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　

　　中国大陆着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美国今年的傅利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以表彰他对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

　　美国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29日宣布了这项消息。美国之音引述卡托研究所报导，今年83岁的茅于轼积极倡导中国大陆建立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努力推动公民社会和自由。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默(Tom Palmer)称赞茅于轼在研究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的时候不忘推动公民权益，并把社会平等视为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巴默说：「他努力推动经济自由，让民众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还唿吁坦诚审视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寻求改善政府问责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方法。」

　　报导表示，茅于轼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指出，这是对中国大陆所有自由促进者的鼓励。

　　茅于轼于1993年创立独立智囊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倡导市场经济改革，经常就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发表看法，对促进社会公正勇于建言。

　　茅于轼在今年大陆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前曾经指出，市场本身会造成贫富差距，但大陆在市场之外还有特权，大家讨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

　　他分析，公有制会使大家都饿肚子，而特权问题最终和公有制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消灭特权，也必须得实行私有制。」

　　他说，「所谓公有制就是有人可以管全民的资産，这就是特权的来源。」

　　傅利曼自由奖2002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傅利曼之名设立，每2年颁发一次，表彰对推动个人自由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年的颁奖典礼订于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奖金25万美元。

环球时报：给茅于轼的忠告 2012/03/30

环球时报 让我们多寻找“普世”的东西与中国现实的结合点，而不是制造两者的对立面。让“普世”的好东西给中国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别让我们首先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经济学家茅于轼获美国智库颁发的弗里德曼自由奖，它两年颁一次，奖金额25万美元，属于西方较大的奖项。近年来中国自由派人士在西方获政治类或变相政治类奖项的人在增多，与中国其他名人在国际上获奖频繁大致同步。 给人一个总印象：中国崛起给中国人在世界上创造的机会相当全面，中国国内的著名自由派也以特殊方式从国家发展中获益。 与中国数学家、钢琴家、名模在世界上获奖相比，中国的自由派们在西方成名，对中国崛起并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依赖更大。如果中国的地位对这个世界无关紧要，中国自由派的国际地位也将贬值。 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更难说他们给中国社会平衡制造的难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所有这些思考有意义的前提，是中国当前的强劲发展得以延续，而不是中断。 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自由派人士在舆论中的声音很大，但他们确需对自己在中国社会的位置做更客观的摆正，公众也应有更宽的视野。自由派人士处在相对激进的角色位置，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很难成为主流。 西方给予中国人的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中国当然不是那辆卡车。所以很多事情的利弊都不是绝对的，激进思想未来再主导中国很难。在中国这个合力的大熔炉里，会有很多歪打正着，或者正打歪着的变形发生。谁都别轻易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 今天能完全看清国家的“正确道路”非常难，而且对“正确性”的认识，每一代人会因利益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把形而上的东西放在判断力的最高位置，也不应只限于知识精英的思考框架。我们应紧扣中国当代大多数人的福祉。 让我们多寻找“普世”的东西与中国现实的结合点，而不是制造两者的对立面。让“普世”的好东西给中国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别让我们首先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希望在西方获“政治奖”的中国人，能跳出这些奖项针对中国的公开或潜在含义，创造性地摆脱西方颁奖与中国社会对之警惕形成的困局，将自由派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最大化，负面风险最小化，做各国社会转型中最具建设性的自由派精英。 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茅于轼终于获得主子的奖赏 2012/03/30

茅于轼终于获得主子的奖赏 作者：强国呐喊　　乌有之乡　 凤凰财经讯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今日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 评：可喜可贺啊，经过多年的努力，茅于轼终于获得美国主子的奖赏，美国主子还有很多奖，诺贝尔、奥斯卡、码头奖等等，以前我写过吴敬琏离诺贝尔奖不远了，看来吴敬琏还要努力啊！ 茅于轼在接受《中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评：这个奖是主子讲给你的，不要牵扯别人，茅于轼一直反对国家有关部门设定18亿亩农业耕地，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农业，从而向全世界采购农产品，最好是向美国采购农产品进而可以帮助增加美国农民的收入。茅于轼作为经济学家，难道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生产粮食，国际粮价会是天价，中国买得起吗？茅于轼这么为美国农民着想，主子哪有不奖励之理？ 茅于轼1993年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等经济学家联合发起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独立智囊机构，致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他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7年和清华大学的秦晖一起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中国知识界10年影响力人物。 评：天则经济研究所一直是美国人资助，如福特基金会；茅于轼很坦然地说：“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钱真的那么好拿么？据世界银行的人私下透露：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主要作者有天则研究所的人。 消息出来后，任志强、潘石屹等众多名人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博表示，“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评：茅于轼多次痛骂新《劳动法》，认为新法设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额定工作时间是一部恶法。他认为工人就应该服从老板的指挥无条件的无报酬的加班。另外茅老先生要求国企员工大幅度降薪从而带动民营企业的员工大幅度降薪从而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任志强却说：“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不知是赞扬茅于轼呢还是讽刺茅于轼？任志强你亏心不亏心呐！茅于轼明明是为你们富人办事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设立于2002年，是为致敬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设立，两年评选一次。此前曾授予秘鲁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 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颁奖仪式将于2012年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 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求学者。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了后进国家学术的风向标，而后进国家也欣然接受美国的学术规范、思想观点以及话语体系。 而这些后进国家的求学者就这样带着服从美国财团、基金会利益的学术观点回国，并且有些还担任着关键职务，对后进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拿大学者克莱恩著写的《休克主义》就描述了在美国巨头主导，后进国家内部有人配合的情况下，以激烈手段彻底实行自由市场及私有化政策，带来的不是“短期阵痛”后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广大民众的悲惨处境。这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我没有证据证明：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就是【芝加哥男孩】。但我们要警惕啊！ http://qgnahan.blog.163.com/blog/static/20483914120122308543111/