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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世界集团总经理、大世界基尼斯理事会理事长陈轩(右)向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华东方颁发证书。刘征 摄

　　在逝世50周年之际，雷锋走进基尼斯大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最多的士兵”。

　　“雷锋的士兵之最”是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学雷锋基金管委会申报的。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华东方向记者透露了申报的详细内情。

　　党和国家领导人18次为雷锋题词

　　华东方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江泽民等1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18次为雷锋题词。题词主要集中在1963年、1977年、1990年三个时间段。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1990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向雷锋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

　　经过研究发掘，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发现雷锋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最多的士兵。于是，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就此向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提出申报。2月20日，上海大世界集团总经理、大世界基尼斯理事会理事长陈轩代表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华东方颁发了认证证书。

　　雷锋是被出版图书最多的士兵

　　华东方透露，认证书里还补充，50年来，全国各地印刷出版有关雷锋的图书400多种，发行有关雷锋的邮票100多种。雷锋成为被出版图书最多、被发行邮票邮资最多的士兵。

　　华东方说，雷锋作为一个普通士兵，生前并没有出版自己的什么作品。然而，他离开后，关于他的“著作”，其产量之高，开本之大，品种之全，是前所未有的。仅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方面统计《雷锋的故事》已出版2000多万册。

　　据统计，从1963年到2012年1月，全国各地出版的关于雷锋的邮票、明信片、纪念封等共有105个种类。

　　1978年3月5日，我国正式发行了学习雷锋专题邮票。“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票，一套3枚。邮票画面分别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题词”、“英明领袖华国锋题词”和“雨露滋润禾苗壮”。“雨露滋润禾苗壮”是雷锋坐在驾驶室里读《毛泽东选集》

郎咸平：雷锋精神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吗？ 2012/03/05

郎咸平　　作者博客　 　　3月5日是学雷锋日，媒体积极宣传弘扬雷锋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可能令读者惊讶的是，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青年马克思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我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指出，马克思认为抽象的私有财产和货币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破坏了社会和谐。 　　1843年，25岁的马克思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一篇提交给自由主义者的报纸《莱茵时报》的文章给编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克思因此被邀请加入编辑部。但是接下来他为报纸写的第二篇文章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现存秩序，以至于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都要求取缔这份报纸。接下来，马克思在自己被强迫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向自己的良师益友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求婚，并迎娶了她。这对年轻的夫妇前往巴黎，和其他一些激进分子住在一座公寓里。这些人信奉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乌托邦理念，并且建立了一个以此为模型的公社。接下来的两年里，马克思的杂志似乎不断被警察关掉，他也好像从不气馁地不断再办新杂志。 　　青年马克思的两部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很快得到发表。但是另外一些作品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发表，所以也从未被归入“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在1930年左右被苏联的一个研究机构发表，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引起轰动，因为这些著作展示了一个与后期老年马克思革命理论截然对立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当青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与自己青梅竹马的爱人度蜜月期间，他写作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他后来和一些像他一样激情的年轻人密切地来往，他又陆续地完成了几篇论文。此时的马克思处在新婚燕尔之中，仍然很年轻，有朝气充满希望。这些作品控诉了现代社会如何使人们之间相互疏离，如何通过构建抽象的体系来剥夺人们生活的丰富性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马克思，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仍然毫不留情地批判社会。这些青年时期的作品直接指向了后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证明马克思心目中的“communism”其实就是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老百姓当成了国家抽象规则所规范的个体。而私有财产制度使得老百姓“愿意”被规则所规范。读者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个观念。我想举个例子告诉读者私有财产在黑格尔世界以及现代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都认为私有财产是重要的，但是马克思并不同意。 　　美国是个比较合适的例子，因为美国的私有财产制度是全世界最彻底的。举个例子，我住在洛杉矶的山坡上。后来一户人家搬进了山坡下一处邻近的院子里。这家人的孩子喜欢踢足球，经常把球踢到我的院子里。每隔几天，我就得把球捡起来扔回去。有一天，我拿着两个被踢到自己家院子里的足球敲响邻居家的门，并且礼貌地要求这家的女主人不要让孩子再把球踢到我家院子里。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位邻居会道歉并且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要注意，而且会招待我一杯咖啡并开始一段友好的关系，这样我心里觉得很爽，因此就不会介意以后还要常常来还球了。 　　但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家的女主人站在门旁说：“好啊，你可以到法庭告我们。”也就是说，在我对她采取诉讼之前她什么也不准备做。她很自信，但并没有生气和辱骂，她仅仅想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要么她的孩子有权使用她的私有财产(她的院子)来玩足球，这当然包括有时将她的私有财产(足球)踢到我家的院子里，我有义务还给她。要么我有权禁止她的孩子将它的私有财产(足球)踢到我的私有财产(我的院子)里，那么我就应该提起诉讼。我相信每个读者都能很快认识到，她的反应仅仅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极端例子，在这里人们通过私有财产确认个人的合法权利并且运用有关规则来处理各种纠纷。 　　如果人们已经明确了私有产权，那么社会就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交易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比如，开发商可以购买农民的私有土地来建造工厂或者住宅公寓。这样一来，留给法律的简单任务便是巩固私有产权，并且当私有产权之间发生冲突时执行法院的判决，其中包括我和自己的邻居争吵这件事。反过来，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共同享有各种产权，也就是产权不清晰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专门的法律程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冲突。 　　这样，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错误地用一系列抽象的规则去规范了这个社会，甚至规范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踢球。马克思指出：这种规则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人们就通过这种抽象的规则而互相来往。举例而言，我的邻居从来没有想过去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两个家庭本来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喝上午茶聊天和处理像踢足球这样的小事，但是这种和谐的关系却要透过抽象的法律来解决，这就是人类疏远和不和谐的原因。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着眼点是他的理论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意识到，交换和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要素。事实上，正是这两大基本要素造就了人类的社会。但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私有财产和货币都是抽象的东西。经济学家们包括穆勒特拉西亚当·斯密等对人类社会的描绘使马克思感到悲痛。他们通过可买卖的私有财产和货币这些抽象东西描绘了交换和生产。经济学家们把这些抽象的东西看作人类社会的本质。实际上，他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当用诸如可买卖的私有财产和货币等抽象的体系来组织交换和生产时，社会就日益变得疏远和冷漠了。 　　马克思所提倡的是这样一个和谐社会：在这个和谐社会里，所有成员都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为了使别人活得更好而自愿地提供劳动，同时得到别人的感谢作为回报。抽象的私有财产和货币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这种情况使马克思感到悲痛。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作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剥削的目标挣钱的机器。我们姑且不谈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实际，是否符合现实，但无可置疑的是他清楚地展现出他心中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和谐社会里，劳动可以在深层次上得以实现，因为劳动允许我们在我们的团体之中为其他人服务。在这个和谐社会中，生产性的活动将不仅仅因为满足个人物质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而被赋予货币价值，它同样会因为加强了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被赋予价值。   雷峰精神永不倒！ 2012/03/05  作者：AK730　　乌有之乡　 　　雷峰精神永不倒！　　 　　雷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雷峰同志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人物。雷峰代表那个时代一切的美德，而这种美德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性的，只是雷峰同志是在那个时代中最突出的样板。　　 为什么说是“那个时代”呢？因为雷峰或雷峰精神只有可能在那个时代普遍性的产生。因此我们说雷峰精神的产生是有其社会条件的。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很多有美德的人，而封建皇帝所宣扬的这些所谓有美德的人士大多只是符合了儒家思想，例如谁谁谁是大孝子，例如谁谁谁忠于君主，例如谁谁谁忠于国家（那时，忠于国家其实就是忠于皇帝而已），但我们绝找不到忠于人民的人，因为，那是皇帝所不允许的，因为孝与忠和所谓的仁只为维护皇权服务。　　 说到这里，问题已经清楚了，雷峰精神只有可能产生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的社会中。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私有制的社会在文化上宣扬人人为公，人人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而尽量彻底清除自己的“私”的话，私有制也就保不住了，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必定要宣传忠君报国思想，以掩盖最贪婪的皇帝（或者说官僚集团）的私！　　 我们看到，在去年这个时候，孔子被公然请到了天安门广场，以挽救再之前宣扬丛林法则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文明倒退。当然，事实上在没有搬出孔子像之前，在设计师先生的指导之下，指导政府政治文明的就已经是儒家思想了（去毛化的真正罪人是谁，大家是很清楚的），而在民间，为了加速私有化的进行，则大力宣扬丛林法则，如今，我们国家的道德指标已经接近动物世界，与此相随的则是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发生了惊人变化。丛林法则是必然和人类文明成果对立的，丛林法则造就并指导了中国一大批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发家过程中毫无人性，毫无道德，毫无人类文明，有的只是资本的本性和动物世界的兽性。　　 这种丛林法则指导下的私有资本、买办资本的进一步的扩张性发展，则渗透到官僚集团中并分裂而产生了新贵族，这个在丛林法则指导下的新贵族和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旧有的贵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为了统一官僚集团中新旧贵族的秩序，我们才最终看到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了。　　 但经过文革洗礼的觉醒的中国人民是不会接受什么丛林法则和儒家这种落后文化的。人民要求继承毛主席留下的革命文化，并配合党的健康力量的斗争，最终将孔子像又“请出”天安门广场。　　 时隔一年后，我们看到官方开始呼唤雷峰精神。然而产生雷峰精神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树立一个社会的文化，败坏它很容易，但改好它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主席文革十年费尽心机才取得的重大国民文化上的进步被资改派不过几年工夫就搞坏了，以至于现在危害了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国家的一切！此时宣扬雷峰精神更多只是想表达一种政治信号罢了，此外，就不再具有什么其它意义。雷峰精神在将来还会被新社会的人们真正的树立起来，并成为那个社会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雷锋”成愚民之神 解构压倒重组 2012/03/05  多维新闻/正值中共两会召开之际，雷锋再度成为热词，大众媒体无一例外尾随跟进。不过，虽然主流媒体包括中共党报党刊早在数天前就已开始为宣扬雷锋精神蓄势，但还是无法阻挡解构雷锋热潮。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5日发表题为《雷锋，这个名字不仅属于中国》的文章，称在人类文明的精神宝库中，雷锋精神代表着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而面对西方媒体“宣扬雷锋意在对抗道德滑坡”的“曲解”，文章则将其归入“对中国充满偏见的说三道四”之列。 其实，早在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便发表了一篇谈道德的文章，随后又追加一篇，文章开诚布公呈明观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这一文章被外界解读为针对2011年诸多道德滑坡事件做出的辩护。而后，随着“学雷锋月”日渐临近，中共官媒及地方媒体纷纷发文，通过褒扬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宣传雷锋精神。《人民日报》22日更是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名为《抚顺市民自觉做雷锋传人 江西学雷锋做好事常态化》及《“雷锋”可奖需有度》的文章，并在“人民论坛”栏目高调赞扬各地雷锋事迹。新华网20日亦转引《瞭望》谈领导干部如何学习雷锋的文章，再次将干部廉政为民的为官之德推至风口浪尖。 其后，各大权威报刊网站也不间断在显要位置发长文为弘扬雷锋精神造势。相比照官方重组雷锋而言，解构雷锋的声音亦纷繁冗杂。专栏作家老愚发文称，在雷锋心里有一个光明的世界，被毛泽东思想照耀而自足的世界。一个明亮得单纯得令人窒息的世界：不存在未知，无须知道未知，一切都是已知，是信服。在这样的精神空间里，思想停止发育，人变得“单纯”，实则是愚笨和呆滞。雷锋式的“做好事”绝不是行善，而是黑暗专制时代的病态样本。雷锋本身也不过是一个主体性丧失的悲剧人物、愚民之神。 美国《新闻周刊》将雷锋形容为“带着帽子的嬉皮士”，师永刚也在他的书中使用了300多张照片来还原一个普通士兵的时代生活。在互联网上，解构雷锋尤盛。在当下的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再愿意迷信高大全的虚拟偶像，当政者也很难凭借强大的话语权推出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撇开政府浓墨重彩的宣传与重塑，回归到民众本身来看，对当政者信任度的下降及各种政策推行力度的不满，成了解构雷锋的症结所在。言外之意是，当政者重磅宣扬的雷锋及其精神，不过是一个公众宣泄愤愤之气的靶子。 与西方借助电影等软实力传递英雄史观不同，中国自毛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依靠强势话语力量打造英雄的风气。“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拥戴就是这种英雄崇拜最高峰的体现。而今，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尤其是集中于雷锋一身的精神，如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中国也在步步维艰中探索前进，“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就是一次有力的尝试。 不过，随着感动人物的持续翻新，民众出现了明显的“意识疲劳”及感动迟缓症，“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真”成为一种时代强音蔓延开来。就雷锋真实性的解构来看，中国大多数民众真正在意的，不是雷锋是否真如所宣扬的那般高大全，而是对掌握话语权的群体心存芥蒂。对英雄的解构，或将随着更多标杆人物的陨落而成为中国的时代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参与监督力度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政者潜在的信任危机。所以，中共竭力重组雷锋及弘扬雷锋精神，也是源于现实国情的考量，即中国当前诚难在短期内凝固起一股道德力量来说服民众尾随其后。雷锋精神的再度感召与重提，不论是为了避免“小悦悦”悲剧重演并借以对抗道德滑坡，还是中共沿袭毛时代传统变相束缚民意，重组英雄的速度已然赶不上民众的解构速度。当英雄的时代成为过去，解构英雄必将随之成为时代特色兴盛起来。 雷锋初恋传闻当事人：我和雷锋只是姐弟关系(图) 2012/03/05  长江日报 王佩玲年轻时的资料照 　　作为“雷锋初恋”传闻的女主角，王佩玲的名字近些年屡被提及。昨日，记者通过湖南长沙雷锋纪念馆工作人员，联系到了王佩玲老人的儿媳周爱林。 　　周爱林告诉记者，今年74岁的王佩玲老人从湖南一家日用化工厂退休多年，丈夫现已去世，如今大部分时间在家养狗、看电视，由于听力几乎丧失，平时只能通过写字与人交流。 　　在周爱林的帮助下，王佩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对于多年来有人称她是“雷锋的初恋女友”的传闻，王佩玲予以否认，她强调说“我们不是恋人，只是姐弟关系”。 　　王佩玲称雷锋很伟大，在她心目中，雷锋是个朴素诚实的人，雷锋精神最可贵的地方是助人为乐。每年雷锋生日或是纪念日、忌日时，王佩玲一定要去附近的雷锋纪念馆看看，老人表示“今年也不例外”。 　　雷锋纪念馆老馆长雷孟宣： 　　两人感情深厚 　　但雷锋从未承认恋爱 　　昨日，记者通过湖南雷锋纪念馆找到了对雷锋有深入研究的前馆长雷孟宣。雷孟宣认为，雷锋和王佩玲是当时部分群众眼中的一对"恋人"，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今年80岁的雷孟宣是雷锋的堂兄，和雷锋从小一起长大，雷锋逝世后，任小学老师的雷孟宣按组织安排，担任雷锋纪念馆馆长30多年。 　　雷孟宣向记者讲述了雷锋与王佩玲的故事。1958年春，雷锋在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结识了年长3岁的王佩玲。两人因书结缘，时常交流读书心得，渐渐成为好友。 　　雷孟宣称现存有两件物品证明了雷锋和王佩玲之间的深厚情感。一件是雷锋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本红皮笔记本，里头夹着一张雷锋的全身照，背面题写着"送给王佩玲同志留念。雷正兴（雷锋的曾用名）赠。1958.3.13"。 　　另一件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是1958年王佩玲化名"黄丽"赠送给雷锋的一个烫金塑套笔记本，前面赠言写道"亲如同胞的弟小雷：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 　　雷孟宣称，其实雷锋和王佩玲的恋爱关系在那个年代曾遭遇到猜疑，但没有得到雷锋承认。时任团支部书记的李国华曾找雷锋谈话，问他爱王佩玲同志吗？雷锋只是回答："我怎么不爱她呢？我爱全中国人民！" 　　"雷锋生前说没和任何人谈恋爱，因此他与王佩玲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恋人来定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雷锋影响了王佩玲一生。"雷孟宣说，1958年，雷锋离开湖南去鞍钢工作后，由于工作调动、农场撤销等原因，王佩玲与雷锋失去了联系。当她从媒体上得知雷锋去世的消息后，十分痛苦，曾决定"守孝三年"。1965年，27岁的王佩玲和同在日化厂工作的工人丰振泉结婚。 　　雷孟宣老人说，丰振泉生前曾讲述，王佩玲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常拿出她和雷锋合影的照片看。上世纪90年代末，辽宁一位女作家为创作雷锋故事收集素材，找到王佩玲，谈及和雷锋过往，王佩玲禁不住泪流满面。 　　老人介绍，除了王佩玲，雷锋生前还有几位女性朋友，比如大雷锋3岁的冯健，是建国初期的湖南省劳动模范，两次进京见到毛主席，雷锋对此十分羡慕，叫她健姐，但两人只有纯洁的友谊，也没谈过恋爱。       雷锋还能回来吗? 2012/03/04  雷锋还能回来吗?　　　古野草 纪念雷锋离开我们50周年　　 毛主席一生只为两位先进人物题了词, 一位是47死在国民党铡刀之下仅15岁的后补党员刘胡兰，为刘胡兰题的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另一位就是平凡岗位上的雷锋,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准备出一本合刊介绍雷锋事迹,他们事前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它能为雷锋题词,毛主席看信后为了全面概括雷锋同志立场坚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著名题词。 从此[雷锋精神]风靡祖国大地.. 其实雷锋同志和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一样都是在我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中奋不顾身不幸倒下的勇士.. 1960年10月，董祖修到雷锋所在连队采访时，在雷锋的小箱子里发现了几册笔记本，这些本子上也有一部分内容是日记。董祖修在阅读新发现的日记时，突然从打开的日记本中飘落下一张小纸条。他捡起一看，是雷锋的笔迹，上面写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自敬”，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四句话用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象作比喻，把一个革命者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错误思想以及对待敌人所应有的正确态度，非常精辟地表述出来，是雷锋形象的真实写照，是雷锋精神的高度概括。 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生于旧社会，成长于毛泽东时代，受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在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得到了铸炼，成为一个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受毛泽东思想哺育是一个先决条件！ 一次，雷锋跟张书记去下乡，不小心踢到一颗螺丝钉而被张书记拾了起来, 在县机械厂开现场会回来的路上，张书记说：“雷锋，你瞧，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机器上少了它可不行！革命也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就是大大小小的螺丝钉，缺了谁都不行。就象你这个公务员，别看职务不高，我们的工作缺了你也不行。所以，党把我们放在哪里，就要在哪里起作用。同时，我们国家的底子还薄，处处要艰苦奋斗，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浪费，积少成多…” 聪明的雷锋后来悟出了: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他把自己生命溶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有千千万万个张书记, 也有千千万万个类似雷锋的青年.. 雷锋精神，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从思想来看，雷锋精神既是马列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对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升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阶级立场是雷锋精神的精髓] 雷锋一心向着党，他把党比作母亲，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无论遇到怎样艰难复杂的情况，都“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为了党，愿洒尽鲜血，永不变心”。“对敌人要狠，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党、对人民要忠诚坦白，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这是雷锋给我们留下的名言。 [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雷锋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勇于探索的创造者，他总是把实现崇高的理想落实到本职岗位上，说到做到，表里如一。他坚持理想与现实相一致，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自己政治上要求严格，自觉经受思想锻炼，逐步成长为一名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修养的战士。 　　 [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雷锋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他看来，“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像细胞和人的整个身体关系一样。当人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身上的细胞不可避免也要受到损害。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也依赖于祖国的繁荣，如果损害了祖国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就得不到幸福！”正因为如此，雷锋时时处处都以党、人民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人生核心) 　　 [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雷锋人生观最光彩夺目的是，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活着，怎样做人”的问题。他把“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作为自己的信条，“时刻准备着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 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下，雷锋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勇往直前的革命干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用生命践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奉献的誓言。 　　 没有成长雷锋的沃土，再呼唤雷锋也成长不起来！那种"山寨"雷锋根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战士.. 在全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国家的经济体制，所以，随之而形成的文化氛围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追求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提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甘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螺丝钉。因此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那个社会的共识。所以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人民，是每个人的追求和必然选择。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各行各业英雄劳模层出不穷，可以说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而今天，私有化盛行，人人为钱，各个自私，到处坑蒙拐骗,造假成风,贪官遍地、盗贼四起，何来雷锋。黑心资本家造毒奶,地沟油几十年难根除,三年解救两万被拐儿童,没解救的有多少?就连“小悦悦”被撵而路过的十八人都视而不见不施救，这样一个考验人性善恶的起码良知的事都做不到了，连路遇老人摔倒都救不起的民族，怎么唤的回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呢？ 周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地概括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雷锋精神永存!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已经传唱了40多个春秋，可见一首经典之作的生命力、影响力之大。十几亿中国人几乎都唱过或听过，甚至有外国人也在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 文革秘事：南京女演员反对陪舞被杀内幕     (2012-02-29 18:12:52)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林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自幼就是孤儿 李香芝1岁丧父，6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9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1 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长的儿子结婚。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爆发。 李香芝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一份大字报惹来杀身祸 1967年1月26日，南京的造反派夺取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党政大权。日后，迅速分成了“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打起了从“文攻”到“武卫”的内战。身为好派“红色造反队”勤务组成员的李香芝，也参与了反对“屁派”及其支持者的一些宣传活动。她不久因为生了肝病，就退出了“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 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 李香芝也被有军代表支持的造反派，从医院里揪出来关押到南京农学院专设的“牛棚”里审查，因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的事情。甚至揭发她在南京歌舞团“用牛奶洗脸”、“吃包子不吃皮”，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李香芝用牛奶洗脸确实有过一次，因为奶没有吃完，剩了一点擦了一下脸；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脏，把皮剥掉了。没想到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紧接着，深挖“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斗争又开始了。刚从“牛棚”里被释放出来，才喘了几口气的李香芝，从1970年8月份起，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重新被关押审查。 2年的关押生活让她彻底疯了 李香芝对自己被诬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异常愤怒并坚决对抗的。 对于审查，她始终不开口，并为此绝食。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被单独关押了近2年的时间后，李香芝被逼疯了。在大寒天里李香芝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大哭大笑说些疯话。 而她的一些疯话竟成为被处以极刑的铁证。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审查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1971年9月2日，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党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1月11日，江苏省文化局党组才作出了《关于李香芝案例的复查报告》，详细叙述了李香芝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证实了李被长期关押折磨以后“思维紊乱，神经不够正常”；在“整个案卷中，无一份旁证材料，完全是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认定李香芝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应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做好善后工作。 同年2月1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正式发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无辜被长期隔离审查，在逼供信情况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维紊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 手中有两万大洋 毛泽东为何不出国留学？       2012-03-05 11:47:41  《党的文献》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资料图片 　　关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学术界已有一些说法，比如语言和经费问题。但毛泽东当时经手从章士钊那里借去资助旅欧学生的两万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国路费。就外语来说，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亦非考虑重点。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并非某一个单纯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几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支持赴外留学欲夯实国学基础再中西合璧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从学习效率看，“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毛泽东在1920年2月给陶毅（新民学会会员）的信和同年3月给周世钊（毛泽东的同学）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他关于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先后顺序的观点。前一封信中说，他想在长沙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预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具”。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讲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是不打算留学，而是准备把国学基础打牢后再去，那时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国情进行深层比较、甄别，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赴外国留学，毛泽东积极支持，但不主张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相反，对学会会员过多赴法，他认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这里讲的“同志”，实际上就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泽东希望这些优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对各国实际和各家学问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当地起到领导核心作用。 　　另外，新民学会各方面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败。实际上，自学会成立不久，担任学会总干事的萧子升就去法国了，会务由担任干事之一的毛泽东主持。留法的学会骨干成员亦有意留毛泽东在国内。 　　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给国内的彭璜、毛泽东写信转达蔡和森的意见，由于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积极的革命活动，认为“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同时，萧子升也认为，毛泽东“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 　　对苏俄兴趣浓厚欲前往忙于社会实践未成行 　　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新民学会会员理性分工的重大意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赴法会员从法国和德国这些社会主义的“故乡”直接向中国输入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而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则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他们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另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把眼光和兴趣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希望以后组建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译文。可以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顺理成章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效法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苏俄另眼看待，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 　　毛泽东赴俄考察学习的计划之所以后来没能成行，在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勐发展，使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在狭小的学校社团里开展活动了。历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高频度、高强度的社会宣传、组织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交涉、处理等革命现实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湖南的驱张运动、自治运动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这正给寻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奋斗中发现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毛泽东认为“乱”也有很多好处，认为大困难和大障碍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奋斗，推动事物发展的极大动力。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强烈主张读“无字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而又觉得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很不够的毛泽东来说，他还能抛下这激烈发展的社会形势而远赴法国在异域从书本里寻找真理去么 所以，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此后，毛泽东在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认识，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