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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读温家宝!/薄熙来胎死腹中的一步棋/两会结束 被旅游维权人士陆续回家
發佈時間: 3/19/2012 2:20:28 AM 被閲覽數: 2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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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读温家宝!


2012/03/18 


作者:方绍伟

温家宝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这些说的都是“一党法治民主”,根本没有半点“多党宪政民主”的影子。

“两会”闭幕后,温家宝举行担任总理期间的第十次即最后一次记者会,长达三个小时的答问也被认为是他的“告别演说”。温家宝坦诚地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

如何理解温家宝的坦言,成了许多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关键之处在于,我们是按照一种自我愿望去解读,还是按照一种特定认识去解读?

按照一种自我愿望去解读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杨恒均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温总的思路与思想可以归纳为12个字: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按自我愿望去解读当然不是一种错误,但它却是一种“移情”,是一种“我希望如此,所以他也一定如此希望”的思维方式。

简单地说,“确立目标,凝聚共识”是杨恒均的愿望,不是温家宝的本意。注意,我这里只关心“事实是什么”,不关心“愿望好不好”。杨恒均的目标是类似于“美国立国之初就确立未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的伟大目标”,即“多党宪政民主”的目标。很显然,温家宝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确立这样的目标。如果一定要说温家宝确实有一个大目标,我认为它可能是“一党法治民主”的目标。

在社会分化已经相当充分的当代中国,“凝聚共识”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实里存在的只是“强加共识”。杨恒均把“多党宪政民主”当成共识,我尊重这个立场,但我认为杨恒均的这个自我共识,根本不可能成为哪怕只是多数中国人的总体共识,除非杨恒均也要搞“强加共识”。实际上,杨恒均也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就这种‘大目标’与路径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作出“确立目标,凝聚共识”的解读呢?

原因当然很简单,杨恒均希望把“多党宪政民主”的目标当成共识,在这个希望的压迫下,他毅然决然地把温家宝的“一党法治民主”朝着“多党宪政民主”的方向解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简单,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普选,二是破除政治垄断。在“一党法治民主”与“多党宪政民主”之间,重叠的部分是普选,所以,杨恒均把“一党法治民主”朝着“多党宪政民主”的方向解读,就显然是一种故意的过度解读,其“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法治与均富的宪政民主”一说,显然是在模糊民主的双重含义。

大家现在的疑问可能是:说杨恒均“移情”可能有理,可凭什么说,温家宝的目标是“一党法治民主”而不是“多党宪政民主”呢?

在我看来还是非常简单,温家宝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这些说的都是“一党法治民主”,根本没有半点“多党宪政民主”的影子。

另外,温家宝说:“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句话可能会被认为有“多党宪政民主”的影子,但是在说到中国时,温家宝是这么说的:“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也就是说,一说到中国,温家宝强调两点:一是从村、乡到县的民主普选,二是“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显然,这些说的也都是“一党法治民主”,根本没有半点“多党宪政民主”的影子。

更加重要的是,温家宝的这个信念是真诚的,余杰把他说成“中国影帝”,那是另一种明显的误读。在非西方世界,国家领导人有“尊重人权”和“蔑视人权”两种。“尊重人权”的领导者懂得并接受“平等人权观”,但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全盘否定自己的政治传统,或者不认为应该全盘采用西方的“多党宪政民主”。在政治自由、民富国强、社会安定这三大问题上,他们往往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思维方式”。他们在否定西方的“多党宪政民主”时,一方面包含着巩固现有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西方“多党宪政民主”的实际社会后果的担忧。

强调“多党宪政民主”的不良后果,往往被认为只是统治者的借口。我非常同情这种观点,但同时我也发现,“多党宪政民主”在后进国家的不良纪录,也确实影响了那些懂得并接受“平等人权观”的领导人的观念,他们也确实认为“国情很重要”,“西方的那一套行不通”。

我的观察是: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民主”在后进国家没有不良纪录;而那些懂得并接受“平等人权观”的领导人则认为,“西方民主”确实可能给后进国家带来了动荡、腐败、停滞、分裂和内战。在此之外,任何站在中间角度的诚实者也都看到:“非西方民主”也没能避免腐败,而为避免动荡、停滞、分裂、内战,“非西方民主”也付出了“低人权低自由”的代价。

基于此,我判断温家宝的“一党法治民主”信念是完全真诚的。他所说的“谣诼不断”,“不为所动”,“有些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在他的内心深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但体制痼疾很多,难度很大,他在尽力,一切不能乱着来,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是在警告,“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往左去,也可能往右去,但两者都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他不认同“多党宪政民主”,也无需表演,他确实相信“一党法治民主”。

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去理解现实可能很惬意,但由此得到的现实肯定是扭曲的。

辣椒城
 
 
 
 
薄熙来胎死腹中的一步棋

2012/03/18 


多维新闻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令人唏嘘。回想薄熙来到重庆后的每一步,“唱红打黑”到民生改革的全面铺开,再由“共同富裕”到“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不得不说,薄熙来“虚实结合”,赢得了掌声。据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其实,薄熙来还有极其重要的一步棋,那就是两江新区的扬名立万。薄熙来的“军师”、“红色重庆”的策划人——徐鸣刚刚调整到位,王立军事件让一切戛然而止。

两江新区,是中国的第三个副省级新区,前两个分别是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享受国家给予浦东、滨海同样的政策,包括对于土地、金融 、财税、投资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

虽然两江新区2010年5月7日就已获国务院通过,2010年6月18日正式挂牌成立。自成立以来,确实表现出不俗的成绩。根据重庆市外经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重庆投资,新区成立一年来新增500强企业总数几乎翻了一倍,已超过110家。仅2011年上半年,两江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达13.5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6%。 但有关人士表示,“两江新区还未真正启用”,颇让人玩味。

据了解,原本按计划,两江新区应该是在今年两会期间“闪亮登场”。从重庆方面获悉,原本此次“两会”期间,重庆代表团准备主谈经济民生,特别对两江新区的宣传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预备像前两年谈唱红打黑,谈“五个重庆”那么去操作。之所以选在今年,首先是前期准备铺垫工作基本完成,更为关键的就是这个“时间点”。

一方面,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省区市陆续召开本地经济工作会议,东部省份更多强调今年形势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困难,更加侧重于稳定增长基础上,加快结构转型;而西部省份则更加强调“进”,强调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现实的情况,刚好能配合上,两江新区的成立从国家战略上可以看作是新一轮西部大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另一方面,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改革的探讨空前热络,而两江新区是特别得到国家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

此前,两江新区一直犹抱琵琶,就是准备借此大势,强力出击。往大里说,两江新区可以树一个西部的典型,往小里说,薄熙来年年都能有亮点。为此,2011年12月,还特意安排翁杰明和徐鸣职位对调,由徐鸣任中共重庆两江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和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两江新区的所有事务。

此前多维新闻曾独家报道,徐鸣是薄熙来的心腹(相关内容见《薄熙来“智囊团”中的影子人物——徐鸣》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9-22/58147616.html)。还在商务部的时候,薄熙来就已经是徐鸣的上司,并一路提拔,后薄熙来被“贬”重庆,徐鸣也尾随而至,并精心策划“唱红”为薄熙来打响在重庆绝地反击的第一枪。徐鸣不仅深谙薄熙来“心事”,凭借着他在商务部的多年工作经验,以及国资的运用和对加工贸易企业的了解,也奠定了徐鸣在重庆经济改革领域上,亦有发言权。所以,薄熙来特别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但人算不如天算,当一切安排妥当只等东风的时候,王立军事件发生,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虽然,张德江在3月15日重的重庆市委干部大会上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重庆带来了发展机遇,国务院制定的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意见及设立两江新区,为重庆提供了政策支持。相信,两江新区的建设并不会因王立军事件或者薄熙来的免职而中断,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再不会记在薄熙来的账上,煞费苦心的一步棋就这么胎死腹中了。

 

两会结束 被旅游维权人士陆续回家(图)

2012/03/18 


北京两会期间停靠在街头的值勤警车 .随着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的结束,一度在两会期间被当局带走的很多维权人士陆续重新获得自由,其中包括刚刚回家的江西省新余市两名前人大代表参选人。法律界人士说,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外拘禁属违法行为,显示中国在法制和人权领域还在倒退。

去年参选本地人大代表的江西新余钢铁公司职工魏忠平在2月28号被带到公司一个偏远的招待所之后,3月17号星期六才回到家中。期间他被限制人身自由,手机被收缴,甚至遭到毒打,而关押他的人 并非司法机关,而是本单位武装保卫人员。

魏忠平说,自己被限制自由是因为当局害怕他在全国两会期间添乱,但他只不过从事了一些法律所允许的公民维权行动。

魏忠平说:“我说实在的,也没有参与什么事情,最多就是一些访民或员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他们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咨询一下怎么去维权。(当局)他们害怕在两会期间我们会有更多的关注,在微博上、网路上把许多真相公布出来。它还怕两会期间上访的人多,因此要控制起来。”

新余市另一位维权人士在3月2号中午被城北街道办事处治安队和信访办人员带到城外一个偏远的休假小岛上,不让离开小岛,手机被没收,不能与外界联系。他也在3月16号星期五回到家中,在被限制自由的两个星期里没有看到任何相关法律文件。这位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详细讲述了自己被法外拘禁期间的遭遇,但因为答应了当局不能在回家后的三天内上微博或接受媒体的采访,所以要求记者不透露他的身份。他说,为了年幼女儿的安全,自己被迫接受了当局的非法要求。

*江西刘萍依然失踪 疑被重点镇压*

新余市另一位前人大代表参选人刘萍3月6号到北京后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美国之音星期天多次试图跟她联系,但她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她的朋友魏忠平说,他们几个好友曾约定每天24小时不关手机,如果手机不通,最可能的情况是被当局限制自由。魏忠平担心新余当局这次会把刘萍当作是重点镇压的对象。

魏忠平说:“每一次我们被学习、被软禁,她都会比我先出来、早出来,这次不一样。这次我出来以后,到现在都打不通她的电话。这次因为她是从北京被押回来的,可能问题更加严重。现在她人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 ”

去年参与过广东江门市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律师王全平说,依据中国的法律,只有公检法机构才能依法限制人身自由,江西新余市当局以法外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显然是违法行为。

*律师:法外拘禁 地方当局公然违法*

王全平说:“我听他们讲过这个情况,就是带他去旅游,带到某个地方,某个宾馆,去住几天,跟他们聊天。如果是这种情况,只要他不愿意,这就构成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这是违法的。 ”

王全平说,法外拘禁的行为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反映中国的法制和人权状况在严重倒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封丽霞去年撰文批评一些地方当局常常超越法律,以维稳为名,围堵和非法拘禁维权人士,结果维稳资源消耗大,但社会矛盾并未减少。分析人士和受到非法拘禁的维权人士说,地方官员采取这些违法行为是为了执行中央要求的维稳高于一切的政策。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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