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红颜薄命”不是指唐懿宗年间那个与隔壁书生偷情，在粗俗愚钝的武夫丈夫鞭下丧命的美女步非烟，而是指那个与“左倾社会主义”偷情，被中央当局扣上“文革”帽子而终结政治命运的红二代薄熙来。大概连局外人都知道，63岁的薄熙来30年仕途可能已经画上句号。“红”颜“薄”命用在这里忽觉有那么几分神似。
薄熙来的红二代身份，辅之以强势的个性，主政能力令人侧目，让他在仕途平步青云，15年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委副书记升至省委常委，8年后又入中央政治局。加上他俊朗的外表、幽默的谈吐、开放的作风，让他获得了明星般的待遇。这在庄重有余，活泼不足的中国政坛，几乎是个特例。
主政重庆的四年，由薄熙来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极具魅力又充满争议。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低保和大病医保制度、国企红利补贴小微企业、建设“5个重庆”，这一系列重在“分好蛋糕”的做法，让重庆人找回了社会主义的感觉。但“唱红打黑”却引来争议无数，在反对者眼里，重庆模式是极左思想的回归，是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是逆历史潮流的个人政治投机，是政治个人崇拜主义的抬头。温家宝在答记者问中两提《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对“重庆模式”中的集权有所指。
但反过来看，在一个连主管法制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成了黑帮保护伞的地方，依靠法制打黑，可行吗？这个时候，要动一动欺行霸市，乃至草菅人命的黑道，没有一点“个人意志”根本不行。在不同流合污就被看成另类的官场，要做一点“特性独立”的事，那不亚于趟地雷阵。从这一点看，薄熙来够爷们!
“集体领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让你做一个选择题，要一个平庸无能的领导集体，还是要一个有强势领导的集体？相信大多数人会犹豫再三，但最后会说，要一个有强势领导但内部民主的集体，这问题便来了。一个董事长领着八名董事，董事长说向左，董事说向右，那就得向右。但右是一条错误路线，你骂董事长是傀儡；董事长执意向左，你又批董事长独裁。所以骂人容易，想清楚了骂的不多。
薄熙来的错误不在于“唱红打黑”，毕竟除了黑本身，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欢迎黑。你不喜欢红，也没人用枪逼着你唱，只需动一下拇指切换频道就是。薄真正的致命伤在于，他像那个闯进天庭的齐天大圣，“功高震主”不说，还与主流派神仙公开较劲，表面上是“分桃子重要还是做桃子重要”那样的路线之争，实际上是谁是妖谁是仙的角力。人间妖魔多成那样，潜台词是，神仙干什么了？纵容那些妖魔的神仙又是谁？在一个组织内，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步骤解决，而不是让它一天爆发，那就不亚于原子弹，会让组织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这是理解今天要求“保持组织纯洁性”的另一个角度。
薄熙来的政治实践，值得反思，但也值得总结。民生，呼应的是贫民的诉求；唱红，填充的是信仰的真空；打黑，弥补的是正义的缺失。当腐败官员与权贵资本联手在世道人心掘下三个大洞后，薄熙来回归社会主义道统的努力是水到渠成并一呼百应的。
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微薄上挺薄倒薄的不分伯仲，但普通重庆人普遍有这样一种情怀，“不喜欢一些局外人去评价你的婚姻是否幸福，可以说薄好或者不好，但不能说重庆人是傻子、是僵化的奴隶。”“薄熙来，只要你还来重庆，有机会我一定去现场见见你，仅仅因为你让我们过了几年安全感强的生活。”
“重庆模式”作为重庆和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出现的一种改革探索，从目标层面看，回应了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无大碍；从内容和手段看，则有几味药不对路的问题。但比起不作为主义来，多元试错的实践本身值得尝试。至少警醒我们，中国需要药方，但不要毒药和过期药方。很难想象，重庆过去几年形成的“重庆模式”会出现180度转向，那可能才是真正的折腾。
红颜薄命的原因不在红颜，要么是红颜遭权势抢夺，要么是红颜不忍强暴而偷了情。在公平正义成稀罕物的社会，我们应允许与“公平正义”偷情式的改革。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自古红颜多薄命，独留青冢向黄昏”。薄熙来靠边站了，重庆的社会主义不能就此走向坟墓。我们社会的三个大洞还在，谁来填？怎么填？这是“重庆模式”的继承者必须深思的大议题。
最后一句，给美猴王戴上紧箍咒，猴子就会成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孙行者。不过，这猴子得先压上500年再说。
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但它依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佳选择。与自由资本主义共存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中国别无选择。
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国。不过，这次他们试图理解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曲线，而是它的政治轨道：历经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否可能偏离正常的轨迹？全国人大多被外界看做是一枚“橡皮图章”。它的观察者未曾预料今年的人代会最终以一场戏剧而落幕——一年后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他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次日，薄熙来这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地方领导人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温家宝的表态让外界了解到，在有关中国如何发展转型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他的这番言论还引发了外界对所谓“中国模式”及其优越性的新一轮思考。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以及政府在市场及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
近年来，由于西方经济体相继爆发危机，中国模式在西方世界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中国模式，有多种称呼，如“威权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看做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治国方式是否是中国的最佳选择？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是其拥抱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场资本主义的试验。尽管当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势黯淡，但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市场资本主义的确改变了中国。
此外，西方领导人将“中国模式”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和他们当年对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导下苏联经济成就的敬畏之心是相似的。不过，中国领导人对掌管治理中国的难度心里非常明白。在私下场合，他们对现状的坦率和激烈情绪也会令人吃惊。对于这个制度的缺陷，以及一旦“控制室”出现问题将会导致何种局面，他们有着清醒的认识。
的确，中国模式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打造国家冠军企业、兴建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和经济下滑时作出迅速的反应。然而，这种制度在问责、透明度、民主的代表性以及法治等方面，它是做得很糟糕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近来可以说是向威权主义更近了一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目前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寻租”行为、任人唯亲、裙带主义、社会不公、不平等以及社会动荡等问题。
我曾问过一位中国领导人的高级顾问，中国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可向西方民主学习的东西吗？在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吐出了两个字：“选举”。在中国政界，一种共识似乎正在悄然形成：中国迟早将走上漫长而痛苦的民主化道路，以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
然而，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动摇了中国政府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信心，也使其变得更为低调和封闭。
当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启用市场力量结束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消费者人群，放松了社会和政治管控。然而近几年，市场力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倒退，而政府和国有企业正在大踏步发展和壮大。
在寻求资本、投资、公平竞争或法律保护方面，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和央企越来越比私营企业享有优势。
与以往一样，在今年年底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前，将是一段政治紧张期。随着中国模式带来日益增长的财富，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日益高度集中。目前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权力能够经得起问责吗？
我的担心是，当市场自由收缩时，伴生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同样也会收缩。中国模式在这方面的记录是糟糕的。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但它依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佳选择。与自由资本主义共存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中国别无选择。中国领导人虽然对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了如指掌，却不知道如何在不失去手中权力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西方国家眼下陷入混乱之际，他们还等得起。
本文作者张力奋，是FT中文网总编辑兼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 不尽怀念滚滚来……
2012/03/20 |
作者：马门列夫 强国论坛
怀念毛泽东时代很启发人。
1，怀念人人学习白求恩
“五六十岁的一代人，都读过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当代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他的事迹，现在拿出来也是楷模。他是世界知名的胸外科专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当年，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每月只有5元津贴，毛主席为照顾他，特批了每月100元，但他坚决拒绝；受伤战士要输血，他挽起袖子，“我是O型血，抽我的！”一抽就是300毫升。另一个战士失血过多，他又毫不犹豫献血300毫升。”
2，怀念‘五种人’
“我们让年轻一代重温这篇经典，就是让大家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3，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精气神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还很穷，吃饱饭都是个问题，但大家精神振奋，干成了很多大事，也高高兴兴走过来了，就因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劲头儿，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们的精神状态对于建设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困难、复杂的时候，精气神更加重要。”
4，怀念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亲自树立的雷锋这个典型，至今也令人信服。雷锋没有念过大学，牺牲时年仅22岁，却留下了9本雷锋日记，20万字，感动了很多人，教育了一代人。他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你看，一个“有限”，一个“无限”，多么富于哲理！“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用“春夏秋冬”作比喻，很生动，很贴切，还有些诗情画意了。他不但“好事做了一火车”，连日记也写得很有文采。”
5，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传统
“现在大学生在课堂上虽然能学到不少东西，但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不利于他们今后的工作。我们创造条件，让大学生到工厂去实习，到农村去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有机会去接触工人、农民，将使他们终身受益。当代大学生，就应该继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传统，在念书的阶段就联系工农大众，进行适量的社会调研，而不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样对书本上的东西也会有更实在、更深刻的理解。”
6，怀念人民创业的光辉历程
“可我们是在说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好话，讲人民创业的光辉历程，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7，怀念毛泽东时代强烈的幸福感
“幸福感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知，又有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比如上世纪50年代，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但绝大多数人内心一片光明，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那时的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幸福感。”
“幸福感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达”所决定的。只要能真正让千家万户感觉到，我们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让更多市民感知，我们的社会是安全的，是有公平正义的，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让大众信服，我们反腐败是坚决的，对坏分子是严惩不贷的，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8，怀念毛泽东时代干部队伍风清气正
“敢于叫硬，而且常抓不懈，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风清气正。”
9，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三同”
““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一些三四十岁的干部，到农村已经很不适应了。同劳动还行，无非是出点力气，咬咬牙还能挺过去；同吃就比较费劲了，坐到桌子上就开始犯嘀咕，干不干净呀？味道行吗？最困难的就是同住了，尤其在山区，条件更艰苦，一会儿嫌被子有味儿，一会儿怕老鼠臭虫，真是不适应！”
10，怀念当年大寨人的劲头儿
幸福不会从天降，共同富裕是团结协作干出来的，不是靠救世主慈善恩赐出来的，也不是竞争‘争’出来的。
11，怀念毛泽东时代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重中之重的事情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是我脑子里最大的课题。我们要努力让老百姓，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经济发展了，“三大差距”却扩大了，就有违科学发展观’，就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怀念也反映一种追求，就是追求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
横眉冷对同胞 俯首甘为洋奴
2012/03/20 | |
神州观察：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可惜自己的同胞得不到文明对待，只有洋人享受高人一等的礼遇。说中国是洋人天堂，一点都不过分。
上周四，有位在北京怀柔经营民俗度假村的美国人发现两匹爱驹失踪，警方接报当即派出警员带村民协助寻找，一行人花逾四个小时，小跑二十多公里，终于寻回失驹，送还洋主人。
类似雷锋式「好人好事」在神州屡见不鲜。上月有位骑单车环游世界的日本人在武汉丢失「战车」，报警后发微博求助，有五万当地网友响应，协助寻找，单车最终失而复得。
从网民动员寻失车到警民合力找失驹，社会爱心、民间关怀以至公权力的高效运作，让人叹为观止。只可惜，厚待和礼遇往往只惠及洋人，国人同胞向来无福消受。
同样是单车失窃，遭遇却华洋有别。日前一位骑单车游历神州的内地青年，在东莞丢失单车后报警及上网求助，但至今音讯全无。很多失主向当局求助都有类似经历，不是遭到奚落，就是一副爱莫能助的冷漠回应，结果无不石沉大海。
曾站起来 又跪下去
中外不同、洋人优先的双重标准无处不在，外国人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已见怪不怪。由上至下，从南到北，涉外事宜再小也是大事；老百姓的问题即便关乎人命，再大也是小事。
外国企业在华经营，不仅可获税务优惠，地方政府更处处开绿灯。不少观光景区、车站机场，甚至机关大楼，「外宾专用通道」、「外宾优先通道」随处可见。老百姓身为「国家主人」，只有低一等的贱民待遇，跟百年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简直是异曲同工。
大小官员对洋人讲礼貌、讲文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有求必应，对自己同胞却是另一副面孔，不可一世、恃权凌人、爱理不理。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已经成为「人民公仆」共同基因，这不仅是国人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最不堪的是，领导人口口声声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官员却个个以当二鬼子为荣，想方设法为家人弄外国护照，自己当「裸官」，一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出国当「二等公民」。
横眉冷对同胞，俯首甘为洋奴。当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多年过去，老百姓在洋人面前又跪了下去。如果礼仪之邦只是对洋人而言，大国崛起不过自欺欺人而已。
| | 辣椒城 | |
| | 考古学家发现7世纪罕见床葬遗迹及黄金十字架(图)
2012/03/20 | |
中央社
“床葬”遗迹中的逝者头颅及陪葬的黄金十字架
考古学家称，他们发现的是一具7世纪青少年的骨骸
据“中央社”报道，英国考古学家在剑桥附近发现了一处相当罕见的“床葬”坟墓，其中有一具7世纪青少年的骨骸与十字架、小刀和玻璃珠包等物品，融合了异教墓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令考古学者“兴奋不已”。
据报道，考古学家在剑桥附近偶然发现了一具7世纪青少年的骨骸，这具骨骸和1个黄金镶石榴石十字架、1把铁制小刀、1个玻璃珠包一起被埋葬在床内。 专家表示这种坟墓相当罕见，并非盎格鲁萨克逊人典型的墓葬仪式。英国仅发现过十几例这种“床葬”，死者胸前佩带十字架的情况先前只出现过一次。 一名考古学家指出，这种墓葬仪式为他们提供了线索，并揭露盎格鲁萨克逊教徒改信基督教这段过渡时期的文化。 剑桥大学考古学者狄金兹(Alison Dickens)指出，这名死者是基督教传入英格兰后不久就改信基督的早期基督徒。 这座陵墓约在公元650年至680年间建成，但直到一年前，才在剑桥外的特兰平顿草原(Trumpington Meadows)一角被人发现。 考古学者狄金兹说，这座墓碑很有趣，因为它混合了不同的陪葬品传统，刀子、玻璃珠包与基督教十字架放在一起。她说，这座坟墓象征“一个信仰体系的终结与另一个信仰体系的开始”。 据悉，墓葬内这名青少年的黄金十字架约3.5厘米宽，上面装饰有石榴石，表明她是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她年约15岁，但遗骨未经放射性碳定年法或同位素分析鉴定。这些科技有助学者了解她在哪里生活、如何长大。 附近还有3座盎格鲁萨克逊遗迹，但并不清楚这些死者彼此的关系如何。
| 曹操发迹地发现巨大佛像坑 佛像级别史无前例(组图)
2012/0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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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
佛头出土。本版供图邺城考古队
北齐佛教造像。
发掘现场。
出土的彩绘佛造像。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部，扒开5米厚的流沙层，发现了一处不规则的埋葬坑，内部惊现佛教造像近3000件(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葬坑。
□发现 佛像埋葬坑出土 曹操墓——西高穴大墓，曾经引起全民考古关注。就在它的正西偏南，是曹操发迹的邺城，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后居住于此，曹丕称帝以后成为五都之一。 2012年春节期间，在邺城遗址东部北吴庄，发现了一巨大的佛教造像埋葬坑。3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报了这项重要发现的最新进展。回忆这处佛教造像埋葬坑的发现，邺城考古队队长朱岩石博士仍含惊奇之色。 据介绍，这处埋葬坑位于已知东魏北齐都城邺城遗址东城墙东侧约3公里，即邺城考古队推测的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内。朱岩石说，邺城考古队近些年一直在苦苦找寻外郭城的踪迹，不断有重要考古发现。 今年1月上旬，在北吴庄北漳河滩沙地内，邺城考古队注意到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比如发现一些汉白玉碎石，于是决定在此进行考古勘探。1月10日，考古人员发现了这个佛教造像埋葬坑。鉴于遗迹的重要性，很快便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有近3000件佛像 当考古人员在现场进行了RTK高精度定位测量，使用全站仪布方，然后去除上部5米左右厚的流沙层时，“所有的人都傻了”，朱岩石说，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个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的不规则方形土坑。从中发掘出土编号佛造像2895件(块)，造像碎片78个自封袋，达数千件。根据发掘过程中的粗略统计，有题记的超过百件，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造像。根据造像特征、题记年代等初步确认，这批佛造像时代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另有个别北魏时期青石造像，亦见到个别唐代风格造像。 □价值 佛像级别史无前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本次考古发现意义重大，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南北朝、隋朝、唐初时期重要考古发现之一。佛寺、佛像这样级别的发现史无前例。 王巍介绍，这次的考古发现的意义首先在于位置清晰准确，层位关系均有科学记录。这是目前所知建国以来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葬坑。本次邺城出土的这批佛造像反映了都城级别的佛教文化在当时的发展程度。 其次，本次发现年代清楚，前后衔接。这批佛造像的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北魏晚期、东魏、北齐、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前后衔接，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 同时，本次考古出土的佛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色彩艳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泓介绍，这批佛像多为背屏式，另有部分单体圆雕的佛和菩萨像。很多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安全保障 将设置专门派出所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考古发掘期间大量公安干警在现场设立警戒区并昼夜执勤，武装特警负责押运出土文物入库保存。 邺城考古队启动了抢救发掘的紧急预案，除在现场的邺城考古队研究人员和技师9人外，火速通过考古研究所抽调了研究人员、文物保护专家、考古技师10余人赶赴现场参与相关工作。 为妥善保管出土文物，当地政府特意拨出专款添置安装远红外监测、视频监测系统的安保设备，相关人员24小时巡逻。此外，还将在附近专门设立派出所，确保文物安全。 □文物保护 色彩保护成大难题
本次出土的佛造像，除了部分无色外，很多都色彩艳丽。如何保护佛造像颜色成了一大难题。
朱岩石队长介绍，有关专家已选取最小的碎片，进行色彩等技术分析，以形成预案推广运用。 早在发掘时，在文保专家的现场指导下，出土佛像均进行三层包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表面色彩、贴金等装饰不受损失。第一层宣纸包装用于平衡湿度，第二层气泡塑料薄膜包装用以防摩擦碰撞，第三层塑料薄膜用以密封。 据介绍，目前色彩保护、金箔装饰的加固、近3000块碎块的拼接缀合这三项难题形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经国家文物局和河北省文物局的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针对这批文物的特性制订详细的保护方案，并将陆续实施。
□待解之谜 是否源自灭佛运动 这批佛造像是什么时间、由谁埋入地下的？这背后有怎样的一段历史？ 杨泓介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灭佛运动和佛像痤埋制度。前者指的是因反对佛教，将佛像砸碎，杂乱填埋。后者指的是佛教信徒为了做功德，看到古代残像就收集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埋下，有的还在上面建塔。 杨泓分析，从考古中发现，这些佛造像的摆放杂乱，可能属灭佛而非痤埋。另外，我国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灭佛运动，其中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统称为“三武灭佛”。鉴于本次出土佛像中，发现了个别唐代风格的造像，杨泓推测这批佛像可能源于唐代灭佛运动。 但这些零散的碎块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埋藏坑与具体遗址或古代寺院遗址是否有关系？它对于东魏北齐邺城南城外郭城的探寻能够提供怎样的线索？还有待后期研究揭开谜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