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 近年来,社会分化是美国最大的内政议题,也是今年总统大选的重要题目。这一分化并不只是金钱和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还有教育水平、生活习惯、家庭结构和价值取向等各种方面的异化。这样的社会分化,不仅反映在两党党争日益不可调和,也体现在两党各自内部冲突的激化。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各候选人撕破脸皮,各揭家丑,便是例子。
奥巴马上任当年,我曾经评论他面对新世纪“愤怒的葡萄”,也即蓝领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华盛顿邮报》近日强调:美国失业率连续三年超过8%,为大萧条以来仅见;而过去三年中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也达到美国政府半个世纪前开始维持调查记录以来最急剧的程度。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无不展示了美国社会目前的冲天怨气。
美国社会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下滑的根源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具体解救方法?因政治立场而言人人殊。在自由派看来,这是因为全球化,上层阶级掌控的跨国资本固然赚得盆满钵满,可是蓝领职位大量向海外流失,加上工会运动衰落和高等教育费用飞涨,使得蓝领阶层失去经济地位和社会机会。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杠杆,来增加社会的公平和中下层的社会上升机会。
在保守派看来,罪魁是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不断扩大,劫富济贫的福利主义一面培养懒惰依赖心理,一面减少了私人创造财富的资本和动力。解决方法是减少政府规模和福利支出,加强私人竞争,来恢复美国原有的活力。
但是著名保守派作家默里(Charles Murray)的新书《分化:1960到2010年的美国白人状况》(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却总结出与众不同的美国社会分化原因,引起从《纽约时报》到《华尔街日报》等精英媒体的普遍关注和评论。
默里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分化的根本动因是“智商(IQ)异化”,而无法归咎于人为原因。因为主导美国后工业社会的是“创意型经济”(《华尔街日报》语),“脑力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断增加”(默里引用了比尔·盖茨的名言:“软件是个智商工业”),使得智商与社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强。因为智商大部分(40-80%)来自遗传,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男女彼此娶嫁,生育后代,使得智商驱动的社会分化,成为世袭的固化现象。
默里的新书,其实是他与一位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里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于1994年的合著《铃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扩充。《铃形曲线》(代表智商分布曲线)一书中已经论证了这一智商造成的社会异化(alienation):在新世纪里,聪明人得到最好的教育,找到最好的工作,挣最多的钱,彼此嫁娶生育聪明的下一代,而形成所谓“认知力精英集团(cognitive elite)”。但是该书将美国不同族群按平均智商排名(从低到高依次是黑人、拉美裔、白人、亚裔、犹太人),而引起了普遍的“政治不正确”批判。
默里这次完全限于美国白人作文章,不仅避免了种族争议,也使得他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他的新著不仅再次论证美国社会分化日益取决于个人智商,更突出披露了在白人内部,智商相对低下的蓝领阶层正在美国传统的四大美德──工作勤奋、家庭忠诚、社会责任和宗教信仰──不断退步,未受良好教育的蓝领白人不仅工作伦理下降,而且离婚率高企,婚外生子泛滥,宗教信仰和社会参与都显著弱化。反而是高智商高教育的精英阶层,维持了美国传统的勤奋、家庭完整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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