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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21年，吉格斯公开的女友、妻子或情妇就有8个，他还曾酷爱急速跑车、泡吧派对，不过，这些场外花边并未影响“王老吉”球场上的表现，他在曼联已900次上阵，打入163球，获得俱乐部层面的几乎所有冠军，至今还在不断打破各种出场次数纪录。
自从1991年起，莱恩·吉格斯不断将你撕裂。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看台上，去年挂上了这样一条横幅，庆祝这位老将代表红魔上阵21周年。这句话改编自一首球迷歌曲，“吉格斯将会把你撕裂”。继周日的900 场里程碑后，本周五，吉格斯又将迎来其曼联处子秀21周年，“他不断对抗并击败着时间。”提起这位跟自己一样被视为梦剧场常青树的爱徒，弗格森这样评价；而曼联球迷的说法更加生动：“那个穿曼联11号的小将是谁？”
0-封面
1-吉格斯前女友丹妮·贝赫尔
1-吉格斯和前女友丹妮·贝赫尔
1-吉格斯和第一任明星女友丹妮·贝赫尔
2-吉格斯女友帕特西·肯希特
2-吉格斯姐弟恋女友帕特西·肯希特
3-吉格斯前女友达维妮雅·泰勒
3-吉格斯和前女友达维妮雅
3-吉格斯和前女友达维妮雅·泰勒
3-吉格斯和前女友达维妮雅·泰勒合影
4-吉格斯和前女友爱玛·加德纳
5-吉格斯前女友卡罗琳·斯坦贝里
5-吉格斯和前女友卡罗琳·斯坦贝里
5-吉格斯和前女友卡罗琳等人
6-吉格斯和妻子斯黛西
6-吉格斯情妇伊莫根·托马斯
6-吉格斯情妇伊莫根·托马斯穿曼联球衣
7-吉格斯弟媳娜塔莎
7-吉格斯情妇、弟媳娜塔莎
8-吉格斯历任前女友
8-吉格斯及其家人
8-吉格斯妻子和情妇
8-吉格斯美女缘多
9-吉格斯的第一辆车——福特墨西哥
9-吉格斯的第一辆车——福特墨西哥介绍
10-吉格斯的宾利
10-吉格斯的宾利ContinentalGT
10-吉格斯驾驶宾利ContinentalGT
11-吉格斯驾驶梅赛德斯-奔驰
12-吉格斯和他的奥迪A6
12-吉格斯的奥迪车模板
12-吉格斯驾驶奥迪A6
13-1998年吉格斯驾驶乔丹F1赛车
14-吉格斯别墅
吉格斯曾经是年少得志、酷爱香车美人的“万人迷”，但他将这个角色让给了贝克汉姆；他曾是备受尊敬的好好男人，被看好封爵授印，然而几个丑闻一度让他身败名裂……不过，在球场上，虽然也曾经历几段低潮，但现年38岁的吉格斯仍能决定比赛胜负，周日的诺维奇不是唯一的牺牲者，年龄几乎只有吉格斯一半的曼城边卫理查兹们，也曾被耍得团团转。英国球迷形容吉格斯是“威尔士魔术师”，而中国球迷则叫他“王老吉”——吉格斯虽老，但他依然是王。
“违反”自然规律 越老越少伤 弃名车 练瑜伽 对于38岁的吉格斯至今状态依然出色，弗爵爷认为只有AC米兰名宿马尔蒂尼可以媲美：“但他们又有很大区别，马尔蒂尼是后卫，虽然作为边卫他也经常跑动，但中场边路工作更多。” 实际上，年轻时的吉格斯一度是“玻璃人”，动辄缺阵数月。然而，如今年近40的曼联11号的受伤时间，却比年轻时更少，几乎很少重伤。这种违反了越老越容易受伤的球员自然定律的情况，可能要归功于三点：第一，弗格森的合理使用；第二，吉格斯放弃驾驶跑车等伤腿的生活习惯；第三，练习瑜伽。 加里·内维尔近日在《每日邮报》专栏中透露，曼联几年前研究并求教过著名的米兰实验室，寻找让球员保持状态到将近40岁的科学方法。范德萨、斯科尔斯和吉格斯成了曼联“取经”的成果，而且，弗爵爷把AC米兰使用老将的方式做了改进，红黑军团的老将马尔蒂尼们当年还继续担任绝对主力，而吉格斯、斯科尔斯现在则在弗爵的选择下只参加重要的比赛。“每隔十天或者两个星期打一场的情况下，我最可能发挥最高水平。但有时候也要看情况。”吉格斯介绍道。 此外，年轻时吉格斯也是个追求炫目的花花公子，保时捷、法拉利等名贵跑车是其首选，这也是他当年肌腱总是受伤的原因之一。最终，威尔士边锋放弃了华丽的跑车，选择离合器踏板更平滑的普通房车。在接受采访时，他曾坦然承认：“我年轻时也曾疯狂花钱，我买保时捷和法拉利，用钱如同流水，衣服、泡吧等等。”现在为何只开奥迪房车？“因为打折，奥迪是我们的赞助商！”吉格斯说笑着解释，“开法拉利对我的脚筋没有好处，而且，你在等红灯时，人人都会盯上你。” 吉格斯坦言，看到C罗、鲁尼等过去现在的队友开着名贵座驾到训练场并不羡慕，“他们终有一天也会知道这样买车是浪费钱，还有买那些只穿一次的衣服。成功之道就是努力，纪律，朴实，甚至沉闷！” 至于瑜伽，更被认为是吉格斯不老之谜的重要答案，他修习的是瑜伽中的“哈达瑜伽”——一种追求大脑、肌体和内心统一的古老的传统瑜伽。“第一次练习的时候，我完全被拆散了，从训练场回家后，我直接昏睡了三个小时。”吉格斯说。不过，他练习哈达瑜伽的方式也许成不了一个瑜伽大师，因为哈达瑜伽专业人士称这项运动需要极强的意念和内心集中力，而吉格斯却认为它“只是拉伸而已”。
不“禁”女色 却未影响球场表现 职业楷模不考量道德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来的“万人迷”贝克汉姆还被曼联出租给普雷斯顿，而吉格斯已经是红魔主力，据英国小报的说法，当时，未来贝嫂维多利亚的卧室墙上，还贴着吉格斯的海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在跟几名女星交往后，吉格斯选择了名气没有那么大的女友，跟小贝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以致于当与弟弟的妻子娜塔莎婚外情丑闻被曝光后，有报纸这样讽刺他：“吉格斯，他喜欢‘家庭’生活，不过不只是自己的家庭……” 1994年，女星丹妮·贝赫尔(Dani Behr)成为了吉格斯第一个著名的女友，这位1974年出生的英格兰美女是歌星、演员兼主持人，也曾与英格兰射手莱斯·费迪南德有过绯闻。 1995年，在一个电影首映礼上，女星帕特西·肯希特(Patsy Kensit)径直走向吉格斯，请他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后者从此爱上这位比自己大5岁的伦敦女演员，但恋情未能维持太久。帕西特的“裙下之臣”还包括前热刺门将伊安·沃克尔。 95年，吉格斯还有另一段绯闻，他与另一性感女星达维妮雅·泰勒(Davinia Taylor)也曾是一对。达维妮雅1977年生，是演员及社会名流，还有个名字叫做达维妮雅·墨菲。有趣的是，后来达维妮雅嫁给了足球经纪人大卫·加德纳，而吉格斯则娶了加德纳原来的未婚妻斯黛西·库克(Stacey Cooke)。 吉格斯和加德纳的复杂关系还不止如此，到1998年，大卫·加德纳的妹妹爱玛(Emma Gardner)一直都是吉格斯的固定女友，两人同居在曼彻斯特沃斯利，98年，爱玛还怀上了吉格斯的孩子，两人甚至已经订好结婚计划。可惜爱玛不幸流产，这也为这段多年的恋情划上了句号。 之后到2002年，吉格斯的女友换成了名媛卡罗琳·斯坦贝里(Caroline Stanbury)，直到曼联球星遇到了从小就认识的朋友斯黛西。据八卦媒体透露，有一段时间，吉格斯曾同时跟卡罗琳和斯黛西拍拖。02年，三角恋终结，吉格斯选择了斯黛西并求婚成功，2007年正式注册。 去年之前，吉格斯在世界足坛还以好球员、好男人的完美形象存在，直至跟威尔士小姐伊莫根·托马斯(Imogen Thomas)的婚外情丑闻被曝光。吉格斯花费50万镑申请了法庭超级封口令，阻止伊莫根泄露与自己的故事，但由于试图控告网上谈论这段绯闻的人，曼联 11号的名字最终被议员公开。上周，吉格斯最终放弃超级封口令，允许法庭在庭审里提及自己的名字而非代号…… 让吉格斯的好名声真正破坏的，还是《世界新闻报》曝光的他与弟弟罗德里的妻子、29岁的娜塔莎的8年不伦关系。对于弟媳的指控，吉格斯和妻子斯黛西矢口否认，两人的婚姻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而在曼联俱乐部，吉格斯的丑闻没有影响他的地位、也没有影响表现。“王老吉”延续了每赛季英超都进球的空前绝后纪录，已经获得一年新合同。弗格森、队友和曼联球迷都未因为性丑闻改变对他的看法，无论球场外是不是有“性瘾”，是不是出轨，在训练场和球场上，吉格斯都是当之无愧的楷模。吉格斯夫妇的成功之处在于，即使是面对“小三”丑闻，也以最低调的方法处理，不在媒体曝光、不予理睬，而这也是弗格森至今信任他，而喜欢出风头的贝克汉姆夫妇，已被老爵爷驱逐将近十年。
[ 俺想说几句 ]
史海：导致毛泽东贺子珍离婚的“吴光伟事件”
2012/03/02 |
档案春秋
核心提示：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
作者简介：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研究。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1期 作者：朱鸿召 原题为：《被遗忘的延安丽人吴光伟》
吴光伟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她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当天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出色的翻译兼秘书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呆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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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2012-02-23 19:25:01 
一、 家世
網上資料——沈元（一九三八～一九七Ｏ），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五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有志于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雷光漢——沈元是浙江義烏人，世家子弟，他父親沈鵬，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理科的，後來從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他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也很有名氣。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二ＯＯ九年五月出版了售價一二ＯＯ元的沈元遺著《〈漢書補注〉批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爲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爲台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爲表兄弟。沈元的父親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親，也就是沈元的姑姑，當是老人所講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學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親，則是沈骊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一），女，原名家蕙，浙江烏鎮人。祖父善蒸，精曆算，曾掌當地方言館數十年。父親承怿，號伯欣，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一九一四年，沈骊英受美國一位女教育家資助，前往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攻讀植物學，得理學士學位，複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一九三三年起任職于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八年零一個月之久。八年中，沈骊英以驚人的毅力，選育出九個小麥新品種，成熟早且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遊推廣，中國迄今只有兩個品系的小麥是以人名來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麥品種，這就是廣爲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骊英一號、三號、四號、五號和六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骊英去世後十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爲糧食增産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衆的愛戴。由于過度辛勞，積勞成疾，沈骊英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在實驗室中突發性腦中風身亡，年僅四十四歲。沈骊英所選出的小麥雜交育種九個體系，解放後被命名爲骊英一—九號，其中骊英三號和四號得到大面積推廣，被人們稱作是“麥子女聖”。
沈君山說——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六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爲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七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鄉縣烏鎮人，而且是大戶人家，但與也是烏鎮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爲一個“沈家”，則不可考。
二、從勤奮天才到“極右分子”
據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文中寫道，沈元這個上海人，出身書香門第，一個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面皮白淨的書生，腼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年輕的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曆史系。在全國這麽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獨占鳌頭，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學曆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學生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于好奇心，也因爲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定爲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裏。也是沈元特別與衆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曆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贻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爲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曆史系。
沈君山說——一九五七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一九五七到一九六Ｏ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爲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爲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摘譯和傳播討論，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勞動改造。後因表現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一九六二年，沈元被人推薦到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後予以破格錄取。
劉志琴《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我與沈元並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他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曆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松，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雷光漢講述——沈元很有才氣，十七歲考上北大曆史系55級，和我同班。他寫過古代小學讀物的《急就篇》研究，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當年圖書館有英文的《美國工人日報》，刊載了赫魯曉夫的講話原文，沈元看到後，把這篇文章給翻譯過來，還到處傳播，這項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間被劃成“極右分子”。後來沈元到社會哲學部，給黎澍當助手，那些比較左的調幹生很不服氣的，說一個曆史系沒畢業的學生，還是右派，憑啥上的這麽快？他們告狀，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裏，曆史系的書記是郭羅基，聽說還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並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系。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著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我在北海橋上勸了他兩個小時，說，什麽都沒有了，但我們不是還有生命，還有朋友嗎。文革期間，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頭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十九號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姑母也是名醫，聽說也是中央高層領導的保健醫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钊家的旁邊。可能他姑父還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過他，多次與他徹夜長談。記得院子很大，還專門給沈元隔出一間來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書局出版）——沈元原是北京大學曆史系五五級的學生，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被定爲右派（極右派），當時十七歲，後下放勞動改造，可能是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學部副主任劉導生將他推薦給黎澍，說這個人不錯，有些才華，並拿來他發表在《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就篇>研究》一文，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研究出的漢代社會狀況。黎澍看後也覺得不錯，與劉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門還從街道上了解他的情況，反映也很好。記得所務會就此研究過，沒有不同意見。這樣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後來因爲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打成極右，到農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後住在史家胡同姑媽家，姑父母均爲醫學專家，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一九六二年劉導生將其介紹給黎澍。
郭羅基——沈元與我同在一九五五年進入北京大學曆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爲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爲出衆。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曆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爲什麽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爲曆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蕩的天問。關于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于“個人崇拜”。沈元認爲，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産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三、文章風波
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沈元是姑母推薦給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的。劉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薦到曆史學家黎澍的門下。正是經劉導生推薦，經黎澍、劉大年兩位學者肯定，〈論漢史遊的《急就篇》〉得以在《曆史研究》發表。接著，沈元以其數十萬字的曆史學論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最主要的還因爲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産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沈元來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曆史研究》又發表他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壓縮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于是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于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裏，指責《曆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爲止。
《黎澍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劃成右派後，勒令退學，他在家中自學，寫了有關《急就篇》的研究文章，許多學者贊賞，郭沫若見了此文，稱其爲“神童”，黎澍將他的文章刊載于《曆史研究》並將他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論洪秀全》文章很長，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也是愛才，看到此文甚爲稱贊，要他壓縮二萬字在由人民日報分兩期連載，此前還沒有這個先例。結果引發非議。有人聯名告狀到毛澤東那裏，說沈元是“白專道路”的典型。
劉志琴——沈元來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曆史研究》又發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建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這“沈元道路”的說法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複旦大學的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無非是強調學生要有時間讀書，別無深文大義。可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引發輿論大嘩。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贊歎，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爲此也要有個說法，周揚親自發話要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查，就這樣我參與了這項工作。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爲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調查結果認爲，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積極工作，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其實這一調查僅限于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甯人的唯一辦法，這也是從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的默契，作爲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也樂于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其時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曆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並加以全文轉載。改用筆名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後的建議，可這一舉措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主席那裏，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爲止。
郭羅基——黎澍兼任《曆史研究》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爲，《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史學界爲之嘩然。之所以嘩然，一是這篇論文開辟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範文瀾都贊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爲什麽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于《曆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爲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爲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爲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裏，毛見了不知會怎麽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沖，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鬥黎澍，沈元陪鬥。
四、 文革中被判死刑
雷光漢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挂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裏面就有。”這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是六八年的十二月份，距離元旦不遠了，沈元送我上火車站，還給了我二十元錢。沒想到沈元後來會被判處死刑。可能他覺得在中國無望了，要跑國外。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把自己臉用鞋油給塗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沒想到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是很好的，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給當成叛國罪槍斃了。
何與懷——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抛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曆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蝼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注定的死路？！
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並爲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僞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攻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裏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那一天，沈元買了盒黑色鞋油，塗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進了某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誰知該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國政府。沈元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爲保命逃來，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而且對方又如何承擔得起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沈元注定要命喪黃泉更因爲他又踫到一九七Ｏ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碰到“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
劉志琴——文革結束後我調到近代史所，那時沈元已按投靠蘇修的罪名處死有年了。到所後我從人事處處長陳恕那裏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蘇聯大使館，實在是被逼無奈，文革中他已經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走到哪裏紅衛兵就追到哪裏，所裏也根本不可能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現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難理解，那種被親朋故舊抛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蝼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一九五六年在他還是北京大學曆史系一名學生時，憑著他的聰慧和好奇心，翻譯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豈知就是這樣一個幼稚、魯莽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蘇本是劃右派的重要根據，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極右分子是什麽? 爲此被開除、勞教，流落社會。當初對蘇聯奉爲老大哥，人人都要一邊倒，稍有異議的就以右派懲處。殊不知到六十年代就已乾坤顛倒，老大哥成爲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人人都要斥而誅之。又怎能爲了一已的生路，潛逃到蘇聯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 當初爲伊淪落到地獄，今朝又夢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魯莽的錯誤。他用鞋油塗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爲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爲，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爲保命逃到蘇聯大使館，豈能被收留？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個右派叛國投敵的案例，是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領導豈可放過這一機會，公安部門很快就把這一案例交給近代史所的群衆進行討論，名爲征求民意，誰又敢說個“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視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態，就這樣全所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沈元因此被槍決，終年三十歲。
文革後我來到近代史所，悄悄問過一些人，沒有一個認爲他是該當死罪的，言談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還爲當時的違心之論懷有內疚，可在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敢于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一個也沒有! 假如能緩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條命，一個少有的才華橫溢的年青生命。可這只是後來人的一廂情願，是天真的幻想，豈不知，文革中無端喪命的都難以計數，何況還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爲名要所在單位討論，實際上是狠抓階級鬥爭教育，甚或是在釣魚，考驗每個人的態度，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種行動說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爲過。由公安人員坐陣，形勢之逼人，氣氛之嚴酷，絕不可能有人站出來爲他說情，包括最欣賞他，在學術界勇于提出獨立見解的黎澍，對他的死刑也沒有表示異議。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氛圍中，有異議的也只能深藏內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鬥批鬥成了他的日常課，他最初忍著不與親友聯系，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挂了。
走了，可真走了。一九七Ｏ年四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文革期間，沈元橫遭批判，化裝跑到外國使館要求“政治避難”，被抓獲後開了公審大會，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爲了體現“群衆專政”，還交付當地居民討論，第一次討論，獲得寬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討論，結果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小小年紀的沈元到處受敵，四面楚歌。
郭羅基——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鬥沈元，黎澍陪鬥。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裏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麽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裏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鍾，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四十二年匆匆過去，一九九Ｏ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一九八Ｏ年春天她們終于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八十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刹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劉志琴——沈元早已成爲枯骨，再也聽不到爲他不平，爲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爲他負疚的同仁，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後人的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這已是遠去的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後事，家屬的下落，也杳無音訊。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 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沈元，可歎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對國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長留人間。
劉再複《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裏，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者）——二ＯＯ七年，我發表了題爲《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爲例》的文章。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七一六人被定爲右派分子，七人後來被判處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羅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爲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爲：原劃右派，屬于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爲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爲，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注，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幸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注的最初動議。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爲了搶救文化遺産，不致湮沒。
何與懷——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麽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衆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衆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終于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爲什麽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 协奏，永远的协奏 来源: 法国薰衣草 wenxuecity
昨晚去了一场音乐会，也许是今秋伦敦音乐厅的亮点之一， 昨晚的节目比较吸引人：
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Bruckner浪漫交响曲，
荷兰美女小提琴家Janine Janson 当任小提琴独奏， 乐队：伦敦爱乐乐团（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指挥：Osmo Vänskä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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