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以权力斗争解读重庆事件过于浅薄 2012/03/23

多维新闻/由王立军出走到薄熙来被免，这场肇始于重庆的政治事件仍在发展。曾在轰动一时的重庆李庄案二审时担任李庄辩护律师的陈有西认为，现在重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李庄案和王立军事件本身，而是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又一次重要选择，因此，如果简单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无疑是过于表象和庸俗的。 日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陈有西这位在中国知名的律师认为，重庆事件是中国坚持改革路线30年后，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的大问题。对于3月14日温家宝让重庆反省的讲话，他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他说，其实重庆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模式，无论唱红保持正统思想、还是打黑惩治恶性犯罪，还是惠民发展经济，各省一直在做。 “重庆之所以自我造势成一种‘模式’，只是把大陆中国近年的一些极左思潮，利用地方极权，违背多数干部的意志，搞一言堂，特别是滥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极端化地付诸实施、通过‘唱红’表达出来而已。”陈有西这样说。 陈有西表示，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高干子弟中有很开明进步的，也有很守旧顽固的，还有很极左极端的；青年团成长的干部中有很多很优秀的有民本思想的，也有很趋炎附势、非常平庸的。思想观念也是互相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他认为，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 对于自己的观点，陈有西阐述道，中共党史里一直有很多的路线斗争记录，特别是新中国时期，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斗争，因为毛主席时代不管谁施政，基本路线都没有大的变化，说不上路线的改变。而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30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他认为，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对于重庆的“唱红打黑”陈有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 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打黑，从邓小平彭真1983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他说，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中国的死刑是国际上最多的国家，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而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拔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产，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产，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着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谈及重庆的一些惠民政策，陈有西说，惠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执政理念。也是重庆现在很多人怀念前主政者，为其评功摆好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的不完全的重庆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负债，二是处理打黑资产，三是利用身份获得其他省区和中央企业和银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压态势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虚假数据和评级，七是加大唱红正面宣传力度。这些措施中不能说没有出于政绩努力的正确做法，但随着重庆经济真相和财政数据真相的揭示，重庆是真正的有发展后劲的经济成功，还是导致严重后遗症的形象工程，社会才会明白。 对于重庆下一步，会不会带来一种政治新局面，他认为有待观察。最大的可能是不折腾，保持表面上的表态一致，平稳过渡到十八大，对人也软着陆；这种方法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无法消除唱红的意识形态基础，甚至会有人怀念那种“唱红打黑”，为下台人物叫屈；重新掀起唱红打黑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会保留下来。一种是揭示真相，把重庆的所有真相，包括冤案的复查、经济全局和数据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人民，让人民知道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知道重庆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最终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 谈及改革，陈有西认为中国改革目前面临着多种情绪，一种是怕改情绪，一种是急躁情绪。有的主张改良，有的则对改良完全没有信心。对形势判断也大相径庭，有的认为政权很强大没有任何危险，有的则认为危机四伏随时会有大事发生。 陈有西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一是要从7,500万党员开始，从党内民主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很有可能导致失控；二是落实宪法和选举法的原则，参照广东乌坎模式，尊重人民的选举权；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宪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超脱的法院，为政治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提供一个理性解决的途径，维系社会公平；四是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越势，逐步放开舆论控制，让人民有独立判断力，用公开化制约权力揭露问题反腐败。六是利益集团要有胸怀和危机意识，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七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和解。 目前的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 、意识形态矛盾，都非常严重，社会层级分裂，他认为，执政者应当要有一种和解和超越自我利益格局的胸怀。 陈有西，1955年生，浙江宁海人。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1999年专职从事律师业，2007年组建京衡律师集团。曾获《时代周报》2009年年度“时代人物”、《都市快报》“年度新闻人物”、《中国律师》2010年度新闻人物、《中国新闻周刊》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位中国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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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