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 老 骥


2012年2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发布《2030年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据说这份研究报告历时一年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50多位专家共同制定。发布会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大驾光临，并对研究报告的重大意义作了要旨发言，他在发言中威胁，中国如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而改革的目标直指国有企业。不料，新闻发布会遭到独立经济学者杜建国的闹场，他称世界银行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并大声斥责佐利克让他带上毒药滚回美国。此事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反响，据华夏网络统计80%的网民支持杜建国的行动，人心向背，可见一斑。那么这份研究报告为什么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研究报告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图呢？且看分解：

一、炮制毒药，算计国企

研究报告之所以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主要是怂恿中国政府搞私有化，正如杜建国在会场散发的传单揭露的那样：

“ 报告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理由是建立起更强大、更独立、更灵活的私有银行体系后，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美国的银行以私有化为主，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 创新，反而去进行投机和诈骗，结果最后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拖入进危机泥潭。请问世界银行及曾担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高盛投资银行副董事长的佐利克，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业华尔街化吗？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靠榨光中国人民来自肥吗？你们也想让中国出现占领华尔街那样的运动吗？

　　　 第二个药方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后，就会变成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人企业，即使面对核事故也会无所事事；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那样的私人企业，他们由一群无能的奸商控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后却要靠政府救助来摆脱困境。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第三个药方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 这纯粹是在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壁垒”，私有企业也并不敌视国有企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许私有企业进入。像航空领域和高速列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平平，那主要是他们缺乏技术积累的缘故。中国的私有企业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对比一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各自缴纳的税收金额，就可以一清二楚。偏袒私企、减免税收，一方面会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危害企业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会像美国那样造成两极分化。世界银行这是在让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第四个药方针对的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世行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源于城乡两元结构，这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应从此着手进行改善。　世行的这一判断不符合事实。两元结构与城乡差距固然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因素，但现在的趋势是城乡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先富阶层和普通蓝领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那些勤劳能干的白领、蓝领雇员，他们的薪水与他们的付出很不相配。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通过提高员工收入和扩大政府的相应支出来解决。如果转而接受世行的思路，无异于避重就轻，无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世界银行以及佐利克，你们把在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试验失败的毒药拿来中国推销，你们这是诚心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　投毒者和骗子们，滚回美国去！”

　 二、违反潮流，丧失立场

　 老实说，研究报告这个时候出笼着是令人诧异，报告的内容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那些参与撰写的专家们也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今天的时代潮流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已到了穷途末路。最明显的的标志是，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完全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达沃斯论坛上几乎所有的高官和精英都意识到，如果找不到新的替代模式，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会自动死亡。孙中山曾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毛泽东预言：“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 就要变为现实，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炮制了一份完全违反时代潮流的研究报告，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继续向失败了的资本主义靠拢，为此不惜向国有企业开刀，真是匪夷所思。我们自称是特色社会主义，而佐利克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和策划师，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本来道不同不相谋，可为什么搞到一块尿到一壶了呢？试问，还是共产党员吗？还有社会主义立场吗？

遥想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资本主义甚嚣尘上，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一起发力，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大国中国猖狂进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庆幸的是，当时毛泽东思想的余威尚在，党内健康力量还很强大，硬是顶住了压力，撑住了局面。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绝如缕，绵延至今。常言道：三十年河东又河西，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形势逆转，天地反复，如今轮到资本主义哭丧的时候了，资产阶级的高官精英们，在惶恐不安时想到了马克思，纷纷向社会主义寻找灵丹妙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不再自惭形秽，中国模式论也渐有抬头之势。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却学宋江，投降了便来打方腊，在“非公36条”之后又闪电般地出台了打破“国企垄断”，扶持私企的“新36条”，大干快上私有化。

记得当年国营企业改革的理由是没有效益，现在国企有了效益又说搞垄断，横竖都不对。必须指出的是，若以效益为标准，今天应该改革的不是国企而应该是私企，当年能叫国企破产现在为什么不能让私企破产？这不是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吗？对于所谓国企垄断问题，近日国资委及部分国企负责人纷纷发表看法：国企是凭本事经营，没有搞垄断，所谓国企垄断是某些媒体长期以来对人民的误导。退一步讲，哪个国家的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不搞垄断？波音、微软、空客没有搞垄断？佐利克为何不提要改革？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佐利克危言耸听说什么国企会导致中国经济危机，试问现在中国纷纷跑路的老板是国企？美国倒掉的房地美、房利美、雷曼、美林、AIG等等是国企？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国企造成的？对此，某些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三、破坏宪法，图谋不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企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差强人意，国企已从改革开放前的50多万家锐减到央企123家，省部企业一万多家，市县企业几乎为零；国内总产值所占比例下降到27%，而外资占40%，私企占33%。这本已违宪，但某些人仍然不肯放过，必欲将国企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想干什么？只要将一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件串联起来便能看出端倪。在国外，从政治上看，美欧发动大规模的“阿拉伯之春”动乱，用美国参议员和国务卿的话说，就是“阿拉伯之春正在走进中国”，“中国休想逃脱厄运”。从军事上看，美国加紧围堵中国，并策动周边国家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美国趁机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从而一举肢解中国。从经济上看，美欧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却心有不甘，定要将中国也拉下水，“研究报告”就是为中国设下的陷阱。世行行长佐利克是美国人，曾任美军方教授，高盛集团高级顾问，副国务卿，此人精明过人，为美国国家重大利益赢得过多场胜利。让他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设计，必定要算计国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香港明报刊文称，在广东的市场化媒体连续发文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后，迎来某些人的积极响应，官媒新华社发长文呼吁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上周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首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曾经为中国早期市场改革提出建议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报告称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目标直指国有央企。

某些人内外勾结，挟洋自重，意欲图谋不轨。他们在下台之前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闪电式改革，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继任者“萧规曹随”，以保护既得利益集体和自己巨额的家族资产，或更有甚者，想趁机打好基础，做好准备，将来学叶利钦之流，没准捞个新官当当。

2012年3月2日

“独立学者”杜建国弱智的阴谋论可以休矣。 2012/03/02

叶檀： 世行给韩国和中国的药方是良方 　　世行给中国开出了一贴改革的药方，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在某些人眼里，天下汹汹，无所不是阴谋。世界银行类似的“毒药”不仅给了中国，还给了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经济修复能力引起关注。美国的经济在2011年下半年再次出现疲软复苏迹象，金融生产力与实体创新能力不容低估；另一个则是韩国，虽然经济数据起落，但创新能力以及对日本的取代之势惹人关注，其电子、机器人、造船等行业均拥有核心技术。韩国经济会下降，但没有危机。其他增速较高的还包括土耳其等国，主要受益于贸易增长。 　　吃了世界银行的“毒药”，韩国经济有了巨大的转变，打下了第二轮变革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的水平，经济以农业为主。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 　　韩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期间曾经遭遇严重危机。引用一段话：从1961年至1978年GNP年均增长率为9%，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763美元，位居全球十一位，在汽车、电子、造船等主要重化工业领域进人世界先进行列，三星、现代、大宇等13家大企业排列世界500强之列。韩国许多大企业制定了本世纪末成为世界排名前5位、前10位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的软肋暴露无遗，成为金融地震的重灾区。大企业集团接连倒闭，包括大宇、汉拿、真露、韩宝、起亚、纽科等在内，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中有11家破产。 　　即使政府管束重重、机构膨胀，在1998年之前，韩国经济依然较为民营化，在通讯等领域已经开展了为了培育民营大企业的过程，朴正熙制定了重工业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从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各选定1~2家民间企业，由国家给与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负面因素是，造就了财阀体系，权贵大企业兴则经济兴，通过持股各大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与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 　　针对韩国危局，世界银行于1999年11月发表《Republic of Korea Establish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Sustained Growth》，试图以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奠定韩国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内容包括“加快金融体系建设和公司重组；经济发展形式和增长来源的改变；加强公司治理；建立充分竞争的制造业市场；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和风险规避能力”。此后，韩国大企业进行了瘦身，财务结构大为改善。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到2002年末，韩国5家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已由前一年的160％降到了152％；韩国逐渐开放了金融业，通过对商人与官员的法律惩戒，打破了官商勾结的权力基础。虽然韩国财阀依然存在——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005年的公开数据，韩国的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但规模与影响力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之时，正是韩国经济二次振兴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革，韩国经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泥潭，如果抓住改革机会，则韩国经济可与日本并驾齐驱。 　　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背景与韩国有一致的地方，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对内面临国有经济与权贵经济的侵蚀，对外出口红利逐渐式微，投资效率趋于低下甚至成为高额债务之源，中国改革释放生产率则满盘皆活，不改革必然走进死胡同。 　　在此关键时刻，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China 2030》的报告，指出中国不改革将陷入危机。开出的药方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六大战略方向。与韩国的具体药方不同，但减少政府干预、权贵经济与发展健康市场的主旨一致。 　　反对的人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后台更强大的利益集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 　　可见，对于国企的改革正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攻坚战，而后才能建立打破权贵与民共享的机制。 　　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无论药方是谁开出的，只要能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好药方；只要能够实现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就能科学和谐发展。除非中国不发展，回归计划经济，或者任由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改革的力量谁也挡不住。 　　吴敬琏先生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并不违背党的决策，更不违宪。 　　动辄提阴谋论，是弱智或者是缺乏信心的表现。

谁在阻碍中国改革？ 2012/03/02

作者：叶檀 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背景与韩国有一致的地方，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对内面临国有经济与权贵经济的侵蚀，对外出口红利逐渐式微，投资效率趋于低下甚至成为高额债务之源，中国改革释放生产率则满盘皆活，不改革必然走进死胡同。 世行给中国开出了一贴改革的药方，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在某些人眼里，天下汹汹，无所不是阴谋。世界银行类似的“毒药”不仅给了中国，还给了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经济修复能力引起关注。美国的经济在2011年下半年再次出现疲软复苏迹象，金融生产力与实体创新能力不容低估；另一个则是韩国，虽然经济数据起落，但创新能力以及对日本的取代之势惹人关注，其电子、机器人、造船等行业均拥有核心技术。韩国经济会下降，但没有危机。其他增速较高的还包括土耳其等国，主要受益于贸易增长。 吃了世界银行的“毒药”，韩国经济有了巨大的转变，打下了第二轮变革的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亚非国家的水平，经济以农业为主。从1961年到2008年，韩国名义GDP从22.1亿美元增加到了9287亿美元，人均GDP从92美元增加到近2万美元。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 韩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期间曾经遭遇严重危机。引用一段话：从1961年至1978年GNP年均增长率为9%，199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763美元，位居全球十一位，在汽车、电子、造船等主要重化工业领域进人世界先进行列，三星、现代、大宇等13家大企业排列世界500强之列。韩国许多大企业制定了本世纪末成为世界排名前5位、前10位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的软肋暴露无遗，成为金融地震的重灾区。大企业集团接连倒闭，包括大宇、汉拿、真露、韩宝、起亚、纽科等在内，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中有11家破产。 即使政府管束重重、机构膨胀，在1998年之前，韩国经济依然较为民营化，在通讯等领域已经开展了为了培育民营大企业的过程，朴正熙制定了重工业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从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各选定1~2家民间企业，由国家给与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负面因素是，造就了财阀体系，权贵大企业兴则经济兴，通过持股各大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与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 针对韩国危局，世界银行于1999年11月发表《Republic of Korea Establish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Sustained Growth》，试图以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奠定韩国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内容包括“加快金融体系建设和公司重组；经济发展形式和增长来源的改变；加强公司治理；建立充分竞争的制造业市场；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和风险规避能力”。此后，韩国大企业进行了瘦身，财务结构大为改善。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到2002年末，韩国5家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已由前一年的160％降到了152％；韩国逐渐开放了金融业，通过对商人与官员的法律惩戒，打破了官商勾结的权力基础。虽然韩国财阀依然存在——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005年的公开数据，韩国的14家最大的财阀企业，用50000多亿韩元持有了78家韩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股份——但规模与影响力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之时，正是韩国经济二次振兴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革，韩国经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泥潭，如果抓住改革机会，则韩国经济可与日本并驾齐驱。 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背景与韩国有一致的地方，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对内面临国有经济与权贵经济的侵蚀，对外出口红利逐渐式微，投资效率趋于低下甚至成为高额债务之源，中国改革释放生产率则满盘皆活，不改革必然走进死胡同。 在此关键时刻，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China 2030》的报告，指出中国不改革将陷入危机。开出的药方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六大战略方向。与韩国的具体药方不同，但减少政府干预、权贵经济与发展健康市场的主旨一致。 反对的人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后台更强大的利益集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 可见，对于国企的改革正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攻坚战，而后才能建立打破权贵与民共享的机制。 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无论药方是谁开出的，只要能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好药方；只要能够实现发展红利的公平分配，就能科学和谐发展。除非中国不发展，回归计划经济，或者任由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改革的力量谁也挡不住。 吴敬琏先生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并不违背党的决策，更不违宪。 动辄提阴谋论，是弱智或者是缺乏信心的表现。 本文作者叶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著名经济评论人

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2012/03/02

作者：冼岩 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手，据说有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的这份近500页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就中国未来20年，开出了所谓的“世行药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11年前的俄罗斯。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应该说，还是美国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巴里评价说：佐利克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换的杠杆，“佐利克只把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国短期利益甚至国内政治因此受损，佐利克就会放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转而倒向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只不过是希望更为睿智地使用美国的实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国”的嘴脸，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合作研究”的建议，并最终搞出个什么“世行药方”，又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他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完成在副国务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国之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前科的人，作为中国官方政策研究权威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竟毫无警惕之意就与其凑到一块，义无反顾地充当人家的工具和枪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家。当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的俄罗斯也是因为有着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经济学者与萨克斯配合默契，才会“休克”得那么彻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着萨克斯当年成功的脚印在走（俄之失败，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国，盖达尔只会更多，绝不会罕见。 二，市场化的陷阱 “世行药方”的中心词是市场化，这对于它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遵循美国的意志，世行一直在给发展中国家开出同样的万应灵丹，其出发点正像汤姆•巴里评价的那样：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陈，搞垮了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为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过快地、不正确地、按错误的顺序引入或在不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 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监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以国企的性质而言，本来并不难。 之所以现在成了难事，完全是因为前一步市场化的结果——通过国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成了国外投资者的钱袋，中国政府和民众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股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规范”等等作为挡箭牌，抵挡来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指令，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主张国企“改革”、今天还鼓噪要进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国企改革，无论是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还是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方向都应该相反，前提应该是从境外的投资者手中赎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说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吗？要实现这一点，到底是境外的股东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没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就要请问佐利克先生了：为什么给我们推荐一种与你自己所说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呢？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立足于活生生的现象和事实，这本是亚当.斯密时代创造经济学理论时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经过这么多年逻辑和数学的繁衍，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许多方面却离基本的现象与事实越来越远；同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离经济学创立时代的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远。 这就是经济学在今天适应性越来越窄的悲剧之所在，也是经济学急须变革与创新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在它原初的生长环境——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一些研究新现象和事实的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还获得诺贝尔奖。但一个同样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对于与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显然缺乏跳出原来的立足点、从更根本处重新建构的能力。中国以一种西方理论明显不能涵盖的方式，横冲直闯30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立足于中国成功的基本现实，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提炼出一套解释中国的理论——这么多的经济学家，这么丰富的事实和经验素材，长达30年几近一代人的时间，还不能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站得住脚的理论，我如果是搞经济理论的，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当然，从西方成形理论出发，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并非没有解释。因为必须服从于从另一种经验背景下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对于新的“不符合规矩”的成功者，只能否定。因此，中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解释如出一辙：中国经济是不合规矩的，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它的发展是虚假的，或暂时的、偶然的，必须赶快向西方老师看齐，不然立马就会崩溃。这种“崩溃论”从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罗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区别。你们别看佐利克的“世行药方”说什么“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就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其实，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嚷嚷的，没有半点新鲜。确实，今天的中国有问题（谁会没有问题？），经济需要转型，需要由依靠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创新转变，需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这些与佐利克们说的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瞄上了现在看起来利润最丰厚的国企及其所在行业，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要一改起来，喝头口汤的总是他们，他们并不在乎为此将让“境外投资者”分走很大一块蛋糕。在此前的多项改革中，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实践已证明此点。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杜建国冲击世行报告发布会:我没接受任何人资助 2012年03月01日 　来源：南方日报 1 　　杜建国火了。 　　几天前，这名山东汉子在经济学界还是名不见经传，然而，经历前日在世行报告发布会现场的一闹，已然成为全国舆论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出人意料的是，杜建国的“行为艺术”再度挑起了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路径选择的激烈争论。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几乎要把他的手机打爆。轮到南方日报记者拨通时，他已经是第四次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了。 　　焦点 　　1 　　是独立学者，还是“既得利益者”？ 　　杜建国到底是谁？此前，网络上并无太多关于他的信息。而杜建国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只是介绍自己是山东人，未上过大学，曾在环保部下属的《绿叶》杂志工作，目前在给两家网站做顾问，专注于西方近现代史/经济思想史和政治学的研究。 　　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派发自己写作的《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时，一直自称为“独立学者”。然而，学术界，并没有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 　　他真的是独立学者吗？昨天，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追问，杜建国一再强调，“独立学者”是目前对自己最为恰当的概括，因为当天到现场抗议，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独立作出的决定，他的研究，从来没有依靠过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个人和机构的刻意影响。 　　他认为，那些指责他在“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完全是以己度人。“当下确有很多学者在为利益集团说话，但我没有。” 　　杜建国还举例说，很多名流在网上为钱说话，有些甚至还是拿了钱的，却没被骂成为利益集团服务，唯独他给国企辩护了几句，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事实上，我还为讨薪工人说话，为无家可归的人说话。” 　　杜建国说，国企改革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整个社会都在讲“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话题，他很早就予以关注，并为此做过调研，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缉刊》、《环球时报》和《中国改革报》等报刊上。 　　他透露，为国企说话的文章其实很难发表，最近几次，杂志社答应得好好的也反悔了。“如果真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文章应该很好发表才对。” 　　焦点 　　2 　　炒作自己，还是揭露真相？ 　　当杜建国昨天成为全国媒体都想抓住的新闻人物时，有人说他“的确成功了”。 　　在微博，一些人质疑杜建国此举完全是为了炒作自己，根本不是为了要打破什么话语权垄断和揭露真相。 　　而面对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杜建国反驳说，这样的判断是毫无道理的。“我以后会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博客上，以供大家阅读研判。” 　　回忆起前日在佐利克行长面前抗议的那一幕，他解释为是自己站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冲冠一怒”，“在一个严肃的学者面前，世行那些人都是一群有权势的骗子，根本不值一提，我若不是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着想，根本不屑于搭理他们，更不会想借世行来出名。” 　　杜建国对记者说，现在的舆环境很糟糕，话语权都被一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垄断了，想为国企说话很难。 　　杜建国说他选择为国企说话，基于以下一些事实： 　　一是，国企老老老实交税，已是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这保证了政府财政的充盈，这一点即使有同等资产、同等就业人数的民企都做不到。大多数民企都在想尽办法地偷漏税。政府要改变民生、办大事，都得花钱。现在我要问谁交税最多，答案肯定是国企，尤其是央企。 　　二是，除了交税，国企也在向国家上缴部分利润。民众普遍有误解，国企剩下的利润都给管理人员私分了。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是被夸大了。多数情况下，企业留着钱，是出于保运转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每年的投资都很大。表面看来，国企的收入很多，实际上其投资压力非常大。对于国企有哪些钱没花好的，这个可以先调查，再就事论事。 　　三是，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事实上，很多方面，政府对私企更好。譬如，在央企参与房地产开发的问题上，媒体曾群起攻之，后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下文要求央企退出。按理说，在市场经济下，谁都可以来投资。但事实上，国企面对的条条框框和不自由、不公平，比民企多。 焦点 　　3 　　舆论怎么看杜建国？ 　　杜建国的“激情表演”引起了会场的一片骚动。然而，前日首当其冲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却显得格外淡定。他不仅没有为这个不速之客表现得大惊失色，反而一直在座位上仔细听着译员对杜建国言论的同步翻译。 　　直到杜建国一分钟后被“请”出会场，佐利克才自我解嘲地说，“如大家所见，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争论，这也反映了任何一份好的报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还表示，世行报告中提出的关键思路就是，应该能够允许这些公开讨论，允许公众参与讨论。 　　不过，在国内的学界和舆论界，各方对杜建国的行为却褒贬不一。 　　其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就表示，他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 　　杜建国不懂这个报告，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派已经跟不上国内改革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国企问题为例，我国的国有企业比重曾有过下降趋势，而近几年来却不断上升，这不是好现象，是改革迟缓的一种表现。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应该得到有效地控制。” 　　而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亦认为，杜建国的行为有些过激，其实“让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声音一直都有，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我认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适当收缩国有企业的战线。国有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退有进，不能光保值、升值。“现有的国有企业政策确实没有考虑到对民营企业的冲击。” 　　不过，著名时政评论员秋风则在其微博上称，支持杜建国的抗议权，也支持他的立场：“权贵体制下的私有化必然是权贵私有化。中国社会就是因为世纪之交的权贵私有化而被撕裂的。要分，必须在民主化以后，现在必须保留。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兼容于市场体制，只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即可。” 　　而三农专家李昌平也表示，世界银行佐利克遭遇杜建国的“踢场子”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比“扔鞋子”文明！他认为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杜建国。 　　不能简单定位在 　　反改革深入上 　　■微点评 　　◎发达国家在世行中间呈现强势声音，虽不能说世行的报告就是错的，但给提供审核世行报告的机会。杜建国和世行的观点同样都需要放在放大镜下认真检验。这一行为提出了这个思考机会，是有意义的，避免了更多的人人云亦云屈服于权威。不能简单定位是反对改革深入。 　　◎个人而言不同意私有化越多越彻底越好，作为学者，我认为保持一定的国有化率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是很多行业因本身的社会角色缘故是不适合私有化的，二是在完全私有市场中资本为王，会加速财富的聚集和增大贫富差距。 　　◎私有化后，资本强势，普通民众能有说话权吗？我看不可能，在股票市场上，小散从来都是被凌辱的对象，只有财团投行这样的机构才有说话权。在财团说话和国家说话的选择中，国家更有可能代表全民的发展方向。目前国有化也不是无懈可击，应该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计划，才能实现全民拥有的意义。 　　◎一些学者的思维还停留在放缓就不是改革的这种逻辑。私有化与否一定要根据国家形势来判断，之前的改革进程，是因为国家资本在国有经济中的比重占比太高，不私有化市场无法发挥灵活机制。 　　◎现在我赞成私有化放缓，根本原因在于，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高度活跃了，已经是资本为王的时代了，如果那些跟国际民生相关的行业，如银行继续私有化，结果是，你我这些没钱的人不会获得好处，有钱人和有钱集团将会获得好处，这就是说银行私有化以后的获利跟穷人无关，让富人更为富有，会加速贫富分化。 　　◎一部分学者可以算是既得利益者，其说话有意无意将代表着其利益集团，要求加速私有化，让其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更加富有，可以理解。另一部分学者是思维惯性，看不到本质规律，只是认为私有化就是改革。所以，才出现绝大多数学者声音一致的情况。 　　●记者 冯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