象，不过是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被侵吞的数十万家国企之一。像作为《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大家身边都有“国退民进”的“改制”实例，包括农村的集体企业“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铸造机械厂的情况大同小异。“国退民进”就是“国退资进”，就是“人民退权贵进”，就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持权抢劫”。难道还有疑问吗？ 三、血路将杀向何方？ 　　今天，我国采取的这种国际化、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人民购买不起。一方面大搞出口退税等低价补贴微利甚至亏本出口，另一方面又盲目扩大进口，大力购买西方国家利润率高的高科技商品。加之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和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日益严重。呈现出长期性、制度化的危机。广大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甚至最拥护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人也很难为其辩解。面对广大人民的觉醒，权贵集团惶恐万分，因此极力企图通过“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把30年来“国退民进”、“持权抢劫”的成果合法化。大体说来，又包括三步： 　　第一步，贼喊捉贼。 　　权贵集团为了避免人民的清算，极力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把毛主席时代根部不存在的，30年来他们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宣称这些问题都是“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例如：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为什么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以致GDP增长如此高度地依赖投资拉动，且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因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收入结构说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状况决定的。在政府、垄断性国企控制着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不断向各种利源扩张，多方与民争利的情况下，在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至生存长期面临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且宏观政策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就首先打击民间经济的情况下，民众的就业、创业一定遭遇日趋恶化的条件，收入结构一定发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体制上的扭曲，而简单地讲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周为民《问题在体制在改革》） 　　——“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中国青年报：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试图绕开利益集团》） 　　…… 　　这样一来，所有反对权贵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反对权贵集团通过“国退民进”来“持权抢劫”的人反倒成了“权贵集团”，一方面可以把反对权贵集团，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加以迫害。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作了准备。 　　 第二步，“深化改革”。 　　 所谓“深化改革”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深化”： 　　 一方面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灾人祸，个体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最终只能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切问题只有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决。而且，“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这些国家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或更多）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这一差异主要归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论对手是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是不法的开发商，农民总是联合起来，保卫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户的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土地了。……今天的中国农村，集体欠债高达数千亿元。向个体农民或地方政府贷款的债主大都是当官的或他们的亲戚朋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会用来抵债，留给农家的还有什么呢？”（《文佳筠：关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实民主的辩论》）这样一来，农民的土地也就到权贵集团手里了。 　　 另一方面是国企彻底私有化。即权贵集团将通过“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够盈利的国企统统变成自己的私产，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的“市场化”来大幅度涨价以牟取暴利，实行新一轮“持权抢劫”。 　　 第三步，“颜色革命”。 　　 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完全是非法的罪恶行径。现有党章、宪法仍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据现有的党章、宪法，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同样是非法的罪恶行径。尽管30年来党章、宪法早已被权贵集团践踏的不成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极度恐惧有关规定，担心有朝一日广大人民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权贵集团。因此，权贵集团极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颜色革命”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进一步妖魔化毛主席。“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众所周知，毛主席一向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特别是坚决主张通过群众大民主的方式和权贵分子斗争，这打中了权贵集团的要害。同时妖魔化毛主席还可以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搞臭，堵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因此，要“颜色革命”必先妖魔化毛主席。 　　然后，进行清党，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统统赶出党。“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接下来，正式改旗易帜。“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前往已经说了，“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最后，通过搞多党制让共产党下台。“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经过以上步骤，中国权贵集团不仅可以再次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而且可以让自己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合法化，同时还可以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时可以为保护30年来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镇压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国军队乃至支持外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众所周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直极力支持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显然不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和它们竞争，而是希望一直和它们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改革派”权贵集团执政，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就这样，在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中，权贵集团可以彻底把中国变成一个带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太悲惨了！实拍云南个旧工人村的性工作者(组图) 2012/03/01

城市的另一边，个旧传染病医院住院大楼中，一位艾滋病人枯坐在楼梯口看夕阳，她手中握着手机，正播放着顺子的《回家》。 性、毒品、艾滋病，正在侵蚀“锡都”云南个旧。全市在册吸毒人员5400多人，其中至少70%感染HIV，数以千计的患者已到大规模发病阶段，大量女性感染者仍聚集在工人村，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身体。作者/山姆哥徐阳   柴琴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因好奇吸食海洛因，从此坠入黑暗海洋。她从单位离职后，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红灯区“银波赤”卖身。十几年过去，艾滋病毒悄悄在她和她的“客人”中扩散。   柴琴已经艾滋病发，全身溃烂。“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柴琴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托着这样的身躯，上个月她还接待了7个客人，赚了310块钱。   柴琴和同样身患艾滋病的张伟结婚了。张伟平时在医院照料病人。他们没有结婚证。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要么独居，要么找同样是感染者的人一起生活。柴琴接客时会让张伟出去回避。“真的是没有办法，要钱，要买药吃。有时候真的是含着眼泪，因为不这样我就没有生活来源”。   个旧地处云南省中南部，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储量占世界的1/10，中国的1/3。1953年，云锡被中央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作为配套的“工人村”因此诞生，百余栋建筑辉煌一时。近60年过去，如今工人村已衰败不堪，成为矿工和廉价性工作者的集纳之处。   在工人村的狭窄巷道里，随处可见这种简陋的“交易”场所。棚屋里面只能容纳一张床，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水得到外面接。洗澡得到公共浴室，5元一次。鼎盛时期，有300～400人同时在工人村从事性工作，人员流动性极大。一般新搬到一个地方的前几天是生意最好的，久呆客人容易厌倦。   工人村的普通居民对“卖淫女”群体看似习以为常，实则深藏波澜。老人称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女人为“毛线鸡”，年幼的孩子在墙上涂写他们学到的词汇。   工人村四处可见这种无证无照的黑诊所。这些诊所收费高昂，且往往延误病情的治疗。同时，毒品在个旧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性并毒品、艾滋病往往在性工作者身上纠缠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个旧市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5400～5700名，保守估计其中70%的人感染艾滋。而没有登记、没有吸毒的艾滋患者人数则未可知。对于一个总人口只有40万人的小城来说，这一艾滋比例已然惊人。 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展示她给姐妹们培训所用的道具。苦草工作室主要对姐妹们做阳性预防，培训性技巧，以及如何说服客人使用安全套。目前个旧从事性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至少有上百人，但仍有40%～60%的“客人”不愿使用安全套。他们说，“就像你穿着袜子去洗脚，是什么感觉”。   性工作者高萍抱着她的小狗多多。自从感染艾滋后，除了接客，她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照料小狗。“只有狗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像我们这种人，太可悲了”。   个旧艾滋感染者在2008年后开始大规模病发，大部分都是在缺医少药甚至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孤独离去，死在田间、公厕、街头和出租屋。这是李曼给病者珊珊做家庭护理的视频，两个月后珊珊去世。   高萍在KTV包厢接受采访，这里也是她的工作场所。包厢角落里有一个暗房，里面塞着一张7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茶几，高萍就和客人在那上面行事。每次接客，她可以得到50元，KTV老板抽成10元。高萍说：“我也挺担心自己的，现在是一个人住，又没有男朋友，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前几天在我楼下有个姐妹死了，过了五天，尸体臭了才被发现。她养的大狼狗也死在她的身边。我想是伤心过度了。”   吴秀娟在工人村的出租屋内展示她的十字绣。下午不接客时她就绣花。她说自己想存点钱，去做小生意。身体已开始溃烂的她常常晕厥在地，为了不被顾客发现，她带着手套，不脱袜裤，每次收费20到50元不等。   在记者采访过后的第三天，2012年2月9日，吴秀娟的房子被人投入火种，屋内被焚烧成焦，衣物烧得只剩一半依然挂在铁线上。在工人村被勒索、殴打是常有的事。   但就在这烧焦的废墟中，记者还发现了一枚残留有新鲜血迹的针管，用来注射毒品。   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沈亚萍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坐。同时身患结核、血小板低、真菌感染、丙肝、艾滋病的她，眼睛已接近失明。今年一月份，她和丈夫离婚后拿到了2万元用于治玻 网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