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夏認識張女士的，至今已近半個世紀。那時我在福州福建音專學習，反右運動正風起雲湧，但尚未波及自身。那年暑假，我返杭度假，然後再到北 京看望陳朗先生。陳先生在中國戲劇家協會任《戲劇報》的編輯，他的交往、活動範圍都在戲劇界。有一位戲劇出版社(亦屬中國劇協)的胡忌先生，浙江寧波人，與陳 朗既是浙江同鄉，又是戲曲同好，往來就更密切，此外他還有一批崑曲研習社的朋友們。北京崑曲研習社是民間組織，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由俞平伯先生發 起成立，最初有社員廿五人，鼎盛時期發展至七十五人，都是當時北京各界的崑曲愛好者，其中不乏名家，如許世箴、吳南青、朱家溍、嚴渭漁、樊書培等，老詩人卞之琳是年紀最大的社友了。 曲社時有演出，他們排演的《牡丹亭》為華粹深整編，經俞平伯修訂，由傳字輩朱傳茗、沈傳芷、張傳芳、華傳浩諸老師給指導排練，曾在全國文聯禮堂、中南海懷仁堂演出過，周恩來、康生等都親往觀劇。俞平伯風雅之士，曾粉墨登場，做個配角，也會打鼓板。此前俞平伯因為《紅樓夢》的研究觀點，遭到毛澤東的點名批判而受到文藝界的討伐，接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曲社的活動還延續了一個時期，然到了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則一切活動也就停止了。

那年暑假我在北京，反右運動雖正進行，但對今後的歲月變遷，厄運渾然不知。那時，胡忌正出版了《宋金雜劇考》大著，他要以稿費宴請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地點選在政 協禮堂餐廳，同時還請了三位曲友，是北京城有名的三位“二姐”，此外就是陳朗和我。因為胡忌說，俞平伯最歡喜女學生，否則，我是沒有資格當陪客的，我 是真正的叨陪末座。那時的俞平伯，已遭受過大批判，在家韜晦，情緒低落，與外界幾乎隔絕，來往的只有少數幾個曲友。

那日席上，我除一睹俞平伯夫婦風采外，還結識了三位“二姐”。第一位是袁敏宣袁二姐，當時約五十多歲，雍容華貴，唱崑曲生行，在《牡丹亭》中飾柳夢梅，外界虛傳她是袁世凱的後人，我們相熟之後曾就此事戲問過她，她哈哈大笑。不過她的尊人，確是清代著名翰林袁勵準，《清史稿》主要編纂者之一，為著名的古墨藏家。袁二姐善繪畫，受教於溥儒（心畬），並寫得一手好行楷。袁家住北京北池子，擁有一個獨立四合院，建築高曠，花木扶疏。據說過去珠寶商要給袁家兜售過後，才進宮裡賣給后妃。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全國已在饑餓，而袁家長輩做壽，還要在四合院搭台唱戲拋饅頭，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風味！後來我去過袁家多次，家中仍有保姆、廚子，好菜好飯待客，出手贈禮，都極大方。

另一位是周銓庵周二姐，原來是天津大資本家的二小姐，家道中落後，寓居北京，當時亦近五十歲，唱崑曲旦角，在《牡丹亭》中飾杜麗娘，她的丈夫是 一位小提琴教育家。二十年後的八十年代，我們還有過小小的巧合，我們後來在西北的鄰居加朋友馮軍銜的夫人是先生的提琴學生，我們還在北京周二姐在寬街的家相聚過。

第三位二姐即是張允和張二姐，也是後來與我們交往最長、關係最為密切的二姐。張二姐當時四十七歲，清麗精巧，可以想見她年輕時的美貌。但是她在劇中大多演的是丑角，她在《牡丹亭》中飾演石道姑，在《風箏誤》中飾演醜小姐詹愛娟。

待暑期結束，我返回學校，此後時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宴席中諸人的遭際也都不好，而且互相之間再無暇問訊了。接著我隨陳朗流放西北。文革之前，胡忌即被調往東北，而文革中則在冰天雪地中勞役。俞平伯據說鬱鬱寡歡，似乎患了痴呆症。曲社早於一九六四年解散，沒有人再敢拍曲擫笛。諸位二姐的遭遇，都很凄慘：袁二姐備受折磨而死，文革初期，她即遭厄運，四合院被沒收（抄家時，古瓷器砸碎滿院皆是），罰她每日在門口一帶掃街而羞辱之，不久即因病貧交加，精神激憤，無援而去世。袁二姐丈夫胡先生原為石油部工程人員，一位溫厚、事業有成的學者，先於袁二姐被關押、批鬥，最終不堪精神與肉體的折磨而先自殺身亡。

周二姐更為窮困，大約也因窮困，在文革中倒少受許多驚嚇。

至於張二姐一家，因為丈夫周有光的學術成就而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內蒙古寧安勞動，兒子和媳婦也下放，二姐和孫女留京，告貸過活，達三年之久。周有光早年學習金融經濟，曾在各大銀行工作，也曾在大學任教，中年開始研究語言文學，為我國漢語拼音的首創者之一，他是權威的《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中文版僅有的三位編委之一。他非常博學，在九十歲的高齡時，仍然信息靈敏，涉足各個領域，而且每日能在電腦前工作達十小時之久。張二姐經常慶幸自己早早的 做了家庭婦女，在“三反五反”的第一次政治運動中就“下崗”了，這隻“老虎”從此養在家裡，安心的做了幾十年的標準家庭主婦，沒拿政府一分錢的工資。她在家中侍奉婆婆，拍曲擫笛，非常快樂，這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二姐在“文革”前還在工作，她說她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一九七九年，在我們大家彼此分別了二十年之後，因為“文革”的結束，我們得以返回北京，與張二姐再會聚。曲社亦於是年恢复，俞平伯被推為名譽社長，張二姐被選為社長。她於熱衷曲社事務外，還寫詩著書。幾年之前，出版《多情人不老》、《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三本書，續辦曾中斷數十年的家庭刊物《水》， 受到三十多家媒体，和中央電視台的“東方之子”專題報導。於是二姐成了“老來紅”，成了大家喜愛的“老明星”了！

張允和二姐，於一九零九年七月廿日，生於安徽合肥龍門巷，她是一個早產兒，而且又在胎中臍帶繞脖三周，生下時早已窒息，不會啼哭，是老祖母堅持要救活她，在悶熱的產房中足足搶救了十個小時才起死回生的。所以她一生体弱多病，愛哭，除了奶媽沒有人歡喜她，因而她一生都感念奶媽。因為多病，連算命先生也算她只能活三十五歲，可是她卻活了九十三歲。她生性樂觀，她的口頭禪是“我快樂極了”，“得意得不得了”。她而且能將這種快樂的情緒傳遞給親友們。

張二姐出身名門，她的曾祖父張樹聲是淮軍中僅次於李鴻章的第二號人物，淮軍與湘軍摧毀了太平天國農民叛亂，後來又鎮壓了捻軍，她的曾祖父官至直隸總督，兩 廣總督，是顯赫的封疆大吏。曾祖的兄弟張樹珊、張樹屏都相繼做了大官，樹聲、樹珊兄弟在《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有傳，記述其戰功成就。祖上的功勛，二姐等張家後裔在中共建國後，絕口不敢提，因為中共對農民起義持肯定頌揚態度，對淮軍、湘軍等持批判立場，作為後人自然要隱諱，所以起先我們對二姐的出身也模糊不清。直到近年，對於農民起義的功罪，自有另一番評價，而且在海內外歷史學家們對淮軍的將領也作專題研究，多持肯定態度，二姐等在友朋面前也就不再諱言了。二零零零年我回京探望二姐，周有光對我談及此事而深感慰籍。

二姐的祖父張雲端亦官至川東道台，所以，在合肥，張家算是官宦望族，良田千頃，庄園宏偉。在合肥與公安之間的周公山麓，高祖與曾祖兩代建有為團練而設的城 堡式城市，為有名的“張老圩”、“新老圩”，圩四周有城牆、城河，內外壕溝相連，迂迴曲折，城內河上拱橋相通，城內外有水門，可關可守。當年圩勇日夜把守，圩內成市，有店鋪、房屋數百間，更有田地，有糧食蔬果收成。曾祖兄弟們各有院落、花園、繡樓，林木深幽，環境清雅，新圩規模更勝老圩。二姐於抗日戰爭避難之時，曾在老圩作過短期逗留。後周有光派往美國銀行工作，二姐隨行，才离開老圩。 二姐的父親張冀牖，是個地道的讀書人，他一生享受祖輩的餘蔭，每年有十万擔的田租收入，他買書、藏書。二姐回憶說，家中不但滿架是書，而且遍地也是書，父 親還訂購國內雜誌、報刊數十種。他的書籍，任由子女取閱，從不限制。父親思想開明，不守舊規，因此他的十個子女深得書籍的益處。父親還延名師在家中為子女授課，舊學新學均不排斥。而且因為父親平生熱愛崑曲，在孩子長到十歲時即請名師在家指導身段，拍曲擫笛，又在各大戲院包有前排座位，每日都可看戲。父親一生獨力辦學，培養人才，造福社會。他本來想從幼儿園至大學辦成系統教育。他鬻屋賣田，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投資和贊助，甚至當局的津貼、社會的捐助。他信奉獨立自主。他最終只辦成樂益女中，這是在移家蘇州以後的事業。他招收免費生的比例為江浙所有學校最高者。他為家中孩子們買照相機、留聲機計數十台之多，百代公司出品家庭小型電影放映機一問世，父親就買了一台。有這樣一位思想新潮，注重教育的父親，無怪乎他的十個子女後來都個個事業有成。在父親的影響下，二姐畢生熱愛崑曲，并以此為終生事業。大姊元和，作為大家閨秀，後來嫁給了著名的崑曲小生顧傳玠，在上海灘作為新聞炒作許久，但是這椿當年不屬門當戶對的婚姻，并無來自家庭的阻礙。 二姐的母親陸英，原籍合肥，隨父僑居揚州，是鹽商的女兒，以從小能精勵治家、知書達理而聞名，於是祖母早早定下這門親事，母親結婚後，治家井然有條。二姐 常說她的精明能幹即來自母親的遺傳。二姐在抗日戰爭中逃難到內地，搬家三十多次，上有婆婆，下有兩個小孩，她不但自己排憂解難，還幫助朋友。父母親結婚十六 年，育四女五男(只有十弟為繼母所生)，母親死於敗血症，是年三十六歲，而二姐那時只有十二歲。姨祖母早有預言，說母親太美了是留不住的。母親臨終之時，將九個孩子交托給奶媽、保姆，分贈每人二百元大洋，要她們承諾在任何情況下要將孩子帶到十八歲。後來事實証明，她們都照辦了，而且成年後的弟兄姐妹也給奶媽、保姆以優厚的回報。如兆和培養奶媽的兒子到博士生地位。母親臨終前還將數百萬兩銀子退還給娘家。

二姐有丰碩的童年。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三年，當時的二姐只有四歲，父親受新思潮影響，自合肥帶領全家遷居上海，買了一個很大的石庫門房子，然在上海只住了四年，期間并無太多的記憶，只記得看了很多戲。接著全家遷居蘇州，住胥門壽寧弄八號，這是一座寬敞的花園房子，有亭台樓閣，花草魚鳥。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全家外出逃難才离開蘇州。二姐回憶說，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都在蘇州度過，留下最美好的回憶。父親的辦學願望也是在蘇州得以實現的，這所樂益中學開辦了十七年之久，至中共建國改為公立為止。父親辦學，捐出祖產巨資，為培養青年擺脫陳腐的道德觀，他還聘任新青年到蘇州教書，如張聞天、侯紹裘、葉天底等，還與教育家蔡元培交往，希冀獲得蔡氏的學術支持！ 從四個女孩的婚姻可以見出這個家庭的民主作風。如前所述大姐元和嫁給了唱崑曲的顧傳玠，而且得到了家庭的支持。二姐允和嫁給了周有光，當時的周有光一無所有，他曾在信中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但二姐的回信寫了十張紙，只有一個意思：“幸福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創造的。”三姐兆和，後來成為人民出版社編輯，她少年時在中國公學讀書，當時的老師沈從文愛上了她，兆和和沈從文結了婚，數十年的遭遇并不順暢，但他倆不离不棄，互相扶持，直到永遠。二姐允和的散文《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半個字的電報》都是寫的三姐兆和和沈從文的結識、戀愛和最終人生。二姐是他倆的“媒婆”。沈從文當年是又窮又潦倒，不是二姐的眼光獨到，誰又能賞識？四妹允和，精通書法、古文字、詩詞，也是曲家，丈夫漢斯是美國耶魯大學東方語言文學教授。四姐妹的婚姻都是相愛一生，互相扶持，她們是幸福的。 二姐於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一九三三年與周有光結婚，婚後曾赴日本，於一九三四年返國，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逃難四川，沿途歷盡艱苦。一 九四六年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美國，於是夫妻同行，他倆在美國住了二年。在美期間，有光即對語言文字有所研究，并在此時開始搜集資料，當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給有光提供了兩人合用的房間。一九四八年，有光結束了在美國的工作，倆人決定返國工作，繞地球一圈，單純以訪勝為目的漫游。他倆乘坐當時美國最豪華的“伊麗莎白”號客輪，經由英、法、意、埃及、緬甸、香港而達上海。沿途瞻仰了自由女神，与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等著名大學，游覽了盧浮宮、艾菲爾鐵塔、龐貝古城、金字塔.....，真正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他倆抵達上海，正是全國“解放”的第八天，當局正需用人，有光被安排在复旦大學任教職，而二姐也在光華中學任歷史教師。二姐在任課期間，深感歷史教科書在編寫上有許多疏忽之處，於是寫了二萬言的意見書，後來又由於葉聖陶的推荐，二姐被調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編輯。二姐以為她即將開始新的生命，可以大幹一番 了。不料高興得太早了，一九五二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二姐成了“老虎”。說她是地主身份，說她是反革命，要寫交待。寫了二萬字的“交待”，沒有通過，又把她的住處抄了一遍，拿走了所有親朋並有光的信，連夫妻間的“隱私”也拿出來示眾。二姐的精神崩潰了。在有光的勸說下，從此脫离工作崗位，回家當了家庭主婦。她雖是成了平凡的人，但也從此快樂，少受人欺，時間越長，她越認為是一種幸運。 下崗初期，二姐返回上海，先往蘇州弟弟處小住，排解憂傷，不久心情美好如初。回上海後，二姐開始研究崑曲，她聘請姚傳薌、金彩鳳來家教授身段，整理“斷 橋”、“琴桃”、“思凡”、“春香鬧學”、“游園”、“佳期”等諸齣的身段譜。一九五六年有光調北京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二姐隨行至京，從此落地生根，長居北京，直到二零零二年長逝為止。

二姐視崑曲為生命，有了崑曲就有她的新生，尤其在一九五六年參加了俞平伯先生的崑曲研習所，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二姐初任連絡組長，至一九七九年榮任社長，她一直樂此不疲。二姐粉墨登場，平生記有數十本日記，因為大部分以崑曲為內容，故名《崑曲日記》。

二姐自一九七九年榮任崑曲研習社社長後，她廣泛聯繫海內外崑曲大家，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的八年間，她共做了八十二個曲謎，若沒有深厚的文史底子和戲曲知識以及作者所必具的才思敏捷，是做不出來的，現抄錄數則以饗讀者：

（1） 姜太公在此（曲人）

（2） 漢語熱（曲人）

（3） 尋子（劇名）

（4） 頭腦簡單（劇名）

（5） 萬里送君行（曲牌名）

(6） 七夕相會（詞牌名）

（7） 360度（戲劇術語）

（8） 三千鍾愛在一身（劇名）

（9） 打夯歌（戲劇術語）

（10） 青青子衿（曲牌）

謎底：

（1）胡忌（2）華文漪（3）“訪鼠”（4）“思凡”（5）一江風（6）鵲橋仙（7）圓場（8）“獨占”（9）小工調（11） 皂羅袍

以謎會友，均不離曲，堅持八年之久，著實可貴。 二姐這些曲謎，深受社友歡迎，一些老先生也提出己見，或贊揚，或批評，二姐說我歡喜誇我，但更喜歡別人批評我。 二姐以曲牌寫曲子，改寫過現代戲《崗旗》。她與曲社共度了近五十個春秋，在曲社中有許多良師益友，她的一生即是這一段崑曲史。 二姐善詩詞而不常作，自然也是對崑曲的有感而發，我最喜讀她與美國耶魯大學學者余英時的唱和詩，而且唱和之時互不相識，互不知情，就更見真率。 這幾首唱和詩，後來四姐充和命名為“不須曲”，內中還有許多崑曲界的掌故。在大陸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九年，北京曲社解散，各地戲曲也一律改唱現代劇，再聽不到傳統的崑曲的擫笛之聲。至一九七八年春，江蘇崑劇院成立，禁演了十四年之久的《牡丹亭》再度露面，二姐興奮之餘，自北京趕往南京觀摩。觀戲當夜，宿四弟宇和苜蓿園之家，又在當夜讀到了四妹充和寄自美國給宇和的信，信上談到四妹自己在美國二十三所大學結合課文演出崑曲情況，又說到幾年前“有人”在她演出“思凡”之後，送她兩首詩，來信中抄錄了一首，是這樣寫的：

一曲“思凡”百感侵。京華舊夢已沉沉。 不須更寫還鄉曲，故國如今無此音。 二姐讀詩後，大不以為然，因為當夜就看過崑曲，她覺得崑曲的春天又回來了，因此意氣奮發的和了“有人”兩首詩。

十載連天霜雪侵。回春簫鼓起消沉。 不須更寫愁腸句，故國如今有此音。

卅載相思入夢侵。金陵盛會正酣沉。 不須怕奏陽關曲，按拍歸來聽舊音。 二姐將和詩寄給了四妹充和，待回到北京，就收到了四妹本人的兩首答詩，並命名為《不須曲》，不久又收到了萬枚子的兩首和詩、謝也實的兩首和詩，還有胡忌步充和韻的詩。後來二姐也在南京與剛從美國回來的項馨吾先生同看《浣紗記•寄子》，感念項先生與親子分離三十載，二姐按捺不住又依原韻和了“有人”一首：

聞歌“寄子”淚巾侵。卅載拋兒別夢沉。 萬里雲天無阻隔，明年花發覓知音。 此後更有揚州的郁念純和了多首不須曲。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美國漢代文學代表團訪問中國，余英時是團長，充和丈夫漢斯是副團長。此前充和在八月間回國探親時曾告知二姐，“有人”即是余英時教授。二姐從不送往迎來，此次她破例到北京機場為余英時送行，只相聚半個小時，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二姐還將自己所寫的《江湖上的奇妙船隊》複印稿請充和轉請余英時指教，這算是因崑曲而引起的一段佳話，二姐在日記中有記。二姐的《江湖上的奇妙船隊》憶崑曲“全福班”一文，在一九八二年由陳朗取去發表於當時他參與所編的《戲劇論叢》上，後來又為香港《大成》刊物轉載，最後收在她晚年所出的《最後的閨秀》一書中，這是一篇極見文情的散文，學術性很強，受到戲劇界行內外的高度贊賞。 在上一世紀廿年代末，在蘇州的少女時代的二姐四姐妹，組成了“水社”，有社刊《水》。後來五個弟弟也不甘落后，組成了“九如社”。《水》的投稿、編輯、刻板、油印、分頁裝訂，除了自己兄弟姐妹外，還有當時二姐的男友周耀平（有光），三姐的男友沈從文等的幫助、支持。但到了四十年代，大姐去了台灣，四妹去了美國，《水》自然停刊了，而且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中國與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緊張，國內外姐妹兄弟之間斷了音訊，《水》更失去凝聚力而不復存在。直到一九七九年，四姐妹才重聚北京，當時的二姐已經七十歲，她深感在姐妹們短暫的聚首後，很快又會分離，她建議復刊《水》雜志，大家可以在《水》上交流心聲，共享甘甜。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姐向十個姐妹兄弟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要續辦《水》的願望，這封徵稿信發生了效應，一九九六年二月，停刊了七十年之久的《水》復刊了。第一期出了二十五份，發行到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子女手中。這時二姐的十個兄弟姐妹全部健在，他們共襄《水》事，寫的都是家事，不拘格式，有文章、詩歌、書法、圖畫，甚至還有臘染圖案。二姐自任主編，由三姐、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兆和任副主編，這是在世界上歷時最久，規模最小，主編最老的家庭雜志。《水》還秉承當年她父親辦學的精神，不接受來自任何團體、個人的資助，也不向外發行。二姐還管理辦刊賬目，專款專用。後來這個刊物被《群言》的記者葉稚珊女士發現，並向外界作了報導，於是全國三十多家報刊對此作了報導，有人要求訂購，有人願意出資相助，但二姐堅守初衷，都婉言拒絕了。二零零零年我返國時，在北京二姐處讀到了《水》，已經出了二十多期，真是圖文並茂，真摯、親情充滿字裡行間，非常親切溫馨。二姐也因為辦刊，而在八十六歲高齡時，學會了電腦打字。七十年前周有光是《水》刊的“臨時工”，現在仍然是《水》刊最忠實的臨時工，只要二姐說一聲“幫忙”，周有光最忙也從座位上起立，立刻趨前幫助，所以二姐學會的第一個詞組是“親愛的”。 二姐與周有光相愛了一生，共同生活了七十多年，他倆患難相共，互相扶持，互相尊重，周先生是二姐的學習電腦啟蒙師，又是《水》刊的永久臨時工，而且二姐歡喜崑曲，周先生也歡喜，周先生歡喜彈詞，二姐也歡喜，他們將這些中國傳統的音樂藝術以五線譜、簡譜、國際音標、英語拼音等配註使國外藝術家也能學習演唱。二姐的朋友也即是周先生的朋友。他倆一生幾乎不曾分離，他倆每日上午九時半、下午三時半一起喝茶，上午紅茶沖奶粉，下午咖啡沖奶粉。這兩次飲茶，無論有無客人，無論各自有多忙，這一刻只屬於他們兩人，兩人相對而坐，碰杯而飲，七十年沒有變更。有客人在，客人的奶茶也由二姐親手調弄。他倆到九十多歲，不吃補品，不鍛煉，二姐說這一日兩杯奶茶就是他倆長壽的秘訣。現二姐雖逝，有光先生也已九十八歲高齡，也得利於奶茶吧。 二姐一生都穿中式大襟小襖或是旗袍，而且都是花衣，連鞋都是繡花的，穿在她身上，加上她獨一無二的盤髮，非常典雅。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她多次隨周有光赴美國作學術交流，帶去的衣服都被親朋取去，她回國後再定製。我自五十年代見到她，到後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再見，她始終是穿中式大襟小襖，而且花式優雅，滾邊盤扣，即使在九十多歲的高齡，二姐仍然典雅，是中國閨秀文化的化身，令人贊嘆不止。 我們和二姐的交往近五十年，除去在一九六零年到西北後二十年的間隔外，其餘時間不時的總有聚會，每到二姐家必逗留一整日，要吃了晚飯方才回家，與二姐在一起如沐春風。一九九五年，我和陳朗到了紐西蘭，重洋遠隔，音容邈茫。一九九七年我獨自回國，在杭州受杭州圖書館之托，與館長褚樹青一起赴京，往訪周有光，因周有光往年曾在杭州工作過，擬以他的著作書目充實杭州的地方文獻。二零零零年與陳朗相偕返國，到京拜謁二姐、周有光夫婦，又逗留終日。周先生贈以近著多種，二姐贈以《多情人不老》、《張家舊事》、《最後的閨秀》三本書。此三本書一版再版，擁有許多讀者，為多家報刊報導，並上了中央電視臺的“東方之子”欄目，二姐成了“老明星”，忙得不亦樂乎，二姐真是老來紅。每次離開二姐，都很眷戀，曾想要長相伴，幫她整理文稿。就在這一年我認二姐做了乾娘。有什么比母親更親！我以為這是我和二姐之間最完美的交往結果。

記當代才女張允和 全文完

 

 

 

 

 

[理论探讨] 博讯

分析：美国衰落之原因和结果


　　2011 年夏季版的美国政治科学学院杂志提到“一个共同主题”： 美国这一“在前几年被誉为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和吸引力的、大踏步于世界的巨人”——正在衰退中，不幸地面对其最终衰败的前景。出于某些原因，这的确是人们公认的一个共同主题。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影响，以及对其本国经济和政治体系力度的评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于权力巅峰不久，它的衰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20 世纪 90 年代，好几年间美国大胜的论调大部分都是在自欺欺人。此外，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认为权力将转移到中国和印度……是非常不确定的； 中国和印度相对贫穷，而且都存在着严重的内部问题。无疑，世界的发展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尽管美国在衰落，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来争夺全球霸权。


　　简单地回顾一下相关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决策者们意识到，美国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强国。关于这一点，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罗斯福总统的目标是在战后的世界确立美国霸权”——引用自外交历史学家杰弗里华纳的评述。美国计划控制所谓的一个“大区”，包括西半球、远东地区、前大英帝国区——包括关键的中东石油产区——还有尽可能多的欧亚大陆、或至少拥有西欧和南欧国家的核心工业区，而后者被视为确保对中东地区能源资源的控制至关重要。在这些广阔的疆域内，美国致力于维持其“不容置疑的权力”与“军事和经济霸权”，同时限制任何国家和主权行使干扰其全球计划蓝图的行动。虽然美国在这个大区内已经衰落，但这些教条仍然盛行。


　　不久即被认真落实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迄今为止，美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战争结束了美国之前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几乎翻了两番，而竞争对手则被消灭殆尽。在战争结束后，美国有着世界上一半的财富和无与伦比的安全体系。大区的每个地区都分担着各自在全球体系内的“作用”。随后的“冷战”主要是因两个超级大国努力在各自势力范围强化其统治秩序而形成。对苏联来说，主要在东欧； 对美国而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到 1949 年，伴随着所谓的“失去中国”，美国在大区内已经严重削弱。这句话很有意思： 因为只有曾经拥有，才可谓“失去”。随后，东南亚开始失控，并导致了华盛顿操控的印度支那战争和1965 年美国恢复其在印尼的控制权时发生的大屠杀。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在其他地方进行颠覆和大规模暴力活动，以努力维持符合美国意愿的所谓“稳定”。


　　随着工业世界的重建和非殖民地化的痛苦进程，美国衰落在所难免。到 1970 年，美国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额已经下降到25% 左右，虽然庞大但已大幅减少。工业世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主要中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日本成为中心——它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地区。


　　20 年后，苏联解体。 关于冷战的本质，华盛顿的反应教会我们很多。老布什政府在办公室里立即宣布政策仍基本上维持不变，改变的只是托词。庞大的军事机构将保持不变，但不是针对俄国的防御，而是为了对付第三世界大国的“尖端技术”。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受政府扶持和资助的高技术工业的委婉称呼。干预力量应当继续着眼中东地区——那里的严重问题“不能归咎于克里姆林宫”，这显然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编造的借口完全相反。它默认“激进的民族主义”一直是问题所在，即那些试图谋求国家独立的进程违反了“大区”原则。这些政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有权单方面使用武力，以确保“对关键市场，能源供应和战略资源的畅通无阻”。它还宣布，军事力量必须“将来部署”在欧洲和亚洲，“以重塑那里的人们对于我们的观感”，不是通过温和的说服，而是“塑造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安全的事件。”北约力量东扩，而不是像舆论导向认为的那样被减少或取消。当美国同意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时，这违反了它对戈尔巴乔夫的口头承诺。


　　今天，北约已成为美国指挥下的一个全球干预部队，其任务就是控制国际能源系统、海上通道、管道和其他任何美国霸权所需要的。


　　确实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对手崩溃后的兴奋期，有“历史终结论”这样令人激动的故事和对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一致好评。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宣布一个带着“圣洁光辉”的“崇高阶段”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家遵循“利他主义”，致力于推行“普世原则和价值观”，在通向“不人道被彻底消灭的理想新世界”的道路上所向披靡，这最终可以畅行无阻地发展成人道主义干预的国际新准则。


　　并不全是所有人都热衷沉迷于此。历来的受害者，地球的南半部，痛恨地谴责“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认为它不过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旧“权利”。那些能发出更为冷静声音的政策精英们能够察觉到，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和国家来说，美国正“成为超级流氓大国”，它被视为“对他们社会的最大外部威胁”；还有，“当今的头等无赖国家是美国”。小布什上任后，来自其他世界的敌对声音和反对舆论更无法忽视。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布什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奥巴马政府则继续下滑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其在埃及的支持率降至5%，在其他地区也高不了多少。


　　与此同时，美国的衰落依然在继续。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失去”了南美洲。失去南美的“威胁”早在几十年前已经隐隐出现。尼克松政府一手策划了对智利民主制度的颠覆行为，并扶植了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独裁——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告说，如果美国无法控制拉丁美洲，它就别想“在世界其他地区完成其成功的控制”。


　　但更为严重的是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独立趋势。二战战后计划认为如果控制了中东地区无独一无二的能源，就“实质性地控制了世界”( 罗斯福的重要顾问伯尔语) 。相应的，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将危及美国主导世界的计划； 这些计划早在二战期间已被明确阐述，虽然美国自此面对了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但是它仍然得以一直贯彻执行。


　　对美国霸权更深一层的危险来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生动地写道，华盛顿“渴望拥抱横跨北非和中东地区有抱负的民主人士”。但阿拉伯舆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得很清楚，通过公众意见影响政治的功能性民主对美国而言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结果。毫不奇怪，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外交政策的初步政策都招致了美国及其伙伴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虽然美国的长期政策基本稳定，配合着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但奥巴马政府却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军事分析家尤奇·德莱森指出，在大西洋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政策是抓捕( 并折磨) 嫌犯，而奥巴马政府则通过迅速增加恐怖武器( 无人机) 和使用特种部队，其中许多是暗杀小组，来直接暗杀他们。奥巴马政府计划在 120 个国家使用特种部队。现在，特种部队的规模大到几乎可与加拿大的整个军事力量相抗衡，而这些力量实际上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军队。这个问题由美国的一个调查记者尼克·图尔斯(Nick Turse)在“Tomdispatch”网站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奥巴马曾派出暗杀本·拉登的小分队已经在巴基斯坦执行了大概十几次类似的任务。


　　以上这些与诸多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说明，虽然美国的霸主地位正在衰落，但其野心依旧。


　　另一个“共同主题”，至少在那些不是故意睁眼瞎的人们看来，美国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今年夏天在华盛顿所上演的闹剧( 债务上限危机问题) ，让国民厌恶( 很多人认为国会不如解散算了) ，也令世界茫然，这在议会民主的史册中也前所未有。它的壮观场面甚至吓到了那些傀儡的背后操纵者。这些财团势力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他们安排在国会办公室里的极端分子是否会选择毁掉美国——这是关照他们利益的强大保姆政府，这是他们自身财富和特权的靠山。


　　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形容政治为“资本交易在社会层面上的投影”，并警告“阴影的消散并不会改变其本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阴影已发展为笼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乌云。财团势力，现在主要是金融资本，已经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今天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传统的两大党派，在当下讨论的问题上已经远远不能捍卫民众的权利了。


　　对于公众而言，最应该关心的国内问题是严重的失业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只能通过政府的重大经济刺激来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需要远远超过最近的那一次，那仅仅使国家衰落和地方消费相符合，尽管有限的经济刺激确实能增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而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赤字问题。因此，只有赤字问题被提上议程。绝大多数人青睐向极少数富人征税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72% 支持、21% 反对) 。削减社会保障的方案遭到了大多数人反对(69%反对削减医疗补助，79%反对削减医疗保险) 。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根据一项公众如何消除赤字方案的调查结果，其负责人史蒂文·库尔写道：“显然，无论是政府还是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与公众的价值观及其在预算方面的优先秩序并不一致。……财政支出的最大区别在于，公众赞成大幅削减国防开支，而政府和众议院却提出适度增加。公众所要求的在职培训，教育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开支也要比政府或众议院所主张的多得多。”


　　布什、奥巴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现在估计高达4．4万亿美元——这是本·拉登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他曾宣称其目标便是通过把美国拖入陷阱而使其破产。美国 2011 年的军事预算，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按实际价值计算高于美国战后的任何时期，预计还要创新高。赤字危机很大程度上被制造出来作为一个武器，以摧毁令人讨厌的社会事业，而那是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存所系。伦敦“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写道：“它不是解决美国财政状况的当务之急……通过分期付款美国是能够借款的，该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接近3%，正如少数不歇斯底里的人所预测的，财政挑战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并非迫在眉睫。”很明显，他补充道：“美国联邦财政状况的一个惊人事实是，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收入将仅占GDP的14．4%，远 低于战后近18%的平均水平。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预计将占到GDP的6．3%。除非美国人，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数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88年，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收入占到GDP的18．2%。要想消除赤字，只有大幅提税。”的确令人吃惊，但这正是金融机构和超级富豪所需要的，并使民主迅速萎缩，那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赤字危机是由野蛮的阶级斗争造成的，但长期债务危机是严重的。并且自罗纳德·里根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以来，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增加三倍的国家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对经济的威胁又被乔治·布什雪上加霜。但目前来说，解决失业危机才是当务之急。


　　对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最不正义的有条件投降——是与公众所一直要求的完全相反。这基本上会导致经济增长更缓慢，并且对几乎所有人造成长期性的不利影响，除了富人和大财团之外，他们正好可以获取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不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就业机会和赤字增长问题，而不是过度的预算赤字”——这一预算2011年8月在华盛顿达成，虽然它更可能是一个最终实现不了的计划，但还是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火上浇油。


　　至于说用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医疗保险体制取代美国功能失调的私有化的医疗保险体制，希望降低人均医疗成本的一半，却取得至少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健康成果，以此来消灭赤字，就更没有探讨的必要了。尽管设想很实际，但金融机构和制药业的强大势力根本不会让这样想法被正式考虑。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提议也被否决了，如征收小额的金融交易税这类经济上合理的措施。


　　与此同时，新的礼物定期地被大肆花费在华尔街上。应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削减预算，而这将会成为反金融欺诈的主要障碍。消费者保护机构是不可能完好存活的。国会在对未来的战争中操纵着其他武器。在面对共和党反对环保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放弃了全国从现有的燃煤电厂回收二氧化碳的最大努力，严重打击了遏制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自我伤害的打击，虽然愈演愈烈，但并非最近的发明。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时期，结束了通常所谓的( 国家)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金融，一是生产向海外转移，都与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战后关于资本控制和货币调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有关。“自由市场主义”依旧是大热门，管理者进一步鼓吹道。因为他们被转为放松管制，公司治理结构将首席执行官的巨额回报与公司短期利润及此类政策决定链接起来。结果集中的财富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权力，恶性循环加速导致财富极端地集中到人口的1%手中，主要是那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等等，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选举的成本飙升，使美国两党更深地陷入财团的钱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两党已转向拍卖国会的领导席位。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指出“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中间，惟一只有美国的国会党团在立法过程的关键时段明码标价。”那些资助党的立法者得到职位，几乎毫无疑问，即成为私人资本超乎寻常的仆人。结果，弗格森继续说到，辩论“严重依赖于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久盛不衰的，迎合为领导者所依赖的国家投资集团和利益团的口号”。


　　后黄金时代经济正开始一场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设想的噩梦。二者均认识到，如果英国商人和制造商进行海外投资并依靠进口，他们将获利，但英国受损。两人都希望通过本土主义避免这些后果，即人们仍倾向于在本土投资并使之发展壮大。李嘉图希望，由于本土主义，大多数有财势的男人都会“满意在本国的较低的利润率，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在外国寻求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那些被史密斯称之为人类“大师”的人们，已放弃任何对他们自己社会中的福利事业的关注，代之以专注于短期利益和巨额奖金； 只要国家仍然作为一个保姆样地去迎合他们的口味，那社会终将腐坏。2011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 》头版上出现了一个图示说明，并排的两个主要故事相映成趣。其中一个讨论共和党人如何热切地反对任何“涉及增加财政收入”的提议——对富人税的委婉说法。另一个标题是“尽管已经被贴上了标签，奢侈商品还是飞离了货架”。对富人和财团减税到低点的一个借口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现在他们不能有所作为，只因他们的口袋都装满巨额的利润。


　　这一发展前景被银行业巨头花旗集团制作给投资者的小册子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出来。该银行的分析家认为全球化社会正分裂为两个阵营： 富人经济学和其他。在这样一个世界，增长源自于少数富人的推动，也大部分为他们消费。还有那些“非富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即现在通称的全球普通大众，这些劳动阶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美国，他们属于“不断增长的不稳定的工人”，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国国会夸赞自己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时，对此解释说这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基础。这才是全球化社会中真正的权力转移。


　　花旗集团分析师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机会就在那里。他们所谓的“富人经济学股票篮”，远远胜过 1985 年以来出现的世界发达市场指数，当时让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里根-撒切尔经济方案开始走俏。


　　新的后黄金时代金融体系在 2007 年股市崩盘这个问题上责任重大。此后，这些机构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其所占企业利润的份额增加三倍以上。股市崩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纯粹的经济的角度探讨他们的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整体影响可能为负值：“金融体系的成功对实体经济的效益无所裨益，而股灾使财富从纳税人向金融家转移。”通过清除政治民主的残余，他们开始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其受害者愿意默然承受多久，这条路就会有多长。


来源：求是理论网 2012年03月05日 作者：（美）诺姆·乔姆斯基 牛田盛 译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毛主席不是书法家 康生才是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散木
    
    康生在会议上讲话。
    

    
    核心提示：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甚至还这样说：“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像康生真草隶篆皆通”云云，可谓推崇备至。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6日第B22版，作者：散木，原题：《康生和文人的交往》
    
    闲来读书，涉及到当年康生与几位学者的故事，思来可以作为解诠历史和了解历史人物的几个例子。这里提及的几位学者：陈垣、容庚，都是文史领域造诣极高的学者，恰好两人又都是广东人。
    
    与陈垣的通信
    
    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陈智超编注，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中，收有康生致陈垣的一信。书中，另有陈垣的去函，其称康生为“康老”，内容是关于康生“承询景宁是何年代”的，经过陈垣的查询，是“考历代纪元，有竟宁，无景宁”。（竟、景，通用，为汉元帝年号）而有意思的是康生的来函（1970年1月30日），以下是原信。
    
    “陈垣同志：
    
    ……您对历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交与党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工作尚未就绪，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如需要人帮助整理，亦可派去。至于稿费交党，此意甚好，但因您年迈体弱，应多加保养，希望你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请原谅。以后如有问题，请即来信为盼。
    
    祝您健康！
    
     康生
    
     一九七0年一月三十日”
    
    这是“文革”中的通信。原来，“文革”开始不久，陈垣也受到了冲击，北师大原配备给他的专职秘书刘乃和以及公务员、男护士都被调走参加运动，身边的亲人们则或被批判，或下放干校劳动，只有一名多病的次子在其身边，以及另外一名做饭的老保姆。
    
    1969底，陈垣的这个儿子因病重去世，年迈的陈垣因行动不便，曾几次跌倒在地，许久才被发现和扶起。于是，陈垣家人以他的名义致信周恩来和康生，反映情况。过了两三天，周恩来派军代表与北师大联系，将刘乃和及公务员、护士调回陈垣身边。
    
    不久，陈垣上书表示感谢，随即康生将其来信送毛泽东审阅，康生还呈文说：“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阅后批示说：“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翌年6月21日，陈垣病逝，其家属遵照其遗愿，将其一生珍藏的书籍、文物以及全部积蓄上交。这是一个当年曾感动过许多人的故事，而其中的康生大不似如今人们所认知的那个康生，是可谓历史的吊诡。
    
    多才多艺的康生
    
    在另一书《容庚传》（易新农、夏和顺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中，也记录了康生与容庚的一段故事。那是1962年3月，“康生驱车访容庚”，这在当时的中山大学曾是传为佳话的。
    
    康生与容庚，彼时两人交往，热烈地谈论他们共同的爱好：文物收藏、书画鉴定，当时两人还因容庚收藏的《兰亭集序》的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致使当时在座的学校领导目瞪口呆。然而也是因此，康生却十分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于是又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并亲自为他开具了介绍信。
    
    康生与容庚相遇于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即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广东省有关方面热情招待与会代表，并组织他们观赏戏剧，其时，容庚也受邀观戏，并被安排坐在周扬身边，在观戏休息时，还被介绍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于是这才有了两人接下来的交往。
    
    康生其人，可谓多才多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称之为“东海圣人”，除了他的收藏是党内知名的（甚至为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毅等所不及），他的书法也不时可见。这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所谓文物世家，他从小临帖）、参加革命后其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开艺术照像馆的（业余大量时间用于练字）、甚至他在共产国际工作间暇时也是以写字为乐的，后来又为了医治脑患，便“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如其所言，是“把校勘小说戏曲作为工作之余的游戏，疲劳之后的休息，好似有的人休息时打麻将差不多”等等。
    
    其“偶尔露峥嵘”的“法书”，可见之于北京琉璃厂“荣宝斋”他那“左手书”的题额及王冶秋《琉璃厂史话》（文物出版社）的题款。1961年《人民日报》创刊学术版由康生题写刊名，中华书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是由其题署书名的。学者宋云彬先生在日记中提及：“陈叔通客厅中悬有康生篆书联一副，画一幅，皆精极，余初不知康生书画造诣如是之深也。”（《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甚至还这样说：“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像康生真草隶篆皆通”云云，可谓推崇备至。传说康生曾自称其“康体”的左书，“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
    
    康生也精绘画。上海“朵云轩”曾在画册中收有他所绘国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所以用了“鲁赤水”的画名，就是以之“挑战”齐白石的。据说他还曾为毛泽东女儿的李敏教授书画。此外说到文史考证、版本研究等，康生俨然个中好手矣。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