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博报　

最近有接二连三地有网友问我，为何没有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的话进行评价；说这是今年两会的一个亮点。我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以此来制止我们社会的“官满为患”。结果老百姓欢欣鼓舞，说这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从而在全社会引起轰动。

其实中国官多也不是现在才引起注意，当我们社会把县提升为厅局级县时就引起争议；结果后来竟然是镇提升为处级，最后是村就成为了科级。当然科级下面不能没有人呀，于是村民组长升级为科员；这还不算，又把一些党员提升为辅助干部。这就是我们社会公务员越来越红火后的改革，从而使中国的官比扩军还快；这才是中国社会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而我们社会的官却是每年都翻番。

为何我们社会的官每年翻番，这应该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因为我们社会最先富起来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我们社会名副其实的官。结果富起来的官由于人数少的原因，是不是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虽然我们社会鼓励大家致富，但是官员致富还是只能羞涩地隐藏；因为我们社会是‘出头的橼木最先烂’，更何况我们社会还有纪委管腐败；所以中国的官即使自己真的富了，也决不承认自己是富起来的人。此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公款吃喝玩乐，如果只有领导那是不是太暴露了呢；为了不太显露自己，只能是拉陪衬；结果副手多了。然而这还是人数太少，而想吸收全部的老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慢慢地以各种名义扩充干部队伍。如我原来单位先是将大班长纳入干部管理，结果还是人数太少；最后将正式工纳入以工代干的管理，因为现在干活的全部是农民工和合同工。这样一来即使是公款吃喝玩乐的人也多，法不责众的中国普遍存在这种心理；最后富起来的人群也比较大，从而彻底解决了我们领导先富起来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现状。

是啊！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所以刘锡荣感叹地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他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我在某地搞项目时遇到一位老村干部对我说：“现在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所以村干部成为了财务会计；也就是管管老百姓的粮食补贴或土地赔偿款的分配，根本不领导老百姓干什么。所以村干部闲了反而不愿意干这具体的事，于是就又招一些干具体事的人；结果村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一个不领导一个老百姓的村干部就有几十个；因为书记和副书记多少个，再加上主任和副主任多少个；结果下面还要办事员，这就是现在村干部的办公大楼都是多少层的原因”。所以老百姓不理解，现在的村干部都不领导农民发家致富了；咋他们的队伍还越来越大呢，竟然还有大学生的挂职村干部；这些人在干啥呢？

其实中国的国情应该是官最少的社会，因为我们是领导指示的社会；所以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好领导就行了，其它就是配备一名助理；专门从事按照领导指示来布置工作。但我们社会却是官最多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官；我们的事业单位大小领导也都是官，我们的大专院校的各级领导同样是官。就连我们的国企管理者，他们还是官。正因为如此，中国实际官的总数应该超过亿；所以说裁减九千万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些机构不需要改革就能照样运行；这就是中国社会可以裁减百分之九十的官的来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样的裁减官后，我们社会管理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而且其工作过程不会走样。现在是和尚多了，最后经也念歪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特有的‘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原因。

由于我们社会现在的官全部是复合型人才，党政工一肩挑没有问题；而且没有相互推委的现象。这样我们社会的领导干部就能裁减百分之九十，而其配备的资源是不是也能节省百分之九十呢？如果我们再采用实际带领多少老百姓致富的原则来定编，我们社会的机构又能裁减百分之九十。你想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都自谋出路了，你这干部领导谁呀。由于我们现在的编制不考虑一个干部应该养活多少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按照级别来定编制；结果我们社会很多单位已经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但还是处长、副处长一大堆。

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无论采取什么途径精官简政，它最少可裁减百分之九十；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呀，我们不仅老百姓养不起；我们的国家也难以承受这重负呀。现在是两会有人说，我们才敢说；如果两会不说，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这两会说的建议，到我这里是不是又要被删除？我还真的不知道！

中国老百姓到底能养多少官员，这个问题大概没有人计算过，不过，在今年两会期间，的确有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并且值得讨论和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刘锡荣认为，现在中国的官太多，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尽的空间，他举例说明，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一直存在着，老百姓的一句俏皮话最能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扔个砖头能砸着八个副科长”，机构臃肿，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给纳税人造成负担，历来都是中国行政机构的弊端，受到社会所诟病，但是这样的问题却总是得不到解决。原因何在？这当然是行政组织机构模糊不清造成的。到底一个政府机构需要多少人？哪些人分管什么，哪些事务是否需要兼管，有无必要单设专人专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只要当地领导一句话，说成立一个什么机构就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说让谁来管就让谁来管。这些被提拔到新任岗位的官员，要么是领导的亲朋好友，要么是花钱卖官者，有时，为了照顾到自己家族中人，当地政府领导会设置不少副职，让自家的姐夫、妹夫，外甥、表弟来担任，就这样，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便成了某些家族的势力范围，外人难以挤进，给集团化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这样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中央的重视。

刘锡荣谈到财政预算时这样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专家，刘锡荣代表的确是中国的明眼人，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的政府机构一年到底能花多少钱？谁做过准确的预算呢？一笔钱拨下去，能否用到该用的地方，上级似乎并不在乎，只是到年底听听下面的回报就行了，其实，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下面的人随便列一个清单就能解决问题，上面只是完成了他给钱的任务，却不管下面怎么花钱。其实，这些钱在正常开支是富富有余的，一时还没有那么多项目需要花钱，可是到了年底，上面给的钱没有花完，这怎么办呢？下面的人不是傻子，他们当然会把这些钱巧立名目，列出清单，搞的堂而皇之，天衣无缝，然后把这些钱装进个人腰包。所以，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点到了中国社会的死穴，政府财政收入纳入计划，以及将审计署划归人大只管是个不错的建议。

刘锡荣在谈到厘清政府职能时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刘锡荣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政企不能分开或者是藕断丝连，是造成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一些国企业的领导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政府中兼任副职，，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投资者进行吃拿卡要，或许提出暗中参股的要挟。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为了个人利益互相勾结，在设定员工工资时以最低标准看齐，企业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剥削员工血汗来收买地方政府官员，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于是便造成了官商勾结的分配不公。

很显然，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在没有独立司法的社会体制里，政府官员左右着司法机构，监督机制只是父亲管孩子的模式，哪位父亲忍心将自己犯了错误的儿子杀死呢？所以，笔者认为，要解决刘锡荣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中国应该在政治体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让司法从政体中独立出来，让监督机构成为政府官员的克星，让独立的司法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官员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利剑所伤，给他们造成做官的风险，看还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考试蜂拥而至？如果真的达到这个程度，便只有那些真正有为人民服务抱负的有志青年才会进入官场，这样的官员自然也会清正廉洁，官员数量自然就会相对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就随之减轻了，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就逐渐淡化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搞小金库，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锡荣还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他说。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理清政府职能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绍兴俞正声家族——中国近代最显赫家族(组图) 2012/03/11

导读：历经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全盘打通，家族成员横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美国、中国大陆，这样的家族惟有绍兴俞家。 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景色秀丽，物产丰富，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胜迹。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秋瑾、鲁迅、蔡元培等等。毛泽东曾有感地赞叹：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哪一家？蒋家？宋家？毛家？邓家？江家？都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是绍兴俞家。历经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全盘打通，家族成员横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美国、中国大陆，这样的家族惟有绍兴俞家。 俞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说起来还和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孙女，嫁给浙人俞明震，俞明震何许人也？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浙江绍兴人，著有《孤庵诗存》四卷。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俞家共有三兄弟，分别是俞明震(恪士)、俞明观、俞明颐(寿臣、寿丞)。甲午战争时，俞明震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也曾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任督办，也即校长。 俞明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到了现在的日本北九州的东北大学医学院（原来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位学生名叫周树人。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当然了，这只是这个家族有关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俞明震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曾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人称“俞庄”。 俞明震的岳父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与沙俄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经过曾纪泽的力争，《里瓦几亚条约》被废止。名闻一时，有爱国之声，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家。 俞明震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老大俞启孝出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老三即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亲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俞家的大姐俞珊，其实排行老大，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受到社会尊重，在她当年的追星族中，竟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诗人徐志摩。很多朋友在她父亲跟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俞珊后来嫁给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赵太侔，又名赵畸，山东益都人，是193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江青、崔巍等人的恩师。 小妹俞瑾，是妇产科专家，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据俞瑾回忆，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上门而来。但在俞明震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１９３０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1939年，在晋察冀抗日前线。右起：舒同、关向应、贺龙、罗瑞卿、吕正操、聂荣臻、黄敬 俞家三少爷 还是说说三少爷俞启威吧（他后来化名黄敬），老大，老二，老四兼娶了名门之后，唯有三少爷行为放荡不羁，家人也无奈。不想，一日三少爷启威与一名叫李云鹤的山东女子结婚，俞启威20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期间，认识大学图书管理员李云鹤。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入党。两人后来同居，之后又分手。这个李云鹤便是后来的江青。1937年，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俞启威后来与范瑾结婚，范瑾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是著名历史学家，第九届中央委员范文澜的妹妹。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俞启威（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兼市委书记，1952年调北京出任第一机械部部长。1958年因病去世，年仅46岁（传说他因被毛泽东当众训斥，惊吓过度成精神病而去世，一代名门之后，遇到先帝这样的一代枭雄，就是这个下场）。 俞启威和范瑾育有二子：长子俞强声，次子俞正声，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俞强声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1983年设立中国国家安全部时他被选调进入。 1985年，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外事局主任的俞强声叛逃到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四次叛变事件之一，也是四次中最早的一次。由于俞强声的叛逃，导致当时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被解职，国安系统不得不予全面换血。俞强声叛逃到到美国后又名俞真三。（两年后到南美某个国家去旅游时，被我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陈三立老人与家人春游北平吴氏海棠园（1936年） 俞明震小妹俞明诗，是陈三立的夫人，这个陈三立就是维新派主将，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的大儿子，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但戊戌变法后，甚少插手政治。陈三立是俞明震的好朋友，俞明诗还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陈寅恪、大画家陈衡恪的母亲。陈三立与俞明诗生有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三子，及一女陈新午。 台湾俞氏一脉 俞明震的三弟俞明颐，其妻子曾广珊也是曾国藩的孙女，他们育有子女十三人,三子早夭,余下五男五女。长子俞大维，美国留学，后来到了台湾发展。想当初金门823炮战，在岛上的两个一个是胡琏，另外一个人就是“国防部长”俞大维。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胡琏是黄埔四期，当年一人独守夔门，与日军激战半月不退，50年代金门一战，更是国军之中流砥柱，俞大维何德何能，反居胡琏之上？这个俞大维可了不得，身为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俞杨和。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俞祖声（和俞正声一辈的）。这是这个家族在台湾的布局。 而俞大维之妹叫俞大彩，他的老公叫做傅斯年。当年这厮可是在老蒋面前撬二郎腿的脚色哦。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叶剑英夫人曾宪植1989年因病去世。终年80岁。 回过头来再说说俞明震的小姑的女儿。也就是曾国荃的玄孙女，她的名字叫曾宪植，她的丈夫名叫叶剑英，她与叶帅生有一子，取名叶新平。换句话说，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黄敬）也得管叶帅叫姑父。 俞正声之妻张志凯，岳父并非外界所传的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而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俞正声与邓朴方的关系友好，他在80年代初期邓朴方请他出山担任"康华"公司总经理（大概在80年代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知道康华公司的来历与背景），与邓家关系非同寻常。邓小平原来准备安排他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用其个人关系去搞台湾关系。但俞正声在92年十四大时意外落选中央委员，而原统战部长丁关根已经改任宣传部长，不得不提拔王兆国任统战部长，而王兆国本缺台办主任又没有物色好接班人，只能让王兆国再兼任两年台办主任。 1952年秋天，重工业部撤销，分别建立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汽车工业归一机部领导。一机部部长即是黄敬，一机部建立汽车工业管理局，张逢时任局长，江/ZE/民即任副局长。 1953年7月15日，位于长春的一汽举行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林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会上黄敬讲话，李岚清、王恩魁等六名年轻共产党员，将刻有毛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基座上。可见对江泽民和李岚清这些老机械、老汽车来说，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一直是他们敬重的老领导。 近现代中国史上，除了宋氏家族以外，君见过如此复杂深厚的关系吗？囊括了曾国藩、谭嗣同、鲁迅、吴昌硕、江青（毛泽东）、蒋经国（蒋介石）、陈宝箴、陈寅恪、邓家、叶家、江家、李岚清这些我们还不知深浅的交情。 山阴俞氏家族考 俞氏始祖俞德，字处约，原藉杭州，徒居义乌凤林乡。俞德学业有成，南宋末年，被举荐任松阳县教谕。他往返括、婺之间，经常路过九龙山下的一处朱颜小村，此处溪山迥环，田园明秀，深为其所爱。宋末明初，兵乱频发，时局维艰，俞德厌倦仕途，淡泊名利，遂率家来此卜居。俞姓在此安家立命生息繁衍，而原有的朱颜两姓日渐衰退乃至消失，村庄为俞氏家族所代替，历经32代，至今已逾800余年。 俞德之后四代单传，到了第五世俞涞，开始人丁兴旺，他四子中三个儿子的后代子孙，成为如今俞氏家族的三大主要支脉。 俞涞与刘伯温之间的关系，据俞氏宗谱所载，两人为少时处州读书同窗好友，而后刘伯温与俞家的布衣之交，一直延续至俞涞的后代。刘伯温辅助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者，力荐俞涞的孙子俞继祖为南京锦衣卫镇抚。俞涞八代孙俞大有，中殿试二甲进士，任礼部观政。明中业起，俞氏子弟科举中的举人、贡生、廪生等不下几十人，其中不乏进入仕途。自清乾隆后，俞氏家族中的殷实之户增多，纷纷不惜巨资兴建厅堂楼阁，错致有落的大批民居建筑，使俞源村落布局大为改观。保存至今的50余幢古宅民居，多为这段时期所建。俞源村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淳朴的耕读家族文化，以及精深的明清民居古建筑，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阴俞氏与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关涉很深。山阴俞氏家谱辈份排行的用字是“文明大启声振家邦”。 山阴俞氏家族简表 俞德，字处约，山阴俞氏始祖，南宋末年，被举荐任松阳县教谕。 俞涞，俞氏五世祖，俞氏始人丁兴旺。 俞文葆 浙江山阴俞氏家族先祖，长期在湖南做官，曾任东安县令、兴宁县令。生有三子一女， 俞明震 俞文葆长子 晚清著名文人，鲁迅之师，夫人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之女 俞明观 俞文葆次子 著名画家 俞明颐 俞文葆三子 湖南督练公所兵务总办，夫人曾广珊，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女 俞明诗 俞文葆之女 其夫陈三立，陈宝箴之子 俞明震系（居大陆） 生有一子五女 俞大纯 俞明震长子 留学德国，陇海铁路局局长，生有四子二女 俞启孝 俞大纯长子 留学美国，天津当教授 俞启信 俞大纯次子 德国出生，专攻化学 俞启威 俞大纯三子 天津市市长兼市委书记，第一机械部部长，前妻江青 俞启忠 俞大纯四子 留学美国，北京当教授 俞珊 俞大纯长女 著名演员，其夫赵太侔，曾任山东大学校长 俞瑾 俞大纯次女 著名妇产科专家，博士生导师 俞强声 俞启威长子 国家安全部外事局主任 俞正声 俞启威次子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俞明观系 （居大陆） 生有二子二女 俞大绪 俞明观长子 俞大经 俞明观次子 俞大光 俞明观三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武器引爆系统设计者 俞大慈 俞明观长女 俞大蕊 俞明观次女 俞明颐系（居台湾） 生有五子五女 俞大维 俞明颐长子 台湾“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 俞大纶 俞明颐次子 留学美国，临行前失足身亡 俞大绂 俞明颐三子 中科院院士，中国现代植物病理学奠基人，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俞大絜 俞明颐四子 体弱多病早夭 俞大纲 俞明颐五子 中国戏曲专家 俞大緈 俞明颐长女 俞大绚 俞明颐次女 难产身亡 俞大缜 俞明颐三女 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 俞大絪 俞明颐四女 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著名化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昭纶之妻 俞大彩 俞明颐幺女 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其夫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扬和 俞大维之子 中德混血,私生子，非陈新午所出,其妻蒋孝章为蒋经国之女 俞方济 俞大维次子 俞大维和陈新午的孩子，天生弱智 俞小济 俞大维三子 现居美国弗吉尼亚州 俞祖声 俞扬和与蒋孝章之子，蒋家第四代中的重要人物。 俞明诗系（居大陆） 陈三立 陈宝箴之子 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 俞明诗 陈三立之妻 陈衡恪 陈三立长子 近代著名画家，拜吴昌硕为师 陈隆恪 陈三立次子 近代著名诗人 陈寅恪 陈三立三子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国学大师 陈新午 陈三立之女 嫁给表哥俞大维为妻 注： 范瑾，俞启威续室，俞正声母亲，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是著名历史学家、第九届中央委员范文澜之妹。 曾昭纶为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曾孙，中国核武器专家 人丁兴旺，英才辈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家族。 俞大维和家人在一起 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座的江、朱、李、胡、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人民网

邱會作說：在林彪問題上周總理在找退路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7日）下午4時，周總理給我打電話。總理說：“剛才，我同黃總長打電話，他理髮去了。現在，我把要同他說的話，先同你說一下，等會兒你到山上去同他說一下，我現在就去睡覺了。”

周總理說：“現在有好多跡象表明，三北邊防是有些情況的，值得重視，你告訴黃總長今晚召開一次各總部、軍兵種首長會議，把三北情況很好研究一下，並要儘快落實。—切工作都要具體化，戰備工作還是由由黃總長負責。告訴黃總長可不許撂挑子呀！”

我回答說：“總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黃總長報告。”

周總理又問：“你現在幹什麼？”

“我在想問題，準備寫報告。”

總理說：“想問題就很好。對歷史上的事，不想是回憶不起來的。會作呀，你的水平怎麼這麼低呀。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說：“總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覺悟也很低。對現在發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說不清楚，更是寫不清楚。”說完，我的眼淚就隨之流下來了。因為，總理都說出“你怎麼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這樣的話，可見總理的態度在變化，他是在林的問題上自己在找退路，總理太不容易，能退出去最好。那我們這些人只能坐以待斃。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是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我不和他搞在一起，還能和誰搞在一起？！

“啊！”總理叫了一聲，有些吃驚地說：“你還說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這是不對的。你的事沒有多少，黃、吳麻煩一點，黃總長是橫豎看不起江青。你過去同我說過的那些問題，現在證明你說得是對的，對那些問題，我是不會忘記的（總理說到這裏我的心裏很感謝他）。最近兩、三天內，我會抽時間來找你談，你的情況我還會同毛主席 談。據我現在瞭解的情況，你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是保你的。一會你見到黃，也要給他做工作，儘快向主席表示態度。”

我說：“這個時候做黃的工作有難度。總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耍霸道，有意挑釁，黃肯定不幹了，也幹不下去了，黃是個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總理說：“你去做工作嘛！批陳整風會上，黃不肯檢討，說他在廬山沒有發言，還跟我們講黨性原則。後來，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檢討，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好，照總理的指示辦。”

接完總理的電話，我一時感到輕鬆多了，我對在場的胡敏和路光說；“這下好了，總理保我了。快搞飯吃，我們上山。”（《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