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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志愿军战俘回国后被打成“右派”“叛徒” 2012/03/11

中华网 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原载《看历史》 　　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 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 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 “叛徒”，去往台湾？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 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 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 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 　　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 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 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 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 　　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苏联解体：公开性与多元化的后果 2012/03/11

作者：李慎明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事实正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历史的记忆被重新唤起。那些曾被推倒的伟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竖立起来。许多曾被颠倒的东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来。 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文化公园的偏僻一角，堆放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的塑像。这些塑像不仅残破不全、伤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上了年纪的莫斯科人都知道，这些雕塑曾伫立在莫斯科各个环境优美、行人如织的地方。它们曾是众人景仰的历史丰碑，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无比骄傲。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全国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中，这些塑像连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功绩与人格，遭到疯狂的攻击和嘲弄。�� 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所谓“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引发的一个严重恶果。�� 所谓“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确立并推动的一项重要改革方针。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公开性’在党内是件很震撼的事情。本来‘公开性’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然而在大众传媒完全放开以后，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公开性’使大众媒体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它所造成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后一直持续至今。”��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组织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调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又先后擢升他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随即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首当其冲的是苏共中央最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马克思主义者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取代他的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好友、带有自由化倾向的弗罗洛夫。1986年6月，《星火》杂志主编由雅科夫列夫挑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科罗季奇接任。此后，该刊物就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执行主席弗•伊•古谢夫说：“科罗季奇是一位思想很偏激的人。 他接任《星火》画报主编后，发表了很多阴阳怪气的政论文章。后来，大凡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都认为，《星火》画报是完全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一本杂志。”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1986年底，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小说《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抹黑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材料，更有艺术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1986年12月，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公开放映。这部片子是在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雅科夫列夫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组织理事会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说：“‘公开性’使很多人头脑发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都跳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在当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以后的“第二次解冻”。电视的宣传威力更为巨大。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性专栏，不仅言辞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电视屏幕，揭露苏联历史的所谓“空白点”，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大造舆论。��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7月15日，他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迈出的关键一步。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新闻出版法》这个法律不是关于出版的法律，而是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 法律只考虑出版界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 1990年上半年，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以后，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苏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国内外资本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新闻自由”的本质。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新闻自由”只是“公开性”的开始。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1988年以后不断升级，一浪高过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2010年4月，我们在俄罗斯采访，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多次表示：“苏联的解体也与某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以一己私利代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分不开。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颠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还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他无视全体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以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为由，伙同思想、理论、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精英”，竭力提倡“意见多元论”、“言论多样化”，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以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为借口，提出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进而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重拾起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作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攻击领袖、否定历史的手法多种多样。被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数，成几何级数地翻番。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87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在后来的交谈中，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肃反中确有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其中对‘第五纵队’的无情打击，则对于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茹科夫又说：“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斯大林当然应该负有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同样责任难逃。当时在他负责的地区，就杀了6万多人，有不少就是枉杀。在他就任总书记后，又利用职权，把相关档案全部销毁。”原《真理报》主编、前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说：“那段时间，把一切都忘记了，都失去了理智。共产党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对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功勋、取得的伟大胜利也都被忘记了，共产党在二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成就也被忘记了。后来在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 �� 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参见［苏联］《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说：“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说：“戈尔巴乔夫无数次攻击斯大林搞迫害。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原则。这一原则是由列宁确定的。从这一原则出发，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时期是迫害时期，他们没有把斯大林与当时苏联取得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不同的史学家对斯大林、对我们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我们对有些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是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与斯大林个人做出的伟大成就是完全不相符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战争废墟的国家。而到50年代初，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发达国家，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不仅把苏共和苏联的光辉历史给颠覆了，把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给美化了，而且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而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是对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一个绝妙的注解与讽刺。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说：“为了这件事，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他们要找出谁是此事的主谋。大家都在质问我，只是没有说出我的名字而已。我总体上正面评价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卫苏联、捍卫苏联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讨论了两天；而成千上万的反苏联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没有讨论过。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对我说：‘我们搞清楚了，背后不是你，但你支持她的观点。’在清查此事的过程中，雅科夫列夫等人更是卖劲。但也有不少人赞同安德烈耶娃的观点。”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文章公开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对一名普通党员反映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兴师动众、批判问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打压马克思主义派，为即将召开的彻底转向资本主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思想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本质上就是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还带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反共分子公开焚烧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塑像严重被毁。党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地位急速滑落。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骤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人数。 不仅如此，反共反苏势力还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而经济衰退则是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曾被视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卫士被丑化成极权制度的帮凶。诋毁军人及其家属、否定军队曾经有过的革命历史成为时髦。1989年第比利斯四月事件后，本来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军队成了出师无名的不义之师，而煽动民族分裂的暴乱分子反而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使苏军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1988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而主张西化的“民主派”与民族分裂势力正是利用苏共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主动让权和解除武装之机，夺取了苏共的政权，解体了苏联。�� 20年过去了。当今俄罗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岁月，仍痛惜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拉丽莎•科托娃说：“我们所有人包括老战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那个困难阶段。可我们都挺了过来。后来，这段光荣历史遭到否定，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这些历史在慢慢恢复，我们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鲁扎某学校历史课教师马林娜•科夫希科娃说：“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的记忆，那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轻人里，培养这种记忆历史的情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二战老兵、鲁扎区老战士委员会书记鲍里斯•科多夫说：“我认为苏联值得怀念，因为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苏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品德，我们要把它们一代代地传下去。” 在以“母亲”命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广场，我们意外地遇上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新郎表示：“在这喜庆的日子，我们来到祖国母亲纪念碑身边，为她献上一束花，为那些在1941年到1945年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献上一束花。”为祖国母亲献花，为那些为保卫祖国母亲而牺牲的英雄们献花，是这座城市每一对年轻人举行婚礼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说：“现在差不多有70%的俄罗斯老百姓很尊敬斯大林。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很尊敬他。”�� 2010年7月，俄罗斯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的电视辩论节目，其主题主要涉及苏联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当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这一问题时，72%的电视观众和88%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93%的电视观众和86%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因上述两个结论完全出乎被资本操纵的主办方的预料，这场辩论在中途便被操纵者强行终止。 斯大林曾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事实正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历史的记忆被重新唤起。那些曾被推倒的伟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竖立起来。许多曾被颠倒的东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来。 本文选自《红旗文稿》，为《居安思危之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电视片解说词，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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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荒唐“流氓罪”：青年因想女人被判12年 2012/03/09

文革中荒唐“流氓罪”：青年因想女人被判12年 新华网 [导读]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迷惘的“殉道者”》 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有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缠绕着你——一条叫寂寞，它啮咬着你的心灵；一条叫饥饿，它折磨着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时间里，曾和我同住过一个监号的犯人先后有上百个，大都是萍水相逢，过后即忘，但有一个人在和这两条毒蛇的搏斗中都有令人吃惊的超常表现，让我终身难忘——不要误会，不是敬佩，而仅仅是惊讶。 他叫裴和阳，是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释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悲剧下场。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内容倒不发愁，“小报学大报，大报学梁效”，跟风学样就行，不会有多大差错。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 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代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 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 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认识一个当年曾在全省巡回做“讲用报告”的人，从此踏上仕途，后来青云直上，最后当上了省级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 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 ——是想女人。 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于是，他站到讲台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把这些隐秘一一道来： 在打麦场上，借教某某女孩学骑自行车的机会，伸手摸过她的屁股…… 在菜园小屋躲雨的时候，借帮某某女孩拧湿衣服的机会触过她的乳房…… 在村边的池塘边上，曾偷窥过女孩们洗澡…… 没人的时候，他偷吻过晾衣绳上的女人内衣…… 夜里做梦时，曾梦见和某某拥抱在一起…… 一桩桩，一件件，他以“脱裤断尾”的决心，沉痛地坦白了这些当时没人知道，但又绝不可原谅的丑行和思想，痛骂自己猪狗不如，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这都是放松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坏书所致。他还痛下决心，今后要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争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轰动！效果十分轰动！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预想的那种轰动。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上就骚动起来，有的女孩哭叫着冲出了会场，有的家长跳起来怒骂，还有人举起拳头要打他…… 他目瞪口呆。 主持人狼狈地宣布散会。 几天后，一纸“逮捕令”展示在他面前。上面“犯罪缘由”栏上写着“流氓罪”三个大字。 手铐一戴，他就来到了看守所。 听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后，同号的犯人都很失望，说没彩头。 老犯人韩栓紧鄙夷地怒骂道：“傻X！”然后转过头去，哼起了小曲：“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裴和阳木木地僵坐了几天，失神的眼睛一直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动。 我发现，过了几天以后，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点生气。特别是街头的大喇叭声隔着高墙飘进铁窗时，他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别的老友。 当时许昌县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个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古老监所，与有名的“关云长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只有一墙之隔（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建起了“春秋楼公园”，看守所迁往城外，原址拆毁，成了公园的花坛）。裴和阳来到时，喇叭里整天播送的都是“评水浒、批宋江”的内容。 看得出，这些声音使他兴奋起来了。他走到门前，把头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笔和纸张。看守问他做什么用，他说要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拿到纸笔后，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写起来，一会就写满了十几张纸。 听说我上过大学，他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说请我提点意见。 我一看，这哪是什么检查交代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记得第一篇的开头写道：“邓小平的杏黄旗一举，牛鬼蛇神们纷纷云集……” 我苦笑着说：“你还有心思干这个？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人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了。再说，你写的这些，不都是抄报纸上的吗？有什么意思？” 他正色回答我：“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我成了什么样，我都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批邓这一大仗，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放风”时，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给了看守，并且还要求再给些纸张，说他要继续写。 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长翻了翻他写的东西，黑着脸把他训了一顿：“给你纸笔是让你写检查交代的，谁让你写这些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你写吗？” 最后断然地说：“不给了，不给了！” 裴和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呆若木鸡了，终日再无一言。 过了两天，是犯人家属来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韩栓紧家人给他送来了冬衣和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细白的卷纸，而是农村土造的粗糙黄色的“草纸”。 裴和阳的眼睛又发亮了。他凑到韩栓紧身边，讪笑着说：“老韩，这纸给我几张，好吗？” “干嘛？”韩没有好声气地问。 “我看这纸也能写字，我还想写大批判文章，求求你。” 韩栓紧眼珠一转，阴笑一声，说： “行啊。可没有白给你的道理。想要，拿馍来换，一个馍换一张！”他可真不愧是个“投机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里开饭时，每人每顿是一碗汤，一个馍。汤是萝卜青菜汤，有几根粉丝，上面飘着几个油星；馍大都是黑色的薯干面做的，过年过节才是白面和薯干面的花卷。裴和阳如果拿馍换了纸，就只能用那碗清汤充饥了。 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他一连多日，顿顿只喝菜汤，把馍省下来，找韩栓紧去换草纸。 每拿到一张，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细密的小字在纸上写起来，写得纸上几乎没有一点空白处…… 他枕边的“大批判文章”一张张积累起来，居然成了厚厚的一叠；同时，他眼见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脸上黄里透青，两只眼睛显得越来越大，放射着疯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来不断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岗楼上突然架起了机枪，看守点着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带出了大门。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开公审宣判大会了。 中午时分，门外汽车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来了。回来的是判了徒刑，没回来的是已经执行死刑了。 幸好，裴和阳回来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号里的人急忙问道。 裴和阳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轻声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个监狱或劳改场去了。 我注意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叠“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了起来，装到包袱里，带走了。 从此，我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

爱因斯坦风流成性：一生至少交往了十个情人 2012/03/10

人民网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爱因斯坦，还是一个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尽管他没有潇洒的外表，甚至衣冠不整、蓬头散发，整天沉迷在物理学研究中，但他一生却有过两个妻子和至少十个情人，可见他是一个多情的人。 　　 前不久，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首次公开了爱因斯坦的一批私人信件，向世人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一面。这批信件中，一共提到了爱因斯坦的六位情妇，其中，有金发碧眼的奥地利女郎，有腰缠万贯的犹太寡妇，还有风情万种的花店老板、善解人意的女秘书等。 在爱因斯坦写给第二任妻子艾尔莎及继女玛戈的信件中，他毫不忌讳地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他直言，有些女人对自己展开狂热的追求，实在无法抗拒，其中一位是女儿玛戈的朋友、柏林名媛米哈诺夫斯基，这个女人比爱因斯坦小15岁，还一直跟着他去了英国牛津。1931年，爱因斯坦写信给女儿玛戈说：“M跟着我，又追着我，简直难以控制。我会叫她立即消失的。”他又说：“所有女士中，其实我只属于L女士，她绝无恶意又亲切。我不会理会人们怎么议论我。”L女士是指富家女Margarete Lenbach，她经常让司机深夜开车接送爱因斯坦，和自己秘密约会。爱因斯坦第二次结婚后，又爱上了朋友的外甥女Bette Neumann。他一度想把这个女孩子带进自己的家庭，后来发现无法被家人所接受。爱因斯坦写信向 Neumann告别时，充满柔情地说：“凡间把我拒诸门外，我唯有在天上的星空寻找。” 爱因斯坦风流成性，对妻子却十分冷漠，对家庭和儿子更是漠不关心。为了研究科学理论，爱因斯坦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冷落了妻子米列娃和两个儿子，后来米列娃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移居瑞士苏黎世。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食物匮乏，缺乏家庭照顾的爱因斯坦胃病发作，幸好得到堂姐艾尔莎的悉心照料，两人由此产生恋情。1915年4月，儿子汉斯·亚伯特写了两封信给父亲，要求他在春假期间前往瑞士探望他们兄弟。其中一封信中说： “亲爱的爸爸，你知道吗，弟弟已经懂得乘法和除法了，我现在在学习几何计算。妈妈给我出题目，我们有一个小本子，我可以跟你一样做得那么好了。但为什么最近你不写信给我们了呢？我只希望复活节你 能来瑞士，我们可以再次拥有爸爸了。” 爱因斯坦看到信后，十分想念儿子，可是由于战争爆发，爱因斯坦无法如期前往苏黎世。他给儿子回了明信片，答应会在7月到来，一起去瑞士阿尔卑斯山远足度假。然而，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关系却日益恶化，两人的通信还为金钱和度假时间问题发生争执。 1915年6月底，汉斯·亚伯特给父亲寄了一张简短的明信片，信中说：“你应该跟妈妈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不是唯一做决定的人。但如果你对妈妈的态度不好，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度假了。”汉斯·亚伯特在落款签名时，没有像以前用“阿杜”这个昵称，而是仿效父亲在正式书信中所用的“A.爱因斯坦”称谓，这反映出他对父亲的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